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派威权主义

作者：萨尔瓦多•巴伯恩斯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三月初十日辛巳

          耶稣2019年4月14日

屈服于专家的权威将吞噬民主的生命线。

如果说自由原则受到了威胁，那不过是因为它们一直太成功了。如果更加仔细地观察美国、英国或者欧盟的政治，即使在陷入当今危机中的艰难时刻，仍然很难找到任何一个能够替代自由主义的可靠选择。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连篇累牍地喷涌出来的不自由的咒骂，但是作为美国总统，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掌握参众两院的多数，他不原意也不能够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扭转自由派议程。毕竟，自由主义建立在个人自由是最高程度的政治美德的观念之上，谁不爱自由呢？《独立宣言》说，“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创建了美国的文字，最终成为全球的自由秩序。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派要求的那种自由不断变化和扩张，它们已经从历史上焦点集中在“消极”自由转变到当今焦点集中在“积极”权利上。自由概念的哲学建构是引起争论的和复杂的，但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所珍视的那种简单的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报刊自由）和联合国人权宣言中第25条承诺的众多权利（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著、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之间有明显的和本质差别。

政治哲学家或许能够从一个推演出另外一个，但是普通人理解存在根本性的质的差别，即使两者之间的界限有时候模糊不清。哲学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简单的，但是，简单地说，追求幸福的自由和享受幸福的权利有很大差别。政治自由主义已经演变了将近三个世纪，从保障自由的哲学转向了要求权利的哲学。

这种转变是有很好的理由的。自由派已经逐渐认识到自由本身往往难以持久。人们有时候投票支持放弃自由。更多的情况是人们使用自由去奴役他人。就像它被负责任地使用一样，自由或许可能被不负责任地使用。因此，主流的自由派观点逐渐认为保护基本人权，尤其是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成为维持个人自由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实的。但是，必须确保人权的原则引发了保障什么权利的问题。人们必须决定，如果这个决定要求民主决策制定程序，那么很显然这个决策不能交由民众来做出。事实上，在自由派政治学家中，人们定义基本人权范围的整个观点现在都被嘲讽地称为“多数派”民主，好像有资格被划作根本不属于民主的类型一样。

主流自由派已经论证说，那些维持个人自由所必须的那套人权描绘只能交由专家来决定。那些专家，人权专家，从定义上说就是受到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如大学教授、律师、法官、记者、公务员、社会工作者、医生和游说团体成员。因为持久投入地学习和专业实践已经让他们成为各自领域的合法权威。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确是合法权威。当你需要化学权威时，你去咨询化学家。当你渴望人权权威时，你去咨询人权律师。

人们应该定义人权的范围的整个想法现在常常被嘲讽地称为“多数派”民主，好像有资格被划作根本不属于民主的类型一样。

问题是政治是人类活动的独特领域。化学上的威权主义或许没有问题，甚至是值得向往的。但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就很危险了，即使权威本身可能无可指责。在当今自由派的世界观看来，某些政策是强制性的，其他政策是不可接受的，只有专家来告诉我们什么是什么。因此，自由民主要求选民（或至少是公民）服从专家的权威。民众是专家觉得应该给予的那些权利的消极接受者。因为权利领域在不断扩张，专家最终制定了越来越多的决定---或至少比真正重要的决定更多---在公共生活越来越多的最重要方面：经济政策、刑法、学校教育、谁被允许进入这个国家、治愈什么疾病、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谁有权竞选某个职位。在这些或更多领域，专家夸耀自己是权威，有资格在争夺公共资源和自私利益的竞争性主张中作出裁决。随着社会的发展，留给专家裁决的领域似乎在不断扩张。在通常的政治过程中，从前被去政治化的政策领域很少返回到民主决策领域。

21世纪的新威权主义和特朗普没有任何关系。那既不是右翼威权主义也不是民族主义威权主义，也不是保守派威权主义。矛盾的是，21世纪的新威权主义，是自由派威权主义，是专家独裁。

服从的习惯

威权主义一直是个肮脏的词。自由派政治专家有一种习惯，将他们不喜欢的任何一种政治运动都贴上威权主义标签，或者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独裁主义或者最糟糕的民粹主义。这样做的问题是，虽然所有这些东西或许都很坏（坏的程度不同），但它们不是同样坏的东西，也并不总是在同样的政治运动中融合起来。纳粹或许最接近包括所有这五个类型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民粹主义者都是威权主义者或所有威权主义者都是成长中的纳粹分子。威权主义政府在纳粹之前很早就存在了，并与纳粹作斗争，而且在当今以多样的形式存在下来。

威权主义不过意味着要求服从权威来论证管理的合法性。权威的来源可能是教会、君主和军队的结合，比如弗朗哥时代的西班牙，或者列宁主义者要求服从单一执政党，如苏联。权威的来源也可能是拥有个人魅力的个人，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的首脑，如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所有威权主义体制的共同原则是人们都不应该自己思考。在威权主义体制中，服从权威是最高的政治美德。

