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作者：胡丹

来源：《中国青年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正月十八日庚寅

          耶稣2019年2月22日

王阳明像

王阳明《寓赣州上海日翁》书

导读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阳明先生何以这样说？作者通过阳明先生一生的经历来为我们解说阳明先生的临终遗言。

这句话既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个人生故事。阳明先生是明代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少有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者，然而，在中国没有方向的舆论场中，他的身世和清誉却也是大尺度地沉浮，曾经高达浪尖潮头，也被人置于水底泥沙。

明史学者胡丹的这篇文章，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读懂阳明先生、读懂中国。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57岁的王阳明在两广总督军务时，旧患咳痢之疾突然加剧。他有很不好的预感，于是在上疏“请告”（请求离职）后，不待“廷报”，就自作主张，坐船自梧州经广东韶、雄北行。打算一边等待朝廷批准，一边往家赶。当他离粤时，门人布政使王大用害怕路上有变，专门为老师备了副棺材，随在舟后。

十一月二十五日，舟逾梅岭至江西南安。府推官周积闻师至，前来拜见。阳明起坐，咳喘不已，自谓“病势危亟，所未死者，元气耳”。由于病势骤剧，阳明在南安一停五日，无法前行。至二十九日辰时，召周积入舟，已不能语。久之，开目视之说：“吾去矣。”

积泣下，问：“先生有何遗言？”

阳明微哂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顷之，瞑目而逝。（《阳明先生年谱》）

上面这段记载十分感人。阳明自知不起，召门人来见，当是有所交待，不料话到嘴边，却不禁自笑（“微哂”），一个字都不想说了，唯带着一颗光明开悟的心离去。

讲学家似不当不言。然阳明临终，因何欲言又止？“微哂”之意何在？他生命最后时刻的这一幕，十分关键，但历来讲解者多不得要领。本文且就着“言”与“不言”的引子，从阳明后半生深溺“言不信之地”的境遇，对他的临终遗言作出分析。

一

临终前，阳明可能已预知到身后将发生什么。微微一哂，其实是无声的苦笑。

在去年（嘉靖六年）五月重获起用前，阳明在家赋闲已达七年之久。

自“今上”即位以来，不断有朝臣推荐他，有荐他入阁的，有荐他总督三边、出掌兵部的，可皇帝一概不准。这次命他往征粤西，也是事出无奈。盖因思恩、田州迭遭土官之乱，朝廷调集四省官军围剿，终是师老无功。这才从大学士张璁、桂萼之荐，准他出山，去西南几千里外料理这件棘手的烦难事。

阳明深知皇帝对他有成见，但可能不知道成见的症结何在。他与那位二十出头的年轻皇帝，一次都没见过，如何让紫禁城里的最高统治者心生厌憎的呢？

过去几年，时局纷扰，为了由外藩入继天位的嘉靖皇帝生父母的封号问题，吵得天翻地覆。在这场名为“大礼议”的政争浪潮中，原首辅大学士杨廷和下台，保守派阁部大员或贬或逐，而皇帝的支持者、被称为“议礼新贵”的张璁、桂萼辈强势入阁，“赞礼派”纷纷跃居高位。

参与大礼议的活跃人物，多有阳明的门人和好友，他们对大礼的态度，并不一致。如好友席书、霍韬与门人方献夫、黄绾、黄宗明等，“以议礼得幸”。为此翰林院编修王思公开宣称，“羞与同门方献夫为伍”；邹守益、王时柯等门人还参加了嘉靖三年著名的左顺门哭谏事件，为此遭受廷杖，王思受刑不过，被活活打死！

当朝臣因为议礼而分裂时，在越中大开讲席、声望日隆的“王夫子”，却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态度——大臣霍韬、席书、黄宗贤、宗明等“先后皆以大礼问，竟不答”。

