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莲池：十八线明星周敦颐的逆袭

作者：吴铮强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初三日甲辰

          耶稣2019年5月7日

（一）周敦颐墓

1983年5月，北京大学的一位日本留学生有一次“漫长的独自旅行”，行程是从北京出发，往江苏六城、上海、江西九江、湖北汉口，然后返回北京，周敦颐墓是他九江之行目的地。不过路上就听说，周敦颐的墓“现在就算去的话，因为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找都找不到”。留学生还是找到了墓地，看到的情形是“周围杂树丛生，建筑物也已不复存在，只剩下满地的残垣断瓦”。留学生十分感慨，“展现在眼前的风景，与随身带来的常盘著作影本上的截然不同”，欣慰的是“从墓地往南远眺庐山的风景，确实非常美丽”。

从周惇颐墓眺望庐山（2018年4月7日）

他讲到的常盘著作，就是1922年常盘大定在中国各地考察后编写的《支那文化史迹》。书中周敦颐墓的照片保留了清光绪年间彭玉麟等人修复的盛况，常盘大定当时感叹，“墓非常气派，在儒家学者的墓中能有如此雄伟规模的，恐怕非常罕见”。常盘大定拜访之后，周敦颐墓于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保单位，“文革”中破坏殆尽。“文革”结束后，周氏后裔为重建墓地四处奔走。1998年、2004年，由香港周氏宗亲会、周氏后裔修墓委员会分别募集资金二十万、二百万元，在九江市政府支持下，全面修复了周敦颐墓地。

周惇颐墓园（2018年4月7日）

二十八年后，那位日本留学生已经成为知名学者。2011年10月，吾妻重二参加在庐山白鹿洞书院召开的国际朱子学会议，顺道重访周敦颐墓。吾妻重二惊奇地发现，新墓基本恢复了清代宏伟的规模。虽然明清的文物几乎荡然无存，但因“文革”的破坏，周敦颐母亲郑氏的《仙居县太君墓志铭》从田里被发掘出来，陈列在墓地展览馆中，“这几乎就是周敦颐墓唯一遗留至今的原物，无比珍贵”。吾妻重二还惊奇地发现，展厅中声称，周树人（鲁迅）兄弟、周恩来等人都是周敦颐的后裔，“爱莲堂”的匾额还是周恩来题写的。

周惇颐及母、妻合墓（2018年4月7日）

周恩来题匾爱莲堂（2018年4月7日）

（二）归隐庐山

周敦颐写过一篇《爱莲说》，是初中生要背诵的课文，在中国家喻户晓。不过吾妻重二相信周敦颐对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深远的影响，他认为韩国国旗上的太极图案来源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越南以莲花为国花是受《爱莲说》的影响，甚至日本人推崇的“洒落”人格，也出自黄庭坚对周敦颐的夸奖“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

周惇颐太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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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周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主要就是指在他55岁的辞官（提前退休）归隐庐山的事迹，不过周敦熙归隐庐山的计划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形成。那时他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四年任期之后，往京城开封改官，路经江西有庐山之行。第二年（嘉祐六年，1061），也就是苏轼参加制科考试一举成名的时候，周敦颐得到通判虔州（今江西赣州）的新职务。赴任途中再次游览庐山，便萌发了在庐山定居的打算，在莲花峰下购置了一处地产，在小溪旁修筑了“濂溪书堂”。十年之后（熙宁四年，1071），周敦颐正在广东（广南东路）负责监察司法，听说母亲在润州（江苏镇江）的坟茔被水冲击，便请求调任知南康军。南康军的治所在星子县如今已并入庐山市，离庐山北麓莲花镇周家湾的周敦颐墓不过25公里，周敦颐的调职请求就是为归隐庐山准备的。这年八月赴任，十二月便将母亲改葬庐山北麓，然后以多病为由辞官归隐。在周敦颐的人生轨迹中，这一走真是风清云淡、岁月静好，当时的宋廷却是多事之秋，新法遭到各地的激烈抵制，内外战事也不断地发生。

与这一年朝中司马光罢归洛阳这样的大事件相比，周敦颐归隐庐山恐怕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周敦颐并不反对王安石变法，周敦颐的小舅子蒲宗孟是变法派的重要成员，说周敦颐在家书中不断“称美熙宁新政”。朱熹极力推崇周敦颐，但支持熙宁变法是他不愿面对的事实，于是毫无原则地删改蒲宗孟与潘兴嗣撰写的周敦颐墓碣与墓志铭，重新编写了周敦颐的生平事迹。

周敦颐是否关注朝中新法引起的日益激烈的政争？他对新法的立场究竟如何？致仕隐退是否与新法存在某种关联？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无从追索。或许京城内无穷无尽的政治斗争丝毫不曾触动他洒落的内心，或许他早已勘破党争之祸及早抽身，这些都不重要。归隐后仅一年（1072）周敦颐便离开了纷扰的世界，看来“多病”是他辞官的真实理由。他跟王安石曾有一面之缘，那是嘉祐五年（1060）在京城，他比王安石年长四岁。这次见面大概讨论了宇宙是否有边界、黑洞内有无时间之类谢耳朵关心的问题，王安石毕竟是文科生，学问再好、志趣再高，也驾驭不了这么古怪的议题。据说他们一连聊了好几个日夜，然后王安石冥思苦想，一度处于不食不眠的状态。

