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第二期“慈善文化会讲”综述

来源：主办方供稿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初八日庚戌

          耶稣2019年3月14日

2019年2月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主办的第二期“慈善文化会讲”，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顺利进行。

“慈善文化会讲”作为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慈善文化行动性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旨在通过“知行合一”的“行动性研究”，推动学界与业界创建、践行、传播“体用合一”的现代中华慈善。在观察和分析当下的中国慈善时，我们将传统的“体/用”思维作为一种分析框架，认为“体”是根本性的，表现为基本理念、规律与价值观；“用”是从生性的，表现为工具、行为方式、组织制度等等。我们以慈善文化为具体切入点，实则意在研究文化变迁过程中如何建立“新中体”与“新中用”，以及“体”与“用”如何合一的问题，最终目的是建立体用合一的中华新文化。本期会讲继续沿用“体/用”框架讨论慈善领域中的一些重要话题，本期主题是“儒家慈善文化体系与慈善组织之‘体用合一’”。二十余位关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学者与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

上午

会讲由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教授主持。康教授认为，在公益领域，价值观的作用十分重要，公益是要求利他的，但利己是人的本能，所以人千方百计地要控制利己，同时为利他提供理由和根据。近二三十年，我国慈善受海外的影响很大，比如在资金筹集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但是都没学不到骨子里，而且对自己的东西继承和总结的都不好。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根基，这些舶来品也无法生根发芽。所以，如何把本土的东西——比如足以支持现代公益的价值观和实践结合起来，是非常重要的。

01

李敬文化传统平台授牌仪式：

在与会嘉宾进行简短的自我介绍之后，是为李敬先生的“文化传统平台”举行“慈善文化研习基地”授牌仪式，由康晓光教授与李敬先生共同揭幕。基地也是“慈善文化行动性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和有效互动的落脚点，也是建立与推广成功模式的根据地。在前期的筹备工作基础上，基地的建设在今年正式启动，“文化传统平台”是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设立的第一个基地。“文化传统平台”自2014年以来，充分利用微信等新技术手段和线上社群载体，先后推出了《道德经》微学习、轻松学《易经》、解悟《管子》四篇、一起学《论语》等经典学习项目。由最初的一个人承担编辑工作，到数十人联合参与创作、编辑和志愿助教，渐渐形成了平台共建共享共益、学术互学互鉴互证的良好氛围，促进了“老师-志愿者-学员”之间的有机互动，构建出一个全面有机的、自组织的经典学习生态。平台作为研究院的案例之一，设立“慈善文化研习基地”也有利于双方的进一步合作。

02

庞景超汇报：《关于“体用关系”的研究综述》

这份综述是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慈善文化行动性研究项目”的前期理论准备之一，目的是澄清人们对“体/用”概念的误解，恢复“体/用”思维框架的本来面目，并继承使用它来分析慈善文化。其一，从“体/用”概念的源流来看，“体/用”观念萌芽于先秦，但尚未明确成为一对哲学概念，直到魏晋时期王弼以“体/用”辨析有无、本末，才赋予“体/用”明确的哲学意义。此后，“体用论”在中国哲学中一直保持着旺盛生命力，从魏晋玄学、六朝佛学、隋唐佛学到宋元明清理学，乃至近代以来回应西学冲击，“体/用”均作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出现。可以说，“体/用”是最能体现中国哲学运思方式的一对概念。其二，“体/用”概念可以分为三层涵义。第一层“形下义”也是其本义，“体”的本义是指有形质的、可以感觉到的具体事物，“用”的本义是指事物的实际作用、功用、用处。第二层“形上义”，“体”是指本体，即万物的共同本质和存在依据，是道，理，主，本，而“用”是指现象，即现实世界中的万物，也是事，象，辅，末。第三层“引申义”，体用的关系也被引申为如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内容和形式、必然和偶然、全体和部分、主要和次要、未发和已发、常住性和变动性、第一性和第二性等等，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近代的“中体西用”之说。其三，“体用关系”经历了三重演变。“体用相即”就是本体表现为超越经验事物又不离经验事物的“道”，二者本质上互相分离，同时又互相赋予对方存在的意义，即用显体，因体发用，二者的关系并非是绝对的统一，而是若即若离；“体用一源”即体用之间圆融自在：万用即含万理，而万理归于一理，体现了内在的超越程度；“体用不二”渊源自禅宗，由心学发扬光大，本体即现象、现象即本体。其四，近现代学人运用“体/用”思维进行文化建设的代表性观点，分别有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严复的“中体中用，西体西用”论，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其五，康晓光教授运用“体/用”框架分析文化融合问题，提出“中体西用新论”，认为走出近现代“体/用”困境的必由之路与最佳途径是返本开新，其基本策略包括创建“新中体”，赓续中华之“体”，同时吸收西方之“体”的有用成分，发展完善中华之“体”；创建“新中用”，根据中华之“体”，创造现代中华之“用”，同时博采众长，学习、改进、完善西方之“用”，以使其为我所用；以“新中体”解释“新中用”，为“新中用”赋予意义。由此，重建“体用合一”的现代中华慈善。

