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精神人文主义与民族文化复兴

受访者：杜维明

采访者：张梅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廿一日癸亥

          耶稣2019年3月27日

精神人文主义的内涵

张梅：您近年来提出了“精神人文主义”，我理解您所说的“精神人文主义”实际上包含四个向度：一是自我本身的内在关系，即身心灵神的统一；二是个人与他者的关系，即个体与社会的健康互动；三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即整个人类和自然的持久和谐；四是人心和天道的相辅相成，即“天人合一”。近几十年来，人们为振兴人文精神做出了各种努力，大家都在呼唤一种真正的全人类都能接受的人文主义，在我看来，“精神人文主义”的提出可以说是恰逢其时。以您之见，“精神人文主义”能够为重振人文精神、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作出哪些贡献？

杜维明：这不是说我们强加于人的一种共识，而是大家考虑到要对人做一个全面的理解时，这四个向度都不可分割——你只注重个人而不注重社会是不可能的，过分注重社会和谐而不考虑个人尊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过分强调人类中心主义而对自然环境不能维持，也是不可持续的，另外如果只注意凡俗的世界而对很多宗教传统、精神传统（超越的上帝、安拉这种精神的最高实体）完全不照顾到也是不可行的。它们是四个不可分割的向度，但是中间又有很多交互的关系，所以讲个人严格地说不只是主体性，我认为主体性是与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志向、人对自我的了解都有关系的，但是主体性中间又有互为主体的因素。对于自我的了解，你可以想到将心比心——了解他人也需要同样的要求，讲到个人最高的理念一定是和他人有密切的联系，这样才能逐渐建构起一个以信任为基础而不是完全以契约为基础的社群——家庭就是最好的例子，是自然形成的社群，然后从这个社群逐渐地扩大。

杜维明

现代社会是有契约的，陌生人组成各种不同的社群，在这些社群中间又有一定的规约、一定的价值、有一定的人与人互相信赖的承诺。否则，没有法制和共同承诺而组成的社会是不可能长久的。再有就是大自然，现在的生态环保可以说是重中之重的首要大事，对待这件大事，最基本的层面而言需要一种态度的改变，而不只是一种策略、方式或者新的能源、技术的产生应用，这些都是很重要而且需要通力合作的。但更重要的是人本身的态度问题，如果人类把自然当成是身外物来利用它，这完全是一种工具理性的方式。我们要把它看作是与人有密切关系的、血肉相连的一个互为主体的存在——不把它当作身外物，而把它作为主体之间必须存在的有机联系。

现在国内大家关注得比较多的是身心和谐、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而对最后一个人与天的关系问题关注度不够。其实，世界文明中有很多对于“敬天、畏天”这种信念、信仰，以及超越性的敬重，不仅是对天的敬重，对天地万物也一样的敬重。这种敬重是人能否存活的最基本条件，因此我们也要加进来。如果把人作为立体的存在，这四个向度都要有，再加上时间这个传统，传统文化在这个立体的时空中永远学习、不断进步、永远变化、进行互助互动，这样的过程是人成就世界和谐——至少是世界和平所必须具有的条件。

学界有很多人在考虑存不存在这样一种人文主义：既不排斥自然，又注重物与神。它既注重物，就是和自然的亲和；又注重神，有很强的精神资源，可是它又是以人为核心的，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以人为关注重点的。这种人文主义可以超越各种不同宗教的要求——不仅超越，而且可以协助一个有强烈精神人文主义关怀的人，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佛教徒或印度教徒等，这是精神人文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换句话说，精神人文主义是开放的、多元的，是向各种不同精神文明发出的邀请，邀请大家一起进行互惠的对话。我曾经倡议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而逐渐发展出一种“对话的文明”。我们讲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多元多样的，在先秦出现各种不同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很希望回到先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但是从宏观的历时视野，中国也有纵向的发展，经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过程，也就是通过向印度学习，佛教才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文化从曲阜所代表的地方文化变成中原文化，经过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而出现了质的改变。尽管存在批评，也有赞美，但是我们必须接受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内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它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从宋末元初开始，中国同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等“外部世界”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贸易交往与文化交流，此外，早期的天主教在明代传入中国并扎根发展，基督教在现代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发展势头也很强，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之所以转变为现代文化的助缘。