当时赞礼派遭到激烈的反对，处境艰难，急需理论支持。阳明不言，他们从宋儒欧阳修那里找到了依据。当“大礼”尘埃落定后，欧阳氏乃被抬入孔庙陪祭，得到当世的巨大报偿。不妨设想，假若阳明趁时而鸣，公开发表赞礼意见，力挺急于当孝子的皇帝，他将得到什么？反过来再想，他讲学名气那么大，却在大家争得不亦乐乎时，一言不发，又会给皇帝留下怎样的印象？

阳明受命起复后，在给霍韬的信中，针对他“不言”的质疑回应说：“往岁承你以《大礼议》一文见示，那时我方在守丧，心中虽然赞同却不便奉复。既而席书也有信来，使者非要拿到回信才肯离去。我不得已，草草作答，大意认同其说，只是认为，其时典礼已成，当事者（即保守派）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纷争，不如姑且相与讲明于下，等信从者多了，再缓图之。”

霍、席皆为赞礼健将，也是阳明好友。从阳明复书可见，他对前者是持同情态度的。他不发声的原因，除了典礼已成，再言徒益纷争，还因“议论既兴，我身居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于朝”。

阳明置身事外，比局中人看得更清楚：两派所争，明为伦理，实为权利。他的表态将无济于“明理”，只会帮助一派人击败另一派人，而无论如何，他的一部分弟子和好友都将受到伤害。他希望大礼之争，能“委曲调停，渐求挽复”，而不至决裂，朝政大坏。

在权势之争中，理常输于势，对此阳明有切身之痛，作为受害者，他形容自己“身居言不信之地”。

二

阳明不是生来就老成能忍之人，即便在壮年，经历了三年“龙场之谪”的磨难，依然不失豪爽之气，有话辄说，有屈即辩，这是他的本性。

在好友陆深为他父亲王华所写的《海日先生行状》里，记了这样一件事：阳明得罪大太监刘瑾遭杖谪后，王华也因不肯向刘瑾屈服谄媚，被勒令致仕。这时，有人拿王华同年好友之事做文章（古人称同科中举者为同年），对他加以诬毁。人们劝王华上疏自白，他却不然：“此事因我同年而起，我若辩白，是讦我友矣。谣言焉能污我哉？”竟不自辩。阳明复官回京后，听说了这件事，很替老父不平，便要具本奏辩。王华忙驰书制止他，说：“你以为那是我平生大耻吗？我本无可耻，你却无故攻发我好友的阴私，反为我求来一大耻。”他还批评儿子说：“别人都说你的智慧过于我，我还真不信呢！”

此事详情已不可知，但阳明既急于替父澄清，则定是关系到王华声誉的大事。可是因为牵涉到同年好友，王华不愿令旁人蒙羞，遂采取了清者自清的坦然态度。

那时阳明年近不惑，且在贵州讲学，已揭出“知行合一”之旨，开始获得较大的反响。可在这件事上，还是不如其父开霁大度。心知不平，便要鸣，道理不明，便要辩；鸣与辩，即是行。从其盛年激扬，到临终纵负万千枉屈，亦一言不辩，唯以光明开示后人，连接这两头的，正是他十几年的入世与修行。在这个过程中，阳明深感“居言不信之地”的痛苦。

三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夏，王阳明首树义帜，平定江西宁王之乱，一举成天下大名。

宁王朱宸濠早有不臣之心，两年前阳明奉敕督兵南赣，按照兵部尚书王琼的用意，就是布设在宁王背后的一柄利剑。果然，当宁王于南昌骤叛后，阳明从上游发兵，只用了四十多天，就生擒叛王，平定了明代中期的一场大乱。

可是平乱之后，功赏不行，“谗言朋兴”，立大功者反而“几陷不测”。朝廷派来的太监张忠、大将许泰，对阳明百计构陷，甚至诬陷他与宁王“交通”（勾结之意）在先，后乃趁一时之变，权衡两端，侥幸成事。

