宋儒为何选用四书作为基本经典——四书究竟讲了些什么（一）

作者：钱逊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初二日甲辰

          耶稣2019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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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为什么选《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编为四书，取代五经作为传承儒学的基本经典？基本的理由是要接续儒学的道统。

“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

一

四书，包含《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种书。《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宋代程颢、程颐两兄弟，即二程先生把这两篇提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四书，用以教弟子。

朱熹继承这一做法，并用大量心血、精力为四书作注。自30岁便下功夫，六十七八岁改犹未了，前后40多年。直到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的注。他为四书所作的注，《大学》《中庸》称《章句》，《论语》《孟子》称《集注》，后人集编为《四书章句集注》。

宋儒对四书的推崇和提倡，在儒学的发展中引起重大的变化。在此以前，从汉到唐，儒学的学习、传承都是以五经为主，而在宋儒特别是朱熹大力提倡之后，四书取代五经成为儒学传承的主要经典。至元代，科举考试规定以四书为主要范围。从五经为主到以四书为主，是儒学发展中一次大变革，标志着儒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四书的四本书，《论语》是孔子去世后，孔子的弟子编纂的，记录了孔子同弟子们的对话和孔子日常言行，是反映孔子思想最重要的经典。《孟子》是孟子与他的弟子共同所作，记述了孟子的思想。《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四本书虽独立成篇，内容则有一定的联系。《大学》的作者，古籍中未见记载。朱熹认为，《大学》中第一章经的部分是曾子记述孔子的话，其他传的部分则是曾子弟子记述的曾子的意思。《中庸》的作者，《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子思，孔子嫡孙，受教于孔子弟子曾参。孟子又受教于子思的门人。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四本书合在一起，反映了从孔子经过曾参、子思传到孟子这样一个传承关系。

二

宋儒为什么选这四篇编为四书，取代五经作为传承儒学的基本经典？基本的理由是要接续儒学的道统。

道统的问题最早是韩愈提出来的。韩愈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认为儒学有一个从尧舜禹汤传到文武周公，再传到孔子孟子的道统，而孟子以后就中断了。宋儒继承这个说法，而且认为到程氏两兄弟发现《大学》《中庸》，才接续了中断的道统。

朱熹给《语》《孟》《学》《庸》四本书的章句、集注写的序言，对此有所说明。从几篇序中可以看到，导致孟子以后不得其传主要有两大因素。儒学自身的学习传承中“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经典研究流于单纯的记诵和繁琐的训诂、考据，而忽略和淹没了尧舜以至孔孟所传大道的主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儒家修身成人之道衰微而佛道流行，占据社会主导地位。此外，又有“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

那么，为什么选择《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本书？

关于《论语》，朱熹说，“圣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极，万世之标准也。古之学者，其始即此以为学，其卒非离此而为道。穷理尽性，修身齐家，推而及人，内外一致。盖取诸此而无所不备，亦终吾生而已矣”。认为《论语》“为学者最先所必治，亦为学者最后之归宿”。

关于《孟子》，韩愈说，“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子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子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认为孟子是独得孔子《论语》的真传，所以，延续道统首先以《论语》《孟子》为本。

关于《大学》，《大学》提出大学之道三纲领八条目，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后人“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特别是《大学》提出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可谓儒学思想最概括明白的说明，所以是“初学入德之门”。

《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论天、性、道、教的关系，提出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內容：性与道合一，天道和人道合一思想的基础，与孟子人性思想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有内在联系。朱子曾说《中庸》是“《七篇》（《孟子》）之所自出”。“……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絜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至其（孟子）没而遂失其传焉。……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其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程颐说，《中庸》“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物，末复合为一理”。《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阐述天、性、道、教的关系。由此而提出“道不可须臾离”“君子慎其独”等君子修身立德之道。中段散为万事，末章回到君子修身之道。从为己慎独开始，层层深入，至于圣德化人、无声无臭、同于天道的境界。中心亦是说君子修身，为己慎独。

从具体内容看，《大学》《中庸》强调“道不远人”“道不可须臾离”“君子之道费而隐”；要“切问近思”“极高明而道中庸”，从日常生活实际问题入手学习修养，反对脱离实际问题作玄虚高远的空论。《中庸》兼谈未发之中和时中，重点在时中。通篇反复申言中庸之难行，强调对中庸应“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批评“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批评“素隐行怪”“半途而废”。说“道不远人”“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君子素其位而行”，等等。

《大学》《中庸》还提出“诚意”“慎独”的思想。朱熹说，诚意慎独是诚身之本，“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而《中庸》提出“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以及“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诚之道。朱熹注，“所谓诚者，实此篇（《中庸》）之枢纽也”。

所以，《大学》《中庸》二篇，契合于当时纠正儒学自身发展中不越乎语言文字之间，大道之要不彰的弊病，和抵制佛道虚无寂灭之道的要求。四书的提倡传承，彰显了儒学的根本精神，很好地解决了当时儒学发展中的这两个基本问题。正因为如此，四书才成为以下数百年儒学传承的基本经典。

三

从《语》《孟》《学》《庸》四书内容看，宋儒之所以重视四书，以四书教弟子，大体如此。朱熹又谈为学的次序，说“圣人作经以昭后世，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为无所用心矣。然去圣既远，讲诵失传，自其象数名物训诂凡例之间，老师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于新学小生，骤而读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旨要归也哉。古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

对于四书则说：“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并说，“《中庸》虽《七篇》之所自出，然读者不先于《孟子》而遽及之，则亦非所以为入道之渐也。”

他还特别指出，应先《孟子》而后《中庸》。可见朱子“确有指导学者入门力求易简之一趋向”。这也是理解宋儒所以以四书代五经的精神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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