我所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天和人不是割裂的、人和物不是割裂的。精神人文主义不是这种排斥性的二分法，而是要打破这种思考，融合成为不仅有一惯性而且是互相交融的共同体。例如阴阳是非常好的理解方式，但是我们把性别问题从阴阳里面剔出来，我们不把阴当作女性、把阳当作是男性，而是认为阴是一种凝聚的力量、阳是一种创造的力量，这两种力量都是可以互相交融的。从实际情况看，如果我的领导是女性，那她实际代表的是阳，而我自己是阴；如果从我与父亲的关系来说，从青年到壮年，我是阴、他是阳，但是他逐渐变年长了，我就成为阳、他变成阴了。中国传统的阴阳理论在宇宙论上有歧视性别的缺陷，而以此角度诠释阴阳互动，正是要祛除这种偏见。

文化中国与文化“走出去”

张梅：上世纪90年代您提出的“文化中国”论说在海内外也产生了强烈反响，“文化中国”是我近年来特别关注的课题，我曾经拜读过您的大作《文化中国：以外缘为中心》（Cultural China：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在文中您指出“文化与政治、经济大不相同，边缘地区有时候文化发展得很快，甚至外国人对中华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这对我启发很大。当前，我们急切地想让中华文化“走出去”，但是在我看来，文化“走出去”与经济“走出去”有很大的不同，要靠人的自觉。您觉得目前情况下，对于文化“走出去”我们应该葆有怎样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

杜维明：在我看来，文化“走出去”的主要问题是接受问题，要潜移默化，不管你怎么样去推，都要“心悦诚服”——别人听了后能不能听进去，听进去之后能不能在其身体里面发挥正面的作用。此中还牵涉到认同问题，这个认同一定得是自愿的，通过军事和经济的力量虽然可以让人看到文化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不能内化到人的生命中去。

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印度文化到中国，印度文化传到中国完全不是印度人花很大的资本、用很大的力量把它的文化推广到中国来的，而是那个时候中国有精神上的需要，中国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家例如法显、玄奘亲自去印度取经，印度的大师大德来到中国，例如禅宗的发展（达摩）。大家是以敬重的方式学习，这就是文化的意蕴、内涵——包含了思想的高度、知识的意境、文学艺术的成就等所展现的世界，有它的吸引力，所以是人家主动来向你学习，所以我们要培养自己文化的坚实内容，培养文化本身的动力以及它的感染力。

事实上，谈到文化“走出去”，本国文化在国内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是你能不能走出去的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我们当前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曾经对我们的文化做了一个相当彻底的粗暴的摧残，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解决。当前中国很多的年轻人对自己的文化并没有正面的肯定，没有感受到其内在价值，有些甚至根本不把中华文化当作重要的资源，例如，出于升学的考虑，他们可能会学一些钢琴等艺术，作为将来入学考试的资本，但是并不是为了陶冶他自己，是完全出于外在功利的目的而没有任何内在性的，不是“为己之学”。所以我觉得文化的对外传播，有没有感染力、能不能产生影响力，首先是在自我认同的内部，首先在于我们内部是不是有一种鲜活的动力，像中国的绘画在世界很多地方已经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中国的诗词歌赋、中国的哲学等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些都是靠人们自觉自愿来完成的。

我之前讲到“文化中国”，海外华人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走出去”的因素，但是除了海外华人之外，还有一批与中国和中华民族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的国际人士，这其中既有中国研究学者和汉学家——中国研究成为他们的专业，除此之外，“文化中国”再往大了说还包括长期和中国文化或中国打交道的企业家、媒体从业人员和政府官员，例如外交官等。对于中国文化，他们常常是通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韩文和其他语言来加以了解的，因此，“文化中国”这一观念要超越语言，有一些不讲中文的外国人，但是大家对中国文化有一种热爱，这一部分人也会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发挥作用。

