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海观潮：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亚洲文明

作者：

张国刚（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管永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王晴锋（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初九日庚戌

          耶稣2019年5月13日

西域：世界文明的交汇点

张国刚

所谓“西域”，通常是对阳关、玉门关以西广大地区的统称，但这一概念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不同历史时期的“西域”，所指的地理范围也不尽相同。而且，“西域”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还是一个政治概念。

汉代的西域，狭义上是指天山南北、葱岭以东，即后来西域都护府统领之地，按《汉书·西域传》所载，大致相当于今天新疆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

广义上的西域则除以上地区外，还包括中亚细亚、印度、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乃至更西的地区，事实上指当时人们所知的整个西方世界。

比较汉唐时代的“西域”概念，可以更好地看出“西域”是一个范围不断变动的地理区间。随着唐王朝势力向中亚、西亚的扩展，从前汉代的“西域”变成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辖控之地，并因推行郡县制度，采取同中原一致的管理政策而几乎已成为唐王朝的“内地”。则“西域”被用来指安西和北庭以西的、唐王朝设立羁縻府州的地区，具体而言就是中亚的河中地区（Transoxiana，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地区）及阿姆河以南的西亚、南亚地区。

阿姆河，《史记》、《汉书》称为沩水，两《唐书》称为乌浒河（当为古希腊语的对音）。锡尔河在汉语史料中称为药杀水（当为古波斯语的对音）。两河地区，处在蒙古草原和南俄草原之间，以费尔干纳盆地、塔什干地区、花剌子模三角洲、叶尼塞河上游、额尔齐斯河上游为中心，是古代游牧民族生活栖息的理想地域。

唐代广义“西域”与汉代狭义西域，其政治与军事功能相同，都是作为中原内地的屏藩。在两汉与匈奴的军事斗争中，在唐朝与阿拉伯人的利益冲突中，各个时代的“西域”也确实起到了缓冲作用。唐代广义的西域概念比汉代的西域有所扩大，随着当时对西部世界认识的深入而扩展至地中海沿岸地区。

今天通常讲的“西域”指的就是两汉时期狭义上的西域概念。《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提到的“西域”，也同样多指这一地区。该地区在两汉时期是多种族、多语言的不同部族聚居之地，两汉政府虽然在当地设置都护府，并未改变该地区的政治结构，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

从地理位置看，狭义的西域即塔里木盆地正处于亚洲中部，英国学者斯坦因将其称为“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可以说是非常形象，它四面环山，而斯坦因将此地的性质定义为“阻隔”古代几大文明发生地间的联系。不过，这道天然屏障并未完全隔离周围世界，一些翻越高山的进出口使它既保持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又得以利用自然的形势免遭彻底同化。

所以，西域地区其实是世界文明的交汇点，两河流域的波斯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在这里汇聚。而在充分吸收这些文明的同时，西域也并没有被这些文化的洪流所吞没，而是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形成适合本地区本民族特点的独特文化。在这里可以找到众多古代文化的影子，同时也可以感受到西域文化的独特性，这正是西域文化的魅力所在。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世界意义

管永前

亚洲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世界多彩文明的汇聚之地。当今世界正处于快速变化发展的进程中，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弘扬亚洲文明，延续亚洲文明的生命力？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应促进亚洲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构建更加紧密的亚洲命运共同体。迈向命运共同体，开辟亚洲新未来，必须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由文明交流、互鉴，到进一步激发文明间的平等、尊重、包容，进而唤起亚洲各国大家庭的意识，这是缔造亚洲新未来的可持续力量。

由张西平、管永前主编，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与亚洲的价值》和《传承与展望：东南亚的中国文化研究》两本论文集，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这个主题，旨在传承弘扬亚洲和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在世界范围内书写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重大意义，为增强亚洲文化自信，搭建人类文明互学互鉴的平台，做出学术的探索和努力。

《中国文化与亚洲的价值》一书缘起于2013年10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化与亚洲的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是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亚洲和中国文化为主旨的高端论坛。会议结束后，主编对全部参会论文进行了认真筛选，并要求有关学者对论文内容进行多次修改和补充，最终按照“中国文化与亚洲价值”“汉学与中国文化”“汉学研究在世界：亚洲”“汉学研究在世界：欧洲”等专题，形成了这本论文集，共收录论文30篇。本论文集突出亚洲国家与中国文化的密切联系，探讨中国文化在亚洲的普遍意义，对于促进中国与亚洲国家间的理解互信，增强中国与亚洲国家间的文化和学术交流，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中，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先生的《中华文化的价值思考：论中华文化何以连绵不断》、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张西平教授的《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亚洲》、深圳大学印度学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的《中国文化和人类前途》、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李焯然（Lee Cheuk Yin）教授的《传说与真实：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等文章，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和积极反响。

回顾和研究两千多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了解中国文化和东南亚地区各国文化在彼此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加强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联系，巩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建立的友谊和合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奠定面向21世纪的新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是《传承与展望：东南亚的中国文化研究》这本论文集产生的时代背景。

