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飞骧著《诗经缵绎》出版暨自序、引言

书名：《诗经缵绎》

作者：马飞骧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2月

【图书简介】

基于二十多年对传统经典的热爱和钻研，秉承六经一贯之道，系统阐发《诗经》诗教意旨，利用工作之余的六年时间辛勤耕耘，2019年3月，青年学者、著名旧体诗诗人马飞骧《诗经缵绎》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正式出版。

全书以阐发《诗》教微旨为宗，作者考究先哲及时贤研究《诗经》成果，缵续精粹，以达述而不作、文以载道之目的。全书以上万字的引言对《诗经》中研究的重大问题作了总结性梳理，并提出观点。《风》《雅》《颂》各编首，以及各诗篇之首简述概要，编尾略作总结，点明编者旨意。各篇中，每首诗正文以下分集释和缵绎两部分。缵绎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先依朝代援引历代名家代表性释解，再断以己意；进而据此题解，引经据典，分章句阐释全诗主旨大意。全书有较为充足的文献史料为佐证，又兼作者深厚的诗学功底与文言水平为辅翼，使全书古雅厚重，既继承传统，又别具高格。全书集今人译注与古人集解之长于一身，大体而言，有如下优点:

一、系统解读《诗经》诗教意旨。对《诗经》作为儒家经典文本，既从总体上把握编辑思路和诗教精神，正本清源，又参考古今注解《诗经》之名家的相关成果，搜罗先哲及时贤注释及题解，简明扼要，述而不作，作出释解；进而引用相关史料，分章句详细阐述每篇诗的主要意境及其经解微旨，集系统性、史料性、思想性于一身。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对后人研究《诗经》往往轻视的《颂》部分，也从诗教角度，不余遗力进行阐发，指出其德性光芒和传心微旨，可谓深得圣学三昧。

二、阐发诗篇意蕴兼及艺术性。《诗经》距今年代久远，其中文字的含义己经有很大变化。今人翻译版本虽然意思容易传达，但不失之偏、浅，就是意蕴尽失。本书参考前人训释，撰写注释，省却译文，而从段落入手，简要梳理文路，抛砖引玉，启发读者白由想象《诗经》的意境，会悟诗的大义。作者对各诗篇时而称引前人之论，时而以自己深厚的诗学实践，对诗的艺术性进行点评，既让读者感受诗的艺术性所在，又可窥知《诗经》对后世诗人、诗歌的影响，兼顾了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三、文言表达遥承古典传统。作者具备深厚的古汉语功底和高超的文言写作水平，全书除《诗经》原文，约有三十万字，一体文言写就，文字精审，文风雅致，朴实而华美，辞约而意丰，既能很好地承接了古贤文脉，又能准确畅达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当今传统经典研究上，可谓一股清流，这样的复古风格，给读者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

此外，虽然全书以缵绎命名，以继承传统为目的，但全书所称引古人之论，并非生吞活剥，而是极尽拣择，在引述前人之说时，只留下作者认同的部分。对一些篇章，跳出前人窠臼，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继承中有所创新。

古来研究《诗经》的著作汗牛充栋，但作者积二十多年学力，以独立之精神，不鹜时俗，荷担传统文化命脉，可谓浮世清流。全书以缵续、阐发《诗》教微旨为宗，以溯源、辨体、明经为用，优游百家，综罗百代，以深厚的经学、诗学为底蕴，精切的文言、史识为辅翼，融前贤时修成果于一炉，并史料性与思想性为一体，折中其意，简当涵蓄，使《诗经》回归六艺典政一贯之道，从学术角度揭橥《诗经》编旨，显发微言大义，堪称当代《诗经》研究的一部力作。

【作者简介】

马飞骧，字凤栖，一字天骐，别署白云居士、近湖庐主人等，甘肃天水人。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学者、诗人。长期潜心传统文化经典研究，对儒家之正大，道家之幽玄，佛家之精微均有心得。著有《诗经缵绎》《论语诠旨》《川上看云集》《白云录》《白云小品》等。

【目录】

国风

国风·周南

关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汉广

汝坟

麟之趾

国风·召南

鹊巢

采蘩

草虫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襛矣

驺虞

国风·邶风

柏舟

绿衣

燕燕

日月

终风

击鼓

凯风

雄雉

匏有苦叶

谷风

式微

旄丘

简兮

泉水

北门

北风

静女

新台

二子乘舟

国风·鄘风

柏舟

墙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鹑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载驰

