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成书问题再思考

作者：杨朝明（孔子研究院）；褚燕（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三月十二日癸未

          耶稣2019年4月16日

摘要：关于《周礼》成书有多种说法，从周公作《周礼》到《周礼》成于西汉，前后竟长达千余年。综合梳理分析前人研究，结合《国语》《孔子家语》中的有关材料，“周公作《周礼》”的可能性极大，特别孔子言其为古制，尤其不可轻忽。《周礼》的价值体现在文献、制度等方面，更体现在它具有的思想意义上，《周礼》的确是研究西周文明的重要桥梁。

关键词：《周礼》；成书年代；周公；

随着传统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在认识我国早期思想的深度与高度时，很自然地瞩目于古代的礼乐文明，《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由此被一次次提起。如果认真梳理总结，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向，即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周礼》成书年代较早，与周公的关系十分密切；与之相关的是，不断出土的早期地下材料也在为《周礼》提供越来越多的证据。由此，在前贤时哲研究基础之上，重新思考《周礼》的成书问题很有意义。

一、《周礼》成书时代问题的纷争

《周礼》又称《周官》，按照传统的叙述，它记载的是“周之官政”，即周代的典章制度，这当然是周代礼制的荦荦大端。《周礼》内容丰富，包罗宏阔，如果传统的“周公作《周礼》”说没有问题，那么研究周代礼乐教化，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周礼》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由此，我们不能不思考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例如，该书记载的职官制度、礼乐教化是对过去的实践总结还是一种制度构想？如果是实践总结，那么它是何时的实践，其总结出于何人？如果是制度构想，它由谁提出，针对何种情况，是否曾经实践？而这一切疑问，与之直接且密切相关的就是该书的成书年代问题。

《周礼》（或《周官》）之名出现于汉代。《史记·封禅书》说：“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之望祀射牛事。”[1]《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周官经》六篇、《周官传》四篇。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王莽时，刘歆谓国师，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2]由此可见，该书汉之前被称为《周官》，刘歆时更名为《周礼》，孙诒让《周礼正义》解释说：《尚书》亦有一篇《周官》，讲述西周的官职，因二者易混淆，故如此。而在东汉郑玄兼注“三礼”，并著《三礼目录》之后，《周礼》才渐成定名。

《周礼》虽是先秦典籍，但西汉景武之际才出现，时间较晚。至于该书的发现，则有多种说法，或说为河间献王所求古书，或说为河间献王得之于李氏，或说出于山岩屋壁等等。由于先秦时未见该书，其发现始末亦扑朔迷离，因此，作为一部古文经，自问世以来，《周礼》就遭到今文学家的诘难。如马融《序周礼废兴》记述当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3]。而后，两千多年以来，关于《周礼》的作者或成书年代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大致梳理，就有周公时代、春秋时期、战国时期、秦汉之际、西汉初、刘歆伪造等多种说法，时间跨度达千年之久，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

其实，这一问题的实质无非就是“周公作《周礼》”是否可靠。自周至清，学者们基本持传统的说法，即“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4]。在汉代经今古文之争时期，许多今文家持怀疑态度，但也只是怀疑其“真”，而不是怀疑其“晚”。后来，疑古思潮兴起，依然是“真伪之争”而不是“早晚之争”，如南宋胡安国、胡宏父子，不过是持刘歆伪造说。直到清代孙诒让作《周礼正义》，集《周礼》研究之大成，依然坚定地认为是周公作《周礼》。而《周礼》成书问题的其它说法，基本上都是近代疑古思潮兴起以后的事。

总之，这一问题虽然众说纷纭，但它可以转化成是否周公作《周礼》。或者说，争论的焦点就在《周礼》是否出于周公。

二、《周礼》应该成于一时一人

疑古思潮盛行时期，学者们实际上都在力图说明《周礼》不出于周公。大致通过以下方法来证明自己的结论：

第一，用其他古籍与《周礼》进行文字对比。例如，通过比对，可以看到《夏官·职方》与《逸周书·职方》相同，《礼记》的《内则》和《燕义》《毛诗·生民》传亦有与《周礼》类同处。不过，不难理解的是，如果只是以文献来进行对照，它往往只可以说明彼此之间的不同，却很难说明关键的孰真孰伪、孰早孰晚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典籍成书问题复杂，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更需要我们动态地进行观察。