03

开放讨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建君教授认为，中西融合、返本开新的思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完全没问题，从文化源头、传统文化中开出一些对慈善或其他领域有价值的东西，是非常有意义的。“体用”完全可以作为另外一个哲学上的话题，比如探讨慈善文化之体在中西方文化中分别是怎样体现的，如何作为一种推动力量促进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适合新时代的慈善文化。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田凯副教授认为，放弃传统文化是不可能，关键是如何传承。台湾的林毓生先生讲“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个思路是大家都认可的，引发争论的，一方面是到底传统文化的哪些东西是值得传承的、哪些是不得不去更新的？另一方面如果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更新，那西方文化的渊源也很庞杂、流派很多，哪些要素可以对接？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所以中体西用这个话题是很有价值的。

中国孔子基金会德本教育滕树龙主任，表示高度认同这一议题，从根本处讲，如果要理解文化自信，就必须先理解体用关系。“体”就是“道”，儒释道都讲“道”，就是产生万事万物的本体。在闻道或证道前，是感受不到“体”的。“用”是可以感受到的，万物都是“用”。如果要更好地理解体用，要再加两个字——相和名。万事万物都有相，也都需要被命名。体用也确实是一如的，用表现为万物，而体是万物的来源。而且，不应该叫“创造”新中体，体是超越时空的，返本就是返到体。用就是“时”和“权”，用是随时在变的，礼之用随时变迁，体是不易的。

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教授做补充，之所以采用体用框架，还是要回到现实面对的问题来理解。我们学习西方的公益，无论是价值还是操作，学得并不好，所以试着找到一些立足本土的价值观。价值观并非全然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现实当中的文化不是纯粹的因变量，而是有自主性和生命力的，一旦形成之后，尤其是一些大文化，是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并且文化还会对现实的政治、经济有着强烈的反作用。如何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处理这个问题？这才选择体用框架，其实是强调文化和价值观的独立性和某种意义上的决定性作用。并且我们已经通过对扶贫基金会的爱心包裹捐赠人的价值观进行研究，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来解释中体西用背后的因果逻辑，证明现实当中“中体西用”是客观事实。所以，采用体用框架，是因为它既是本土的，又是包容性比较强的一个分析框架。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建君教授认为，慈善文化理念的背后有多个来源，中国的儒释道对慈善的理解各不相同，而且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中必然存在不同境遇的人，对待弱势群体，现代西方通过制度来解决，建设福利国家，中国古代通过基因来解决，在家族和社区之内进行回馈。中国历史上有慈善的传统，但每个人的理念和信仰是不同，西方慈善理念也有多种来源，如果笼统地找一个源流是找不到的。行为上看起来一样，但背后的动机是不一样的，那么哪个是体呢？对于“体用”，从哲学角度来讨论会非常有兴趣，但在慈善文化的角度，多了这些概念对于推动实践来讲可能并无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刘彧彧副教授认为，慈善自古有之，现在要返本开新。评价中国慈善文化现象，可以从四个维度来看。第一维度是元认知，也就是影响中国人慈善行为的思维方式，今天讨论的体用关系就是探讨这方面。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现象，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元认知。第二个维度是认知，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下习得的知识。第三个维度是动机。第四个维度是行为。慈善文化在中国表现出来的现象，一定也会受在演变学习过程当中习得的东西的影响。通过这种元认知的探讨，找到本源，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褚蓥老师表示对这一套理论思路是非常信服的，从成事的策略角度来说，可以参考前人故事。一方面，韩愈当年跟柳宗元等人开展了一系列辩论，另一方面，韩愈提出了一些方向，但只有方向不行，从唐代的新古文运动过渡到宋明理学，关键在于李翱，他的重要贡献在于提出《复性说》，其重要意义在于把韩子的方向理论化体系化，由此才能开出宋初三先生的体系，之后才有宋明理学。希望康老师进一步理论化体系化，把“中体西用”发扬光大。