国风·卫风

淇奥

考槃

硕人

氓

竹竿

芄兰

河广

伯兮

有狐

木瓜

国风·王风

黍离

君子于役

君子阳阳

扬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车

丘中有麻

国风·郑风

缁衣

将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鸡鸣

有女同车

山有扶苏

萚兮

狡童

褰裳

丰

东门之墠

风雨

子衿

扬之水

出其东门

野有蔓草

溱洧

国风·齐风

鸡鸣

还

著

东方之日

东方未明

南山

甫田

卢令

敝笱

载驱

猗嗟

国风·魏风

葛屦

汾沮洳

园有桃

陟岵

十亩之间

伐檀

硕鼠

国风·唐风

蟋蟀

山有枢

扬之水

椒聊

绸缪

杕杜

羔裘

鸨羽

无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国风·秦风

车邻

驷驖

小戎

蒹葭

终南

黄鸟

晨风

无衣

渭阳

权舆

国风·陈风

宛丘

东门之枌

衡门

东门之池

东门之杨

墓门

防有鹊巢

月出

株林

泽陂

国风·桧风

羔裘

素冠

隰有苌楚

匪风

国风·曹风

蜉蝣

候人

鸤鸠

下泉

国风·豳风

七月

鸱鸮

东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小雅

小雅·鹿鸣之什

鹿鸣

四牡

皇皇者华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车

杕杜

鱼丽

小雅·南陔之什

南陔

白华

华黍

南有嘉鱼

南山有台

由庚

崇丘

由仪

蓼萧

湛露

小雅·彤弓之什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车攻

吉日

鸿雁

庭燎

沔水

鹤鸣

小雅·祈父之什

祈父

白驹

黄鸟

我行其野

斯干

无羊

节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无正

小雅·小旻之什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风

蓼莪

大东

四月

小雅·北山之什

北山

无将大车

小明

鼓钟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华

小雅·桑扈之什

桑扈

鸳鸯

頍弁

车舝

青蝇

宾之初筵

鱼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小雅·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采绿

黍苗

隰桑

白华

绵蛮

瓠叶

渐渐之石

苕之华

何草不黄

大雅

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

大明

绵

棫朴

旱麓

思齐

皇矣

灵台

下武

文王有声

大雅·生民之什

生民

行苇

既醉

凫鹥

假乐

公刘

泂酌

卷阿

民劳

板

大雅·荡之什

荡

抑

桑柔

云汉

崧高

烝民

韩奕

江汉

常武

瞻卬

召旻

颂

周颂

周颂·清庙之什

清庙

维天之命

维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将

时迈

执竞

思文

周颂·臣工之什

臣工

噫嘻

振鹭

丰年

有瞽

潜

雍

载见

有客

武

周颂·闵予小子之什

闵予小子

访落

敬之

小毖

载芟

良耜

丝衣

酌

桓

赉

般

鲁颂

駉

有駜

泮水

閟宫

商颂

那

烈祖

玄鸟

长发

殷武

【自序】

余为学之年，耽于吟咏，殆二十载，自谓于风雅一道，略有所得，忽忽已届不惑。及南徙而玄览，北游而向明，出入于老庄之域，优游乎佛禅之理，闲观六艺，感通一贯，由户知津，始知诗不可以等闲而作，《诗》亦不可以寻常而论，乃有愧于昨非。

诗言志，感于云物之变，发乎心意之诚，形于情动之言。故凡天地之大，草虫之微，节候之变，世运之移，与夫山河烟霞之状，盛衰悲喜之理，莫不可以诗为之。《诗》则政教典章，声教之渊薮，六经之先用也。《毛序》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具政教宗教之功，兼德育美育之长，不惟博物广识，授政专对，亦可致中和之美，达礼乐之原，臻内圣外王之道。诚中外文化之奇观，华夏文苑之瑰宝也。

古来论《诗》者沧海横流，逮及当代，人但知有文学之《诗》，不知有经学之《诗》；但知有诗学，不知有《诗》教；但知有言情诗，不知《风》《雅》为何物。甚者，知《风》不知《雅》，无论诸《颂》矣。《诗》教不传，则六艺不兴；六艺浸衰，则道统澌灭。是以缘起一时之兴，笔载千祀之绪，第以公务之暇，理旧箧，会昔哲，对时贤，于汗牛栋下，遣象罔，觅玄珠，缵前哲之遗绪，绎时贤之嘉泽，不惮以下愚之智，覆篑以进，欲以萤火之光，显扬《诗》教之微旨也。

呕心数载，斯业将竣。瞻顾来路，亦孔之疚。《诗》旨幽微，未免囿智于蠡测；高山无量，或恐贻笑于大方。文言为之，不惟时风在所不尚，或令读者望而却步。然草木不怨于秋风，风云无碍乎长空，得以时势之所适，暂留鸿迹耳。所幸大雅凋零，知音尚在；白发若新，青山如故；大道剥复，万流必东。《诗》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勉夫！

