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与改制：张惠言《虞氏易礼》的经学归旨

作者：李阿慧（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原道》第35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三月廿二日癸巳

          耶稣2019年4月26日

（《周易虞氏易笺订》，九州出版社2015年出版）

内容提要：乾嘉之际著名学者张惠言的《虞氏易礼》，是清代易学的代表性著作。此书以虞氏易象释礼，体现了《易》《礼》会通的经学特点，而开篇论“周家受命三卦”和临卦“周改殷正”反映的文王受命与改制，则为全书之总纲。

故此，张惠言认为《周易》乃为周初改制之书，《易》中所涉及卦爻辞，为殷周之际王朝更迭以及周初制礼作乐之史迹。《虞氏易礼》中强调“受命”与“改制”，反映了今文经学的倾向，同样也体现其特殊的经学归旨。

他论易象则多用虞氏，其论易礼则兼取郑氏，贯通《易》《礼》大义，吸取“公羊学”的“文质”思想，显示出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重视。张惠言认为“文王系辞称王，以为后王法”。

总之，《虞氏易礼》中强调“受命”与“改制”，反映了今文经学的倾向，张氏吸取“公羊学”的“文质”思想，显示出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重视。

关键词：张惠言；虞氏易礼；受命；改制

一、引言

张惠言（1761-1802）为乾嘉之际的著名学者。他兼治《易》与《礼》，其易学宗虞翻，易学著作大抵以“虞氏”为题，如《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礼》等；而礼学主郑玄，包括《仪礼图》与《读仪礼记》。

其中《虞氏易礼》一书可以说是对虞氏易与郑氏礼的结合，为张惠言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也可视为清代易学的代表作之一。张惠言认为《周易》乃为文王周公改制之书，《易》中所涉及卦爻辞，为殷周之际王朝更迭以及周初制礼作乐之史迹。

《虞氏易礼》上卷论“周家受命三卦”“周正”反映受命与改制的内容，为全书之总纲。张氏以为晋卦为文王以方伯服事殷之象，升卦有文王受命称王之象，明夷卦为殷周革命之卦，因此为文王受命三卦。又以临为周改殷正之卦，从此可见殷家兴衰之戒。

张惠言认为《易》本著殷周革命之书，这体现了张惠言对《周易》微言大义的推崇。而关于此书的专门研究，历来很少，其原因大概是此书极为繁难，专注于《易》的学者往往止步于其中繁冗的礼学内容，而专研“三礼”的学者又畏于其中纷杂的易象系统。

（刘师培）

关于《虞氏易礼》的易礼，刘师培认为：“若用张氏惠言《虞氏易礼》之例，汇而列之，则《周易》一书兼有裨于典章制度之学矣。”而学者多注意到《虞氏易礼》中的要义为“受命”与“改制”，正可与“公羊学”相通。

二、受命与改制的思想渊源

张惠言《虞氏易礼》论述“礼象”，乃是以易象释礼，这既可视为张惠言对虞氏易象的发挥，也体现了《易》《礼》会通的经学特点。而其论礼象则包含受命与改制的层面，考察其思想渊源，则既来自于汉代易学及郑玄“三礼”学，又与汉代公羊学有关。

其一，《虞氏易礼》受《易纬》中谶纬观念的启发，而将卦气消息与王者受命相联系。

《乾凿度》所言的王者受命时天降祯祥，与其他《纬书》一样，都具有很强烈的谶纬色彩。而在易学系统内，《乾凿度》又通过卦气消息来论述王者之施政教。

益卦“亨帝”，张惠言引《乾凿度》，以益卦为正月卦，其时“王者之法天地，施政教”。张惠言解既济卦也用《乾凿度》之义，以既济九月之卦，其时盛德既衰，犹如殷道中衰，而“高宗内理其国以得民心，扶救衰微征伐远方”。

汉人最初论《河图》《洛书》，也与圣人受命有关联。孔安国注《论语》云：“圣人受命，则河出图，今无此瑞。吾已矣夫者，伤不得见也。河图，八卦是也。”