04

康晓光教授主题发言：《古典儒家慈善文化体系概说》

康教授认为如果要解决当下面临的一系列“现代中国基本慈善文化问题”，就必须回答一个“前提性问题”，即是否存在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如果存在，它拥有什么样的内涵、逻辑与功能？所以，从现代慈善视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儒家经典文献，构建儒家慈善文化体系，并据此回答这一“前提性问题”。概括说来，儒家慈善文化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论；以仁为本的人性论；成贤成圣的人生理想；追求和谐的社会理想；以忠恕之道为核心的行仁之方；以“八条目”为阶梯的成己之道；以追求不朽和天人合一为归宿的超越精神。它们构成了一个完善的体系，指明了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以及实现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方式和途径，也为最广义的“利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切都要求，一个人，更确切地说，一个立志成为君子的人，以造福他人、造福社会、造福天下为己任。如果说“慈善”的内核是“利他”，而“利他”之“他”涵盖个体、群体、全人类、乃至整个宇宙，那么，儒家慈善文化足以支撑人类历史上最高尚、最纯粹、最完美的利他行为。今天所说的利他、慈善、公益等所需要的价值观和文化要素，在儒家思想中都完全具备了，而且远远高出不知多少倍。所以，儒家文化完全可以支撑现代的公益事业，现在最关键的是如何把这套东西落实到行动当中，把体和用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公益事业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05

开放讨论：

老牛基金会雷永胜理事长认为，人如果做到了儒家的仁，就是天然的一种慈善，不需要再附加解释。中国是把所有事情寄托于人本身，如果所有人都是圣人，社会就和谐了，而西方是通过制度来约束人，只要是人就要受到制度约束，不然就受到惩罚。可以从古代文化中汲取能为今天所用的东西，而不是直接让古代文化统领现代社会，“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还是有道理的。适用的东西才是好的，文化也要适用，适用通过市场体现出来。不管研究什么，人的生存发展才是最重要的，大部分人选择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所以文化也应该放在市场上去考虑。

文化传统平台负责人李敬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是效法自然，不能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实用和适用也有一个非常公允的自然法则，夫子提倡“志于道、据以德”，道德也是基于自然的存在，然后才“依于仁、游于艺”，如果脱离了自然，单纯以人为基础，很可能文化会陷入极端。不过依然要强调人的主体性，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镇、天地之心，讲的是人的责任，人一定是在自然的背景之下去进行活动。

