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为天地立心”释义

作者：刘学智

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十一日壬子

          耶稣2019年5月15日

《西北大学学报》编者按

北宋思想家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简称“横渠四句”，经过历代传播和不断诠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使命担当、理想追求的经典表达，并逐渐影响到广大社会领域。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本期特约刊发的四篇论文，从不同角度解读“横渠四句”的命题意蕴、历史渊源和当代价值，以期引发读者更为深入的思考和讨论。

主持人：刘学智教授

摘要：张载“为天地立心”是“四为”中最根本的一句。“天地之心”是指天地“意之所向”,即天地生物之心,亦即人心、仁心、天德良知;“为天地立心”,即儒者应该肩负起为社会确立以善为核心的道德文化价值的历史使命。往哲先贤所努力倡扬的“仁民爱物”“天下为公”“明德至善”“民胞物与”等,都是“为天地立心”。“为天地立心”是一种实学,需要人们努力担当起呼唤道德自觉和社会良知的历史责任。

关键词：张载;为天地立心;天地之心;仁心

作者简介

刘学智，男，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张载在长期的为学与为政生涯中,形成了自己远大的抱负、志向和社会理想,他将其概括为四句话,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有一位叫贺时泰的人,在《冯少墟先生集后序》中称之为“横渠之‘四为’”［1］(P21)，今人冯友兰称为“横渠四句”［2］(P240)。从文献上看,“横渠‘四为’”来源常见的有三种版本:

一是《近思录拾遗》、南宋《诸儒鸣道》本所收《横渠语录》、南宋末吴坚刊本《张子语录》均作: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此为文献中关于“横渠‘四为’”的最早存录,明袁应泰万历戊午本《张子全书序》所引同于此。

二是南宋真德秀(1178—1235)《西山读书记》中引: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里不仅将“立道”作“立极”,亦把“去圣”作“往圣”。南宋李幼武在理宗时期所作《宋名臣言行录外集》［4］(P684)、南宋黄震(1213—1281)《黄氏日抄·论张载之学》［5］(P22)所载与此同。此后有诸多明代学者所引多同此。

三是《宋元学案》卷17《横渠学案上》黄百家案语所引,清朱轼康熙五十八年(1719)本《张子全书序》同此，文作: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岱年认为,宋、明各本所传当为原文,《宋元学案》所引乃经后人润色,但流传较广［6］(P2)。张岱年言之有理,但亦有含混处,即不知是说“立道”为原文,还是“立极”为原文。不过“立道”与“立极”其义相通。另,中华书局1978年本《张载集》中,“立命”作“立志”［7］(P320)，不知所本,或恐为笔误。理解“横渠四为”,最关键也是比较难解和歧义较多的是“为天地立心”一句。

理解“为天地立心”这句话,首先要弄清何谓“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之说最早见于《周易》。《周易·复卦·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乎。”［8］(P241)据《东坡易传》载:“见其意之所向谓之‘心’。”［9］(P45)此“心”既不是指思维,也不是指常说的本体之心,而是天地意向之所指。二程解释说:“天地之心,以复而见。圣人未尝复,故未尝见其心。”［10］(P1225)意思是说,从复卦可见天地意向之所指。天地之意向何所指?张载发挥《彖传》时说:“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见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11］(P148)“地雷”即复卦,以为《复》卦《彖》所说“天地之心”,即天地意向所指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以生物为本,其“心”即其意向所指乃“惟是生物”,天地生养万物,体现了天地的仁爱之德,故仁德就是天地之“心”。在张载看来,天地本无心,天地之心乃人之心,即人的仁爱之心。马一浮对此有明确解释:“伊川《易传》以为动而后见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于何见之?于人心一念之善见之。故《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12］(P5)此语是说天地之心可从“人心一念之善”处见之。人何以是“天地之心”?朱熹说:“惟人也得其形气之正,是以其心最灵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体,于并生之中又为同类,而最贵焉……而物则得夫形气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与我不同类而不若人之贵。”［13］(P142)乾父坤母,万物所资以生者也,此所以以天地为父母。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养了万物,赋予万物以生生之机,这体现了天的仁爱之德,而人是最具有体恤天地仁民爱物之心者,故天地生物之心即人心,此人心亦即善心、仁心。马一浮又说:“天地以生物为心,人心以恻隐为本。孟子言善端,首举恻隐,若无恻隐,便是麻木不仁,漫无感觉,以下羞恶、辞让、是非,俱无从发出来。故‘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12］(P5)马一浮认为,孟子讲“四端”所以从“恻隐”入手,就是因为人的善心以恻隐为本,有了恻隐之心,其他如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才能得以发出。所以,“天地之心”就是“全德之仁”。

其次,如何“为天地立心”?这是张载此命题的核心。张载多处提及“立心”二字,除所说“为天地立心”外,比较典型的说法即:“未知立心,恶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恶讲治之不精。讲治之思莫非术内,虽勤而何厌!所以急于可欲者,求立吾心于不疑之地,然后若决江河以利吾往。”［11］(P302)关于这句话,朱熹解释道:

问“未知立心,恶思多之致疑;既知所以立,恶讲治之不精”一章。曰:“未知立心,则或善或恶,故胡乱思量,惹得许多疑起;既知所立,则是此心已立于善而无恶,便又恶讲治之不精,又却用思。讲治之思,莫非在我这道理之内。如此,则‘虽勤而何厌’!‘所以急于可欲者’,盖急于可欲之善,则便是无善恶之杂,便是‘立吾心于不疑之地’。人之所以有疑而不果于为善者,以有善恶之杂;今既有善而无恶,则若决江河以利,吾往矣。”［14］(P2528-2529)

朱子这段话的核心,是强调“立心”就是“立善”的道德本心。如果未知立此本心,必对善恶有“许多疑起”,于是就有了“善恶之杂”;如果能“知所立”,则是“此心已立于善而无恶”,诚如此则“无善恶之杂”,便是“立吾心于不疑之地”。可见,张载所说的“立心”,即立仁心——确立起善的道德本心。

清代关学大儒李二曲对如何“为天地立心”也有明确的发挥。他说:“天无心,以生物为心,诚遇人遇物,慈祥利济,惟恐失所,如是则生机在在流贯,即此便是‘代天行道’‘为天地立心’。”［15］(P82)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以利济万物为心,人是万物之心,故能代天行道,通过“慈祥利济”“仁民爱物”,使万物生机盎然,“在在流贯”,此即“为天地立心”。二曲又说:“盖仁之与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15］(P298)其所说天以“生物为心”,此心就是仁义之心，并认为那种能把仁义推之于天下的种种努力,都是在为“为天地立心”。马一浮也是在此意义上把“天地之心”落脚到从“恻隐”之心出发的“全德之仁”。进而,李二曲把“为天地立心”视为士大夫的神圣使命:“吾辈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穷则阐往圣之绝诣,以正人心;达则开万世之太平,以泽斯世。”［15］(P354)在二曲看来,张载“四为”不是并列的关系,“为天地立心”是根本的,只有达此方可“立命”“继绝”“开太平”。如王心敬所说,往哲先贤所做的事,如“《西铭》一体之仁,《礼记》大道之公,《大学》明新至善之道”［15］(P354),即包括儒家一直倡导的“仁民爱物”、康济群生以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仁政”等,都是在“为天地立心”。所以马一浮说:“盖人心之善端,即是天地之正理;善端即复,则刚浸而长,可止于至善,以立人极,便与天地合德。故‘仁民爱物’,便是‘为天地立心’。”［12］(P5)这不仅代表了崇高的精神追求,也体现了强烈的使命意识。

宋明诸儒认为“为天地立心”是非常崇高的使命,所以一般都把“立心”的主体归为圣人或“大人之事”。《近思录集解》谓:“天地以生生为心,圣人参赞化育,使万物各正其性命,此为天地立心也。”［16］(P54)圣人能参赞天地,化育万物,使万物各安其性,各正其命,此乃“为天地立心”。元儒王义山在《稼村类稿》中也说:“‘为天地立心’,盖天地非人不立,而人道又非圣人不立。”［17］(P200)认为只有能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圣人才能“为天地立心”。反之,离开圣人,则此天地之心“不立”。罗洪先说:“盖欲‘为天地立心’,必其能以天地之心为心。”［18］(P301-302)即圣人以天地所指向的“生物之心”，亦即仁心为心。顾宪成也在这一意义上说:“孔孟之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19］(P1)明嘉靖间关学学人马自强（马自强,字体乾,号乾庵,谥文庄,陕西同州人。明嘉靖癸丑年间进士及第,选庶常授检讨,充经筵讲官，纂修《肃宗实录》,升国子祭酒。）说得更为直捷,他说:

圣人何以为天地立心也?天地生民物,凡可以为之所者无不欲为也,而其势不能也,于是乎生圣人,而畀之以道,而寄之以心。圣人以道存之而为心,又以其心运之而为治,以尽民物之治,以成天地之能。是天地无心,以圣人之心为心。圣人有心,而实体天地以为心。是心也,以道为体者也。得之天地之本然,而又与天地古今相为流通者也,故能为天地之心也。［20］(P290)

马自强明确指出,天生民物总是有欲望的,所以要对其行为加以规范。可见,“天地无心,以圣人之心为心”。他认为,天所生的“民物”总是“无不欲为”,于是圣人方“畀之以道,而寄之以心”,即圣人为之立道,以规范其所为,这叫圣人“以道存之而为心”。由此可见,圣人之心乃是“实体天地以为心”,这个心又“以道为体”,所以此心乃能得“天地之本然”。把“为天地立心”归为圣人的使命,是古人常出于代天行道以教化的考虑,在今天来看未必合适。事实上,每一位有良知的人都不能放弃自己为社会确立以善的道德价值为目标的使命,否则张载所期望的“四为”也就无从谈起了。