孔安国以伏羲所创八卦即为河图，并且将河出图与圣人受命联系在一起。故可知汉儒言卦气及易图皆与王者之迹相关。

其二，《虞氏易礼》中涉及的改制问题，主要集中在周改殷礼，而与郑玄对《周礼》中“改制”的观念相近。

损卦“二簋用亨”，张惠言据于《仪礼·特牲馈食礼》中郑玄，而认为周制改有虞氏之馈食。关于四时祭之名“禴祠烝尝”，张惠言认为是周改殷礼，则与郑玄注《祭义》相一致。

另外在婚期、郊祭上，张氏也多言周改殷制。郑玄注“三礼”，以《周礼》为本，若他说与《周礼》不合，则因为夏殷之礼，故强调周初文王、周公之改制。

其三，《虞氏易礼》论祭天、征伐、建侯、封禅有受命改制之维度，是受汉代公羊学的影响。

特别是《春秋繁露》《白虎通》两书，将王者受命与革命、改制直接相连。《春秋公羊传》涉及到的受命原义，只是大夫受命于国君，而与《左传》与《谷梁传》无异。

汉代公羊学重视的受命，侧重于王者受命于天，这也牵连到对汉王朝自身的合法性，因而是一个极具现实性的话题。

据《史记·儒林列传》中记载景帝时关于“受命”的争论，齐人辕固生与黄生争论汤武革命到底是否是受命。辕固生认为汤武受命，则是以王者讨伐，乃是顺乎天而应乎人；若黄生则以其非受命，则是以臣子弑君。

景帝告诫：“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景帝虽然表示“不争论”，然而到汉武帝时，却又十分关切“受命”之符，汉武帝制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而其初衷盖与“改制”问题有关。董仲舒上策，多围绕“受命”一事，并与新王改制相联系，“《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汉书·董仲舒传》）。

在董仲舒看来，王者受命改制并非改易天道，而是顺应天道而制礼作乐。董仲舒论《春秋》“受命改制”实际与祭天、征伐等王者之事相统一。如益卦“亨帝”为受命以祭天，张氏以此为南郊祭，并以其祖配之，而又因王者方能祭天，故为王者受命改制。

这也来自于汉代公羊学的观念，董仲舒认为王者受命必先祭天，方可行王事，“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春秋繁露·玉英》）。因而郊祭、祭天仪式，相当于天对王者身份的册命。

张惠言论升卦“王用享于岐山”乃为王者受命，禅于岐山。王者受命之始，举行封禅，以宣告天下。

此观念取于《白虎通》：“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白虎通·封禅》）

含有王者始受命之义。张氏所云“祭天”“郊祭”“封禅”等天子之礼，体现了王者奉天而行的“大一统”思想。于易象而言，大一统强调奉天尊王，乃为乾之象。

《虞氏易礼》则论王者受命征伐、分封。如屯卦“利建侯”，为受命之主，然尚未称王，故云“建侯”。豫卦“利建侯”，则为王者受命分土建邦。师卦也为王者受命以征伐，王者讳用兵，故以田猎喻征伐。因受命为王，故其征伐也具备正当性。

又回到辕固生与黄生关于“汤武革命”的论辩，董仲舒对此亦有所回应：“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宁能至汤武而然耶？”

（董仲舒）

《春秋》重视行为本身是否具有道义，因而受命称王也意味着具备讨伐不义的资格，以有道讨伐无道，也就是奉承天命。

改制也体现为“变礼”。萃、升、既济三卦所言“禴祭”，谓周改殷祭之春时祭为夏时祭。张惠言认为泰卦、归妹卦所包含的昏礼，也存在周变殷礼的情况，主要体现在周改殷之婚期。

又于临卦言“周改殷正”。关于变礼，董仲舒云：“《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春秋繁露·玉英》）

《春秋》对历史之评述，实际上包含一质一文、有经有权的变化层面。因而，礼必因时而兴，又因时而改，王者必受命而使制度得以改作更始。而对《春秋》及《礼记》中存在着对改制及变礼的情况，而“受命”之主是文王、周公、孔子。

“改制”并不仅仅是圣人的有意为之，也是制度演变本身的常道，任何一朝都对以往制度有所损益，所谓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圣人制礼就是对古礼的损益，这是一个很现实性的问题。

三、晋、升、明夷：周家受命三卦

在《虞氏易礼》尤其以晋、升、明夷三卦特言“周家受命之卦”。

其一，关于晋卦，张惠言认为其为文王为方伯之象，《虞氏易礼》云：晋消卦。阴将剥阳，观五下四，失位，以离日丽乾，故不为阴伤之名，而谓之晋。谓四晋而丽五也。

是天子衰，下有方伯存其政，率诸侯以朝天子。康侯谓安国之侯，《记》曰：“惟若宁侯也。”“锡马蕃庶”，《觐礼》：“匹马卓上，九马随之，以享王也。”三接，将币三享也，或云晋文受策出入三觐是也。