我认为，“文化中国”不是一个狭隘的地域观念，不是一个狭隘的种族观念，也不是一种完全关于语言的观念。文化与族群意识、地域感情有很大的不同，它是通过主动自觉的努力而争取到的。近百年来，中国经过了好几次的浩劫。从文化的立场上讲，最大的浩劫是“文化大革命”，那是革文化的命。当时，大批中国人把中国文化摧残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你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我就是中国文化的维护者。这个命题根本站不住脚。当时摧残自己文化的中国人，比比皆是。反过来说，想通过文化的努力来了解中国智慧的外国人，也相当的多——从比例上讲当然是非常非常少，但是他们的人数在逐渐增加，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重要性。当然现在海外也有部分对中国文化批评比较激烈的，正是因为他们的激烈批评，使得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阴暗面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和反思，从而推陈出新，推动文化的发展，这也是积极作用，使得文化交流能够开展起来。

此外，在我看来，文化“走出去”与文化能不能扎根也有很大的关系。从“为己之学”来看，就是自己文化的陶养有了一定的建树，有了一定的内化能力，它的覆盖面会扩大，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够转化自己，同时转化周围的人。要想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在我们的文化圈，特别是教育领域——不仅是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也应该包括在内，都要有文化自觉，对文化要有一种崇敬感，要父母来鼓励、社会来鼓励、政府来提倡，但是这种对中国文化的崇敬不是工具性的、狭隘的、功利的方式，而是我们确实能够欣赏我们自己的文化。

张梅：从文化中国和儒家传统的关系来看，您认为当前应怎样开发儒家的传统资源，来推动文化中国的发展呢？

杜维明：儒家传统是文化中国中极其重要的文化资源，但是，文化中国所掌握的资源非常丰富，不只是儒家传统，还有道教、佛教、民间传统等其他传统。中国的民间宗教传统里头，有儒家的成分，但也有很多不是儒家的成分，而是佛家的，佛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在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都可以看得出来。文化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精神资源，例如法家的思想、墨家的思想，甚至于阴阳五行的思想，各种西方的思潮，这些都是文化中国的资源，所以文化中国的资源是多元的、多样的且非常丰富的。

从客观上来说，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在现阶段是薄而不是厚，其价值领域是少而不是多，这是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现象的呢？是“五四”以来的强势意识形态，是西化，这个西化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可以说是物质主义、现实主义和广义的科学主义。这个强势的思想在文化中国的各个地方影响力都非常的大。例如在中国大陆，有所谓的商业大潮，大家“下海”以后，物质主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更加突出了。在台湾，虽然宣传中国文化，但它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宣传中国文化，以前是为了替国民党造势，现在台湾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物质主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另外，像新加坡和海外华人社会，工具理性的影响最大，突出了经济和政治，对于社会文化，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并不重视。

儒家传统是文化中国的资源之一，值得发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无论文化中国的观念多宽、多广，都没有办法完全涵盖儒家传统，因为儒家传统也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换句话说，儒家传统也是日本的、朝鲜的、越南的，将来也可能成为欧美的。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已经不仅在中华大地，同时也在日本、朝鲜、越南以及很多其他地方开花结果。所以，我们不能说文化中国这个传统把儒家传统完全包括在内了。正因为儒家传统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所以，整个儒家传统对世界文化是从多元文明对话的角度来理解的，因而它所能作出的贡献就不仅是文化中国的贡献，也是整个东亚文明的贡献。

儒学的前景与未来发展

张梅：因为工作的关系，近年来我在海外接触到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华裔，从他们的言行中我能感受到他们身上所流露出来的儒家文化精神。我觉得，儒家伦理在海外华侨华人社区正在转化为侨胞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可是在中国大陆儒家文化却经历着相当不同的境遇。在中国大陆将来发展的过程中，儒学会不会起积极的作用？另外，您对儒学的发展前景、未来研究方向、研究重点持怎样的看法？

杜维明：我是在台湾长大的，在美国待的时间很长，第一次回中国大陆是在1979年，我跟随美国科学院的学术代表团短暂回来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对国内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1980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做学术报告的同时，也向重要的历史学家如赵光贤、白寿彝、何兹全等教授请教。当时海外学界（尤其是台湾），对儒家的理解基本是正面的，但是在中国内地，因为受“文革”的影响，总体感觉理解儒家的负面内容居多，儒学类似于一个符号。那时候的知识分子都是1978、1979年考进大学的，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中坚力量。我当时问了自己两个问题：一是儒学在中国将来的发展前景问题，二是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精神在中国的发展态势将会是怎样。在和老中青三代学者的交流中，我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从当时大家的回应，我感到都是正面的，那是1980年左右，距离现在有很长的时间，但是可以看出来现在有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不是一般的社会层面的改变，而是从政府决策一直到企业界——现在企业界里学习儒学的风气比较盛行，特别是大家对王阳明重要性的认识，都有所改变。

