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新经学”时代——读《论语讲习录》

作者：唐陈鹏（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廿一日癸亥

          耶稣2019年3月27日

转瞬之间，传统经学被废已逾百载。近年来，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人们的目光由外转内，“国学热”渐呈燎原之势，经学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汤一介、林庆彰、姜广辉、舒大刚等一批知名学者先后推出经学研究著作，对当代经学研究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人们逐渐意识到，当今的中国已经到了一个亟需重新认识传统、重建民族信仰的时代，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瓶颈”，必须回到作为中国文化之根干的经学。一时间，学人们对“新经学”的构想频见报端。在种种声音中，姜广辉先生偕高足邓林共同主编出版的《论语讲习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率先对如何建设“新经学”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回应与实践，昭示着一个“新经学”时代的到来。

全书主要由序言和正文二十讲组成，总计近30万字。在序言中，姜广辉先生细致阐述了“新经学”的概念内涵及研究方法，而正文每一讲的主题，均为《论语》中颇具意蕴的某句名言。这本书，既是姜广辉先生带领博士生集体研读《论语》的课程总结，也是他们共同实践“新经学”的成果展示。数月以来，笔者愈读此书愈觉醰醰有味。就个人蠡勺之见，《论语讲习录》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价值。

本书的首要价值，在于开辟了“新经学”的研究理路，让“新经学”从构想走向了实践。近年来，“新经学”成为了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大多数学者对“新经学”的探索仅限于理论设想方面，而鲜有人去尝试真正地做“新经学”。因此，《论语讲习录》的出版，可以说是以极大的魄力为大家开辟出一种如何做“新经学”的研究范式。

“新经学”新在哪里？是《论语讲习录》需要回应的核心问题。顾名思义，“新经学”是与传统经学相对的概念，不能完全撇开传统经学以言“新经学”，但若要适应时代发展，“新经学”必然要在接续经学传统的同时开创新的研究理路。在《论语讲习录》中，这条新的研究理路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新经学”有“新”的研究方向。早在《中国文化的根与魂——儒家经典与“意义信仰”》一书的序言中，姜广辉先生揭橥出传统经学可分为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两个层面，前者侧重“术”，其作用主要体现在维护政治统治与社会稳定；后者侧重“学”，其作用主要体现在知识的传播与文化的传承（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9页；另外，在《哲学研究》2012年第6期发表的《也谈经学与哲学的关系》一文中，先生已经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显然，“新经学”必然不是对传统经学的全面复制，而是从传统经学中具有现代价值和意义的部分分蘖出一株新枝。传统经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作用对现代社会来说是害大于利，虽然经学能为当今的社会治理提供价值引导，但毕竟不能完全以十三经作为“政教之大宪章”来进行社会治理，更不能再将经学与意识形态紧紧“捆绑”在一起。两千多年来，经学虽常常与帝制统治相交融，但它并非单靠统治者的政治权威长存于华夏大地，而是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而获得不断延续与发展的。因此，“新经学”的研究方向侧重于传统经学中“学”的部分，它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特质。在《论语讲习录》的序言中，姜广辉先生继续强调他一以贯之的主张：我们的目标不是把经学当做一种古董知识来了解，而是通过经典诠释来透视其时代的精神和灵魂……不只是流连那汗牛充栋的经注的书面意义，而是把它当作中国古代价值理想的思想脉动来理解（第7页；原出于《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一言以蔽之，对“经学”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新时代的诠释，是“新经学”的主要研究方向。第二个方面是，“新经学”有新的研究体例。以《论语》为例，古往今来对《论语》的诠释多是以注本的形式出现，这些注本数以千计，其诠释路径无非有二：一是阐释经义，辅导阅读；二是借注释《论语》以发挥自己的思想，这就是常说的“六经注我”（第4-5页；原为作者转引王学泰先生之语）。传统的注疏方式如“笺注体”“义疏体”等大多文辞简洁，对儒家经典中那些蕴含深刻哲理的名言警句而言，这种简单的注疏方式显得捉襟见肘。梁任公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述及“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时便说过：“至于整理经学，还要重新辟一条路，令应读之经（非全数都应读也，注意），人人能读且乐读。我虽然还没有具体方法，但大概在用简明的方法解释其文句，而用有趣味有组织的方法发明其义理”（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47页），但他并未详言开辟这条新路的具体方法。有鉴于此，姜广辉先生在《论语讲习录》的序言中指出：“我们今天不再作这样的注本，而是要开创一个古来从未有过的体例，从《论语》中选出若干名言警句，每一名言警句写出8000——12000字的讲稿”（第5页），通过“考察历代学者对它做过何种解释，探讨它所蕴含的哲学道理，思考它对现代社会有何种意义”（第1页）。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体例并不是对经典进行“割裂式”的解读或随意化的诠释，而是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挖钻深孔进入到经典的文本脉络之中，去把握古人的问题意识，以“透视其时代的精神和灵魂”，这种研究的不断持续，会渐渐集聚成我们对经典的总体认识。这种体例既重视对文本的字义训诂、语义透视，又注意挖掘文本的哲学义理，既关注不同时期的经学家对经典的不同解释，也试图从一个长时段的角度去发掘经典文本的价值与现代意义，论述详细明晰，下笔精准恰当，全书援引的《论语》注本及相关古籍达到近三百部之多，展示了这种研究体例具有“人人能读”“可信又可爱”的特质。