丁酉立秋后马飞骧于京华近湖庐

【引言】

“诗三百”乃我国最早诗集，战国时始称《诗经》，与《书》《礼》《易》《乐》《春秋》合称“六艺”、“六经”（《乐》今不传）。“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而《诗》为声教。朱彝尊《经义考》曰：“《诗》者，掌之王朝，颁之侯服，小学大学之所讽颂，冬夏之所教。”汉代四家传《诗》，三家云亡，《毛诗》独标。其后千年间，或尊《毛诗》，或攻《毛诗》，而经史之道未绝。近世西学浸凌，不唯风雅沦丧，亦使《诗》教之旨晦而不明。故溯《诗》根源，明其大体，发其微旨以为斯作。兹列《诗》之大关捩，以为引言云。

一、《诗》之编旨

六经既列于有司，则肄业存于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诗》亦其一。《尚书·虞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冑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此其证也。“诗言志”，此千古说诗之祖。孔颖达《毛诗正义》：“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则官司典守，以诗为声教，合乐舞，正性命，和天人，一政教也。惜古诗逸者甚多，《三百篇》特其盛焉者耳。《诗》之来源，自古诗有采、献二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有邪而正之，此献诗之常制，公卿列士之职守，讽谏政事所以知得失也。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求童谣歌戏之类，行人润色，太师订乐，方入朝廷用诗，此采诗也。故天子“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则太师所陈之诗，已非所采诗之本然。列国之风最殊，必能现诸篇什，今所见者十五国风，文辞之雅训，句式之齐一，非迥然而异者，则师官雅而化之，使入于乐，其旨不离论功颂德以顺其美，刺过讥失以匡其恶，察治乱兴废之由，佐国家政教之用，亦可知矣。故太师陈诗，亦献诗也。司马迁《史记·序》云：“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诚不刊之论。《毛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固《诗》之所由编。要之，《诗》不唯我国最早之诗歌总集，亦最早之诗教总纂也。

二、《诗》之编者

“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考诸《三百篇》，作者亦有可确立者，如许穆夫人《载驰》，尹吉甫《崧高》、《烝民》等。然《诗》即为“政教典章”，则作者不著亦明矣。至若编者，旧谓或为周公，或为孔子。第《诗》始自商太甲，下迄陈灵，在周定王初，其时周公已殁数百年，谓周公制礼作乐、奠诗教之基则可，谓《诗》为周公编定则妄矣。《诗》非一时一人所编，吴季札来鲁观乐，孔子年甫八岁，《诗》之编次，惟《豳》次《齐》，《秦》次《豳》，余悉同今，虽其时篇数未详，已为今本前身，编之者，盖亦在官师之列。考之典籍，列国皆有《诗》，所辑者有别，所本者不一。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又曰：“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则时《诗》本不一，篇目又杂，故孔子去其重而删定之。今人考之，其时盖在孔子三十五岁聚徒讲学之初。《论语》孔子恒言“诗三百”，则其删定必在早年。至若孔子晚年“自卫返鲁，使《雅》《颂》各得其所”，则是最后订《诗》及其乐矣。故《墨子·公孟》有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查今本《诗》之体例，十五《国风》首尊《二南》，系于周、召二公。而《国风》以《豳风》为殿，系之周公；《雅》以《召旻》作结，系之召公。显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推重周、召二公之义。祖述尧舜，周公之志；宪章文武，周公之业。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平生尽学周公之道，有德无位，无以得制作之权，故崇周公之道以明其教，则《诗》之编定，非圣智如孔子者不能为也。

三、《诗经》之名

三代以上无经名。《易》掌于《春官》太卜，《书》在外史，《诗》领大师，《礼》自宗伯，乐有司成，《春秋》各有国史。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古人不著书，六艺皆为政教典章。六艺初不言经，及王纲解纽，治教既分，诸子立说，孔子殁后，儒家者流，乃尊六艺为经，《诗经》之名，首见于《庄子》。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曰：“《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也。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曰：‘繙十二经，以见老子。’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然所指专言六经，则以先王政教典章，纲维天下，故《经解》疏别六经，以为入国可知其教也。……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此论《诗》何以谓之经与《诗》之所为用，亦详而明矣。

