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千古儒学 传承文化宝藏——记《儒藏》出版15年

作者：袁捷 何静

来源：“四川大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十一日癸丑

          耶稣2019年3月17日

回首千古儒学

传承文化宝藏

《儒藏》是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纂，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大型儒学文献丛书。全书分“经”“论”“史”三部，统摄各类儒学著作和儒学史料，内容涉及信仰、哲学、道德、知识、政治、经济、军事、礼乐、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共收录先秦至清末(或民初)儒学文献5000余种。全书预计分装644册，目前已出版453册（含“史部”274册、“经部”179册），基本实现了对儒家历史文献的完整出版和儒家经学文献的陆续推介。余者191册，将于2020年6月前全部出版。

《儒藏》自2005年首批成果发布以来，即引起学界极大关注，一时间，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舆论为之震动，好评如潮。2005年迄今十余年间，随着《儒藏》后续成果的不断更新，学人对该书的认识也不断深入，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该书的优胜之处进一步展开论述，胜意迭出，精彩纷呈，可谓至矣备矣。今笔者不揣谫陋，掇拾诸家言论，在此基础上，对《儒藏》之编纂缘起，《儒藏》之体例、特色，《儒藏》之学术价值与出版意义做一简单介绍，不当之处，尚祈方家赐教。

一、《儒藏》之编纂缘起

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深受儒、释、道三家之浸润，三家之中，又以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然而遗憾的是，释、道两家皆有《藏》，我儒独无。因此，编纂一部《儒藏》，收录自先秦以来此千数百年间之儒学文献，与释、道两《藏》鼎足而三，遂成为明代以来历代学人的梦想。

据《儒藏》总纂舒大刚先生考证，“儒藏”之说，首倡于明朝万历初年之孙羽侯，后经明季曹学佺、清代周永年诸人之重申和实践，然终因种种原因而未果。一言以蔽之，其时编纂《儒藏》之条件尚未成熟。

新中国之成立，为人类辟一新纪元。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军事诸事业蒸蒸日上，综合国力大大加强，已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值此盛世，仓已足矣，廪已实矣，民亦庶矣，民亦富矣，时代呼唤着文化的蓬勃发展，以为国家、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然在中国众多传统文化中，何种文化可以肩此重任？这是一个严峻的话题。在这个包容、开放的时代，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川大舒大刚教授指出，“儒学作为历经两千五百余年发展的系统理论，已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和财富。她既是中国的，也是东方的和世界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尽管儒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有她的历史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但是，我们无论是要研究历史，还是要服务现实；无论是要探讨理论，还是要躬行实践，在古今学术中，儒学都位居首选，理当研究和弘扬”（《儒藏·总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川大古籍所同仁秉承先哲遗训，首次重新提出了编纂《儒藏》的规划，并发凡起例，草创纲目，申请课题，筹措经费，礼聘专家，组织人员，诸多事宜，无不积极擘划。修纂《儒藏》的计划甫经提出，即得到有识之士和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遂于1997年正式启动，并先后被列入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重大项目，中国孔子基金会重大项目，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资助项目，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资助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重大项目，贵阳孔学堂资助重大项目等。而北京大学《儒藏》和中国人民大学《海外儒藏》，则在此后几年才开始提出和立项。因此，川大《儒藏》可谓开系统收集、董理儒学文献之先声。此《儒藏》启动之时代背景与《儒藏》编纂缘起之大略。

从1997年《儒藏》启动至2005年《儒藏》第一批成果发布，历时九载；从2005年迄于今日，又越十五载。在川大学人和川大出版人的精诚协作之下，《儒藏》的编纂、出版工作顺利推进，全书出齐，指日可待。事实证明，当今编撰、出版《儒藏》之时代条件已经成熟；而学界对《儒藏》的高度评价，亦证明编纂《儒藏》、振兴儒学，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不朽盛事！

二、《儒藏》之体例、特色

《儒藏》创新“三藏二十四目”的编纂体例，采用“影印加点校”“叙录加提要”等方式，既保留了古籍原貌，又订正了原版本的错误，在图书分类、经典导览、学术叙事、内容点评等方面，皆卓有创新，已被学界广泛认可。

01、“三藏二十四目”

何谓“三藏二十四目”？“三藏”即“经藏”，收以经书为主体的经注、经解、经说类文献；“史藏”，收与儒学历史有关的人物、流派、制度、书目、学校史志类文献；“论藏”，收阐发儒家理论的子学、礼教、政论、杂议类文献。“二十四目”即“经藏”所摄“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四书”“孝经”“小学”“元典”“群经”“谶纬”十一目，“史藏”所摄“孔孟史志”“学案”“碑传”“年谱”“史传”“学校史志”“礼乐”“杂史”八目，“论藏”所摄“儒家”“礼教”“政治”“性理”“杂论”五目。“三藏二十四目”将五千余部儒家经典纳入一座宏伟的儒学大厦，使各书“分别部居，不相杂厕”。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评论曰：“（川大《儒藏》‘三藏二十四目’编纂体系）最大的特点在于解决了《四库全书》以‘经史子集’编纂可能造成的内容交叉而难以明确分类的弊端，使之类别明晰，互不重叠，一目了然，能充分发挥章学诚所说‘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作用。”

