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方氏诗辑》与家族文化
作者:刘和文(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三月十八日己丑
耶稣2019年4月22日
《桐城方氏诗辑》(以下简称《诗辑》)是一部卷帙浩繁的氏族类诗歌总集,辑录了桐城方氏明洪武至清嘉庆时期的诗歌,可以说是家族与地域的独特文化载体。
其一,彰显“诗史”观的编辑体例。《诗辑》六十七卷,收录130位诗人5022首诗,包括14位诗人的27部别集,辑诗少者1首,多者549首;后附辑者《拳庄诗钞》八卷、《续钞》四卷,计诗1534首;共录131位诗人6556首诗。《诗辑》采用“因诗存人,非人以诗传”(《凡例》)的体例,既记录了明清时期的社会现实生活,又展现了桐城方氏家学之伟观,凸显出辑者的“诗史”观。清人所辑家集大多专注直系血缘关系,《诗辑》则汇全族之诗,耗时长,用力勤。为辑此集,方于谷搜集文献历经数十年,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方始整理,于道光元年(1820)刊行,如《凡例》曰:“于谷幼闻先人绪论,即为随地留心,片羽吉光,亦为登贮。晚年移居拳庄,杜门无事,复从远近各房中搜得若干篇,重加釐订。”为梳理明清时期方氏诗歌风貌,《诗辑》广开选源,除搜集家乘外,清人诗歌总集和别集是其主要选源,如《龙眠风雅》《国朝诗别裁集》等。《诗辑》辑录了方氏十五代人(从五世至十九世)之作,即“自断事公冠首而下,至善佛公为本生八代,次即编文忠公、鹿湖公以下诗,再次即编玉峡唐山公、佥事公以下诗。系自明善公分支,俱为本房,通称中一房。后乃编及各房,溯源赴委,各自暸然,亲疏以判,前后以分”(《凡例》)。生动地呈现了方氏诗学发展状况和世代相传盛况,可以说是一部家族史。由上观之,《诗辑》的编辑表现出辑者对家族文化的强烈责任感,用史的标准建构了其价值体系,彰显了其“选诗之道,与作史同”(袁枚《再与沈大宗伯书》)的诗史思想。
其二,传承方氏家风的编辑意识。一方面,《诗辑》虽录诗歌,其序跋、凡例及所收录诗作等却客观地宣传了方氏家学,如《凡例》曰:“(方氏)非徒科第名家,实以著作如林,代有作者。自明善公而下,历代所著如《易学》《心学宗》《性善绎》《桐彝》《迩训》以及《易意》《诗意》《荷新义》……不下数百种。海内无不周知,毋庸夸述……是先人于心性、考据、经济之学,无不兼通,多所阐发。”这里总结了方氏家学特征。方氏以易学名世,从方学渐到方大镇、方孔炤、方以智再到方中通、方式济、方贞观等人,薪火相继,专于易学研究,著有《心学宗》《易蠡》《宁澹语》《易荡》《经学编》《易余》等,创造了桐城易学的辉煌。《凡例》所列方氏学术成果,凸现了其易学成就,可以说是导扬先泽,昭示后人。《诗辑》辑录方孔炤《名儿以智其义》《初述周易时集结》等诗作更见其用意。方孔炤以易学名其子以智、其义,有明显的家学传承和家族文化指向的意味。另一方面,反映了家风传承与诗教的相辅相成。如汪志伊《桐城方氏诗辑序》曰:“吾乡方氏以忠孝、文学闻天下,垂三百年矣。”因此,“忠教”被作为《诗辑》选人选诗的准则。方氏五世祖方法因靖难殉节,为其世代风范,亦被视为诗教雅正传统,《诗辑》首录其诗,正是辑者之用心。《诗辑》还辑有追念其行迹之诗作,如方其义《过天台谒先高祖祠》《拜五世祖断事公墓》等,可见其影响之大。
《诗辑》继承了《述本堂诗集》编辑观念,认为家集所辑是“家人言”“为吾家事”(方楘如《述本堂诗集序》),家训类和亲缘关系之作更见家事、家言之情,《诗辑》多有辑录。所辑家训之作,既见方氏纯正家风,又见辑者赓续家风之志,如卷二方孔炤《家训》曰:“三峰矗矗,桐水汤汤。我祖基之,爰开讲堂。我父绍之,荷新在旁。颜曰宁澹,三命循墙。小子舞象,咏南山章。”诗作明示了方氏居桐统绪久远和“尚学重教”家风的传承。方氏家风可谓世代相传,《诗辑》所辑方孔炤《训孙》、方中发《继溪示家弟》、方中发《示从子正璐》等可证,其目的是将家风家学浸润于族人的内心,指导他们的思想、行为,使他们烙上家族文化印迹。所辑亲缘关系之作,向族人展示了温馨的亲情、淳朴的家风,如方根机《壬午元旦次伯兄华南感怀韵》、方其义《忆兄》、方中发《妾薄命》、方杰诗《和凤占二侄夏日山居》、方于飞《待诸叔暨弟侄辈登柴林坐云松阁》、方于陵《戊辰恩闱忆石伍午荷诸弟白下》等,既有睹物生情之效,又有言传身教之功。
其三,传播桐城地方文化的编辑责任。徐雁平曾说:“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绵延数世的文学世家作用显著,几乎可视为建构中的支点乃至框架。”(《清代家学与文化传统》)因此,我们说地域文化的构建,世家文化功不可没。作为文学世家的桐城方氏,在桐城文化构建和传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方氏家集的《诗辑》,系“一邑钟毓之秀,非徒为一族之光显”(方宗诚《周氏清芬诗集序》),在彰显方氏诗学的同时,担负着构建和传播桐城地域文化的功能。一方面,表达乡邦之情。《诗辑》的编辑既表现出了辑者的家国情怀,又蕴含着乡邦之情。《诗辑》较为关注歌咏桐城风土和人文景观之作,如卷一所选辑方学渐之诗11首,其中《浮山》《鲁王墩》《资福寺》《龙眠精舍》《王屋寺》等七首为咏桐城山水之作。《诗辑》所辑歌咏桐城山川、风俗特产和人文景观之诗,既反映了辑者的地方人文意识,又表现了辑者的桑梓之情。另一方面,传播地方文化。家集是地方文化网络的一个结点,辑者在推挹家族文化时,会将其置入地域文化版图中进行考量,扩大其于地域文化的影响,寻求其在地域文化中的位置。《诗辑》的编辑表现了辑者的这种情怀,如《凡例》曰:“吾宗占籍桐城,溯元至今,已历二十余代,非徒科第名家,实以著作如林,代有作者。”不难看出,辑者在介绍家史时,客观上也为桐城文化做了宣传。
总之,《诗辑》在彰显世家文化的同时,也宣扬了桐城地域文化,可以说其是家族和地域的独特文化符号。
【上一篇】【李竞恒】告别五四的有色眼镜
【下一篇】【常文相】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