四、《诗》之编次

《诗》之编必有次序，不唯体分风、雅、颂，即各篇什之内，篇章亦当有次。十五《国风》，今本编次：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按：孔子未删之前，周大师乐歌之次第，豳、秦在齐后魏前；郑玄《诗谱》次第，桧在卫后，王在豳后，余皆同）。《二南》为《风》之首古来无异议，余篇何以有今之编次，亦莫衷一是，聚讼纷纭。孔颖达以“迹其先封善否，参其诗之美恶，验其时政得失，详其国之大小，斟酌所宜，以为其次。”欧阳修“以两而合之，分其次以为比”为论，程颐以人伦发端，王道盛衰，政教失得，风俗变化为论，皆有一定之理。笔者以为，十五国风，以周、召之正，固当为首，周较召为醇，故召次之。邶、鄘为殷故都，后为卫并，首见变风所由始。邶之《绿衣》夫妇伦废，《击鼓》君臣道绝，故先邶而后鄘、卫。卫为纣都，而纣不能有之，周幽东迁，王政所由衰，王城与之无异，故王次之。郑为西周畿内地，故郑次之。齐为霸首，故齐次之。晋继齐而霸，魏入晋地，唐诗多曲沃并晋之时，故魏、唐次之。秦继晋而霸，故秦次之。陈、桧、曹皆小国，陈为帝舜后裔，故在二国前。桧亡，东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终。豳殿诸国之末，盖既漓又当返淳，则农业为本，周公其人，寓志焉。至若《雅》，由《鹿鸣》而至《召旻》，始以君臣之情通，终以旻天疾威，世道丧乱，而篇末慨然有怀召公，亦以见乱极思治之理。故《诗》以周、召始，《风》《雅》以周、召收。《颂》则先周为正，次变为鲁，末结以商，其有法前王、殷鉴不远之义乎？天道往复，正变之思，剥复之义，此《诗》之大旨也。至若各篇什之内诗之次序，张载曰：“《诗》固有次叙，然不可一例。……一国之诗，其首尾固有先后，其中未必然，当删定之时，只取得者置于其间。”首尾固有先后，其中之次序，则难以尽明。姑置诸各什之内概而论之，读者可参，此不赘述矣。

五、《诗》之三体

《诗》体风、雅、颂。体之为别，有腔调不同说、词气不同说、体制不同说；或以地分、以时分，或以乐分，或以所作之人分，千古争讼，迄今无定论。笔者以为，章潢《诗经原体》所论最具灼识、最为精妙，其辞云：诗各有体也，《风》《雅》《颂》直古人作诗之体耳。《风》之体轻扬和婉，微讽谲谏，托物而不著于物，指事而不滞于事；义虽寓于音律之间，意尝超于言词之表。《雅》体较之于《风》，则整肃而显明；较之于《颂》，则昌大而畅达。唯彝伦政事之间，尚有讽喻之意，皆《小雅》之体也；天人应感之际，一皆性命道德之精，皆《大雅》之体也。《颂》之体，其词简而洁，其旨沉而静，其音疏越而隽永，宗庙朝廷均有《颂》也。大约主于祭祀而交神明，《颂》之道也；敷扬先王之盛德成功，固不如《雅》诗之详尽。如后世之作诗者，有律有古，有歌有引，体制不同而名亦异也。自《风》之体观之，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每每数句而词多重复，《樛木》、《芣苢》三章唯六字不同，风之体多类此，盖以数字咏叹成章。《小雅》大率多述其事，道其情，犹未若《大雅》之浑涵也。如“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之类，涵蓄渊微，则《大雅》也。以此观《雅》之小、大，而其体裁自殊。虽大、小《雅》多道乎人君政事之得失，然犹有美有刺，而《颂》则无有讽刺，要皆铺张其功德焉。后儒以《风》为被上之化，《小雅》为宴飨之乐，《大雅》为朝会之乐，《颂》为宗庙之乐，其果然欤？夫既以《风》为诸侯矣，乃以《周南》为王者之风，后妃之德何耶？若谓文王当时尚为诸侯，故谓之《风》，而《豳》诗为成王之诗、周公之事，亦列之《风》何耶？况《黍离》既降为《国风》矣，而《豳》诗列于《国风》，不谓之降又何耶？夫既以《小雅》《蓼萧》为泽及四海，《湛露》为燕诸侯，《六月》《采芑》为南征北伐，王者之政莫此为大，而《小雅》果为政之小乎？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贤，何以加于《鹿鸣》；《采薇》《出车》何为燕享；《既醉》《鳬鹥》何为专于朝会也。《颂》谓其称君之功德则有然矣，若谓专于宗庙告神明焉，则《闵予小子》《敬之》《小毖》何有于神明之告？《载芟》《良耜》何与于宗庙之乐也？《七月》之诗不有类于《雅》乎？而其体则《风》也。《瓠叶》《鳬鹥》不有类于《风》乎？而其体则《雅》也。《泮水》不有类于《雅》，《有駜》不有类于《风》乎？而其体则《颂》也。审如是也，王国、侯国各有《风》，天子、诸侯各有《颂》。周平王诗列于《国风》，不害为天子之尊；鲁僖诗列于《颂》，不失为诸侯之卑。彼谓圣人降王国，尊诸侯者，陋亦甚矣。自卫武公一人观之，《淇澳》列诸《风》，固诸侯也；《宾筵》列之《小雅》，《抑》列之《大雅》（按：《淇澳》《宾筵》《抑》皆卫武公之诗），果以诸侯为政之小而列诸《风》，王朝为政之大是以列诸《雅》？与若不论其体裁，则以《淇澳》列之《雅》，《宾筵》与《抑》列之《风》亦无别欤？以《抑》而置之《小雅》，以《宾筵》而置之《大雅》，果以政而分之欤？噫，何于诗之体裁无所辨哉？又曰：“大约《风》多主乎情，《小雅》多主乎事，《大雅》多主乎理，《颂》多主乎德。非谓《大雅》之遗德，《小雅》之无情，然《小雅》则情寓于一事之中，《大雅》则德见于一篇之内，各就其多者见之也。”辨《诗》之体可谓无余蕴矣。严粲《诗缉》：“纯乎《雅》之体为《雅》之大，杂乎《风》之体为《雅》之小。太史公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可谓兼之’。言《离骚》兼《国风》《小雅》，而不兼《大雅》，见《小雅》与《风》《骚》相类，而《大雅》不可与《风》《骚》并言也。”辨大、小雅亦为有见。