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李守力高级研究员认为，创建新的慈善文化从体用关系这种哲学观入手是比较好的。第一，体用这种范式比较通用，儒释道和西方哲学都有体现，以它作为理论范式，可以进行哲学思考、理论建构。第二，与一百年来的历史也有关系，中国吸收了西用，而没有吸收西体，而废除经学则导致中体断了，一百年来已经产生极大的副作用，这是体用关系分裂的直接体现。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中体呢？因为虽然我们的经学道统断了，但是中国人和西方人还是不一样，中国人的特质、民族性格还是很明显的，文化基因不是简单就能抛弃的。文化基因的传递，不仅仅是来自经典，而是通过潜移默化，都可以追溯到儒家文化。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李德嘉老师认为，中国古人不讲慈善，但儒家的仁已经包含了慈善的表达，而且更高一些。仁相当于中体，用则是五花八门。严复翻译《论法的精神》时，翻译中西方“法”的概念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西文的“法”在中文中，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议。今天一些法学学者说中国古代没有民法，其实只是没有用法这个概念，按照严复的理解其实已经有了，只是没有用这个词汇，一样有类似的实践。古人在遇到类似的事情时，有自己的实践和理路。所以，体用关系问题是透过纷繁复杂的器用层面，来探讨中体和西体之间一些共性的东西，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处理同样的问题时，有不同的思考进路和方法，但在这些背后可能有一些共通的东西，这些是我们今天需要分析和把握的。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田凯副教授认为，目前当前社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价值取向多元化，面对任何一个社会事件，永远都会有两种以上针锋相对的观点。如何去判断一个利他行为的正当性呢？本质上是人己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这在当前的中国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政府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倡导的道德模范，共同特点都是牺牲个人和家庭利益，贡献给集体。儒家提倡的价值观是更符合人性的价值观，但与政府主导的价值取向是有矛盾的。当然社会上存在各种争论，是正常的，需要发展出一种进行解释和评判的理论。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吕鑫副教授指出，慈善未必是纯粹利他的行为。第一，现代的慈善法制度，在鼓励大家开展慈善活动时，采用的是利己化的方式。第二，能不能让自己的家人作为慈善信托的受益人？从现代慈善法的角度看，西方已经解决了，并且这种解决是有历史进程的。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提到慈善，使用的是“虔诚”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在基督教传统中，虔诚和慈善是一样的。虔诚是一种对宗教的向往，敬畏教会，帮助他人，既包括了对宗教的推崇，又包括了世俗的救济。所产生的问题是，当虔诚行为大量发生时，大量财产交给了教会，国王的利益就受到了损害。所以当时宗教改革的本质就是控制教会的宗教活动。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我们借鉴西方的慈善法律制度，与中国现阶段的慈善文化尤其是公众对慈善的认识放到一起时，就会形成一系列矛盾，包括与传统儒家慈善文化的矛盾。儒家要重新在当下社会发挥作用，就需要不断在一个个具体个案上发声，与不同的思想观念形成理论上的争锋，这样才可以真正推动去构建思想体系。

湖南世创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刘玄奇总经理表示，赞成讲儒家慈善文化作为“中体”，但在当下面临的问题，类似于唐宋时代的儒家，儒学受到佛法的挑战，但恰恰是吸收了佛法的要素，发展出了和时代结合的话语体系，迎来了新生。对《中体西用新论》中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实际上是提出一个问题——在当今世界诸多文化之“体”之下，在一个更深的层次里，是否还存在着一个各文化共同的“体”，而当今的各文化之“体”仅仅是它的“用”。存在这样的“大道”吗？——如果要找到大道，就应该用时代的思想去理解它，跟各种思想对话，求同尊异，然后探讨在这个时代如何去做慈善，如何影响这个时代。即使经学已经中断了，但中体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里了，百姓日用而不知，但我们应该让大家去知，用当下的语言去表达。

中国扶贫基金会陈红涛常务副秘书长从实务的角度谈自己的理解，古典儒家慈善文化完全可以成为当今慈善文化的体，不过这个体让所有人都认可，也需要很长的过程，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但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认可，是值得思考的。比如扶贫基金会在做慈善文化的国际化时，提出“大爱无疆”，这就有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念，但如果只说大爱无疆，为什么力量不够，为什么有人会质疑呢？第一，人是相通的，之前中国人走出去很少，但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个人开始走出去，不管是投资还是旅游，大量与国外的个人接触沟通，在接触过程中，不能只是索取不知回报，发现去帮助别人也是可以的。第二，人际交往是由近及远的，之前中国人吃不饱穿不暖相当普遍，那个年代如果自己都这样，如何帮助别人呢？但是现在绝对贫困少了，可以有余力帮助。