最后,亦是最重要的,张载所说的“四为”是一种实学,而不是空言。也就是说,张载强调儒者要“为天地立心”,就是要确立一个目标和信念,树立起一种使命意识,立志成己成物,继善成性。明人贺时泰对张载的“四为”句非常推崇,在《冯少墟先生集后序》中说:“先生之言质之横渠之‘四为’,盖已见之行事深切著明,殆匪载之空言者比。”［1］(P21)在解释“为天地立心”时说:

天地之心,亟互立矣。顾天地之心何在?人心是也。人心必有理以主张之,而后不至于颠倒错乱。太极默运,覆载生成,其显证也。先生(指冯从吾——引者)之言曰:“佛氏以理为障,一切总归于空,所以无感时,似与吾儒同,一有所感,便颠倒错乱,依旧落于世味(当作“昧”——引者)中而不可救药。”夫人心至是,几不立矣,知人心便知天地心。自先生斯言出,举凡人心皆有以自持,其不至于高卑易位,东西易面者,胥由之矣。是天地之心无能自立,先生为之立之也。［1］(P22)

贺氏很明确地指出,所谓“天地之心”不是别的而正是“人心”,亦即人的“天德良知”。只要“人心”“有理以主张之”,才不至于“落于世味(昧)中而不可救药”。他强调,儒者要有一种“明学术,正人心”的使命感,引导社会树立起道德本心。如果人们失去道德本心,或是非颠倒,那么“天地之心”就“几不立矣”。李二曲也强调能“为天地立心”者,乃“大人之学”,若“此心一毫不与斯世斯民相关,便非天地之心,便非大人之学,便是自私自利之小人儒,便是异端枯寂无用之学”［15］(P354)。显然,他认为“为天地立心”是一种与自己的道德修养、使命意识相关的实学,是“大人之学”。作为一种实学,就要把自己的心与世道民心相连,所思所想要“与斯世斯民相关”,既不是“枯寂无用之学”,更不是“自私自利之小人”之学。同时他又说：“人者,天地之心、万物之灵,必能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继绝学而开太平,乃为‘大人之事’;否则,终不免于小人之归。”［15］(P515)只要是有道德、有良知的人们,必能为“立心、立命、继绝、开太平”之事,否则会落于“小人”之属。可见,二曲既对世人能“为天地立心”有充分的自信,也对一些人不能做到而有所担忧。

要做到“为天地立心”,必须把“诚”与“明”统一起来,把本体与工夫统一起来。张载强调“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7］(P65),在他看来,儒者或因明(穷理)而至于诚(尽性),即通过后天的学习而达至对天赋善性的体悟;或因诚(尽性)而致明(穷理),即在由对天赋善性之诚坚守体悟的基础上以达到对宇宙本体的认识,“诚则明,明则诚”,故一方面圣心可以合天心,一方面人亦可以致学以成圣,由此而达“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张载又说:“只将尊德性而道问学为心。”［11］(P302)“尊德性”而诚,“道问学”而明,诚明互补乃达“天地之心”。这是在本体与工夫统一的意义上讲何以才能“为天地立心”。

张载的“四为”通过立心、立道、继学,最后要达到“开太平”的目标,这涉及人的价值目标、生命意义、学统传承、社会理想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为天地立心”是最根本的,它不仅是张载对自己一生抱负和理想的概括,而且还对当时、后世以至现代有志之士产生极大的精神激励作用。“为天地立心”,以其磅礴的气势、博大的胸襟,承载了知识分子的为社会确立正能量的文化价值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张载及其关学后继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心中始终想着如何能弘道于天下,而不是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安危,这也是他们之所以有矢志不移的信念和宠辱不惊的气概的思想基础。当代中国,虽然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有了极大的改变,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当今我们也面临着诸多难题,诸如“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由此而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都与人们精神生活领域的信仰淡化、价值迷失、道德滑坡有关。所以,如同张载所说那样,如果大家都能自觉地“为天地立心”,去努力唤醒自己和他人的道德本心和良知,承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社会就会更加美好,未来就更有希望!

参考文献

［1］冯从吾.冯从吾集［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2］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3］真德秀.西山读书记［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外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黄震.黄氏日抄［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张岱年.试谈“横渠四句”［J］.中国文化研究，1997,春之卷：2.

［7］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8］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8.

［9］苏轼.东坡易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0］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张载.张子全书［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12］马一浮.马一浮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13］朱杰人.朱子全书(修订版)(第1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14］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李颙.李颙集［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16］江永.近思录集释［M］.上海:上海书店,1987.

［17］李修生.全元文(第3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

［18］罗洪先.罗洪先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19］顾宪成.泾皋藏稿［M］.光绪二十年刻本.

［20］王美凤.关学史文献辑校［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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