六、《诗》体之正变

《诗》有正体，亦有变体。章潢《诗经原体》：“《风》首《关雎》，而夫妇之伦正；《小雅》首《鹿鸣》，而君臣之情通；《大雅》首《文王》，而天人之道著；《颂》首《清庙》，而幽明之感孚。”揭“四始”之义，明《诗》体之正者。《国风》中“二南”较诸国之风为正，章潢《诗经原体》曰：“《国风》不曰正风而曰《周南》《召南》，盖南为离明之正方，故风为太和之正气，取其长养万物而不伤也。唯诗之在《二南》者，浑融含蓄，委婉舒徐，本之以平易之心，出之以温柔之气，如南风之触物而物皆畅茂，凡人之听其言者，不觉其入之深而咸化育于其中也。知《二南》之体，则知正风之义矣。唯以时之盛衰论正变，既不识体之正，又何有于体之变耶？盖体合乎正者，虽衰世所作，不得不归之于《二南》。体异乎正者，虽盛时圣人之所作，不得不归之于变风。是正变各以体分，亦非以正变评品诗之高下也。知风以南长养万物为正，则凡各方稍异乎正南者，即为变风，可见正南一出于和柔，余风未免涉于劲直也。试即《柏舟》为变风之首者观之，‘我心匪石’六句，此《雅》体也；风中杂有《雅》体谓之为正南可乎？”又曰：“盖卦爻有正变，而变卦不出乎正卦之外；乐音有正变，而变音不离乎正音之中。……而正中之变，变中之正，或一于正，或一于变，惟以意逆志，当自得之也。若以《风》《雅》之正变，拘拘于时之盛衰焉，岂深于诗者哉？”此以《诗》体论正变也。郑樵《诗辨妄》曰：“正变之说，盖言事虽变常而终合乎正也。《河广》之诗，欲往而不往；《大车》之诗，畏之而不敢；《氓》之诗，反之而自悔，此所谓变之正也。《序》谓变风出乎情性，止乎礼义，此言得之。”此以诗意别正变也。《诗》虽分三体，而一体之正变，或因时异，或因事别，或因人殊，词气亦因而变焉。要之，先知体，而后能知体之正变。而体之正变，在声之正变，声之正变，在词气之轻重、音节之丰杀。声之充融和婉者为正体，声之哀怨噍杀者为变体。