《传承与展望：东南亚的中国文化研究》分“世界文明中的东南亚文化价值”“中泰关系研究”“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世界语境下的跨文化研究”等专题，共收集论文20篇。主要篇目包括：《文化亲善与中国——东盟国家关系的建构》《越南文字拉丁化背后的东西文化博弈》《20世纪以来新加坡儒家文化传播解读——基于政治维度》等。

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既需要经济合作、政治互信的力量，更需要文明互鉴的能量。亚洲要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我们对亚洲的未来充满憧憬，亚洲文明大有可为。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以印度之镜反思现代文明

王晴锋

20世纪60年代，正当美国的文化特殊主义、英国的结构功能主义和法国的结构主义在种姓研究领域陷于沉闷的僵局之时，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杜蒙《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1966年，下文简称《阶序人》)出版了，它起到了耳目一新的刺激作用。《阶序人》出版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引起极大争议。

《阶序人》是杜蒙关于种姓制度的经典研究，既是他前期的主要学术贡献，也是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阶序人》探究了种姓制度背后的价值体系和精神组织类型。

通过对古印度亲属关系和婆罗门与刹帝利之间关系的研究，杜蒙最终形成了他的阶序理论。《阶序人》中包含了七种不同的阶序类型：受布格勒启发而产生的“四分体”概念、瓦尔纳等级与两个顶部瓦尔纳的分离原则、含括与被含括、整体论结构、以普遍价值观不同的阶序来比较不同的社会、印度的阶序原则与西方的平等原则、弃世者的“极点”。

20世纪70年代之后，杜蒙的学术旨趣重返现代西方文明，试图以“印度之镜”反思现代西方文明，以“阶序人”反观“平等人”。支配印度的整体论观念与欧洲的个体论观念成为杜蒙的对比工具，这深化了他对西方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认识。杜蒙认为英美社会人类学者对种姓制度的理解是西方中心论的表现，它将西方的价值理念投射到“印度之屏”上。杜蒙借田野研究中的比较视野反观欧洲文明，尤其聚焦于自主性经济领域之兴起、西方个体主义的本质以及现代德国意识形态的特征。早期印度研究中作为基本对立面的洁净与不洁逐渐被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对立的思维模式所取代。在早期，对文化扩散和同化适应的学术旨趣吸引着杜蒙研究南印达罗毗荼人的文化生态及其变迁；在后期，他转向启蒙价值在德国和俄国的传播。

杜蒙分别于1977年和1991年出版两卷本的《平等人：经济思想的起源与发展》，追溯欧洲个体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演变过程。该研究可以看作是对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经济与政治起源》的进一步拓展。杜蒙探讨了印度与西方在经济、政治和宗教领域的对比性结构，阶序格局的整体论与平等主义的个体论之间存在鲜明反差。事实上，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以不同的比例存在于每一种文明，西方社会以个体主义、平等主义和经济特殊主义作为主导性的支配原则，而印度则以阶序格局支配社会。平等社会的参照是要素/个体，而种姓社会的参照则是整体/体系。杜蒙指出，种族主义与极权主义反映出平等主义无法意识到的社会关系对个人权力实践的限制。杜蒙晚期的研究使他在法国的政治哲学领域获得了新的声誉。

大体而言，杜蒙毕生探寻和反思因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的割裂与对立而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历史后果。杜蒙试图以印度之镜反思现代欧陆文明，印度之于杜蒙，犹如美国之于托克维尔。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日韩儒学的历史文化特色

陈来

如果从一个大视野来看，儒学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文化，至少是东亚（中日韩以及越南）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传统。学术界、文化界对儒学对东亚社会的塑造作用以及对东亚价值观的形成极为重视。可以说，儒学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更是东亚共同的文化。

日本京都大学已故历史学家岛田虔次，曾称宋明理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在这个意义上，儒学包括两代，第一代先秦儒学，第二代新儒学，两代都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当然它发源于中国，但同时也传播到东亚，成为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也成为东亚文化的共同传统。

但是日本、韩国除了中华文化传播过去以外，本地也有自己的一些历史文化因素，包括宗教、一些民俗文化的传统。一个外来的思想文化在本地生根发芽，一定会受到本地思想文化因素的影响。于是，经过长期的磨合以后，在日本、韩国社会里得到发展、得到强调的那个形态的儒学可能就跟其他地区的有所不同。

儒家思想发源于中国，这是中国人的常识。但是儒家思想又广泛传播到东亚汉字文化圈。因为以汉字为基础、以汉文的典籍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化很早就传播到东亚邻邦，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民族本地的传统不同，精神气质不一样，地理、历史、社会存在条件的不一样，造成文化的差异，在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日本、韩国的儒学形成了各自的个性和特色。