下午

01

李敬先生主题发言：《关于社群学习经典的思考与实践》

首先，简单介绍了文化传统平台，其组织使命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其文化理念是“信而好古、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与时偕行、生生不息”，平台的构建理念是“修己正己仁者爱人、平台共建共享共益、学术互学互鉴互参、生活互帮互助互促、因材施用广泛参与、文化自觉自利利他”，栏目设置分为经典学习和文化生活两大方面，从2013年成立至今逐渐发展壮大。其次，平台的聚合方面，以道贯通课程体系，分为经典课、修身课、艺道课、医道课，再通过技术和人的聚合实现平台的聚合，比如借助现有的系统，包括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喜马拉雅音博客、千聊直播、百度云、微信群、麦客CRM、搜狐号等。这样逐渐形成一个学习进阶的路径，从门外汉或者小白，到入门，到习惯，到自觉，最后走向利他之路。再次，进行了线上经典学习设计，通过四个实例展开，各有侧重，比如《道德经》81章，每年学4轮，侧重于时间节奏；易经》64卦450条卦爻辞，侧重紧贴内容；论语》522篇，三年半学完，侧重于人员分工；《管子》四篇、36章，侧重于内容创作及深化交流。再次，在社群管理方面，从系统的视角看社群，为了保障社群生生不息，制订社群约定，做到“依法不依人”。再次，在组织管理方面，主要做经典研究、课程活动设计及组织、编辑工作等多方面工作，坚持“修己正己”，将主要精力用于研学，拒绝广告诱惑。最后提出几点思考，比如网上能不能传经典、网络数字时代人与手机的互动如何向着良性可持续方向发展、经典学习体系的特点等。作为“慈善文化行动性研究”的案例，李敬先生负责的“文化传统”微信平台在打通体用方面做了新的探索。

02

针对这一生动案例，多位嘉宾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传播类慈善组织如何实现“体用合一”进行了深入探讨：

康晓光教授指出，研究本身是想通过一系列案例，从体用视角，来看这些价值观对管理方式方法——组织结构、运行机制、激励机制、人际关系、产品项目设计，到底有没有影响。比如落实到本案例中，李敬大量使用志愿者，而志愿者要么出于兴趣，要么出于价值认同，他们和其他的志愿者团队的动机、兴趣、价值认同有什么异同？在兴趣之外，这件事本身以及李敬的独特的价值观对于这个虚拟组织的结构、运行机制、人员是否有特别的影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建君教授进行评议，第一，不认为老祖宗已经解决了全部问题，比如腐败问题、社会长治久安的问题，这些必须要从西方学，未来一定是中西融合。中国要立足世界，必须要有开放的心态，可以从中国传统中吸取有效的东西，但也不能拒绝西方近代以来的核心文明成果。第二，提出两个建议，一个建议是经史结合，“史”更容易理解，因为它是故事，是发生的事情，而“经”相对更抽象一些，因为它是理念、是主张。从“史”到“经”的次第就会比较容易理解接受。如果经史互参，就会发现“经”当中有许多不靠谱的、迂腐的，有些是需要发展更新的。另一个建议是知行合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特点，儒家特别强调“经世致用”。从读经的角度，需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最后需要“笃行之”，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在行动中检验，在行动中反过来加深对“经”的理解同时也加深对“经”的批判。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结合其他的一些思想资源，才有可能创新。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中多数人都这么做的话，这也是中华文化推陈出新的路子。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刘彧彧副教授进行评议，认为文化传统平台的社群学习就是在实践中“返本开新”，也是借助互联网平台，实践“仁者爱人”这种理念。不同的文明体系，各自支撑了一套不同的行为模式。不管是哪一种文明，最大的共性在于我们该怎么摆脱基本约束，实现自己的生存，然后找到自己的志业。第二个基本约束是社会关系，人不可能孤立去应对恐惧威胁，而需要依靠合作，合作便建立起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通过现代手段——社群，解决我们跟其他人的隔离。

老牛基金会雷永胜理事长进行评议，认为李敬这么年轻能学习到这个程度、然后推广，是很可贵的。但是到底怎么发展？做任何一件事，一定要想到宗旨是什么？这个宗旨可以是爱好，也可以是修身养性，也可以拔高到推动社会发展创新方面。要学好经典，会占用很长时间，那学习的宗旨是什么？到底对社会发展有什么作用？最终的产出结果是什么？这与政治有什么挂钩没有？