为了挖出阳明“通濠”的黑材料，他们把阳明门人冀元亨抓起来，严刑拷打。一时“谗邪构煽，祸变叵测”，成为阳明一生最为惊险的一段时期。

直到正德十六年四月嘉靖帝继位，权奸下狱论死，冀元亨才获释出狱，但他脱难仅仅五日，就因伤重去世。

一年多来，阳明承受着“通濠”的污名，这比他父亲所遭受的误解不啻百倍，他却连自辩的机会都没有。然而“委屈”适成他学问精进的最大动力，正是在这一年，阳明在南昌“始揭致良知之教”。对此他深有感触地说：“自经（朱）宸濠、（张）忠、（许）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往岁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

在正德晚年那个黑暗时代，奸佞当道，是非莫明，阳明陷溺于言而不信之地，只好痛自隐忍，不敢自明。如今新君继统，新政肇始，张、许等冒功滥赏之徒被处理，阳明“平宸濠之乱”的首功也得到追叙，京里还传来消息，说新君有意召他上京，将有重用。

阳明虽有良知可恃，此时益难以“忘患难”了，他还是忍不住要“言”，于是写揭帖遍递六部及都察院，为蒙难的门人“伸理”鸣冤，说到底也是为自己的泼天之冤辩白——他虽然得到“新建伯”的封爵，但对“通濠”之诬，朝廷还没有正式为他平反。

可是由于首辅杨廷和与尚书王琼关系恶劣，而阳明是王琼重用之人，为此遭到杨的嫌忌；“大臣亦多忌其功”。为阻止阳明来京，当道者借口“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仅改授他为南京兵部尚书。而随阳明“起义”的同事诸臣，却在杨廷和主持的“考课大典”中，被以各种理由加以黜革，昔日大忠大节及其功次一概删削不问。

阳明“痛心刻骨，日夜冤愤不能自已”，他连上几疏，希望“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他甚至还非常“不明智”地替已经削职为民、发配甘肃的罪臣王琼争。这是阳明一生最后一次“大鸣大放”。

他这么做，深深得罪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当道”之人，使他在新朝依然不改“言不信”的困境。他的争辩，无人理睬。阳明大失所望，心灰意冷，遂借父丧（王华于嘉靖元年二月病故），挂冠归越。他走了，伯爵之封也成了一纸空文，应授的铁券和禄米都没给他。

四

三年后，阳明守制（守父母之丧）期满，例应起复为官；而杨廷和此前已因在大礼议中与皇帝意见相左而遭罢相去位。可是对廷臣的“交章论荐”，内廷仍然“不报”（指对奏疏不予理会）。已升任礼部尚书的席书气愤地说：“今诸大臣多中材，无足与计天下事者。定乱济时，非守仁不可”，他请皇帝召阳明入阁辅政，“无为忌者所抑”——席书所称“忌者”，直指首辅费宏，他对阳明的推荐，实际上暗含了伐异的私心。不久，老臣费宏在赞礼派的严攻下踉跄去位。

其后几年，阳明安坐清凉的阳明洞里讲学，不以不能复出为失意。他对形势看得太明白了，深悉赞礼派在大礼议中大获全胜，不是时局安定的开始，它将引发更大的权势之争，时势未有宁息。

“群僚百司各怀谗嫉党比之心，此则腹心之祸，大为可忧者。”阳明在嘉靖六年给门人黄绾的信里写道，“近见二三士夫之论，始知前此诸公之心尚未平贴，姑待衅耳。一二当事之老，亦未见有同寅协恭之诚，间闻有口从面谀者，退省其私，多若仇雠。”在信的末尾，他慨叹说：“病废之人，爱莫为助，窃为诸公危之。”

尽管此时他已奉敕出山，却依然一副置身事外的口吻，仿佛打定主意，待功成即身退；在信里，他还对江西功赏不明表达了耿耿于怀的态度，大约担心此次南征，恐不免重蹈覆辙——没想到竟被他不幸言中了！

阳明于当年年底到桂，指挥部署，迅速抚定思、田，并藉收服之众，乘势进兵，将多年的贼巢八寨、断藤峡一鼓荡平，功成只在数月间。

阳明的表现，怎么说也是有声有色，虽说因为病重，不待朝报就离职而去，可这点“任性”和他的勋劳比起来，似应谅解；何况他刚出粤境就去世了，已证明他在请告疏中对自己病情的描述非虚，朝廷怎么也该讲点人情不是？

