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学礼，无以立”——孔子研究院举办《大唐开元礼》工作坊

来源：新锐大众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初九日庚戌

          耶稣2019年5月13日

2019年5月11日，孔子研究院主办，孔子研究院海外儒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承办的《大唐开元礼》工作坊举行。

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尼山学者程奇立教授，韩国新罗大学校历史教育科金正植教授，韩国安东大学校东洋哲学科全圣健教授，山东师范大学讲师郭超颖博士、曲阜国学院、母爱书院及孔子研究院学者等70余人参加了工作坊。

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研究员在工作坊仪式上致辞，孔子研究院海外儒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副主任，尼山学者路则权副研究员主持了本次工作坊。

杨朝明院长在致辞中指出：为做好传统文化“登峰”与“落地”两方面的工作，我们成立了海外儒学研究与传播中心，旨在加强中国孔子研究院与海外学者、机构以及孔子学院之间的交流合作，实现儒学研究成果的共享和互鉴，搭建儒学研究与传播的高端平台。礼乐文化既是孔子学说、儒家文化的精神要义，亦为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传统文化的荦荦大端。

当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复兴，而其中尤当包含着礼乐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复兴。礼是大经大法，从人际交往，国家社稷到民间秩序都离不开礼。礼具有“决嫌疑”“济变”“弥争”的功能，所以《左传》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孔子说：“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

中国的礼产生很早，龙山时代就已经形成了礼治，夏商周时期越来越完善，“三礼”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礼文化的成熟。唐代《开元礼》作为目前最早的一部国家礼典，系统总结了唐代之前的礼治文化，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并传播到韩国，成为中韩两国共同的文化遗产。他希望本次会议能够推动这部礼仪巨著的研究。

在随后的专家主题演讲中，各位专家围绕《大唐开元礼》及礼学研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程奇立教授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应该归结为礼，也就是说孔子所创建的儒学的核心思想就是礼，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礼”，集中、全面、系统地体现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亦即集中、全面、系统地体现了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天道人伦观念，心性教养的途径和原则等。

金正植教授分析了《大唐开元礼》官人“凶礼”。他认为，《大唐开元礼》原则上以记叙皇帝的礼仪为主，但是凶礼部分则以官人“凶礼”为主。“凶礼”将散见于《仪礼》<旣夕礼>、<士丧礼>,《?记》<丧大记>、<杂记>等礼经与注释中的相关内容重新搜集到一起进行编辑并注意使其符合唐朝的风尚。而且，“凶礼”与《丧葬令》是相互互补的关系，提高了《丧葬令》的权威，并确保了《丧葬令》实行的正当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唐开元礼》中的官“凶礼”不仅起到了反映王朝盛衰的作用还起到了制约官人丧葬活动的作用。

全圣健教授认为，《大唐开元礼》对韩国国典和私撰礼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高丽朝，虽以吉礼为中心作为其援用之略式，但其积极援用程度却无法与朝鲜朝相比。即，朝鲜朝对《大唐开元礼》的援用不仅体现于国典中，还体现于私撰礼书领域。其理由在于朝鲜朝形成了三礼书中从未出现的多种礼式。

路则权副研究员指出了《大唐开元礼》在礼制史、礼典史上的地位。他具体以“释奠礼”为例分析了《开元礼》与唐代社会互动关系。他认为，《开元礼》巩固确定了确立孔子“先圣”地位，“从祀”制，释奠礼的功能及作为吉礼的地位。最后指出，儒学不只是一种思想资源，还是一套意识形态，唐代尤其是前期儒学的发展，是由国家推动，通过典章制度建设和大规模的文化活动来进行，儒学对国家政治和文化的指导因此愈加深入广泛，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

郭超颖博士分析了曹元弼《仪礼》的几个问题，尤其对曹元弼明确提出的经文例概念进行了说明。武宁副研究员对墓祭由“非礼”到“成俗”，再到进入“礼”的过程进行了阐释。

下午，与会学者和其他嘉宾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交流，并参观了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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