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和发扬“五四”爱国、民主真精神，摈弃全盘反传统思想逆流

作者：吴光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初一日壬寅

          耶稣2019年5月5日

今年恰逢“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我们作一些关于“五四”运动经验教训和五四精神的思想反思，是很有必要的，也有继往开来的现实意义。我想讲三点看法。

“五四”运动的主流精神是什么？

现在一般讲五四精神，讲得最多的是“爱国主义精神”，甚至许多文章只讲爱国主义，不讲别的，或者不敢讲别的。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偏见。

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必须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以引导广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励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并指出，“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至今仍是激励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这准确而全面地论述了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

我们今天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深入研究五四运动与五四精神，首先应就五四运动的基本性质作出恰当定位。我认为就基本性质而言，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反帝、反封建专制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

“五四”学生运动的导火线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无视中国的主权，在对德和约上，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腐败无能的北京政府竟然妥协求和，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他们呼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等口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从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显然这是一场以反对帝国主义强盗行径与中国政府卖国行径的爱国主义运动。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的主旋律。

但是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我们应从更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思想高度去反思五四，应该追溯到1915年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批判封建专制旧文化、提倡科学、民主新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当时，以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健将，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抨击封建专制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提倡白话文。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则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方向。所以五四精神同时也包含了“民主”、“科学”、“新民主主义”的精神。

我们应当确认，“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弘扬民主、科学精神的思想启蒙运动。

这就是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主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教训

我们也应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正面的,但也是有片面性、有过错、有历史教训的。其中一个偏向就是从反封建、反专制走向了全盘反传统。

反封建、反专制本来是好的，但是有人打着这个旗号，把我们整个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统都给否定了。如当时有人（如钱玄同）提出来要废除汉字，这在今天看起来很可笑，但在当时确实代表了一种极端性信仰，觉得方块汉字代表了落后,只有废除方块字中国才能进步，这就是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全盘否定。

第二点就是从“打孔家店”到打倒孔夫子。开始是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后来孔夫子根本没有救，都一起打倒了，以后演变到“文化大革命”。“文革”可以说是“五四”那股潜在的全盘反传统逆流走向登峰造极的闹剧。文革不是无源之水，它是有源头的，即来自于“五四”时期潜在的全盘反传统思潮。

“五四”新文化的斗争矛头本来应从辛亥革命提出的打倒皇权开始，应该是打倒“皇家店”，而不是打倒“孔家店”，但是事实上却是从政治、伦理、文化各个方面全方位地把孔家店和儒家价值观都打倒了。

第三点就是从讨论、批判所谓的国民劣根性，到全盘否定儒家旧道德。所谓“旧道德”，就是我们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华民族的道德，其中如“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和“礼义廉耻，孝悌忠信”所谓“四维八德”，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由《新青年》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热烈讨论所谓“国民的劣根性”问题，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有《狂人日记》、《阿Q正传》，说一部中国历史，满篇都歪歪斜斜写着“吃人”两个字，即所谓“礼教吃人”。可是，为什么没看到几千年的礼教还有“养人”的一面呢？我们承认,传统三纲五常中的三纲思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里面确实是有束缚、压制，甚至扼杀人性的“吃人”一面，但是我们的传统礼教中更有“养人”的一面，即提倡和培养人们做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做讲仁义、有良知的“文质彬彬”的君子，讲求“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大德。

但是“新文化运动”某些人以批判国民劣根性为名，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旧道德都给否定了，就连被人们推崇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梁漱溟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写的《中国文化要义》，其所总结的国民十四大特性，里边有几条也是受到“五四”反传统思潮的影响。

例如讲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千年不变的社会”、“文明早熟的社会”、“无兵的文化”等等就是证明。这些论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学热中,就被某些思想家利用来作为批判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结构论”和“黄土文明”的理论武器。这就是我们应当正视和吸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教训。

因此，我们今天在继承发扬“五四”主流精神的同时，还有一个纠正五四偏颇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把打倒孔夫子、全盘反传统这个偏纠正过来。中国的传统道德过去一概被视作“封建道德”，一直到现在，实际上还有不少人认为儒家那一套都是封建主义或“王权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否定。

有许多人的思想根深蒂固地受到这个“五四”潜流，乃至“文革”恶流的影响，把儒家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主义，把它当做维护王权的思想去反，去批，这个流毒到现在还没有肃清，很有必要正本清源，拨乱返正，实事求是地肯定和发扬“五四”的爱国、民主真精神，而摈弃“五四”以来的全盘反传统思想逆流。

应该重构怎样的人文精神？

重构人文精神，是我们这个新时代的一项基本任务，富有时代特色。

我认为，就国民精神而言，应该重构“以人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的道德人文精神。就国家治理而言，应该建设“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的“民主仁政”治理模式。

我们今天反思“五四”，就要致力于重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重构中华道德人文精神。我曾发表过多篇文章谈在全球化时代重塑儒学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提出了树立“一道（仁道）五德（义礼信和敬）”的儒学价值观的论述。其实，关于儒学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是与时俱进的，不同时代儒家的表述也不一样。

比如孔子讲得最多也最重要的是两个观念，一个是仁，一个是礼。而仁是根本之道，礼是仁的制度之用，所以我把孔子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仁本礼用”。用孔子的话来说是“克己复礼为仁”，用曾子的概括是“忠恕”之道。以后在子思、孟子、汉儒那里，对核心价值观的表述有同有异。如子思强调“仁义礼智圣”，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汉儒确定为“三纲五常”。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现在确实到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时候了，所以，重构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入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都体现了在新时代重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和重构中华人文精神的努力。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重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呢？我觉得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虽然是儒学价值观为主导，但同时也是包容多元的。因此，我提出了“一道八德”之说。

“一道”就是“仁”道，“八德”就是义、礼、智、信、忠、廉、和、敬。这个道和德的关系实际上是体和用的关系：“道”是根本之德，是体；“德”是所得之“道”，是道体之用。中心思想是说，这个道体之“仁”是最根本的，其他八德都是道的表现。

儒家的核心之道其实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之道，就是立足于孔子所讲的“仁者人也，仁者爱人”这两句话，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中最基本的东西，是对人的肯定，对人的道德自觉的肯定，这就是“仁道”。

仁道是我们民族价值观最核心的东西，所以有人说儒学是“仁道主义”，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对，因为“仁”是一种根本之德，其他都是仁道的表现。

“义”按照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公平、公正、公义；礼（法），是伦理秩序和社会秩序，就是从传统礼治到现代法治，这个礼（法）是仁的制度之用；智就是知识、智慧；信就是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忠”就是忠诚，忠诚于国家、人民和事业；“廉”就是廉正、廉洁，清廉自守，廉洁奉公；“和”是中道，儒家、道家、佛家都讲和，是全民族的共识。敬，有敬天、敬祖、敬父母、敬师长、敬朋友，还有敬业等等，都是立足于“敬畏”二字。孔子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孟子补充了三畏：敬畏历史（“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敬畏道德（“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敬畏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概括而言是敬畏天命（自然法则）、敬畏圣人之言、敬畏道德、敬畏历史、敬畏民心。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

总之，我觉得如果现在要重塑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把最根本的“仁道”树立起来，然后讲求“义、礼、智、信、忠、廉、和、敬”这些常用大德。这是重构当代中华人文精神的必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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