如果把仁义礼智信这五德作为儒学代表性的价值，那么它们在中、日、韩各国儒学中都受到普遍的提倡。但因为历史-社会-传统的制约，不仅使得历史上形成的三国的儒者的精神风貌不一样，而且每个社会里面儒学的价值系统和其支配性的原理也有所不同，从而使这三个国家儒学的精神气质呈现出不同。

中国的儒学虽然也提倡“义”，也重视“忠”，但更推崇的是“仁恕”之道。日本儒学虽然也讲“仁”与“义”，但比起中国、韩国，更突出“忠勇”的价值。韩国儒学虽然在理论上兼重仁义礼智信五常，但比较起来，因为有士祸的历史、外患的历史，形成了一个更加注重“义节”的精神。这种不同反映了各自价值体系的差异，也可以说反映了三个国家文化原理的不同，当然也反映在三国各自近代化的进程之中。比如中国的儒学以“仁恕”为原理，变成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原理，一种对仁爱的平等价值的追求，因此在近代对西方的文明半信半疑。日本因为突出“忠”和“勇”的价值，在接受近代文明方面就较少受到价值的阻碍，对帝国主义没有根本抵触。韩国充满“义节”精神的儒学，可以说造就了韩国近代民族的主体性，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种促进作用。

综合起来说，“仁”包含的是一种和谐原则，“义”所凸显的是正义原则，“忠”体现的是秩序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是现代东亚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需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当今东亚国家和地区，中日韩三国如果就历史文化传统来讲，都应该在进一步反思传统的优点和缺点的同时，能够吸取其他民族和地区一些发展的优点，取长补短，使每一个国家在精神成长和发展方面能够走向更完善，这样也有利于中日韩三个国家互相了解和建立一个和谐的未来。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欧洲人描写亚洲的经典读物

欧阳哲生

13世纪，欧洲人到中国旅行、经商或传教，并不只有马可波罗。但像马可波罗这样，在朝廷任职且多次外放，因而遍游中国，最后又将自己的经历整理成文，留下宝贵历史记录的，则只有他一人。“因此，在历史上，欧洲第一次有了关于中国及其邻国的详细记述，而这些文字绝非建立在道听途说或胡乱猜测的基础上”。

在大航海时代以前，《马可波罗行纪》与西方另一重要东方游记——《曼德维尔游记》齐名，都是欧洲人描写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经典读物。不过，《马可波罗行纪》与后者相比，显然更具实录性质，虽然《马可波罗行纪》对其所经地区风土人情的描写并非都是亲历所闻，不乏道听途说，但大体来说仍是有所根据的。一般认为，《曼德维尔游记》是英国曼德维尔爵士虚构的东方游记，文学虚构的成分多于写实，但它的抄本、版本之多（达300多种），远远超过了《马可波罗行纪》，可见其传播范围之广。

《马可波罗行纪》在14世纪初开始出现手抄本和各种版本，逐渐在意大利、法国等国流行开来。1477年德国纽伦堡刊行了第一个德译本。1579年英国伦敦刊印了第一个英译本。“在1550年之前，马可·波罗为欧洲提供了关于东方的最为广泛、最为权威的描述。”

《马可波罗行纪》对15到18世纪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特别是北京有很大影响，是那些前往北京访问、旅行的传教士、遣使、商人们的旅行指南，或观察北京的必备参考书。自《马可波罗行纪》出版以后，欧洲开始兴起一股寻找东方的热潮。《马可波罗行纪》早期读者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哥伦布，熟读《马可波罗行纪》的他在阅读过的书页空白处留下了近百处眉批。受《马可波罗行纪》影响，哥伦布带着寻找东方财富的美好理想，携带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二世致大可汗的信函，踏上了发现“大汗之国”的航程。哥伦布的《航海日记》记录，当他的船队航抵古巴岛时，误认为古巴即是《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说的西邦戈岛——日本岛。

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志》一书，谈及西方人士有关中国的游记时，花了大篇幅介绍《马可波罗行纪》。明末第一位来到北京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他的回忆录《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提到了马可波罗。1688年在巴黎出版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中国新史》一书也谈及马可波罗所述“契丹”（Catai）和“蛮子”(Mangi)同属中国。

此外，《马可波罗行纪》在1793年访华的马戛尔尼使团成员著作中也被多次提到，显示出使团成员对《马可波罗行纪》作过仔细研究。直到19世纪下半期，在西方介绍中国、研究中国的书籍中，《马可波罗行纪》仍是最常被提及或引用的参考书。如美国学者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就多处引用《马可波罗行纪》中的文字和对汗八里的描写。

《马可波罗行纪》对中国与亚洲诸国的记述，很快进入欧洲地理学家的视野，他们在自己的著述或地图中，纷纷采纳《马可波罗行纪》的描述。大汗国、契丹、汗八里这些中国地理名词，逐渐为欧洲读者所熟知。《马可波罗行纪》对汗八里的夸张描写，唤起欧洲读者对东方帝都的向往，也点燃起他们到东方寻找财富的欲火。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