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院教育制度如何影响当代？

作者：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凤凰网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十五日丁巳

          耶稣2019年3月21日

一

中国古代教育，长期官学、私学并行。书院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教育机构？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一般人秉持传统的官私二分法，将书院看作是私学。书院私学说，有高级私学、正规化私学、制度化私学、民间教育体系等不同的版本，其核心是，认定书院是孔子以来中国私学传统的承接者，是有别于州县之学的乡党之学。

我们认为，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它具有积累、研究、创造、传播文化的四大功效，教育、教学不能含括其所有的功能，而只能视作其最主要的功能之一；从整体上讲，书院的教育功能源出于文化传播，服务于文化积累、研究与创造；讲学、藏书、祭祀、学田是保障书院制度有效运行的四大基本规制。此其一。其二，书院是独立于官学与私学的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它是中国士人为了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需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整合传统的官学、私学以及佛道教育制度的长处之后，创造并日渐完善的一种新的学校制度。

为什么说书院是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呢？这要从源头说起。书院起源于官民二途，后来也就有官办与民办两大类别。官办书院与官学同创于官府，具有同源性。这种同源性使书院拥有官府的强大力量，可以获取合法甚至正统的社会身份，克服官本位社会大环境对其造成的生存困难，从而发展壮大；它也带来了官学的影响与传统，使书院具有某些与官学相若相同的组织形态特征，形成正规化、制度化特色。民办书院和私学同创于私人，具有同根性。这种同根性，使书院可以赢得民间广大士绅留意斯文的热情与世世代代的支持，其力较之官府的强大，虽显单薄，但它绵长、持久而深厚，众志成城，可以化解官力式微或消失所带来的困境，以天长地久的滋润推动其成长发展；它也同样带来了私学的传统与影响，使书院具有某些与私学相似相同的精神风貌，形成自由讲学、为己求学、注重师承等等气质性特色。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是从官民两者的区别着眼，分开来讲。而另一方面，就总体而言，官办书院和民办书院是长期并存的，这种共存的局面，使官学与私学这两种不同的教育传统，对书院形成既交相影响又相互制约的合力，使其不至于从总体上变成完全的官学抑或完全的私学，进而成长为全新的独立于官学与私学体制的教育制度。可以说，书院就是官学与私学的杂交体，它与官学、私学既有联系，更有区别，它拥有两者的优势基因，是一种新的教育制度。

从更大的范围考察，书院教育制度的创立，既取法于前此业已存在的官学、私学乃至禅林精舍、道家宫观等传统教育体制，广取其经验，善借其教训；又基于满足因书籍广布而剧增的读书群体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以及由此而不断更新的教育理念，更有张栻、吕祖谦、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大师们开创的总集民族文化，研究、创造、传播新理论的学术关怀的传统，自成体系。

南宋以来，书院和官学、私学鼎足而三，支撑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事业。私学以蒙馆为主，教学程度太低，可以存而不论。从儒家内部来讲，书院与官学（包括太学、国子监等中央官学和府州县学等地方官学）都是儒家营地，作为古代社会最主要的传统教育机构，它们如车之两轮，鸟之又翼。但在政府看来，官学为主，书院为辅，朱熹、王守仁等书院的精神领袖公开都讲兴书院以匡扶官学。而实际上，庙学一体的官学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尤其是王朝中后期，官学往往流为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而不是真正的教书育人的学校，书院却以辅助之身而真正承担起国家的教育责任，成为王朝学校的主体。

书院的教学内容，包罗甚广，广博深厚，可以分成普通文化知识、高深的学术研究、特种知识与技能等三大类别，形成大体与之对应的普通书院、学术型书院、专科类书院。举凡古代社会的知识体系，近代西方的科学技能，尽皆收入其中，其势开放，无官学之僵硬保守而显活力，无私学之隘小细微而呈恢宏，师生授受之知识结构具有完整性，此则正是书院涉及不同教育领域，从而自成一统，长久存在的原因所在。