晋之又衰为明夷，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谓晋离入坤，君不可辅，则三当大狩也。故晋为文王为方伯，以服事殷之象。

张惠言以晋为消卦，“是天子衰，下有方伯存其政，率诸侯以朝天子”。晋卦由观五之四，五为天子，观五之四，则天子位失，故“天子衰”，四为诸侯承辅天子，“率诸侯朝天子”。

郑玄注《礼记·祭义》云：“天子衰，诸侯兴，故曰霸。”此局面既可指殷末天子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又可指春秋时周天子衰、五霸相迭而出。然张惠言主要是指文王居末世而服事殷。

所谓“康侯”，按《礼记·祭统》为“康周公”，康为褒大之义。张惠言以坤为康、为安，故以康侯为安国之侯，《周礼·考工记》所谓“惟若宁侯”是也，张氏托之为文王。

“锡马蕃庶”，虞氏未言是何礼。张氏用惠栋义，引《仪礼·觐礼》“匹马卓上，九马随之”，为诸侯享王，是谓“觐礼”。

关于晋卦所涉之礼，王弼注以晋卦明臣之道；程颐《程氏易传》以晋为诸侯承王之象；朱震《汉上易传》以晋卦朝觐会同；项安世《周易玩辞》以“昼日三接”乃王接侯之礼，故为觐礼；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以为筮受朝觐，而明君道。故知历代《易》注大抵结合朝觐之礼而论晋卦。

所谓“三接”，虞氏以坤三爻为三接，亦不云三接是何义。侯果联系《周礼》“大行人职”，以三飨、三问、三劳为天子三接诸侯之礼。而张氏亦用其说，以三接为将币三享。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有“受策以出，出入三觐”。易家亦引之以释“三接”。因而晋有文王为方伯时以服事殷之象。晋之又衰而为明夷，“谓晋离入坤，君不可辅”。明夷九三言大狩，是时君臣义尽，故云伐纣之事。

四观之五天子也，五柔进康侯辅王之象。初则侯，二三体屯震，皆初之上行也。四虽之五易位，然以象王母，则非天子中兴之象可知，盖王者受命之符也。晋当以初动屯，建侯为王。

“晋如摧如”者，初应四，天子失位，小人在上。故初遇摧折而失位，文王羑里之象也。贞吉则动为宁侯，故象曰“独行正也”，犹文王阴行为善也。

当此之时，虽有孚于上，然小人害之，如罔之设，初以康侯丽五，正其位则四裕而初无咎。象曰“未受命”，谓未受天命也。二应五，象丽五功成，王迹始起。（《虞氏易礼》，第2页）

如前所述，张惠言以晋由观四之五，而明晋卦为方伯存政以辅佐天子。具体看晋卦每一爻，晋初为文王居羑里之象。晋初应四，四象小人，而五天子失位。晋初动而体屯，为建侯为王之象。

初九《象》云“独行正也”，“犹文王阴行为善”。而初遇四之摧折而失位，不成屯建侯之象，故张惠言云“文王羑里之象”。《象》所谓“未受命也”，虞注以“五未之巽”，观巽为天命，观四之五成晋则巽象毁。

是时天子衰微，然文王尚未受天命，隐初正位，待命而已矣。

晋六二为王迹始起之象。六二云“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六二正位，故云“贞吉”，以明“守臣节”。“于其王母”，虞翻只言其象，未言王母为何。

张惠言则云：“王母谓先妣，周之王业始于后稷，后稷即姜嫄之封。故周之受福自王母。”周之兴可以追溯至后稷，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无父而生，其母为姜嫄。周人享先妣之礼，即祭祀姜嫄。

张惠言以“受兹介福”为“天命河图”，据《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孔安国注云：“圣人受命，则河出图。”张氏之说盖出于此。