“威权主义”这个词在19世纪的美国开始作为贬义词，可用在一种授课方式上，即老师作为不容置疑的知识权威。这个与哲学家如让•雅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后来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更加开放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学习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这些改革者强调学习中个人探索的重要作用。当学生能够自由探索时，他们可能进入很多死胡同，但是他们在追求的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这种自由派教育途径强调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旅程比目的地更重要。学生通过提出自己的问题和得出自己的答案而开发了智力。

充满活力的民主依靠大量表达自己观点的笨蛋、阴谋论理论家、江湖骗子、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和其他大嘴巴。

在当今西方教育体制中，“独立思考”这种古老的基石已经被新的术语“批判性思考技能”所取代。这不仅是管理用语的问题。当学生独立思考时，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推理得出个人的结论。这些结论可能是错误的，正如独立思想家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业余爱好者的团体中充斥着表达自己观点的笨蛋，但是充满活力的民主依靠大量表达自己观点的笨蛋、阴谋论理论家、江湖骗子、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和其他大嘴巴。自由思想家将思考他们想思考的任何东西。牛顿花在研究炼金术和神秘现象上的时间要比万有引力理论上的时间多得多。

或许听到这些，老师们会感到痛苦，批判性思考技能讲授了服从的习惯，不是因为教师宣扬服从，而是因为用来评价批判性思考成功与否的标准。批判性思考教导学生朝着正确答案思考。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答案呢？或者如果有正确答案，但我们不可能知道它是什么呢？很多公共政策问题就陷入这两种开放性的范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独立思考未必导致人们得出正确的答案。独立思考做的是给予思考者---在这种情况下是公民---答案的筹码。

比如，想想美国是否应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早一些进行干预。如果那样做了，可能挽救数百万人的性命，俄罗斯也不会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德国可能被彻底打败，德国人的态度会被改变，还能防止纳粹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或者20世纪最终变得比真实的过去更可怕，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确知道美国推迟参战留下时间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让普通美国人形成支持或反对卷入欧洲战场的意见，让他们表达意见，无论是否合理。结果，当美国在1917年真的参战时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那些最初反对干预的人，那些甚至基于其孤立主义口号“美国优先和他让我们避免卷入战争”而投票支持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人也充满热情地参加到这个事业中来。

与这个过程相反，美国更近时期卷入东南亚战争和中东战争背后的政治过程则是很少真正有公民辩论的参与，基本上是专家密谋的结果。虽然他们（现在）不受人欢迎，我们不能肯定地说这些战争到底是对还是错，是成功还是失败，因为相关的反事实情况从来没有被公开。但是，我们的确知道，在这些战争中普通公民对美国参战是没有共识的。

独立思考对于民主的健康比任何特定的政策决定的成功与失败更重要。

自由思考的公民或许做出更糟糕的决定。历史充斥着民主国家因为错误的原因而投入战争的故事，从雅典在公元前415年无缘无故入侵西西里，到美国1898年与西班牙的贪婪战争。独立思考者未必是更好的思想家，但是，他们为自己的决策承担责任，驯服的臣民则不用承担责任。独立思考对于民主的健康比任何特定的政策决定的成功与失败更重要。

自由裁量的战争清晰显示了新权威主义的崛起，因为它们将决策制定过程简化成相互割裂的著名事件。但是，为了民主本身的质量，最重要的政策是有关自由和权利的问题：谁拥有自由和权利，谁授权自由和权利，谁收走自由和权利。这些是有关主权以及主权放在何处的最根本问题。传统的美国答案是主权在“人民”。传统的法国答案是主权在国家。传统的英国答案是两者之间：主权在议会。但是，这些传统答案现在都遭受挑战。专家越来越多地确认普遍人权的存在，这些权利是民众或者国家都无权管理的领域。虽然普遍的自由或许是“不言自明的”（保留的而非授予的），普遍权利则必须依靠人来授权。在新权威主义下，这个人就是专家阶级。

若宣称自封的自我维持的人权贵族在碾压和践踏西方民主或许有些耸人听闻了，但是，如果说政府的合法性在西方一直出现缓慢的但全面的历史演变过程却并不算夸张，那就是从合法性源于民众的民主授权的广泛共识转向源于根据得到专家权威认可的方式管理。这种变化应该引起全世界各国民主人士的担忧。

作者简介：

萨尔瓦多•巴伯恩斯（Salvatore Babones），悉尼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著有《新威权主义：特朗普、民粹主义和专家独裁》。

译自：On liberal authoritarianism by Salvatore Babones

https://www.spiked-online.com/2019/04/12/liberal-authoritarianism-salvatore-babones/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