康晓光教授补充发言，认为经典其实不深奥，人人可学；但它又很深奥，学无止境。如果读到有一天，你读不出东西了，那不是经典枯竭了，而是我们没有成长的潜力了。而且中国的传统经典，是很理性的、很人文化的，虽然它也有神圣性、超越性，但是它没有怪力乱神，而且非常贴近人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真的能够安身立命。这种学习对于中国人还是很有亲和力的，学习它有百利而无一害。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韩恒教授进行评议，认为李敬所讲的实际上从体用角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代社会儒家复兴的生动案例。传统要复兴总需要一系列组织载体，李敬找到了网络这样一个现代社会的组织载体。传统文化复兴，一方面是喜欢的人聚到一起来学习，另一方面如何使那些不喜欢的人前来。参照基督教，它也有它的“体”和“组织载体”，但在我们国家，一个基督教教会组织对于体用是颠倒过来的。基督教徒不是先认同“体”，而是先考虑基督教有没有用，能不能解决自身问题，然后再形成一个组织，时间长了最后产生了一种认同，也就是通过“用”来达到对“体”的认同。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吕鑫副教授进行评议，认为一个慈善项目肯定是需要一个载体的，西方有许多基金会时间很长，几百年能够流传下来，一定是有某种机制，所以组织化还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定有一个能够适当盈利的、实现利他利己相结合的模式，需要在一个适当的地方盈利或者把成本收回来，否则很难持续下去。那怎么样在一个教育项目中实现这样一个正循环，这是需要探索的。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包元杰老师进行评议，认为利他不能纯靠“自觉”，很多利他行为主要是一种自发的主动式行为，利他行为有许多动机，这个自觉利他只是其中一种。平台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自觉的利他行为和组织管理之间的差异。利他行为在古代是有一些制度或者机构安排，首先是家庭内部的，其次有一些乡约、里正、本地化的制度化安排，比如祠堂。但现在由于迁徙、家庭变小，这样的制度安排正在变少，社区式的、邻里式的行为正在变少。而平台基于网络产生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社群，有群公约，公约可能又是另一个层次的安排。另外，这种社区、自发形成的组织也要讲合法性、公正性，是不是能够被人所接受。公平，“公”之外，还需要“平”，亲亲”与“仁民”的界线在哪里，也需要考虑。

基金会中心网阮开利副总裁发言，认为互联网本身从消费互联网走到了互动类型互联网，现在进入社群时代。社群时代真正让虚拟现实跟线下现实融合起来，社群是一个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精神联合体和利益共同体，首先需要有共同价值观，传播传统文化，这就是是共同价值观；其次还是精神的联合，要修身养性，要提高知识；最后还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要想做大，没有商业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不要排斥用商业的力量把公益做大。另外，志愿者是非常重要的角色，需要有一帮志同道合的志愿者，而且志愿者能复用，互联网最大的好处在于资源、平台、知识都能够复用。再提两点建议：第一是数据少了点，如果能用更多数据，能够把事情说得更加清晰。第二是准备走向哪里？如何通过平台的行动来使互联网风清气正？这样的东西怎样去普及？这也是难度比较高的问题。

李敬进行回应，第一，这次汇报也是把过去的积累做了梳理，有的是抽象升华出来的，其实没有那么美好，就是这么平平常常地过来的。第二，文化传统平台做的许多事情在社会化组织方面，还非常有差距，还是处在积累、研究、培养人的阶段。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对公众做任何宣传、定义文化传统平台，对于大都数学员来说，就只是学习经典。第三，平台以经典切入，好多社会化视角还没来得及思考，只是把最核心的研究、组织学习做出来了。能把这点做好就够了，未来就是要更多地开放。我们是想“万类霜天竞自由，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抱着这样的心态，来去学习、研究、组织的。目前是这样的，以后也应该是这样子的。

03

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创始人吕朝主任分享了自己的思考心得，认为从事公益慈善行业至少面临着三个困境。第一是行业困境，慈善组织除了扶贫济困，还应该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不过近几年传统慈善组织转化为社会企业却少有成功案例，根本原因是价值观不同，商业逻辑与慈善逻辑有很大的不同，需要有一个独立的价值体系。总之，行业困境及行业存在的理由，是需要价值观、理论体系的指导的。第二是作为创始人、管理者的困境，企业需要企业文化，NGO需要使命、愿景、价值观，否则不可能有长期发展、不可能凝聚人心。最后一个是从个人角度的困境，自己的工作动力是什么？反思自己，起初是出于对这份事业的兴趣，更是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还有就是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后来是出于对这份事业的责任，再后来发现，就是一种使命感。总而言之，不管从行业的、组织的、个人的角度，都需要一个价值体系。