三众允，宁侯之信著也。四硕鼠，无道。离丽五则正，然天命巳去，焉得不厉。五丽乎大明，宁侯之受福也，故“往有庆”。谓可正四上康侯之成也。

明德已照而道犹未光，未可南狩，惟用伐邑而巳。谓下正三，三允于初者，非阴丑则邑耳。虽“吉无咎”而“厉”且“吝”者，明夷九三所谓“疾贞”也。

晋六三为文王信著之象。六三云“众允，悔亡”。虞翻以允为信，坤土性信，与上易位而悔亡。张惠言云：“三众允，宁侯之信著也。”宁侯即文王，所谓“众允”，指其德信日益显著。

晋九四当小人之无道。九四云“晋如硕鼠，贞厉”。虞翻注阙。张惠言以初遭四之摧折，爻言“硕鼠”象无道。观四之五，九四失位不正，巽命象毁，故而“天命已去，焉得不厉”。

晋六五为宁侯受福之象。六五云“悔亡，矢得勿䘏，往吉无不利”。虞翻以五之正为往吉，坎象不见故悔亡，矢者信也。《象》云“往有庆也”。六五变而成乾。上乾为大明，张惠言云“五丽乎大明，宁侯之受福也”。

晋上九为宁侯明德已照犹未光。爻云“维用伐邑”，坤为邑，三上易位，以上正三故云伐邑。张惠言以上九之时仅限于伐邑，未可南狩，故《象》云“道未光也”。

晋卦由初至上皆明文王之德，其过程由微至显。初为文王拘羑里，二为王迹始起。信著于三，而近小人之害。受命于五，而其道犹未光。

朝觐往往跟巡守、时祭前后相连，为上古文明最核心的仪式。张惠言认为，升卦为南巡守时举行禴祭，因而升卦暗含天子巡守之事。

其二，升卦为文王始受命之象。张惠言引《乾凿度》文：孔子曰：升者，十二月之卦也。阳气升上，阴气欲承，万物始进。譬犹文王之修积道德，宏开基业，始即升平之路，当此时也，邻国被化，岐民和洽，是以六四蒙泽而承吉。

九三可处王位（张注：三当为二），亨于岐山为报德也。明阴以显阳之化民臣之顺德也，故言无咎。（《虞氏易礼》，第4页）

此以升的卦气消息而论其卦义。升卦气当十二月“鸡始乳”，在复之后，阳气上升，象文王修德而入升平之路。阳之息卦始于升，王者受命之义也。

柔以时升，主五升二为二作阶，使以五为尊位，则尧舜之荐舜禹也。然此主坤民顺德。初“允升”，三“升虚邑”，四“亨岐山”，上“利不息”，则五亦以坤臣论，非天子荐之。

《乾凿度》曰“邻国被化”，此之谓也。卦辞曰“南征吉”，四曰“王用亨于岐山”，则文王巡南国诸侯，禅于岐山，告受命也。

“孚乃利用禴”者，巡守在时祭之后南征，故用禴也。此始受命称王之象。（《虞氏易礼》，第4页）张惠言认为升卦有王者受命之义。在《六十四卦消息图》中，升由临初之三，为阳盈卦中第一个所生卦，故以阳之息卦始于升。

六五“升阶”，谓使二升至五之尊位，而象舜禹之被荐登天子之位。张惠言联系卦爻辞，认为升卦辞“南征吉”，为文王巡守南国诸侯；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巡守时禅于岐山，乃告受命。

九二“孚乃利用禴”，虞翻以禴为夏祭，以升二之五体离为夏。《尚书》《礼记》皆云五月南巡守。张惠言认为受命之王在禴祭之后巡守。因而，升卦言巡守、时祭，皆天子之事，故为文王始受命称王之象。

其三，明夷也体现文王受命，并有伐纣之象。明夷《彖》云“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

可见明夷卦当与文王之事有关，但张惠言认为虞注明夷卦所反映的史实与《史记》的记载不同，虞注以明夷九三喻文王，坤为大难，又为弑父，象征纣弑比干，明夷九三在坎中，象文王之拘于羑里，明夷互体震为诸侯，追从文王，纣惧而出之。

明夷《彖》又言“箕子”，虞翻注阙，关于卦爻辞作者，张氏的理解盖与虞氏不同，他认为“虞义以爻辞为文王所系也，箕子佯狂为奴，在武王观兵之后，非文王所及见矣。马融训箕子为纣诸父，盖以爻辞为周公作”。