可是，当阳明病故的消息传到北京，嘉靖帝非但没有惋惜，反而“令吏部会廷臣议故新建伯王守仁功罪”——说是功罪一起议，可从皇帝的态度来看，他要议的，主要是“罪”，不是功。

据《明史》说，当断藤峡捷书到京后，嘉靖帝就曾写手诏给首辅杨一清等，指责王阳明奏功夸大，并论及其人品和学术，对他作出了近于全面否定的评价。史云“一清等不知所对”。事实上，杨一清和他的前任费宏，都曾以阳明“好古冠服，喜谈新学”为由，反对召他入阁辅政。老派大臣在学术上对阳明的偏见，与皇帝并无二致；而赞礼新贵中，也有要员对他心怀嫉恨。

此事还有内幕，黄绾在《阳明先生行状》里有详细披露。他说，要“害”阳明的，主要是大学士桂萼。当阳明讣至北京时，桂萼故意将他亡故的消息按住，却拿他“擅离职役”做文章，指责其处置广西思、田、八寨恩威倒置，同时还“旧账”重提，诋斥阳明昔日擒宸濠军功冒滥，“乞命多官会议”。（“会议”又称廷议，是明代集体议政的一种形式，参与者包括勋戚、内阁、部院司寺大臣及科道官员。）

起初一力推荐阳明的，是大学士张璁，桂萼是被迫附议。两广捷音到京后，张璁“极口称叹”，说“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马上向皇帝推荐，要取阳明来“作辅”——也就是入阁之意。新贵桂萼和老臣杨一清都不高兴，于是嗾使锦衣卫指挥聂能迁诬奏阳明托黄绾送给张璁金银百万，才得以复出。

此事内情十分复杂，还牵扯到张璁与杨一清的首辅之争，故黄绾的回忆有其局限性。另一说称，聂能迁因在大礼之后不得升职，怨望不平，遂嘱人草疏，“论新建伯王守仁贿通礼部尚书席书，得见举用，词连詹事黄绾及大学士张璁”，张璁怀疑杨一清庇护聂能迁，遂彼此攻讦。

论阳明“功罪”的廷议，由桂萼主持，在吏部举行。所议之“罪”，包括“党逆”宁王（这个罪名比“交通”更甚），在江西放纵军士，屠戮无辜，私藏南昌府库财宝，以及新近在广西恩威倒置、举措失当等。最后只有讲学成为唯一被“坐实”的罪状。嘉靖帝随即下旨，停阳明之爵（新建伯由军功封授，例应世袭），同时颁布禁学之令，将王学斥为“伪学”，禁止学习和传授。

阳明纵是“不言”，纵然立功，都无法避免罹于党祸！他在身后遭到了比生前更大的冤屈。当他指心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时，难道不是已经预见及此了吗？

在一个争权夺利、是非混淆的时代，任何辩解，都是多余的。

五

当然，除了政治上的陷阱，人们对阳明的误解，也实在太多了。

好比他晚年提出“良知说”，成为其心学的根柢，而实现良知的前提在“存敬”，用阳明的话说，就是“心不动”。可这位崇尚不动心的夫子，偏偏被许多人视作权谋家。

阳明幼年，有一个著名的“枭鸟治继母”的故事。这个故事显然是他的“拥趸”想象出来的，阳明本人绝不会认同此事“可为训”。一次，好友储巏（号柴墟）派人送来一份《刘生墓志》，请他过目。阳明读后，认为此文“缜密”，但提出“独叙乃父侧室事颇伤忠厚，未刻石，删去之为佳”。理由是“子于父过，谏而过激，不可以为几；称子之美，而发其父之阴私，不可以为训”。编造“治继母”故事的多事者，肯定没读过这篇《答储柴墟》，遂造出一个权谋天成，却离阳明本心太远的“异闻”。

与多数理学家不同，阳明不仅有道德文章，他还有很大的事功。阳明是当世有名的兵家，人们常说“夫子应变之神真不可测”。长于用兵者，必知权变，这自然成为人们理解王学的一个角度。

