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三教关系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作者：韩焕忠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廿四日丙寅

          耶稣2019年3月30日

《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牟钟鉴著，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定价108.00元

儒道佛三教关系是中国哲学、思想乃至文化领域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但若要对其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却洵非易事。这主要是因为儒道佛三教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并且各自都积累了浩如烟海的经典著述，学者们学有专攻，至于皓首穷经，通其一家，已属于难能可贵，而能够兼通三教，自然是凤毛麟角。更有进者，学者们在通其一家之学时，往往会不知不觉地形成某种立场和视域，从而影响和限制对其他两家的客观了解和同情默应。故而在汗牛充栋的图书馆中，却很少发现有关儒道佛三教关系研究的专著。今读牟钟鉴先生的近著《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以下行文中凡引用该书，仅注页码），笔者在震惊于其格言警句般的论述的同时，也真切地意识到，这是一部儒道佛三教关系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首先，牟先生认为儒道佛三家各有其教又各有其学，此实为孤明先发的不刊之论。学术界一般认为，儒家为学派，道家、佛家为宗教。牟先生对此大体也是认可的，他有时就是这样展开讨论的。但牟先生的认识并不止此，他进一步提出了三教六家的主张：“儒、道、佛三教中的每一教（教化之教）内部其实又可分为两家，三教六家。”（第4页）对于佛教既有信仰佛菩萨的宗教，又有讨论真空妙有的哲学，道教既有追求自然无为的老庄哲学，又有追求长生不老、招神劾鬼的宗教，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而对于儒家之有敬天法祖教和儒学的区分，则是闻所未闻，可谓是牟先生的创见。牟先生指出，儒家之敬天法祖教传自周代，是中国人的基础性宗教和价值源泉；儒家之儒学则创自孔、孟、荀，是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支柱，也是中国思想史的主线，“敬天法祖教有教（宗教）而无学（哲学），儒学有学（哲学）而无教（宗教），两者既并行发展又交叉互补，共同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正宗信仰和基本的价值追求。中华民族由于有儒学而走上‘清明安和’的人本主义道路，由于有敬天法祖而能‘神道设教’，推进道德教化。”（同上）有段时间，学术界一直在为儒家是（宗）教还是（哲）学的问题争论不休，是非纷纭，未有定论。我想，儒家文化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也许争论的双方各有所见，也各有所蔽，而牟先生的论断则可以综合双方之所见，祛除双方之所蔽，十分有利于我们理解儒家思想文化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无形中为未来的儒家研究开启了多元化思维和层次理解的致思趋向。

其次，牟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综合性特征有着非常深刻的论述。牟先生从自然环境自成一体、农业文明发达、民族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等多种因素证明，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某种单一的文化，“各氏族、部族、民族的特色文化在相遇中不是一个吃掉或取代另一个，而是互相吸收，共创新的综合型文化，又能保持各自的特色。”（第30页）孔子集尧舜以来上古文化之大成，创立了儒家，复经孟子与荀子的开拓，最为契合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坚实基础。由老子创立，并经庄子等人继承和发展的道家，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儒家相互对立，但在更深的层次上，“老子道家与孔子儒家可以说是同源而异流，又时分时合，一阴一阳，一柔一刚，一极高明、一道中庸，一返璞归真、一人文化成，互补性极强，成为贯通中华思想史始终的主脉。”（第39页）随着历史进程的演进，在儒道两家对立互补的基础上，中国又消化和吸收了自印度传入的佛教，“儒家文化有‘和而不同’‘道并行而不悖’，道家文化有‘容乃公’‘知和曰常’的理念和吸纳百家的传统。因此，两家主流人士不仅不强烈拒斥佛教，而且还主动了解和研读佛教，力图从中寻找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契合点和能够长短互补的地方。”（第155页）而由于佛教的输入形成儒道佛三家的相互碰撞与融合，“丰富和优化了各自的文化传统，又都给整个中华文化带来生气，增添了许多新鲜内容，使之更加多姿多彩。如儒学因玄学而提高了创新经学的能力，由佛教而扩大了宇宙论的视野。佛教因儒学而加大了现实的关怀，由玄学而接通了梵华之路。道家、道教因儒学而强固了中华根基，由佛教而充实了教义教规。”（第193页）正是是在儒道佛三教并立共存的基础之上，中国文化在坚持主体性的同时，继续向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乃至一切外来思想和文化展示出开放、包容、接纳和融合的姿态。牟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性特质入手来考察儒道佛三教关系，可以说找到了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最佳着力点。