第二，从《周礼》所载制度上研究。将《周礼》与先秦文献相比较，或谬于史实，或显得晚出。如官员冗杂问题，欧阳修统计《周礼》职官，“略见于经者五万余人”，他提出疑问：“其不耕而赋，则何以给之”[5]；又如饮食问题，《周礼》记载王之饮食，《天官·膳夫》说：“羞用品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王日一举，鼎有十二物，皆有俎”，侯家驹先生说：“此当非一日胃纳所能承受”[6]。又如五等之爵、南郊北郊之说、侯国贡物说等，都曾遭到学者质疑。但历史问题本就繁复迷离，如此这般简单进行推论，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解答困惑。例如周代“天子驾六”，却不能因为不是“六马之驾”就一定非天子所乘；也不能因为作为清代国宴的“满汉全席”要上196道菜，就因哪位“非一日胃纳所能承受”而否定其存在的可能性。

第三，与金文等材料相结合。当研究材料不足时，可借助诸如器皿、墓葬、遗址、甲骨文、金文等加以佐证，其中，金文材料为《周礼》研究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如金文赐命礼研究、职官制度研究。通过研究，人们肯定西周有册命制度。此处，学者们还结合金文对职官问题作了多面论证，如1928年杨筠如《周代官名略考》证明《周礼》保存了部分官制；1932年郭沫若《周官质疑》、1986年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制研究》[7]等认为，《周礼》总计356官中有96官与西周金文相同或相似，这就是说，《周礼》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职官与西周时的职官制度相同。该结论虽不能完全证明《周礼》的可靠性，但却可以证明西周政礼的存在。我们总不能非要等到《周礼》的所有职官都得到金文材料的对应才坐实其书为真吧？!

第四，从《周礼》的思想上着手。在分析《周礼》一书的思想脉络上，彭林先生用力较多。他在所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指出，《周礼》蕴含着阴阳五行思想。[8]关于《周礼》的指导思想，其天地四时的职官设计，反映的是设计者的宇宙观，是对自然的模仿，反映的是朴素的自然哲学。六官的设定，天官象征天所立之官，地官象征着地承载万物，而四时之官的设立，反映的是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政治中的运用，是农业思想文明的结晶，是早期农业文明的反映。笔者以为，彭林先生判定《周礼》“成于一人一时之手”的结论十分重要。正如彭林先生所指出的，《周礼》体系完备，依“六典”而作，六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职责明确，紧密相连，天衣无缝，不可能出于众手。看来，我们可以确定该书极可能就成于一时一人。

三、《周礼》成书于西周初年

如果《周礼》成于一时一人，那么是何时何人？从上述分析看，学者们运用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只能质疑发问，却不能有效解决问题。而在与金文材料的对比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周礼》所记载的职官制度与金文所反映的西周制度大体相近，这样的成果已经很多。

至于部分学者质疑的《周礼》官员冗杂且“不耕而赋”等问题，我们认为，《周礼》所载职官虽多，但不见得全部脱离生产劳动。如《地官》规定，每五户设立一个下士比长，每二十五户设立中士闾胥一人，他们平时都参与劳作。这样算的话，仅仅六乡72500户中，两种官员就占了18000人；另外，这些人还担任《夏官》中提到的军事伍长和两司马，这就又占36000人。事实上，从金文册文看，那时的官员，往往身兼数职，这就是后人所谓的“摄官事”。可见，《周礼》的官员并非冗杂，且由朝廷发放俸禄的人也很少，多数都直接参与生产劳作。至于饮食问题，《天官·酒正》言“凡有秩酒者以书契授之”，是说取得“秩酒”资格的官员由王朝提供饮食，郑玄引《王制》云：“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只有这些九十岁的大臣才有这种待遇。另外，君主有时也会馈食给官员，我们不能以今例古。至于“十二鼎有俎”，其具体真实情形还不得而知。

在职官制度方面，《孔子家语·执轡》中孔子关于“以六官总治”的论述亦是有力佐证。该篇记载：“子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总治焉。’”将《周礼》六官及太宰一职的职掌与孔子的论述对应比较后不难发现，《周礼》中的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与之相似。我们曾谈到，孔子以《周礼》六官为依据，尤其孔子言其“古”，值得给予充分注意。果真如此，那么《周礼》成书于西周时的可能性便极大了[9]。如果《孔子家语》不是所谓“伪书”，那么孔子所说“以六官总治”便极有可能是《周礼》所描述的情形。

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十分推崇西周的制度文化。实际上，先秦时期的诸多典籍也体现出对古制的推崇。《尚书·多士》就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春秋》《国语》亦有许多关于“古之制”“古之道”的记载，如《国语·周语下》曰：“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吾《周官》之于灾备也，其所怠弃者多矣。”韦昭注：“周官，周六官。灾备，备灾之法令也。”《周礼》记载说：“大司徒之职，……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大荒大札，则令邦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廪人掌九谷之教，……以治年之凶丰……若食不能人二釜，则令邦移民就谷”；“仓人掌粟入之藏。……用有余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单穆公与孔子时代一致，时在春秋末年。将单穆公的言论与《周礼》对照，不难看出单穆公所谓《周官》即《周礼》。