那么，这种“新经学”的研究体例该怎样具体开展呢？说到这里，就必须得引出《论语讲习录》第二个方面的重要价值，即本书为大家提供了“新经学”研究的具体方法。经学繁难，汉时即有“皓首穷经”之说，这也让许多当代学者望经学而生畏。因此，为了让人们能较好、较快地掌握做“新经学”的方法，姜广辉先生特意在本书的序言中总结出了一套“新经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书中二十讲的文稿皆是按此法写就，可资为范。这套方法，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谓是授之以渔、“度与金针”了。

据姜广辉先生所分享，“新经学”的研究方法共有五点。第一是要独具只眼，以微见著。先生以自己的《“文王演周易”新说》和阮芝生先生的《司马迁之心》两篇论文举例，说明做经学要学会“小题大做”、以小见大，同时还要注意论证充分，言之有物。本书二十讲的文稿，皆是从《论语》中的一句名言入手，口子不可谓大，但论述都深入到两千多年的诠释史中，并紧贴文本脉络，钻探不可谓不深。第二是要善于使用“E考证”，即使用电子数据库搜索资料，集千古之智。先生还强调，使用电子数据库，要养成耐心的习惯，将搜索到的材料按时代先后从后往前一条条看完，资料搜集好后，要学会“合并同类项”，对资料进一步阅读、取舍、标点、分类，从平常的地方发掘出不平常。当然，电子数据库只是一个工具，要避免粗暴鲁莽的“拿来主义”“机械主义”，不辨析材料的原本语境、文本脉络便蒙头就用，这样反而会带来持利刃自戕的负面效果。第三是要有高屋建瓴的视角，做好哲学义理的解释。在理论的参照系方面，传统经学家无法与当今的学者相比。因此，做“新经学”的学术研究，要积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方面的素养，同时还要有对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关照等等（第10页）。但是，先生也指出，利用现代理论来诠释经学，必须要在对传统学术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否则就只能“削足适履”或“放空炮”。在对具体选题进行研究时，要敢于对自己提出具有理论挑战性的问题，是否能应对这些理论挑战往往可以彰显出自身的学术水平。第四是要注意挖掘选题的“现代意义”。从世界范围来看，每一次社会思潮的重大转型大都伴随着一次“重回原典”的运动，哲人们在为“原典”做“注脚”的过程中往往能获得“寻根式”的启迪，以形成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思想创造。作为中国人，回归“经学”，即是重回“原典”。通过经学在魏晋、宋明及清代的转变，可以发现它具有将传统与现代绾合在一起的特质。我们要通过研究经学接续传统并寻找到一些方法，以便更好地应对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挑战，这就是挖掘经学的“现代意义”。在《论语讲习录》一书中，每一讲都通过对经典文本的释绎，表达出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反思与关注。第五是要做好文本的“字义解释”，或者说是“语义透视”。我们当今研究经学，绕不开一字一句地读经文和先贤的注疏，但古人下笔简约，文简意丰，不对字义进行训诂、解释，难免会造成误读。解释字义需借鉴清人“小学治经”的方法，但同时也得避免经学的“文献学化”或“小学化”，要“师其意不泥其迹”。因此，在《论语讲习录》中，每一讲都会首先对文本进行字义解释，但关注的核心点不在于考据与训诂本身，而在于理清历代经学家对经典进行不同诠释的字义根据，再结合他们的时代因素，反思其问题意识，观照他们的经学思想，并据此探讨经典的“现代意义”。