这方面文化的改变是渐近的，但是这种改变是很深沉的，从当时完全政治化的“批林批孔”“破四旧”的形态，逐渐走向学习儒学，例如学习《弟子规》——当然有些地区有一些过火了，发展到要背诵一些现在看来没有什么意义的礼俗。现在的改变还体现在，以前儒学几乎不在主流思想的考虑范围之内，现在人们一般认为在中国有三大潮流：马列主义、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一些思潮，还有儒学，这和以前有很大不同。儒学复兴的势头已经非常清楚了。现在如果社会上有人讲乡村儒学、生命儒学、生活儒学、政治儒学，至少也不会引起反感。

在海外的华人世界，以印度尼西亚为例，现在发展的势头很好，它有儒教，儒家是他们信仰的宗教。马来西亚也有这样的传统。新加坡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它受西方影响很大，是中国文化圈中最为西化的，但是经过好几代人的调查研究——他们有数据为证，新加坡的人，不管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受到汉语或者英语深刻影响的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价值仍然是孝，这是新加坡深刻的传统，这当然和儒家有一定的关系。李光耀已经了解到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中，儒家的根是很强的。

另外，儒学作为源远流长的大传统，它必须分成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有时间的概念。在历史长河中，儒学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公元前6世纪孔子时代一直到汉代，儒学从曲阜的地方文化逐渐成为中原文化的主流。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儒家文化在早期是作出了一些贡献的。比如说孟子，孟子曾提出人禽之辨、夷夏之辨、义利之辨、王霸之辨，突出人性、文明、义理和王道的儒家人文精神，这些问题的提出逐渐塑造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模式。当时，孔孟思想在政治上影响不大，后来在教育、文化上影响逐渐扩大，逐步深入民间、深入政治文化，为中华文化的自我认同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11世纪（唐末宋初）儒家文化复兴即宋明儒学开始复兴，儒学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儒家文化从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发展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从中国传到朝鲜、越南、日本、东南亚等有海外华人聚居的地区。

19世纪中叶，从鸦片战争开始，儒家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特别是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冲击，逐渐从政治、社会、经济各个层面撤退，发生了李鸿章所讲的“三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这个大变化使得儒家文化逐渐在中国精英知识界影响变小，很多人成为批评儒学的干将，例如在“五四”时期，像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都成为批评儒学的干将。建国以来，儒家文化发展也很曲折。

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文化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儒学到底有没有第三期发展前景的问题，就成为大家考虑的问题。儒家文化被认为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它和经济上的农业社会与宗法社会、专制政体有着密切的不解之缘，这被认为是儒家阴暗面的问题。从正面的角度看，儒家文化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由于受到西方启蒙运动代表的人文主义等的冲击，进行了自我调节。100多年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康有为、梁启超到“五四”时期的熊十力、梁漱溟、贺麟、冯友兰、张君劢等，到1949年建国后海外的牟宗三、徐复观、钱穆、方东美等一直在做这一工作。到现在为止，至少有三代人在设法对儒家传统受西方挑战、被解构以后，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做着调节的尝试与努力。现在，我们希望儒家哲学本身能够进行开陈出新、精神再造。儒家如何面对西方文化提出来的新的挑战，特别是科学民主，当然也包括自由、人权、法制、个人的尊严这些基本精神，这些精神怎么能够成为发展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源，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儒家从先秦开始一直发展到宋明理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生观的问题，就是对人生的态度。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和世界主要文明——犹太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对话、比较和交流中来扩大儒家人文精神的内涵，加深对人各个侧面反思的深度，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全面地发展儒家的人文精神。但这不是如同一个筐，把各种好处都拿进来，这是做不到的，它要有一种深刻的自我反思。中国从宋明以后到现在经过了那么多的改变，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前提之下，我们如果要开陈出新，就必须对自己文化的正面和负面的实际情况有非常深刻的自知之明，在这种基础上，通过和他们真诚的对话，改变我们以前对自己文化内部的了解——我们不仅要从内部了解，还要从外部了解，而且是一种批判的了解。