此后周敦颐到江西、湖南一带任职，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周敦颐被派到广东（广南东路）担任财政与法律方面的职务，这是周敦颐仕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升迁，财政与法律则是王安石特别关注的事务。作为绝无机会参与朝廷政争的地方吏员，周敦颐抵制新法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不过即便赞成新法，周敦颐也未必怀抱远大的政治理想。在宋代的官场上，周敦颐属于不起眼的边缘人，政治理想这种话题不是为他这种人准备的。

（三）十八线明星？

周敦颐似乎没有考过科举，他因舅舅恩荫入仕，这在宋代基本上属于不思上进的表现。周敦颐运气不错，他的舅舅郑向官至知制诰、龙图阁学士，母亲郑氏与父亲周辅成都是二婚，他们在天禧元年（1017）生下周敦颐。周敦颐出生两年前，父亲考中进士，不过是个特奏名，就是连续考了六次都没考上，朝廷给的一个安慰奖。这样的进士当然不值得炫耀，也注定了周辅成一辈子只能当偏远地区的小官吏，去世时不过是贺州桂岭县（今广西贺州市桂岭镇）的县令。

父亲去世后，周敦颐随母亲跟着舅舅生活，他名字中的“敦”也是随郑家表兄弟的字行。舅舅去世前，将周敦颐的工作与婚姻全部安排妥当，然后舅舅与母亲相继去世。周敦颐是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母亲却随舅舅葬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周敦颐就在当地的鹤林寺中守制读书。当年十七岁的王安石在跟着父亲在江宁（今江苏南京）读书，这时拜谒周敦颐遭到拒绝的故事可能只是传说。

1040至1061年二十年间，周敦颐在各地游宦，从县主簿（县办主任）做到通判（副市长）。从1061年至1071年又十年间，周敦颐从通判做到知军（市长级别），这时王安石已官拜宰相了。对于没有进士出身的官员来说，知州级别就是仕途的天花板，周敦颐的任职地点局限在赣、湘、渝、粤等宋朝的偏远地带，与贵重或繁华的京畿、东南地区几乎绝缘。

在宋朝的官场上，没有进士出身，就好比混迹学界而没有博士学位，注定了被边缘化的命运。这种情况下人最好有些特殊爱好，既能填补内心空虚，又便于构建自我认同。能写出《爱莲说》的周敦颐既洒落又孤高，平时喜欢思考宇宙边界、人生信念之类终极问题。这让他显得很独特，有时会刺激到别人，比如北宋两大思想家程颐与王安石都深受周敦颐的影响。但周敦颐地位太低，程颐、王安石忙着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著作的后记不会致谢或提及周敦颐这个名字，遑论将周敦颐认作自己的授业之师了。

话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这些名字构成的璀璨星空中，活着的周敦颐只能算十八线明星。一百年后，周敦颐成为夜空中最亮的星，完全是因为朱熹孤独和叹息的心底需要照亮前行。不过在朱熹以前，去世后不久的周敦颐已经从十八线升格为三线明星，主要推手是他的两个儿子，他们竟然跟程颐的冤家——大文豪苏轼、黄庭坚结成了“亲如兄弟”般的友谊，怪不得程颐对少年时代的理学启蒙老师如此不恭敬。朱熹完全不顾理学祖师爷的感受，非得在程颐头上按一个授业之师周敦颐，这真是一段狗血的中国思想史。

（四）茂叔有子，良不诬也

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主持新政之时，在偏远的南安军（今江西大余县），两位没有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吏相遇了。一位是程颢、程颐兄弟的父亲程珦，他知兴国县，又兼任南安军通判，另一位就是南安军司理参军（主管司法）周敦颐。程珦年长周敦颐十岁，又算是上司，便让周敦颐经常带他两个儿子顺便指导一下功课，“令二子师事之”。周敦颐见程珦也没考过进士，倒有几分自信，便常带着少年二程，说过一些颜子安贫乐道、孔子也没考过科举之类的怪话。结果程颐深受影响，果然没有考上进士。后来给程颢写行状，程颐说“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实他哥哥是考中了进士的。程颐说这种话，主要是想说明自己少年立志，对于周敦颐他从来不称“先生”，而呼之平辈间的表字“茂叔”，有时还轻蔑地称之为“狱掾”、“穷禅客”，总之是不认这个老师的。

离开南安军之后，周敦颐与程珦一直保持着关系，程颐不可能把周敦颐遗忘了。既深受影响，又出言不逊，给后来的朱熹出难题，这其中当然有原因。周敦颐辞官归隐时，原来参与变法的程颢与王安石闹僵请求外补。周敦颐去世时，二程兄弟已经随着父亲在洛阳成为在野的反对派了，这时周敦颐的小舅子蒲宗孟说周敦颐是支持变法的。不过严重的是接下来，宋神宗去世，洛阳的反对派司马光当权，程颐当了新皇帝宋哲宗的老师，苏轼也回到朝中当了翰林学士。司马光去世，程颐就跟苏轼闹翻，苏轼与周敦颐共同的朋友孔文仲弹劾程颐，程颐回到洛阳，不久苏轼也离开京城来到杭州。