04

开放讨论：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褚蓥老师认为，做学者需要有自己的策略，因为学问的推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需要提早五年就开始筹谋。儒学的推广一定是建立在对西学派的吸收之上，但仅仅这样是不够，需要一个时间点，来实现中学西学强弱之势的转换，必须通过大范围的思想讨论，来实现对于某一种思想体系的心悦诚服。然后，类似李翱通过“复性说”帮韩子完成了体系建构从而实现宋明理学的繁荣，这个工作是大家共同的事业，大有可期，也大有可为。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杨宝副教授，介绍了一个关于NGO的理论——情景学习理论，其中有一个小理论“合法的边缘性差异”，第一是所有成员要有一个合法性身份，基本上都需要一个准入标准；第二个概念叫“边缘性参与”，要通过从边缘走向核心，也就是对志愿者怎么激励的问题。但这个理论也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它认为成员之间是不平等的，第二李敬强调这是个无中心的，其实它还是有中心或者多中心的。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并不想象中的那么平等的方式来开展的。

千秋动能（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策划张伟先生认为，在文化的创新实践方面，文化的内容与形式都需要创新。人们也不想去快餐式学习，也想体系式学习，但这样就需要一些方法。这么多人去学习，可见这种需求还是非常强烈的。可以考虑把它做成一个模块，和其他组织进行无缝连接。从传播来讲，可以考虑借助专业的新媒体来进行传播。还有就是确实要有盈利，社会组织不是不能赚钱，这样才有一个可持续的资金的动力。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卢莎老师谈了两点感受，一个是当我们在讲此岸、彼岸时，其实是有一个绝对的彼岸与相对的此岸，我们在不同生命阶段的感受，其实都是一个此岸，当我们把这个此岸实现了，就会跨越到另外一个阶段，所谓进阶过程。另外一个就是，“嵌套”与“平衡”，《道德经》上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这个“二”就是个平衡的过程。

中华慈善博物馆征集陈列部程伟主任认为，关于西方的“体用”，其实近代便有了困惑，比如冯桂芬、郑观应，他们不仅对于“体用”有阐释，而且都进行了许多慈善实践。很突出的一个人，就是南通的张謇。他从情感上是传统的，但在“用”的方面许多是西方的。他办的许多慈善机构，其实是向西方学习的。比如在南通办的养老院，有一个是“老老院”，取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参考了上海基督教办的慈善机构。他的许多精神都是与儒家相通的，比如儒家有句话叫“天地之大德曰生”，他的解释便是一切学问和道德最低的期望便是让老百姓能够在最低的水平线上能够生活，没有饭吃的要有饭吃，生活困苦的要能够提高，所以他办的“大生纱厂”便取自于此。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罗德讲师谈自己的理解，第一点，不管是行业、组织还是个人，追寻定位和价值的过程，就是我们寻求价值和文化的过程。有学者将文化定义为“标准之学”，中国或者西方，其实就是在用两种不同的文化标准体系，来互相进行评判，当文化领导权在哪一方手中，就可能形成文化霸权，随后产生文化碰撞。第二点，大家提及人性百分之八十是“气质之性”或者“动物性”，人之为人的东西可能是百分之二十甚至更少，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我们少数人做这些事情的意义何在？用“标准之说”来说的话，比如司马迁著书，便是立下了一个标杆，任何时候，我们评价一个人，他都作为一个尺度在那里。另外一个层面，是人心中的标准，只要人心中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就一定会用以进行自我评价。

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李守力高级研究员补充发言，谈自己三十一年前，便立志要弘扬大道，在文化传统平台提出要重建“经学道统”，愿景便是“自觉觉他”、“先觉觉后”。文传平台现在的成绩，证明时下的人民群众对经学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他们是热爱文化传统和道统的。中国先秦经学存在断代，不是五四断代，而是先秦。经学重建太重要了，而重建经学道统，一定会纳入先进的世界文明，绝对不会排斥世界一切先进文化。

05

康教授总结发言：

感谢各位朋友，以后研究院团队会深化对案例的研究，同时深化不同类型的慈善文化，或者同一种文化的深入研究，包括基督教、自由主义传统的。慈善文化会讲逢双月举办一期，欢迎朋友们持续关注。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