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历史时，应记住一条金科玉律：言有易，言无难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三月初七日戊寅

          耶稣2019年4月11日

陈丹青绘《清华国学院》，从左至右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吴宓

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早年在清华读书，师从赵元任先生，在赵先生指导下完成了学位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讲到“反照句”与“纲目句”时，王力加了一个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罕见。”赵元任严厉批评了这一附言：“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

后来王力回忆说：“这是对我的当头棒喝。但是我还没有接受教训。就在这一年，我写了另一篇论文《两粤音说》，承蒙元任先生介绍发表在《清华学报》上。这篇文章说两粤没有撮口呼。一九二八年元任先生去广州调查方言，他写信告诉当时在巴黎的我说，广州话里就有撮口呼，并举‘雪’字为例。这件事使我深感惭愧。……由于我在《两粤音说》上所犯的错误，我更懂得元任先生‘说有易，说无难’的道理。”

赵元任先生提出的“言有易，言无难”，虽然是针对语言学研究而言，但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同样是金科玉律。当我们说历史的时候，应该记住这条金科玉律：说有易，说无难。

我谈几件亲历的见闻。

这些年，因为研究宋朝史，我搜罗了不少与宋朝城市治理有关的史料与论著。恰好看到近代史学者雷颐先生一篇谈论城市公园历史的文章，文章说：“举世皆知，中国园林可谓历史悠久美不胜收，但不是官家园林就是私家花园，从无‘公园’，现在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公园’，是百年前在近代西学东渐影响下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公园首先于1868年出现在上海的租界，由租界当局用中外商人税款创办，中国人译名为‘公家花园’，几十年后留日学生增多，才从日本引进、最后确定名为‘公园’。”

雷先生称中国古代“从无公园”，便犯了轻易“说无”的毛病。因为我确知，宋代是有城市公园建制的。来看宋人怎么说：“天下郡县无远迩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园池台榭观游之，所以通四时之乐”；“郡有苑囿，所以为郡侯燕衎、邦人游息之地也。士大夫从官，自公鞅掌之余，亦欲舒豫，乃人之至情。方春百卉敷腴，居人士女，竞出游赏，亦四方风土所同也。故，郡必有苑囿，以与民同乐”。

宋代郡圃：《景定建康志》中的“青溪园”

这里的园池、苑囿，便是宋朝的城市公园，宋人一般称之为“郡圃”。它们是地方政府兴建的，并且向公众开放，不是城市公园是什么？有时，宋人也将郡圃称为“公园”，表示这是公家之园。

还有一件事。去年，我在澎湃新闻网上读到社科院研究员姚枝仲先生谈政府债务的一篇文章，文章回顾了政府债务的历史：“为战争筹集经费的办法，除了借款之外，还有增税、募捐、铸币或者发钞、专卖、官商营业甚至卖官鬻爵等。中国古代基本不用借款为战争筹资，但把借款之外的方法都用了个遍”，在晚清之前，“中华大地虽屡有战事，但均没有通过借债的方式来筹集粮草军资”。

这篇文章也犯了轻易“说无”的毛病，因为在晚清之前，中国是有“通过借债的方式来筹集粮草军资”的史实的。我们应该都听过的成语“债台高筑”，便来自东周时期国王的一次战争融资：周赧王“欲发兵攻秦，命西周公签丁为伍，仅得五六千人，尚不能给车马之费。于是访国中有钱富民，借贷以为军资，与之立券，约以班师之日，将所得卤获，出息偿还”。但这场战争打败了，“赧王出兵一番，徒费无益。富民俱执券索偿，日攒聚宫门，哗声直达内寝。赧王惭愧，无以应之，乃避于高台之上。后人因名其台曰‘避债台’”。

在读了姚文之后，我又偶然读到杂文家梁发芾先生的大文《打开潘多拉盒子：晚清政府的内外债》，文章开门见山说：“中国和西欧的财政史有很多不同，最明显的一点是，中世纪以后的欧洲国家经常通过举借债务以应付战争等不时之需，而中国则不是这样。中国周朝末代国王周赧王姬延曾因无力偿还债务，只好躲到债台上去，成语‘债台高筑’由此而来。周赧王之后，历代王朝（皇朝）视举债为畏途，举债成为财政禁忌，直到晚清，在财政困局和外来影响下，这一禁忌才被彻底打破。”