七、《诗》之三法

《诗》法赋、比、兴，《周礼》列入“六诗”，《毛诗序》归之“六义”。孔颖达《毛诗正义》：“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则风、雅、颂为体，赋、兴、比为用，其义甚明。梁益《诗传旁通》：“《诗》有六义，三经而三纬之。风雅颂为经，赋比兴为纬，三纬之中，又复错综焉，如兴而比，赋而兴之类，六义之旨，粲然明矣。”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曰：“得风之体多者为《国风》，得雅之体多者为《二雅》，得颂之体多者为《颂》，《风》非无《雅》，《雅》非无《颂》。”即《风》不可为《雅》，《小雅》不可为《大雅》，《雅》不可为《颂》，正风不可为变风，二雅三颂正变亦然。盖经有互摄而不夺，纬则错综以为用故也。然赋、比、兴之义，古来解者纷纭：铺陈善恶，叙物言情，直言其事，皆赋也；取类以言，切类指事，因物喻志，索物托情，以物比物，皆比也；取善喻劝，起情以立，文尽意余，触物起情，言物起咏，皆兴也。晋代挚虞《艺文类聚》：“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实较诸说简要。钟嵘《诗品》：“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实较诸说深切。窃谓兴，生也，起也，心感而动也；赋，铺也，事之叙也；比，匹也，理之喻也。夫诗，心兴而生，寄志而起，事叙而陈，理比而明。兴者，赋比之机括；赋者，兴比之所寓；比者，兴赋之所托。三位一体，不离于心，而系之于志也。故三者又以兴为体，以赋、比为用。此就三者分而言之。实一篇之内，或三义具备，或有赋而无比兴，或赋中寓兴比，或三者互摄，自于意会中求之可也。如《关睢》首篇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赋也。关雎、荇菜，皆因物起兴；雎鸠之和鸣，荇菜之柔顺，则比也。《甘棠》，赋也；蔽芾二字双比也；《葛覃》首章本是直陈其事，而中涵许多兴味；《君子于役》“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则是赋中观物兴思。《卷耳》《桃夭》《草虫》，皆即所赋以为兴；《下泉》，兴中含比；《北门》《北风》，赋其事以为比；《伐木》则兴兼比与赋。“习习谷风”在《风》以为比兴，在《雅》则兴。《芣苢》“采采”句兴而比，“薄言”句，又赋而比。《谷风》与《氓》，假弃妇之词以致怨；《芣苢》与《摽有梅》，假采摽之义以求贤，属风之体而在比之列。大约《国风》用比兴最多，若《雅》、《颂》则以赋为主。章潢《诗经原体》：“《小雅》八十篇，用比兴者，尚四十六篇；《大雅》三十一篇，用比兴者止八篇；《颂》总四十篇，用比兴者止四篇；盖《小雅》得《风》体最多，《大雅》与《颂》则多质言，故鲜讽喻之词矣。”此论盖以兴附于比，非以兴为诗志之始末也。故诗可以不比，而不可以不兴；可以不比，而不可以不赋。即比亦有显隐多少之别，岂物比而为比，事比而不为比乎？故显比物比以《风》为著，而隐比事比以《雅》《颂》为多。故赋、比、兴之为用，在辨其体而会其义，触类而通，不可拘执而论也。

八、《诗》之用韵

《诗》，声教也。古者《诗》《乐》一体。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时《诗三百》已难乎弦而歌之，可以推知矣。而古乐既亡，后人无复考证其得失，是以先儒言诗，主于乐者少，而发其义者多，诚无奈之事。然《诗》必有韵，既便于诵记，又臻于和声克谐之理。朱熹曰：“旧人作诗皆押韵，与今人歌曲一般。”又曰：“音韵相叶好，吟哦讽诵，易见道理。”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云：“士人篇章，必有音节；田野俚曲，亦各谐声。岂有古人之诗而独无韵乎?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盖《诗》韵为上古韵，古今、地域之变，则《诗》韵难叶于今人之口。自宋吴棫《韵补》以来，经明陈第《毛诗古音考》，清顾炎武《音学五书》、江有诰《诗经韵读》而至于今，使古韵分部，日臻完善。则《诗经》之韵，归而纳之，有句尾韵。如《关雎》一章、三章，《静女》全诗及《硕鼠》全诗。句中韵，如《关雎》二章“流”“求”押韵，四章之“采”、“友”押韵；《伐檀》全诗。一韵到底，如《静女》与《猗嗟》首章（包括邻韵通押）。换韵，如《静女》第二章“变”“管”押，“炜”“美”押。句句押韵，如《静女》第二章与《硕鼠》第一章。隔句押韵，其中有奇句不押而偶句押者，如《关雎》第二四五章，皆第二句与第四句押；有首句入韵，奇句不押而偶句押者，如《关雎》一三章及《静女》第一章。交韵，奇句与奇句押，偶句与偶句押。如《静女》第三章第一句“荑”与第三句“美”押，第二句“异”和第四句“贻”押。《诗经》之押韵大率如此，或犹有未尽也。陈第曰：“《毛诗》之韵，不可一律齐也。其韵律自然，动乎天机，不费雕刻，所谓天籁也。”要之，隔句押韵之句尾韵，如《卷耳》首章之“筐”与“行”押，首句入韵而后隔句押韵之句尾韵，如《蒹葭》全诗，为《诗经》押韵基本格式，亦为后世诗押韵之臬圭。至若《周颂》多一章而无韵，姚际恒《诗经通论》曰：“《颂》为奏乐所歌，尤当有韵；今多无韵者，旧谓一句为一章，一人歌此句，三人和之，所谓‘一唱三叹’则成四韵。愚谓此说是已，然‘一唱三叹’恐不必如是泥解，即一人唱，一人和，便已成韵，未为不可也。”亦甚合理。上古韵距今世已远，语言大变，非专研难以会通，故本著不标，有意者可参阅前人专著，兹不繁叙矣。