书院的教学程度具有多层性，从低到高，各个层次都有，既有大学一级的，也有中学、小学一级的，而且大学、中学、小学又各有高下之别。这种层次的丰富性，历代皆然。到明清时期表现更加突出，尤其是清代，由家族、乡村、州县、府道、省会乃至联省，书院构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完整的等级之塔，自成体系，差不多承担起国家的全部教育任务。它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满足读书人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并在这种满足中赢得自身的壮大与发展。此则正是书院生命力旺盛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与官学、私学相比而特立独行的表征。在清末，书院教育的层次，被光绪皇帝等一代君臣所洞察，宜乎诏令改全国书院为大中小三级学堂，使古代书院通过改制，而与近现代学制血脉相通。

二

古代书院教育制度的当代意义，可以从很多层面来总结，在这里，我们只谈三点，供大家参考。

首先，充分调动官民两种力量，推动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入大量物力财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也颁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鼓励民间力量进入科教兴国的行列，但总情况是官多民少、官强民弱，不尽如人意，民间力量在国家整个国家教育事业中的比例太小太弱，民办教育还没有覆盖国家教育事业的全领域，有很多断点盲点，可谓势单力薄。此其一，就整个教育事业而言，民间办学力量亟待加强。其二，就书院而言，21世纪以来，它一直走在复兴的路上，重建与新办的书院估计已经超过3000所，远远超过明代书院的总数，可谓盛矣。但考其重建和创建人，则十之七八来自民间，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与省一级政府的参与度不够、投入建设的力度不够，与古代官民各占一半的情形相距甚远，这是官方力量的缺失。而对照书院教育千年发展的历史经验，观照民营经济发展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雄厚实力，可知只有官民两种力量同时重视，我们的教育事业才能得到大的可持续性的发展。

其次，书院教育可以与现代教育体系相融、并行。当代书院与古代书院的性质与使命基本一致，都是亦官亦私，在体制内外之间运营，为中华文化的积累、传播、研究与创造而不懈努力。所不同的，只是它们的时代特色。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凡具有教育教学功能的书院，与古代书院一样，为了满足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层次读书人的文化需求，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类型和等级。如以陈忠实白鹿书院为代表的一类书院，依托民办高校运作，与主流教育体制保持一定的距离。张炜的万松浦书院滨于渤海，在创造诗意、传承书院理念的同时，借助与高校的合作而想进入现行高等教育体系。山东尼山圣源书院立足农村，针对当地民风民俗的实际状况，从“孝道”这一人们最基本的关注点出发，积极开展“乡村儒学”教育，这些年已取得了相当成效，它基本运行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外。河南嵩阳书院在发挥文化旅游资源作用的同时，积极与郑州大学合作，开展相关教育教学活动，试图进入高等教育体系。中国文化书院创办三十余年，曾经辉煌一时，弟子数万，以其孤悬于现代教育体制之外，如今虽然式微，但还在坚守理想，等待重光。创办七十年的新亚书院，维持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成员书院的地位，它放弃了独立组织教学的权力，致力于院中师生的修身养性，努力以“诚明”为标志构筑其具有宋明理想的精神家园，如今也成了特区高校的一个鲜明特色。生存状态最好的要数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它以正统自居于现代大学，拥有博士、硕士、学士授予权，在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内开展教学与学术研究，保持了古代高水平书院培养高级人才、研究高深学问的全部功能，而且以全国重点文物单位的身份投身旅游经济，获取进一步发展的经费，进而可以谋求相对的自主与独立。前几年它又获准创建中国书院博物馆，努力将自身打造成天下书院的研究、展示与陈列中心。凡此种种，足可以表明，当代书院完全可以自立于现代高校之林，并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多样性增添光彩。

第三，书院教育的理念、宗旨、方针和方法等，都是现代学校创新性发展的优质资源，值得我们借鉴、利用与传承、发展。如南宋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以明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为五教之目，定学、问、思、辨、行五者为为学之序，再三强调的则是修身、待人、接物三者构成的笃行之方。以明伦即处理人间各种关系为教育目的，讲求方法，强调实践，八百年来，它由一院之规变成了天下书院的准则，至今还在朝鲜、日本流行，有强大的生命力。又如清代王文清制定的《岳麓书院读经六法》，以正义、通义、余义、疑义、异议、辨义为为学进阶，不迷信权威，追求学术自由，放之四海而皆准，几百年前很先进，几百年以后也不过时。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创新前行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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