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 到底谁更懂经济？

作者：姜鹏

来源：“复旦大学EMBA项目”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三月十五日丙戌

          耶稣2019年4月19日

【编者按】

富国和强兵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目的。整个变法的过程是怎样的？人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次变法？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对我们看待当前的社会现实富有启示。

“复旦大学EMBA人文复旦讲座”上周邀请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姜鹏，为大家分享“富国还是富民——王安石改革的启示”，让企业家从“王安石变法”中获得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启示。以下为根据速记整理的主要内容。

王安石变法，国富不等于民富

富国、强兵，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正是因为他的方案，契合了宋神宗以武力收回燕云十六州的心愿，才得到了这位不到20岁的青年皇帝的大力支持。在当时，收回燕云十六州，不仅是一位帝王开疆拓土的雄心，也关乎北宋的国防问题。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基本背景。

“王安石变法”主要包括13条举措，其中6条和理财有关，2条兼具理财和强兵的功能，另有2条直接与强兵有关，剩下2条则与选拔人才有关。

先来谈谈理财。变法措施中，争议最大的当属“青苗法”。每年农历的2月到5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要播种，又要交税，手头就会很紧张。这个时候，他们会向一些富农借贷，并支付高额利息。王安石的思路就是，让政府来满足农民的借贷需要，从中收取利息，半年20%。这个利息虽然看上去挺高，但实际要比富农向贫农要求的更低。王安石此举就是把富农从市场中挤压出去，让国家获得这个市场的利益。

还有一个“市易法”，就是商人可以抵押田宅或金帛，向国家借钱。王安石有这样一个提法，国家之所以财用不足，就是缺少理财的人才；如果善于理财，国家是不会缺钱缺军费的。

但到了执行层面，这种政策设计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司马光是很早发现变法弊端所在的官员之一，也是变法的反对者。他指出，青苗法的法令一出，看上去是降低了借贷利率，实际上可能诱发过度消费。第二点，之前富人和穷人之间如果发生了借贷纠纷，可以找官府解决问题。但现在，官府自己放贷，老百姓找谁呢？这时候，情况就变成：官府又当球员，又当裁判。第三点，因为官员之间的政绩竞争，他们会想方设法让民间多借贷，这就可能造成强行摊派。比如，当时福建的一个小小的贫困县，借贷比率居然高达70%。

司马光早就看到王安石变法措施中的理想主义成分。在整个变法实施过程中，官员的政绩将以怎样的形式体现？为了政绩摊牌式的政策推行，为平民百姓带来的是利益还是负担？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王安石变法的确是让国家收入增长了。青苗法实施一年后，得到了300万贯的收入；市易法得到150万贯收入，免役法年收入800万贯，三项叠加，政府收入较前一年增长20%。但是百姓不堪重负，“饥寒流离”，社会舆论纷纷指向王安石变法。

“反对派”司马光真的不懂经济吗？

在宋史里，司马光是一直和王安石对着干的人物。他们之间发生过几次直接冲突。史学界很多人认为司马光根本不懂经济。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司马光有一篇文章叫《论财利疏》，就是谈论他的财政改革方案的。其中比较核心的一条就是，所有财政官员都要专业化。司马光不是不懂财政，只是他比王安石看到更多的东西。在王安石看来，国家财力不足，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才。而司马光则认为：“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皆为盗，非国之福”。他的意思就是，善于理财的官员不过是搜刮民脂民膏，百姓穷了就会干坏事，对国家发展不利。王安石不同意，他说，善于理财的话，不用加重税赋，国家政府也会有很大财富。司马光认为，天地之间的财富是一个定数，要百姓富足，官府就必须让利。

很多人认为司马光不懂经济，也是从这里来的。理由是，政府应该想办法增加财富，把整个蛋糕做大。但蛋糕做得再大，国家富有和百姓富有之间，就一定是正向关系吗？

这种政府与百姓之间零和博弈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可能是不懂经济。但在农业社会，经济增长主要靠劳动力投入和土地开发。在人口没有巨大变动、土地总数不变的情况下，社会财富是不可能有很快增长的。

北宋政府的思路，是把大量财富集中到政府手中，集中力量办大事。什么大事呢？就是收复燕云十六州。司马光的出发点则是：“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也就是说，政府可以起到财富再分配和协调的功能，但政府本身不应该再以敛财为目标，这是儒家的基本理念。

以史为鉴，要先读懂史书

为什么必须反对王安石这样的政治家？他有一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什么可以约束他？人难道不应该存一些敬畏心吗？

20世纪以来，王安石在历史上的形象就一直非常好。而在此之前，他是不如司马光的，是一个极为负面的形象。这是为什么呢？这就牵涉到如何对待史书的问题了。

历史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实，这是20世纪史学的最大神话。历史学不可能传达真实，它传递的永远是观念和它的价值尺度。

我们谈王安石也是一样。20世纪，从梁启超在1905年写《王荆公传》开始，王安石身价一路飙升。梁启超写书，强调变法本身的合理性，只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种种扭曲，才导致失败。看上去，他是在为王安石辩护，其实是在为他自己辩护，为“戊戌变法”辩护。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这样评价王安石：“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于是，王安石成为20世纪史学界必须捧上去的人物。1970年代，批孔的时候，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代表被捧出来了。之后，改革开放了，他又成了改革的代表。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很多历史“右派”都被平反了，只有司马光还没平反，谁让他和王安石对着干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后来的宋史研究领域，王安石大受追捧，与他本身没多大关系。其实是与20世纪的思想潮流紧密联系在一起。

读历史，不能因为很多著名历史学家都下过定论，就觉得王安石很了不起，而司马光不懂经济。事实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究竟是怎样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时代的人的视角，而不是取决于人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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