《国语·周语中》还记载了陈违故典的事情。单穆公奉王命聘楚，途径陈国，归国后预言陈将亡。他说：“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周之《秩官》有之曰：‘乱客宾至，关尹以告，行理以节逆之，……卿出郊劳，门尹除门，……司里授馆，司徒具徒，司空视涂。”所谓“周制”，即《周礼》所定之制。《周礼·地官》记载说：“遂人掌邦之野，……造县鄙形体之法……，皆有地域，沟树之。”《周礼·地官》也记载说：“大司徒‘大宾客令野修道、委积’”，小司徒‘小宾客令野修道，委积’；司关“凡四方宾客扣关，则为之告”；司门“凡四方之宾客造焉，则以告”。所有这些，都与单穆公所说制度符合。可见周之《秩官》就是《周礼》。[10]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周礼》成书于西周初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至于该书的著作权，归于周公自然最为恰当，《史记·周本纪》说：“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史记·鲁周公世家》亦说：“成王在丰，天下已定，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

四、《周礼》的价值不可低估

关于《周礼》的成书年代，之所以众说纷纭，是因为在许多人心目中，可能存在着一个定型的、稳定的、不可变通的“周礼”，但这样的“周礼”显然是不存在的。历史像不断流动的河流，由众多支流汇集，向前不断发展。周人将先周礼制和殷商制度相结合，“损益”而成“周礼”，这也是为什么学者们在考订西周制度时，不会发现与之完全“一致”的制度，可以说，《周礼》是对以往礼制的总结，更是对周代制度的设计。或者说，《周礼》所显示出来的天下治理方略与总体架构，才是《周礼》的实质与意义所在。

事实上，西周初年周公作《周礼》之后，《周礼》就成为周代政治治理的“根本大法”，周公的后世子孙们也就以之经国济世，于是“先君周公制周礼”当然也就成为周人的口头禅。诚然，作为周代礼乐制度的“周礼”，在实践中肯定也会因革损益，不断发展。换句话说，《周礼》或者“书于竹帛”，在实际执行中会有偏差，某些职官具体职掌也可能因时而变，但这不一定就意味着《周礼》制度与周代不同，不意味着《周礼》为后人伪造或其书根本不存在。特别需要认清的是，《周礼》对前代礼制有继承或“损益”，如果没有任何的基础，如果没有此前中华文明形成的广阔背景，“经天纬地”的《周礼》编撰就难以想象，《周礼》的体系就难以如此庞大而周密。

从《周礼》本身看，该书开篇就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11]这些话也见于今本《周礼》地官、春官、夏官、秋官之开端，从《周礼》的这个“序言”中可以看出，制定“六典”缘起于“王”，作者是“代言”，内容是“王”制定的。“惟王建国”以“建国”为起点，《周礼》的立言主体是“王”，结合《职方氏》《大行人》的记载，“王”可以看成是周成王。从地理布局上看，《周礼》是针对西周初年的实际情况而言，它的政治核心是千里王畿，王之所建为“国”，环绕在“国”附近的是“乡”。国有六乡，在六乡居民中，每一农户抽取一人作军事训练，一乡约12000名战士，六乡约72000名战士，这或许就是每“国”的军事力量。到战国时期，战役人数动辄数十万，《周礼》中军事主体数量之小，绝不会是战国时代以及后世的情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总之，《周礼》的成书绝不会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时代较晚，该书的价值不容低估!李学勤先生认为《周礼》是研究西周制度的必要依据，吴荣曾先生说《周礼》是探索古史的一条重要津梁，前辈学者慧眼独具，值得珍视。《周礼》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文献价值、制度价值上，更在于它内在的思想意义。正本清源地厘清《周礼》的成书年代，了解《周礼》一书的性质，也是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发展水平高度、深度所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卷28[M].北京:中华书局,2013:1397.

[2]陆德明.经典释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11.

[3]贾公彦.序周礼废兴//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

[4]司马迁.史记:卷33[M].北京:中华书局,2013:1512.

[5]欧阳修.问进士第一[A]//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735[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5.

[6]侯家驹.《周礼》研究[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7.

[7]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制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9]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M].济南:齐鲁书社,2002:292.

[10]董立章.国语译注辨析[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127.

[11]贾公彦.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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