九、《诗》之郑卫诗

章潢《诗经原体》曰：“司马迁谓太师藏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之存三百余篇，止十之一也，盖亦存其可以垂世立教者，皆纲常道义风教之所系也，即孔子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是矣。”然自朱熹以降，而以“淫奔词”论《诗》，后之继者，又大肆为说，使《诗》教之旨不彰，故不可不辩也。方玉润《诗经原始》：“盖郑、卫之风虽淫，而郑、卫之诗则非淫，何也？夫使郑风不淫，则《溱洧》无所刺；卫风不淫，则《桑中》何所讽？……要知其风虽淫，而所收之诗则皆刺淫作，非淫奔词，不可不辩也。不然，夫子论乐必曰‘放郑声’，岂有正乐时又反收淫词乎？盖放者，放其声之淫者耳，非尽郑声而悉放之也。使尽郑声而悉放之，则《缁衣》好贤，《风雨》怀友诸诗，均在所删之列，何以尚存为经？”又曰：“盖删《诗》与陈诗不同，陈诗无妨贞淫并见，乃可观一国之风尚，删《诗》则将以垂训万世，岂可邪正兼收？纵云不没其实，亦不过采一二有关风化之作，如《溱洧》之刺淫，《将仲子》之畏人言，及《桑中》之讽世，以见一国风俗向来如是足矣。何必定采淫奔者所自作之诗以著之经，然后谓之可以观，可以听哉？且编《诗》又与修史不同。史以纪事，有治不能无乱，固不容录文、武而弃幽、厉。《诗》则将以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曾是淫哇并著，而可以移风俗，美教化，厚人伦乎？必不然之事矣。”朱子所论，盖求于诗之源，方氏所论，盖本于《诗》之教。究朱子所谓“淫奔”之诗，求其辞气与《诗》之言此意彼，质诸《诗》教之旨，诚为未当。郑、卫声纵淫，非其声尽皆为淫；郑、卫声纵淫，非郑、卫之诗亦皆淫也。《乐记》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又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一指其音不可用于祭祀，一指其音皆乱，则所谓郑、卫之音声者，郑卫之乐也。盖郑卫为王畿内地，其风奢而侈，其志淫而靡，有以也。而《诗》为政教典则，非以彰其淫，实有以刺之，使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思无邪也。陈祥道《论语全解·为政》曰：“无邪者，天之道。思无邪者，人之道。《诗》言性情而束之于法度，其言虽多，一言可以蔽之者，‘思无邪’而已。观变《风》变《雅》作于王道陵夷之后犹止乎礼义，则诗之‘思无邪’者，于此可见矣。”马一浮《诗教绪论》亦云：“六艺之教，莫先于《诗》。于此感发兴起，乃可识仁。故曰兴于诗。心之所之莫不仁，则其形于言者莫不仁。仁者，心之全德。人心须是无一毫私系时，斯能感而遂通，无不得其正。于此会得，乃可以言《诗》教。”

十、《诗》与礼乐

《礼记》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古者诗、乐、舞一体，而为政教礼乐之用，故《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周礼》亦曰：“瞽蒙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则太师所呈之《诗》，皆入于乐。故《墨子·公孟》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亦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郑樵《通志》：“《三百篇》之诗，皆可被之弦歌……古之达乐三，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所谓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乐。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燕享祭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古之诗，今之词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可乎？……得诗而得声者《三百篇》，则系于《风》《雅》《颂》，得诗而不得声者则置之。”故《诗》为声教，亦礼乐教也。诗体既异，乐音亦殊。郑康成曰：“《周南》《召南》为《风》之正经，周公作乐，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或谓之房中之乐者，女史歌之故耳。小大《雅》正经，其用于乐，国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飨宾或上取，燕或下就。”兹不论其所语之乐当否，则《风》《雅》《颂》各有其所用，明矣。故《乐记》云：“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各有所用，各有所适，以礼节之之故也。故《礼记·乐记》云：“知乐则几于礼矣。”又曰：“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治道也……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则诗与礼乐，盖同为一教化之用，亦明矣。《礼记·孔子闲居》载孔子云：“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此之谓五至。”所谓五至者，一统于志之所至，归于礼乐之正。马一浮《诗教绪论》曰：“《诗》既摄《书》,《礼》亦摄《乐》，合《礼》与《乐》是《易》，合《诗》与《书》是《春秋》,又《春秋》为礼义大宗，《春秋》即《礼》也。……五至之相，亦即六艺之所由兴也。五至始于志，故六艺莫先于《诗》。”又《礼教绪论》曰：“六艺之教，莫先于《诗》，莫急于《礼》。礼者，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在心为德，行之为礼。故敦诗说礼，即是蹈德履仁。”又曰：“心之专直为志，言之精纯为诗，行之节为礼，德之和为乐。”斯诗教之义，六艺一贯之道也。故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十一、《诗》之大小序