再次，牟先生对各个历史时期儒道佛三教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均有极为全面、系统和深刻的阐释。先秦两汉时期，中国文化主要表现为儒道两家的相互融合。儒家由于学习道家而提升了自身的境界，道家由于吸收儒家而增强了入世的品格，“儒道两家的并行与交错，为治国理政者提供了左右逢源的对应性智慧，也为人们安身立命提供了可自由选择的进退自如的精神空间，还为学者创新发展中华学术提供了不同思维方式的富有启示性资粮，同时还积累了多样性异质文化之间交流互鉴的宝贵经验。”（第102页）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由此揭开了儒道佛三教相互吸收和融合的大幕。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发达，“其中解说儒家经典的部分可称为玄学经学，是儒学跨学派的延伸，……其经注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111页）牟先生创立“玄学经学”的范畴，揭示了此期儒学所受道家和玄学的深刻影响。魏晋玄学虽然主要是高扬了老庄的哲学，但因受到儒家的影响而又关注人伦，故而成为一种新道家。这一时期的道教也逐渐由惑众作乱到得到国家认可，佛教于其间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示范作用。而佛教也吸收了儒道两家的不少思想资源，最终在中土扎下根来。至隋唐时期，佛教综合儒道两家之精髓而创立了天台、华严、禅宗、净土等宗派，道家和道教也吸收佛教的般若思辨而发展出重玄学的形态，儒家也在佛道两家的刺激和示范之下掀起了复兴运动，三教之间的相互融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至宋明时期，儒道佛三家相互吸收和融合，发展出理学、全真道，佛教也在民间获得了普及性的发展。近代以来，在欧风美雨的飘摇之中，儒道佛三家都获得了形态更新，其相互之间的吸收和融合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促成因素。牟先生并非不关注儒道佛三教之间的对立、冲突和斗争，但牟先生显然更为重视儒道佛三教之间的相互吸收和融合。我想，这里蕴含着牟先生对人类文明发展前途的终极关切，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体会牟先生的文化信念，即人类文化必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加彻底的程度上实现进一步的相互吸收和融合。

最后，作为研究佛教的学者，笔者发现牟先生对佛教中国化的论述也非常精彩。牟先生意识到，佛教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一则取决于佛教能够弥补中国固有文化的某种不足，二则取决于佛教传入时中国的哲学思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前者意味着佛教输入中国的必要性，后者则保证了中国文化在中外文化相互交流中居于主体地位。如其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迅速崛起，首先指出数百年佛经翻译的积累已为佛教在中国的兴起准备了前提条件，接着阐明连绵不断的战乱和动荡所造成的社会苦难使佛教的佛教获得了空前的机遇，然后诠释魏晋玄学“提升了中国人抽象思维水平、学会了对大道的体悟，从而成为接引哲理型佛教教义的重要桥梁，这使得佛教的译经和解经一开始就具有玄学的强烈色彩，并推动佛教顺利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第140页）最后牟先生强调了佛教教义的独特哲理性对中国士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我想这里可能包括佛教四谛论对人生是苦的揭示，对持戒修行可以获得解脱的允诺，以及对于生死轮回、天堂地狱的描述等多方面的内容。由于“中国”一词所表达的内涵和外延在历史上是变动不居的，佛教的中国化因此也就呈现出一种永不停息的动态性特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吸收了得意忘言的玄学思维方式，吸纳了“有无”“虚实”“动静”“体性”等玄学词语，开始了中国化进程。佛教在隋唐时期创立了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宗派，“在教义教理上，以印度佛说经典为根据，又会通中华儒家道家文化，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第227页）全面实现中国化，从而达到了鼎盛状态。至于宋明时期，“佛教的主流在朝着内部禅净教融合、外部儒道佛贯通的方向继续发展”（第355页），中国化程度进一步深入到民间、底层，从而成为在中国民间具有草根意味的文化传统。即便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佛教不仅是儒道两家提升和发展的思想资源，而且与儒道一起形成中国接纳、吸收和改造西方思想文化的重要基础。牟先生的这些论述对于学者们从三教关系的角度上理解佛教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启发性。

另外，牟先生还对历史上视为定论的一些说法进行了重新思考，如学术界普遍认为唐代儒学是衰落的。牟先生认为这是人们受到韩愈误导的结果。“事实上，儒学自汉代起一直在综合创新中前行，魏晋以后在与儒道二教互动中发展。唐代儒学虽然在理论层面没有佛学光彩，却在经学统一、教育制度、治国理政等方面，达到了汉代未曾有的新高度，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对于盛唐事业作出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贡献。”（第195页）如此之类的论断所在多有，可以引导我们对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许多问题重新进行深入思考。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