古人说，“用兵之妙，存乎一心”，然行兵必以诈，这与纯儒的标准似乎严重对立，对阳明“伪学”的指责也多半由此发轫。可能是这个原因，阳明对自己的“兵事”极少提及。据门人钱德洪说，他“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门每有问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赣、宁藩始末俱不与闻”。

钱曾请教：“用兵有术否？”阳明否认有术，他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阳明之意，竟是不动心就能带兵？老师这样解释，学生自然信服，于是有人得意起来，以为“可与行师”了。阳明问他为什么，此生答：“我能不动心。”阳明道：“不动心可易言耶！”此生自信地说：“我有不让心动的法子。”阳明笑道：“此心当对敌时且要制动，又谁与发谋出虑呢？”

言至此而竟！阳明到底还是没讲出“用兵无术”的道理，也没有就用兵“发谋出虑”与“此心不动”的关系作出理论阐释。言之不尽义，是阳明“语录”中常见的现象。

阳明用兵的情形，多见于报捷等疏文，但遗漏甚多，如“一切反间之计俱不言及”。反间即用诈，是兵家常事。钱德洪的理解是，“以设谋用诡，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为此他亲赴江西，搜集《征宸濠反间遗事》，存录了许多阳明用间使诈的案例。为使人了解老师“武功”的详情，钱德洪搜集了大量奏疏文移，查对月日，编次整理，“而后五征始末具见”。

由于阳明治学，要在讲席发挥，或私信讨论，很少著书立说，加上他本人又有较多避讳，这都导致对其本人及学术理解的偏差。当时就有人指责阳明“学术不端，聚众祸乱”，后世更有人认为，阳明学是一种“谋叛哲学”，即根因于此。

阳明作为“宸濠之乱”的平定者，却始终难以摆脱“通濠党逆”的指责，这不是“忌妒”二字就足以解答的。

六

随着越中讲学的影响越来越大，王学声名鹊起，同时非议与批评也多起来。

嘉靖元年（1522）十月，礼科给事中章侨上疏说：“三代以下，论正学莫如朱熹，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倡异学之说，而士之好高骛名者，靡然宗之……乞行天下痛为禁革。”

“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即指王阳明，这是第一次出现指王学为“异学”，要求予以禁革的声音。

“近年士习多诡异，文辞务艰险，所伤治化不浅。”嘉靖帝在批复中肯定了章侨的观点，并且要求，“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叛道不经之书，私自传刻，以误正学”。这实是王学被定为“伪学”的先声。

次年春，北京会试，策题以心学为问，含有“阴以辟先生”之意。门人徐珊读题后叹道：“我怎能昧着良知以幸时好呢？”不答而出。但另几位同门欧阳德、王臣、魏良弼等，在作答时发挥老师所教意旨，毫无忌讳，居然被录取了。这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识者”也只能理解为“进退有命”。其实，当圣旨作出王学“有误正学”的批评后，发挥心学意旨的考卷仍能“漏网”中举，说明朝廷禁令已无法阻止王学传播了。而阳明遭忌愈深，与王学的迅猛传播是密不可分的。

钱德洪参加了这次会试，下第而归，他向老师抱怨，“深恨时事之乖”。阳明却喜形于色地说：“圣学从兹大明矣！”德洪不解，问：“时事如此，何见大明？”阳明说：“吾学岂得遍语天下读书人？今《会试录》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

当朝廷指斥王学为“叛道不经”，一些在朝为官的门人欲上疏奏辩，阳明制止他们说：“无辩止谤，尝闻昔人之教矣。”这“昔人之教”，想必也有他先父的教导。从辩到无辩，阳明对谤议的态度，已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无辩止谤”的理由是：“四方英杰，以讲学异同，议论纷纷，吾侪可胜辩乎？”