梁文的观点与姚文接近，不过将中国没有公债的历史时段限定在周赧王之后。然而，周赧王之后，中国历史上还是出现过不少政府举债的事例。我试举几个：

西汉前期，吴楚七国叛变，汉王朝出兵征伐，按分封制的惯例，封臣负有替中央政府打仗的义务，因此，住在长安的列侯和封君都被征召入伍，率军平乱。但是，这些列侯和封君拿不出多少军费，只好向“子钱家”（高利贷商人）借款。“子钱家”认为，列侯、封君的封国已落入叛军之手，这场仗恐怕打不赢，所以都拒绝借款。只有“无盐氏出捐千金贷”，条件是还贷时要支付十倍的利息。结果，三个月后，七国之叛被平息，无盐氏也因此获得十倍利息，称富关中。

东汉中期，因为朝廷与羌人部落交战，财政匮乏，汉顺帝先“诏贷王、侯国租一岁”，又“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即向王侯与国民借债。

唐朝后期，由于朝廷长年与藩镇交兵，国库日渐空虚，有官员提议：“请借京城富商钱，大率每商留万贯，余并入官，不一二十大商，则国用济矣。”唐德宗遂下诏向长安商人强行借钱。

也许梁先生会反驳说：汉唐政府向国民借钱只是偶而为之，属于个案，不影响总体判断。那么好，我们来看宋朝的情况。在宋代，政府举债差不多成了常态，因为从北宋到南宋，宋王朝先后与辽国、西夏、金国、蒙元对峙，每年都要投入大量军需，迫于战争造成的财政压力，宋政府不能不想尽办法借债。河南大学的程民生教授写过一篇论文《宋代的“公债”》，列举了宋朝政府借债的多个事例，建议看一下。这里我只举两个例子：

北宋庆历年间，宋王朝与西夏爆发战争，需要大量物资，但财政没办法一下子掏出那么多钱，三司（财政部）合计了一下，说资金缺口有数十万贯。如何是好？有大臣提议：借债吧。于是朝廷“请呼数十大姓计之，一日而足”。南宋后期，四川路军事统帅郑损为了筹借到钱粮，请当地富户王珙吃饭喝酒：“郑制置与富人王珙借钱粮，就请赴面饭”。

为什么我们的学者总是习惯于轻易“言无”呢？可能是出于某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即认为中国传统很落后，不可能产生诸如城市公园、政府债务这些富有近代气息的事物，用梁发芾先生的话来说，“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无论遇到多大财政压力也不会考虑举债”，“原因或许在于，‘债’就是‘责’，债务就是责任。中国传统皇权理论认为，皇帝至高无上，不向任何人负责，所以，皇帝绝对不能向臣民借钱，成为向臣民负有还钱义务的债务人。再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就是皇家的，皇家缺少什么，直接向臣民拿就行了，何必说借？所以，拥有整个天下的皇家要向百姓借钱，理论上是说不通的。”

然而，宋朝政府频仍举债的事实又怎么解释？若按梁发芾先生的观点，朝廷“直接向臣民拿就行了，何必说借”？四川路军事统帅郑损又何必放低身段请土豪吃饭？

我自己也有过轻易“言无”的教训。大约两年前，有网友向我留言询问：宋代有没有“丹书铁券”？我当时果断回答：宋朝并没有丹书铁券之制。我倒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恰好看到宋代学者程大昌的一段考证，程大昌称唐朝时“功臣皆赐铁券”，“今世遂无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他明明白白说本朝“遂无其制”。

但我的回答很快就被网名为“战争史研究”的阎京生老师打脸了。阎先生举了几个宋朝皇帝赐铁券的例子：北宋初，宋太祖曾给个别前朝将领赏赐过铁券，如建隆年间，宋太祖任命前朝重臣李重进为平卢节度使，李重进“心益疑惧”，太祖“又遣六宅使陈思诲赍铁券往赐，以慰安之”。南宋初，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为招抚他们，高宗皇帝也给他们赐了铁券。

显然，称宋朝并无丹书铁券的说法至少是不严谨的。准确地说，宋朝赐铁券只是个例，随着李重进叛变失败自杀，苗刘兵变后被勤王的韩世忠擒获，赐丹书铁券的做法便废止了。所以程大昌考据历代典章制度，才会称“今世遂无其制”。

这个被打脸的经历提醒我，当我们说历史时，要记住：言有易，言无难。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