张氏引用马融之说，认为周公作爻辞，故爻辞中有武王伐纣之史实。

（武王伐纣）

《虞氏易礼》关于明夷卦云：明夷于消息次升，于序卦反晋。殷周之文莫著于此。九三文王蒙难之爻，曰“得其大首”，明文王未尝讳伐纣也。

“不可疾贞”，不得为天下养恶也。季札闻《周南》《召南》曰：“犹有憾。”非疾贞乎！初之象盖二老之避纣也。“有攸往，主人有言”，主人谓震，则三也。

“有言”者，咨访之言，如二老之归周也。二承三，欲升三而上之，则八百诸侯之属也。左股者，股肱大臣，本纣之臣，见伤而归周也。（《虞氏易礼》，第5页）

在六十四卦消息中，明夷又次于升，而在《序卦》中反晋，因而此三卦具有内在的联系。具体论明夷各爻之义，然而从初爻到五爻，虞翻注皆阙如，张惠言将其与殷周革命相联系，而认为明夷有诸侯咸归于周、武王伐纣之象。

如张氏认为明夷初九“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为伯夷太公之避纣，“有言者，咨访之言，如二老之归周也”。故以此爻所示为伯夷、太公，闻文王作，而归乎周。

明夷六二“明夷于左股”，象纣之股肱大臣见伤而归周。所谓左股，即八百诸侯曾为纣之股肱大臣。张氏结合卦变而言，晋由临二之三而来，晋二承三，象八百诸侯与武王不期而会孟津，欲承辅之而伐纣。

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虞翻注《小象》以明夷体师象，离为南，故为南狩。张惠言认为爻辞中的“得其大首”，是以狩猎喻伐纣之事，因而文王并未讳言伐纣。

又云“不可疾贞，不得为天下养恶也”，暗指不可姑息纣之为恶，以明纣可伐也。张氏又引述《左传》中吴公子季札观周乐，见舞《象箾》《南籥》而曰：“美哉！犹有憾！”

《左传正义》疏引郑玄之说云：“象用兵时刺伐之舞。”季札所观《象箾》之舞，体现武王伐纣的功业，盖为武王所制，其有“不可疾贞”的杀伐之气，故云有憾。

明夷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张惠言以“左股”为纣之股肱大臣，见伤而归周。张氏引《汉上易传》，以为六四乃微子之归周。

由此可见，张惠言认为晋、升、明夷三卦，均隐含殷周革命之文。而关于殷周革命，不仅仅见于三卦，可以说也是《周易》之内核，故又云：《易》著殷周革命之文。《彖》《传》言之，《纬》言之，汉儒莫不言之。

后人不敢道文王受命，称王改制，遂使大义沦晦。岂知圣人膺箓受图，灼然天人相与。而易姓七百二十轨，为易道之至大哉。具说此三卦，其余随文而见者多，有以义可推。至如干宝之《易》六十四卦皆言代商一事，则又失之者矣。（《虞氏易礼》，第5页）

张惠言将文王、周公为《周易》系辞，与文王称王改制联系在一起，以此为《易》中的大义，见之于易传、汉儒、纬书中，然而后人却不敢称道。至于干宝将《易》全与伐纣的史事相合，也未必尽然。

四、临卦中的周改殷正

张惠言《虞氏易礼》中有“周正”一条，主要分析《周易》中的三正。所谓三正，即夏商周三代易服改正，颁定新律以定岁首之月。

《史记·历书》记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

三正相承而循环，也即三统，所谓“天下有道”即三正的相承有序。夏商周三正，于易卦而言，周建子以复卦为岁首，殷建丑以临卦为岁首，夏建寅以泰卦为岁首。

在虞氏易注中，临卦“至于八月有凶”意指周改商正，虞翻注云：临消于遯，六月卦也。于周为八月。遯弑君父，故至于八月有凶。荀公以兑为八月。兑于周为十月，言八月，失之甚矣。（《虞氏易礼》，第5页）

临本为十二月卦，所云“八月”是指临之旁通卦遯，而用周正，对应于夏正六月。之所以云“八月有凶”，是于临息而明消遯弑君弑父之凶。

虞翻的理解与郑玄相近。郑氏注云：“临卦斗建丑而用事，殷之正月也。当文王之时，纣为无道，故于是卦为殷家著兴衰之戒，以见周改殷正之数云。临自周二月用事，讫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此终而复始，王命然矣。”