与辩相比，他更看重“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所以他才不在乎“伪学”的指责，反而更看重部分门人破冰登第，因为他们中榜后，试卷将收入《会试录》，成为天下士人的必读书，凡读者皆受一番洗礼，这便是“默而成之”。他根据自身经验体会到，设若学者处“言不信之地”，纵然千言万语，于“今日之多口”，“可胜辩乎”？

晚年的阳明，对于“受谤”，愈趋于向内用功：与其与众人辩，辩不胜辩，不如“反求诸己”，“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使学术愈为醇厚，最终达致“不言而信”之境。

一日，门人邹守益、薛侃、黄宗明、马明衡、王艮等侍，谈到近日谤议日炽，阳明说：“请各位谈谈其缘故。”有说先生势位隆盛，是以忌嫉谤；有说先生学术日明，为宋儒争异同，则以学术谤；有说天下从游者众，良莠不齐，是以身谤。最后阳明道：“你们说的这三种情况都有，只是我心中所想，你们还未谈到。”众人忙请教，阳明说：“我在南京以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

阳明说他在正德十六年改官南京前，还有点媚时从俗的心理（即“乡愿”），生怕别人不理解，不得世人之好，如今他却只信真良知，依从良知行事，对天下之谤，反不再介意了。这里，阳明竟是以“狂者”自喻的。

“良知”，就是一颗光明的心；“只依良知行”，就是守住内心之光明。阳明如此说，既有一种兼济天下的难为之意，同时态度里又有了一分从容和安宁，他相信他的良知与光明，终能使人理解信从，“亦复何言”呢？

然而，“狂者”堪足自守，不为天下沸议所动，但狂者为师，如何能成为天下榜样呢？阳明还是说之不透。

七

被后人誉为“真三不朽”的阳明，一生道路坎坷，他没有神奇的魔法，也没有登高一呼、万众云集的魔力。相反，在探索新学的道路上，遭遇了层层阻力，蒙受了太多的猜忌与冤屈，正像霍韬所说：“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两广！”这在明代士大夫中，真不多见。

逆水行舟，风波不定，但阳明找到了压舱之物，那就是王学最后的口号：“致良知。”

前引阳明在江西南安府所留遗言，见其门下弟子所编《年谱》。黄绾所写《阳明先生行状》，也记有他的临终之言，与前者不同。行状云：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南康县，将属纩（临终），家僮问何所嘱。公曰：“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遂逝。

对门人，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对家僮，他说“未能与吾党共成（学问）”为可恨。这两个遗言并不矛盾。

阳明心学的根基，是良知，然而如何达致良知，需要一套完整而明确的论述与规范。然而，读后人辑录的《王阳明全集》，内中关于如何进业的具体记载，却非常之少，许多时候，只是对理想状态的一种描述——比如前面提到的“心不动”。阳明是明代理学大师，更是心学发展的标志性人物，但平心而论，他主要是提出新问题，然后给出答案，但在问与答之间，尚缺乏缜密的论证过程（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通病）。

好比他晚年提出“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的良知说，基于他对“世事之难为，人情之难测”的切身感受，是从他备尝艰辛痛苦的感悟中来，具有强烈的个性，但如何将“良知”变作一种普适的理论工具，却没有现成的办法。在大礼议之争中，门人的分裂，以及后世学者不得法，沦为所谓“王学末流”，都是证明。阳明自叹“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应是肺腑之感，他遗憾没能把他的学术大厦建立起来。因此，“不言”与“可恨”是相互补充的，两者缺一不可，共同形成阳明最后的“学术影像”。

多年以前，阳明之父因为他急于辩驳，对他作出“不智”的评价；十余年来，阳明明知“身居言不信之地”，却不得不亟亟而辩；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心突然静了，不动了，对一切讥毁，始取坦荡不辩的态度。这是他个人修为之得法。然而终其一生，阳明都没能稳立于“言而有信”之地，在身后竟还遭到伪学的玷污……

阳明的伟大理想，一定是用他的心烛，点燃世界的火炬，而不是在那小小的角落里，保留一星火种（也就是他说的“此心光明”）。可是，在他弥留之际，留以示人的，仍然只是他自守的一片“光明”——这，正是他的所念与所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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