最后，不得不提及的是，《论语讲习录》还为人们指明了“新经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即需将目前学术界普遍进行着的从文学、史学、哲学等单个学科出发的知识性的经学研究转换为以“价值”与“意义”为主要关注点的经学研究，前者将经学视作“死”于过去的“史料”，后者将经学看为“活”在当下、面向未来的“价值观传承的载体”。我们看到，在《论语讲习录》的序言中，姜广辉先生着重强调“我所理解的‘新经学’，是把经学作为价值观传承的载体来看待的”（第7页），因此，“我在做经学研究课题时，特别注意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第7页）。而在全书二十讲中，无一讲不是将目光最终聚焦在经文的价值与意义之上的。可以说，将经学视为“价值观传承的载体”并重点就其“价值”与“意义”进行研究，既构成了“新经学”的理论底色，还从大端上规定着“新经学”的发展方向。没有这一层认识，就不能真正理解“新经学”的本质。回想百余年前，辛亥鼎革，共和肇建，曾作为“皇皇法典”的“经学”被人们推下“神坛”，“七科之学”（文、理、法、农、工、商、医）代替了“四部之学”（经、史、子、集）。不久后，新文化运动兴起，在反传统思潮中，新学蔚然，经学榛芜。章太炎、胡适之等发起“整理国故”运动，钱玄同、顾颉刚等发起“古史辨”运动，目的各异，后果归一，“六经皆史料”渐成不刊之论。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段时间里，由于极“左”的思潮主导，后又经文革之乱，经学被当成“封建性的糟粕”而遭全盘否定。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近二十年间，整个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数十年抛弃传统的历程之后开始走向反思与回归，作为中国文化之根干的经学，重新获得了人们的重视。可是，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让经学研究多散分在文学、史学、哲学、语言文字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中，并且学者多是从知识层面来对儒家经典进行考辨。这样，便导致人们对经学的看法与定位杂乱不一。经学并非可以与如文学、史学、教育学一类的现代学科完全等同，它能够提供知识，但更重要的在于它塑造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智性与德性，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和价值本原”（《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第5页）。正是如此，经学才能在中国传承两千年，至今仍迸发出勃勃生机。因此，姜广辉先生强调“儒家经典是中国文化的‘根’，儒家经典中的价值观是中国文化的‘魂’”（《中国文化的根与魂——儒家经典与“意义信仰”》，第5页），是一个充满智慧的论断。从这个立场出发建设“新经学”，精准地找到了经学复兴的破壳点。可以预计的是，未来的“新经学”研究，循此方向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十余年来，姜广辉先生传道授业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结合历史与现实问题为广大青年讲授儒家经典，先后出版《中国经学思想史》（主编）《义理与考据：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关怀与实证方法》《中国文化的根与魂——儒家经典与“意义信仰”》《易经讲演录》《诗经讲演录》等著作，为经学研究的发展倾尽全力。此次出版的《论语讲习录》，是他带领岳麓诸生对“新经学”研究的初步实践，开辟出了“新经学”的研究理路与体例，当然，这种研究理路和体例必然还有待补充与完善，但姜广辉先生年届古稀仍在“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问之路上孜孜探索、奋力先行的精神，对我们年轻一辈来说，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