汉有四家传《诗》：齐人辕固生传《齐诗》，鲁人申培传《鲁诗》，燕人韩婴传《韩诗》，赵人毛苌传《毛诗》。齐鲁韩三家为今文经学，毛为古文经学，四家皆曾立为官学。《毛诗》晚出，三家攻之尤烈。东汉后，三家寝微，《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晋，《韩诗》宋元以降，仅存《外传》十卷；《毛诗》得郑众、贾逵等传授，后马融作《毛诗注》，郑玄作《毛诗笺》，大行于世。《毛诗》于三百篇均有小序，而首篇《关雎》题下小序后，另有一大段文，世称《诗大序》。刘知几《史通·序例》：“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窃以《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王礼卿《诗序辨》：“盖采诗者必知诗之所为作，而后可以其实状致之大师；大师必悉其事义之本然，而后可依其义类，决其为正乐、散乐、房中、燕射、聘祭之乐章，而上之国史；国史必序其所为作之事义，以垂诗教，而教国子；传诗者亦必本之于《序》，以讲明其本意，而推衍其微旨。是自采诗以至传诗，皆不得离于《诗序》所述之要领。”则小序叙作者之义，大序论《诗》之纲领，序之用明矣。然自唐陆德明以来，并《毛序》之小序，又分为大、小，古、续，前、后，首、下等等，“综其名称，约有六说，共为八名。”（张西堂《毛诗序略说》）至于《毛序》之作者，亦“纷如聚讼，以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郑玄《诗谱》也；以为子夏所序诗，即今《毛诗序》者，王肃《家语》注也。以为卫宏受学谢曼卿作《诗序》者，《后汉书·儒林传》也。以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又加润益，《隋书·经籍志》也。以为子夏不序诗者，韩愈也。以为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于毛公者，成伯玙也。以为诗人所自创者，王安石也。以小序为国史之旧文，以大序为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即为孔子所题者，王得臣也。以为《毛传》初行，尚未有序，其后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其师说者，曹粹中也。以为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击而不顾者，则倡之者郑樵王质，和之者朱子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然溯其源，“三家《诗》与《毛诗》各有家法，实为异流同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例言》）四家均出于子夏——荀卿一派。戴维《诗经史研究》以为《诗序》为子夏诗学派观点荟萃，后经毛公诸人完成，东汉卫宏定制迄今，初溯子夏，亦非虚言。考诸《毛序》，自有其统序，以其言志美刺，颂德顺美，匡恶察治，醇风美俗，不失《诗》乃声教之旨。而其论纯驳相杂，要之皆得大意，或有后人添入者。纵《毛序》之作者与所作之年尚无定论，后之说《诗》者尊之攻之不休，然无《毛序》，三百篇殆无人知其然，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

十二、《诗》之读解

自来论《诗》者不可量数。《尚书》曰：“诗言志。”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孟子：“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此数论，诚为后世论《诗》立极。《毛诗正义》（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诗集传》（宋朱熹著）、《毛郑诗考证》（清戴震著）、《诗毛氏传疏》（清陈奂著）、《毛诗传笺通释》（清马瑞辰著），皆为后世解《诗》名作。然古之论者，或重经传，或求史实，或张文艺，或据训诂，要之不离于经史。“五四”以降，西学东渐，美学论、文学本体论、语言学论、精神分析论、文化人类学论各擅胜场，至今则经史之学浸衰，诗教统序凋零，人但知《诗》之流而不知其源，洵可叹焉。《诗》固是希世宝藏，百科全书，研究自可多元，取用亦可万端，然必先明《诗》乃声教，六艺一体，方不致盲人摸象，梦话自说。故斯作有推源之志，而无抑人之意。上述种种，不过读《诗》大端，明乎此，虽不准，不远矣。然学《诗》首在善读。章潢《诗经原体》曰：“《诗》，声教也。言之不足故长言之，性情心术之微，悉寓于声歌。咏叹之表，言若有限，意则无穷也。读诗者先自和夷其性情，于以仰窥其志，从容吟哦，优游讽咏，玩而味之久，当自得之也。”《诗》教既为礼乐而设，则学《诗》必以经世致用。孔子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故郑樵《六经奥论》云：“善观《诗》者,当推诗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论《诗》者，当达诗中之理，如子贡、子夏；善学《诗》者，当取一二言为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诗》者，不必分别所作之人、所采之诗，如诸经所举之诗可也。‘绵蛮黄鸟，止于丘隅’，不过喻小臣之择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于为人君止于仁，与国人交止于信。‘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不过喻恶人远去，而民之吉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观《诗》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贡能达于贫富之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于礼后之说。论《诗》若此，尚何疑乎？南容三复，不过‘白圭’；子路终身所诵，不过‘不忮不求’，学《诗》至此，奚以多为？‘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诗也，夫子以为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诗也，左氏以为孟明之功。引《诗》若此，奚必分别所作之人，所采之诗乎？达是，然后可以言《诗》也。”有会心则可由此及彼，触类而旁通也。朱熹《诗集传》云：“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明乎此，始可谓善学《诗》矣。

丁酉兰月马飞骧于京华近湖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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