02、“影印加点校”与“叙录加提要”

《儒藏》所收各书，大部分采取“影印加点校”与“叙录加提要”的方式出版，可谓别具匠心。影印有利于保存文献原貌，避免在录入、排版、校勘、编辑各环节造成新的错误，而点校则利用现代科技，在影印资料上对文献施加句读，对原文中的讹、脱、衍、倒进行校勘，为读者提供更为真实、可靠的文献资料。同时，每部前有“大叙”，每类前有“小叙”，每书前有“提要”。“叙录”考证学术源流，梳理学术脉络，俾读者知所由来，明其兴替；“提要”则介绍作者生平，揭示各书体例，指陈各书得失，评骘学术地位，考证版本源流，俾读者展卷即对该书一目了然，轻重在心，明其去取，知所抉择。此外，编纂者又将散见于各书之“叙录”萃为一编，构成一部《儒藏总目提要》。因为有“三藏二十四目”的宏观架构，所以它是一部关于儒学的专科目录；又因为各书“提要”详记版本，所以它又是一部版本目录；而“提要”本身又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价值，所以它又是一部儒学史。一书而兼三长，猗欤美哉！

《儒藏》之体例已如上述，下文将论述川大《儒藏》之特色。之所以要在此处讨论这一话题，乃为解决一现实问题——很多人并不知道川大《儒藏》和北大《儒藏》的区别。一书之体例与一书之特色往往是相关联的，而一书特色又是此之所以为此、彼之所以为彼之所在，故附及于此。简而言之，川大《儒藏》之特色暨川大《儒藏》与北大《儒藏》之区别有三。

其一，分类体系不同。川大《儒藏》的分类体系前文已述及，而北大《儒藏》采用的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目录体例既殊，学术旨趣自然各异。当然,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传承和弘扬优良的中华传统文化。

其二，整理方式不同。川大《儒藏》为“影印加点校”与“叙录加提要”，而北大《儒藏》为“总目”加“精华编”。其“总目”兼具专科目录与版本目录的性质，是其学术含量最高的部分；而“精华编”则撷取群籍之精华，精择底本，然后加以誊录、标点和校勘，这是其难度最高、工作量最大的部分。毋庸讳言，北大《儒藏》“精华编”更适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但它在整理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川大《儒藏》在适应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上稍逊一筹，但它更准确、可靠。两家《儒藏》各有特色，各有千秋。

其三，收书多寡不同。川大《儒藏》收书五千余部，而北大《儒藏》仅撷取部分精华加以整理。此处笔者并无强加轩轾之意，仅就客观事实加以论述而已。不过，学界对川大《儒藏》与北大《儒藏》已进行过部分探讨，此处笔者引用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祖武的论述，以供读者参考。

周桂钿

陈祖武

周教授说

川大本的《儒藏》突出了儒的内容，似乎使《儒藏》更名副其实。这样的《儒藏》更适合学习和研究，更确切地反映了儒学的真面目。

陈教授称

学术史上有“北学”“南学”之说，《儒藏》或许将来也有“北《藏》”“南《藏》”之分，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三、《儒藏》之学术价值与出版意义

《儒藏》自2005年首发以来，已得到学界广泛评论与认可，知名学者，如钟肇鹏、李学勤、张立文、朱瑞熙、陈恩林、周桂钿、吴光、刘学智、蔡方鹿、廖名春、黄开国、李景林、黄玉顺、黄修明、王瑞来（日）等，纷纷发表学术论文给予点评。近年来，许嘉璐、陈祖武、吴光、陈来、廖名春、陈恩林、杨朝明、王瑞来等学者亦通过不同方式予以点评。此处，笔者综括诸家所论，从四个方面对《儒藏》的学术价值进行介绍。

01、《儒藏》的编纂、出版，是当代儒学复兴的标志

中国20世纪以来的学术历程，是一个经学逐步解构，儒学不断边缘化的过程。这在该时期所编纂的目录学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综观中国20世纪以来的目录学文献，除少数几部国学书目以外，几乎看不到作为四部分类法中最重要的一部——“经部”。而传统“经部”中最重要的文献，《周易》入于哲学，《尚书》《左传》入于史学，《诗经》入于文学……传统经学遂被伴“西学东渐”而来之学科体系所解构。与此同时，随着学术观念的不断更新，儒学不断边缘化，史学日益中心化。早在宋代，陆九渊就提出了与“六经皆史”类似的说法，但并未成为主流。该理论经清代学者章学诚进一步阐发，遂广为学界认可。尽管如此，但并未动摇“经学”的根本地位。20世纪以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孔家店”被打倒，孔子被请下神坛，而记载先哲前言往行的经籍也被贴上了“封建”“愚昧”“落后”等标签，如敝屣般扔进了历史的尘埃中。胡适、傅斯年、顾颉刚诸史家，或携西学之利器，或揭“史料”之高标，或树“疑古”之大旗，使经学的地位发生了动摇。此数十年间，先哲日萎，后继乏人，经书束之高阁，儒学荒芜不兴。此种风气，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思想认识不断提高，儒学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而《儒藏》编撰、出版，正是对这一学术潮流的回应，是当代儒学复兴的标志。对此，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吴光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川大版《儒藏》的成功编纂，正是当代文化大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当代儒学在经历了近百年的批判丑化之后浴火重生、走向复兴的一个最重要标志。”