郑玄以临卦建丑为殷之正月，可见临卦本身即殷正之卦。于临卦所云“八月有凶”，为用周正，遯卦之时，意味着文王改殷正，其中隐含终而复始的兴衰之戒。《虞氏易礼》取郑玄“周改殷正”说，言文王受命改制。

关于临卦之消息，张氏云“临者，阳之盛，息为升、为明夷。周家受命于升，则临为商卦也”（《虞氏易礼》，第5页）。可见临卦与周家受命三卦升、明夷、晋在消息卦次上相近。临卦为阳气之盛，再息而成升及明夷。故此数卦皆与改制相关。

虞翻认为《周易》之中文王用周正，而孔子用夏正。如姤《象》曰“后以施命浩四方”，虞注云：复震二月东方，姤五月南方，巽八月西方，复十一月北方，皆总在初，故诰四方也。孔子行夏之时，《经》用周家之月。夫子传《彖》《象》以下，皆用夏家月,是故复为十一月，姤为五月矣。

《易》之兴起在殷之末世，文王、周公系《易》乃用周正，当为对殷制的改革。然而春秋之末，周制疲敝，孔子作《易传》乃是“改周正从夏正”。正如《论语》中孔子云：“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可见孔子用夏正，而且重视三代制度的因革。

关于夏正，张惠言引《乾凿度》：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体。方此之时，天地交，万物通，故泰益之卦，皆夏之正也。此四时之正，不易之道也。故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所以顺四时、法天地之通道也。

张惠言论益卦“亨帝”，则可见郊祭用夏正，所谓“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故《虞氏易礼》于“周正”条之后紧接而言益卦。汉初颁定历法，受三统循环观念的影响，乃用夏正。汉儒注经言卦气消息亦本于夏正。三正、三统与文质相配。

王者受命必改正朔，而有一统之义。汉代公羊学重“改制”，三代制度的变化实为“文”与“质”相复，关于三正与文质之间的对应，主要见于《白虎通》，而张氏《文质论》的主要观念也来于此。

（《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

《白虎通》云：“天质地文，质者据质，文者据文，周反统天正何也？质文再而复，正朔三而改。三微质文，数不相配，故正不随质文也。王者受命而起，或有所不改者何也？

王者有改道之文，无改道之实。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积，声味不可变，哀戚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

质文秉承于天地之道。“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文王先改正朔再伐殷，体现以文代质之义，在趋势上是逐渐改变殷商之制度。然而质家先伐而后改正朔，故汤伐夏桀，告天之礼仍沿用夏礼。

但于改中又有所不改，“质改文”与“文改质”盖是其改者，然不改者，乃其反复之道也。观乎治道，莫不有兴有衰、有治有乱，王者虽欲有所为，实则顺其道而为。

陈立又云：“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因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基本的人伦纲常，是不可改之道。

但如何具体实施制度，却是可以进行调整的。张惠言重视“文质”概念，《茗柯文编》中有《文质论》及《答吴仲伦论文质书》，皆专门阐发“文质”，而侧重对“礼乐”的阐发。

五、结论

《虞氏易礼》中强调“受命”与“改制”，反映了今文经学的倾向，同样也体现其特殊的经学归旨。

他论易象则多用虞氏，其论易礼则兼取郑氏，贯通《易》《礼》大义，吸取“公羊学”的“文质”思想，显示出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重视。

张惠言认为“文王系辞称王，以为后王法”。文王在系卦辞中称王，其用意在于为后世定法度，此与孔子作《春秋》以为后王法相似。他

认为“孔子推言其义，以文王受命说之”，若孔子作《象》云“受命”、“得志”，乃能深明文王受命之义。因而认同文王作卦爻辞，并且认为爻辞中并未隐讳伐殷之事。

《虞氏易礼》虽未明言《春秋》，但多借重“公羊学”观念，而将礼象之变化与文质之变、周代制度之损益联系起来。

（刘逢禄）

而此书亦影响到常州学者刘逢禄等的经学观念，刘氏《春秋公羊传何氏释例》援引《虞氏易礼》云：“晋、明夷、升三卦，言受祖得民而伐罪也。临，商正，言改正朔也。文王之道未洽于天下，而系《易》以见忧患万世之心，《春秋》象之。”

此处特言晋、明夷、三卦为文王吊民伐罪，张惠言以其为周家受命三卦。《易》中忧患意识，借《春秋》得以体现，而《易》与《春秋》之经世之志，原无二致，都体现了圣人用世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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