我认为，儒家传统能不能继续发展，一个很关键的课题是，它的批判精神能不能维持。其实，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特别是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直有一个很难解的结。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很多学者都提到了这个结，那就是儒家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在儒家成为中国主流文化以后，在中国的文化圈，不是法家和儒家斗，而是两种儒家在斗争。一种以服务政治权力为目的，为了获得其发言权和影响力，依附政治权力，成为政治控制的软力量和机制，不具有反思能力和批判性，这是一种儒家。另一种儒家从“为己之学”开始，有非常强的人格发展，代表道德理性，是一种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努力的力量，这种力量是通过个人的道德自觉，实现家庭、社会的和谐，同时用这个力量来转化社会、移风易俗，使得参政的人的品质以及政治的品质本身有所提升——以道德理念和精神价值转化政治，使得它确实为人民服务，为了长远的社会安定与和平（区别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有正面意义的。

我们有“天下”的观念，有“命运共同体”这种世界共同发展的理念，我们与世界可以通过对话和和平相处的方式来发展，因而这种儒学与自由、民主、科学存在配合的可能。这种儒学与前面我所说的丧失了文化自觉，放弃了人格尊严，完全依附于政权，特别是依附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很糟糕的政权、为他们服务的儒学不一样。以权力为目的和以道德理想为目的来转化政治的这两种儒学力量的斗争非常强烈。所以说这是中国儒学往前发展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在儒学的人文精神方面发声，这与放弃这种人文精神完全依靠外在力量、“曲学阿世”的儒学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张梅：您觉得儒学将来会成为世界共通文化吗？

杜维明：儒学成为世界共通的文化是我们的目标，但是现在看起来难度不小，因为我们要找到大家都能够基本接受的人文价值或人文精神——这个理想要成为现实有很大的困难，会遭遇各种不同的误会，比如以前有的人认为我们走出去是要用我们的价值取代人家的价值，认为中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中国想一枝独秀。你要说明你不是这样的，你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能够展现出来，让大家心悦诚服，这不是让比你有权有势的人能不能接受的问题，而是让比你差了很多的社会对你的理念也能够认同。

张梅：在我看来，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应只囿于经济、政治层面，还应包含文化层面。更具体地说，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您认为儒家文化中的哪些资源能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杜维明：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换个表述，换成“儒家文化中有哪些因素可以为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而作出积极贡献”。中华民族复兴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世界。从对话的角度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底线是健康的。我应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邀请参加为推动文明对话而组建的“世界杰出人士小组”已经快20年了，我清楚地知道这和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于人”是可以配合的，而且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于人”应该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基础，这样才不会引起信仰冲突所带来的矛盾。另外还要加上一个“人道”，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的努力、我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为我周围的人创造条件。这种伦理上的基础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天下观念（不是一种政治话语）中的同情、移情、慈悲等有感通的可能性。这不仅和理性是没有冲突的，而且理性和共感的情应该配合起来。所以我们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对待在世界所碰到的困境不能完全以工具理性的目的和手段来理解，而应该从更宽广的人类的共同存活、共同繁荣来理解。以前有人提出来“地球宪章”，我们怎么样和地球建立一种亲和的关系，这是基础，基础开始于人所处的世界，世界是自然的一部分，这和三大宗教超越精神世界的崇敬是可以配合的。人存在不是为了吃饭，人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人是有价值的，“天生人成”，我们还要帮助上天把美好的世界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面体现出来。这话听起来像是空话，但是，如果在每个人的心里，大家都有这样一种自觉，那么这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人发展，而是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民族的发展。

这个问题是说中华民族一定要走出自己的独特道路，要有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方法自信。我们独特的路又是和人类文明的长远发展、现在的和平共存相配合的。中华民族不可能走一条与世界文明将来能够和平共存必须要走的宽广大道相违背的道路，不可能走一条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路。我们要考虑到美国有美国的民族主义、俄罗斯有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印度有印度的民族主义，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面找到大家都能和平共处的和谐道路。

（本文收入《哈佛学者看中国和世界》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