02、《儒藏》的编纂、出版，为儒学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儒学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后，如何重新构建新时代的儒学体系，挖掘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服务于当代社会，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课题。虽然学界有“政治儒学”“制度儒学”“心性儒学”，乃至“生活儒学”“大众儒学”诸种说法，然一切理论之根本，必须构建坚实的文献基础。而在《儒藏》编纂、出版之前，其文献基础是极其薄弱的。《儒藏》总纂舒大刚教授在该书“总序”中称，其时，“人们常常会感到：要研究孔子而不知道孔子资料何在，欲研究儒学却不见儒学文献全貌，欲研究经学却不知道何经可信、何书可读”。而《儒藏》的编纂、出版，既实现了有史以来对儒学文献的第一次系统董理，又为学界提供了客观、真实、权威、可信的文献史料，为儒学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来仅就已出版的《儒藏》“史部”评论道：

王瑞来：纵观《儒藏》“史部”，堪称一部完整的儒学史。只不过这部儒学史的建构不是一章一节写就，而是一部部典籍垒筑。中国儒学史，文献集成，资料渊薮，尽在此矣。

“史部”仅为“三藏”之一，已获得如此之高的评价，而整部《儒藏》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则更毋论矣！

03、《儒藏》是对张元济以来大型丛书编纂思想的扬弃，是对近代学术从博通走向专精的回应

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出版了一套对学界影响深远的大型丛书——《四部丛刊》。网罗四部，罗致珍本秘籍，以影印的方式出版，是其特征。这一大型丛书的编纂思想，在20世纪末《续修四库全书》中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学术的发展，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细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网罗四部的大型丛书，已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虽先后出版了《孔子文化大全》《清经解三编》等专科类丛书，但无论就全书内在的目录体系而言，还是就外在的规模数量而言，皆不及《儒藏》。在底本选择上，《儒藏》继承了《四部丛刊》《续修四库全书》罗致珍本秘籍的优良传统；在整理方式上，《儒藏》却创造性地采用“影印加点校”的方式，而撰写提要，则是各书的共同特征。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儒藏》是对张元济以来大型丛书编纂思想的扬弃，是对近代学术从博通走向专精的回应，足以垂范后世。

04、《儒藏》为大型丛书的出版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对出版界具有借鉴意义

《儒藏》具有起步早、历时长、方法新、格局大、出版多、成果丰等特征，这是编纂组与出版社精诚合作、携手共进的成果。首先，四川大学出版社具备承担本项目的雄厚实力。四川大学出版社是直属教育部，由四川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大学出版社，为首批“四川省重点文化企业骨干企业”，具有图书、音像、电子、互联网等多项出版资质，以及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资质，近年来，先后承担国家出版基金项目9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8项，以及四川省重点规划项目、重点资助项目多项，400余种图书获省部级以上奖励，具备承担《儒藏》这种大型丛书出版任务的综合实力。其次，四川大学出版社拥有高水平的编辑团队，为《儒藏》的顺利出版提供了智力支撑与人力保障。再次，四川大学出版社成立了《儒藏》专项出版工作组，为该书的顺利出版提供了制度保障。在社长和总编的领导下，工作组成员分工合作，精诚团结，保证图书的出版进度和编校质量，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为配合《儒藏》的宣传，推动当代儒学的发展，及时发布《儒藏》出版的最新情况和儒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四川大学出版社与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合作，编辑出版学术辑刊《儒藏论坛》及“儒藏学术丛书”数十种。

千古儒学，萃兹一藏。此处，笔者引用日本学习院大学王瑞来教授对《儒藏》的评价，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提倡国学，重振儒学，获得话语权，占领理论制高点，让儒学重新成为显学，是大势所趋，我辈学人之责。……兼具学术价值与收藏价值的《儒藏》的出版发行，必将有力推动儒学的新一轮发展。”

总编纂简介

舒大刚

舒大刚，1959年生，重庆秀山人。四川大学教授、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主要从事国学、中国儒学、历史文献学研究，在“国学”体系构建、“国学”教材编撰等方面，颇有新意。目前正主持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孔子基金会重大项目《儒藏》编纂（已出版“史部”274册、“经部”179册，《儒藏精华》260册），任首席专家兼总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书》（已出版近200种），任首席专家兼总编纂；贵阳孔学堂重点项目“大众儒学”系列发起人，并担任主编。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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