苏轼再次到杭州任职是元祐四年至六年（1089-1091），而这个时候，周敦颐的儿子周焘也在杭州，两人一起游玩，“亲如兄弟，倡酬诗甚多，著有《爱莲堂诗文集》，人称茂叔有子，良不诬也”。这些讲法大概属实，不过包括吾妻重二在内的不少人认为，周焘当时是两浙转运使所以在杭州，这是绝无可能的。周焘是周敦颐第二个儿子，续弦蒲氏所出，生于嘉祐七年（1062），苏轼知杭时年不过三十，而且元祐三年才考中进士，杭州之任当是释褐初授，怎么可能是转运使这样的方面大员。有关周焘的文献资料很少，无法完整还原生平事迹，但他在杭州经常与苏轼一起拜访辩才和尚，还写过一篇《普向院多宝佛塔记》。这篇记文撰于元祐八年，周焘当时的职务是知贵池县（今安徽池州），里面还追述了他在杭州的时光。这就说明周焘在杭州的职务不可能高于知县，很可能是杭州属县的县尉、主簿一类吧。然而正是通过其子周寿、周焘，周敦颐确立了苏轼等文人圈中的地位。苏轼写过《故周茂叔先生濂溪》，说“先生岂我辈，造物乃其徒”，以致《宋元学案》认为苏轼是周敦颐的私淑弟子。周寿则是苏门学士黄庭坚的好朋友，所以才有了《濂溪词并序》赞美周敦颐“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至于程颐，他创立的理学（洛学），在当时还不能跟荆公新学或苏学（蜀学）抗衡，虽然他看不上周敦颐，周寿、周焘兄弟想必是不太在意的。

（五）爱莲池及刘凝之墓志铭

淳熙六年（1179）三月三十日，朱熹抵达星子县，接任知南康军的职务。到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寻访陶潜、刘凝之、周敦颐“诸公遗迹”，然后又在南康军学建起周敦颐祠，又请湖湘学派代表人物张栻撰写祠记。张栻毫不含糊地将周敦颐推到道学宗主的地位，说“惟先生崛起千载之后，独得微旨于残编断简之中，推本太极，以及乎阴阳五行之流布”，并称二程将周敦颐的思想发扬光大。周、程授受的观点是朱熹极力主张的，他说“濂溪夫子之学，性诸天，诚诸己，而合乎前对授受之统。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传之，而其流遂及于天下”。这个观点一经面世便遭质疑，朱熹有位从表叔反复给他写信驳斥这种说法，认为朱熹歪曲事实。但朱熹不管不顾，既然有机会到周敦颐曾经任职的南康军，正好进一步收集修订周敦颐的遗著。首先收集到《太极图说》《通书》的“杨方九江故家传本”，与其他版本校定之后，将全文刻在南康军学。听闻朱熹如此用心，周敦颐曾孙周直卿也前来拜访并将周敦颐的墨宝《爱莲说》及刻本《拙赋》赠予朱熹。朱熹非常激动，将署衙后圃临池的一个亭馆命名为“爱莲馆”，将周敦颐亲书的爱莲说刻于馆壁，并赋诗《爱莲池》，“闻道移根玉井旁，花开十丈是寻常。月明露冷无人见，独为先生引兴长”。

周瑜点将台（2018年4月7日）

星子县爱莲池（轩）（2018年4月7日）

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于何时何地，早已众说纷纭，不可细考，星子县爱莲池当然是其中一说。现在庐山市紫阳南街“周瑜点将台”东侧的爱莲池景区，与朱熹当年刻石的爱莲馆不知有何关联。所谓的周瑜点将台更像明清时期的军门楼，爱莲池景区重建的临池建筑则称为爱莲轩。2018年4月带领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同学毕业实习，无意间在“点将台”城楼的角落里发现了真正的宋代文物，竟是朱熹同样推崇的刘凝之及其夫人的墓志铭。

刘凝之墓志铭（2018年4月7日）

凝之是刘涣的表字，他是欧阳修的同年进士，五十岁时辞官归隐，“学士大夫争为咏叹以饯之”。刘涣享年八十一岁，“居庐山三十余年，环堵萧然，饘粥以为食，而游心尘垢之外，无戚戚意”。这样的行为在理学家看来就是求圣人之道，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为刘涣父子（其子刘恕，《资治通鉴》编者之一）立祠奉祀，还在“城西门外草棘中”寻访刘涣陵墓，并建“壮节亭”护陵。1980年秋，当地有彭姓农民为县砖瓦厂做土方，在蔡家岭下掘得刘涣及妻钱氏的墓志铭，连同篆盖四石分别藏于彭、蔡、胡三姓家中。菜农彭世忠告知当地文史研究者，经鉴定后又联系县文物站予以收购。后来星子县并入庐山市，县文物站随之撤销，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便有了这次点将台上与刘凝之的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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