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第二十五期礼学沙龙：《春秋》与人伦

来源：“燕园礼学”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十八日己未

          耶稣2019年5月22日

2019年4月23日下午三点，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第二十五期礼学沙龙于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如期举行。本次沙龙的主题为“《春秋》与人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林鹄副研究员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文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孟琢、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晓璇博士参加讨论。

林鹄老师

在吴飞老师对林鹄老师的学术背景和沙龙主题做了相关介绍之后，报告正式开始。林鹄老师首先说明了《春秋》的内容记载及其深切关注，并回顾了学术史上的《春秋》研究传统。他指出《春秋》不仅是史料还体现了孔子笔法，在春秋笔法背后是复杂深刻的例子，而这些丰富的事例呈现了生活的张力与人伦的意义。《春秋》不仅仅是讲道理和事例，而是要在礼制的具体过程中理解人伦。因此，他的报告将围绕母子、夫妻和兄弟，选择《春秋》中的若干案例，以理解“何谓人伦”。

沙龙现场

林老师首先从《左传》中桓公十八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于泺（音洛）。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这一条经文并结合相关文本入手分析，阐释母子关系。鲁桓公薨，鲁庄公继位，但首先面临的就是母杀父的人伦考验。《春秋》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相比桓公十八年，庄公元年这一条，“夫人”后面没有“姜氏”。这暗示了孔子对于鲁庄公的人伦考验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母杀父是背本之道，子当与母断绝关系，另一方面，子又不应为父报仇弑母，所以只能把母赶走。何休对此给出了更详细的解释，“以孙为内见义，明但当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诛，诛不加上之义。”，又（定四年何休论子胥复仇）：“庄公不得报仇文姜者，母所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子为母所生，生乃天地之大德，虽然儒家通常讲父之不共戴天，但为父杀母仍是违背天理与人欲。因为父子之情、母子之情是人之天性，所以即使父母的天性被蒙蔽，子女也不是去遮蔽的自己的天性，而是应当更加孝顺以感化父母。林老师又以《魏书》卷八十八《良吏传·窦瑗》为例补充说明，窦瑗认为若父杀母，乃是夫杀妻，母卑于父，此子不告是也，但若是母杀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可以说是识比野人，义近禽兽。封君义则回应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生我是我的存在和人生的基本前提，父母生我的大恩大德对我是终天靡报，所以我对父母生生之感激之情是一样的，没有区别。而窦瑗在生生大德面前讨论尊卑优劣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即使母杀父，子亦不能告母。

林老师接着以哀姜弑子和文姜弑夫对比。《春秋》僖公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林老师指出《春秋》在这里不称哀姜为“姜”，只称其为“夫人氏”，不是简单的丢字，而是大有深意，这是因为哀姜弑杀二子子般和闵公，不能再被当做夫人，不能以夫人的身份在宗庙中配庄公。杀子差轻于杀父，因此不能废除姜氏，但母杀子不可为母，所以只能降其为妾，《春秋》中去掉“姜”字实际上是在贬哀姜。那么是不是存在母以子贵的情况？《春秋公羊传》说妾子立爲君，母得称夫人。但郑玄反对，即使女君卒，贵妾也不得立为夫人，妾子立者得尊其母是不合乎礼的。

林老师进一步总结到《春秋》此二例“文姜弒夫，不成其为妻，故绝。哀姜弒子，不成其为母，故降为妾。”指出儒家并非简单地讲男尊女卑，而是对于女性角色地位有复杂的考虑，《春秋》的事例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解。

沙龙现场

接下来，林鹄老师对报告的第二部分“夫妻关系”进行讲解说明。儒家特别重视婚礼，《礼记正义》卷五十《哀公问》“孔子对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昏为大。大昏至矣！”而儒家对婚礼的重视，非常突出地表现在《春秋》的记载中。鲁文公死后，其子被杀，夫人姜氏归于齐，《春秋》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归于齐。”孔子作《春秋》，将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归到鲁文公。关键线索在于孔子对鲁桓公和鲁文公婚礼的记载，两者均为鲁国国君，但在《春秋》中的记载大为不同，鲁桓公三年“公子翚如齐逆女。……夫人姜氏至自齐。”《春秋》先记载公子翚去齐国接新娘，到了鲁文公娶的也是齐国国君的女儿，鲁文公（桓公曾孙）四年“逆妇姜于齐。”这两条经文有三点区别：首先，桓公三年的时候，是两条记载，去迎亲是一条，新娘接回来了又是一条，但文公四年，《春秋》却只有这么一条记载，只记了去接新娘，去迎亲，没有记新娘接回来了。其次，桓公三年的时候，《春秋》提到了谁去迎亲，是公子翚。但文公四年没有提，去接新娘的人被省略掉了。最后，桓公三年的时候，在记载的第一条中去的时候，新娘是被简单地称作“女”的，到了第二条，就是接回来的时候称呼改变了，称作“夫人姜氏”。但文公四年，只有去迎亲这一条，新娘被称为“妇姜”。这三点区别有重要的意味，公子翚是鲁国的大臣，按照春秋的礼节，国君娶妻，迎接新娘的人若是官职太低，是对新娘及其娘家的不尊重。而文公四年之所以不提迎亲的人，是因为《春秋》的写作体例，诸侯国卿以下的个体皆概称为“人”，但国名加人的方法不适用于鲁国。因为《春秋》本来就是从鲁国的视角出发，例如鲁国国君不称“鲁公”而直接称“公”。所以在这里不能称“鲁人”，就连“人”也都省略。也就是说，鲁文公派去迎亲的人官职低于诸侯国卿，所以《春秋》在此处省略。并且孔子以家庭为人的天性，父子关系、夫妻关系都是神圣的，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是人的天性的自然需求。因此，迎亲的时候，新娘称“女”是因为新娘还在父母家中，是父母的女儿，新娘被迎至鲁国，改称“夫人姜氏”，因为新娘已经从女儿变成妻子。而文公四年直接称新娘为“妇姜”，而不称之“女”，实际上是直接拿新娘到男方家里后的称呼来称新娘。鲁文公礼节不周，对昏礼不重视，就是对夫人不尊重。孔子把两条记载合为一条，简略处理文公四年迎亲一事，表达他对鲁文公对夫人不敬的否定。此外，孔子在文公四年只称“妇姜”，没有“夫人”和“氏”，既是以《春秋》笔法否定鲁文公，也是批评新娘的父母在礼节不宜的情况下允许新娘跟迎亲人前去鲁国。

孔子此举并非重视形式，而是强调鲁文公对婚礼的不重视，实际上是对婚姻、家庭的神圣性、重要性认识不够。在婚礼上都不尊重妻子，在家庭生活中也就不能处理好夫妻关系。因此不重视婚礼的鲁文公是文公死后悲剧的根源。宋代学者刘敞、吕祖谦也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说明，吕祖谦指出“皆是文公始初轻了出姜，故大率不为众人所钦重。”，刘敞也认为是娶妇不正导致国家动乱，“娶妇，正始之道也。始之不正，故夫人不以其位终，国乱子弑，强臣擅命，几于亡矣。”

吴飞老师

精彩的报告结束之后，沙龙进入讨论环节。吴飞老师认为《春秋》研究极为重要，而林鹄老师解读的最大特点是不是从虚的理论出发，而是从《春秋》里面最重要的事例入手进行阐发，富有启发性。随后，吴飞老师向林老师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如何看待《谷梁》《公羊》《左传》三传，以及如何理解《公羊》和《左传》中对于义理的讨论，是否认为《左传》只是史书，而非解经？第二个问题是涉及《春秋》与出土文献的关系，其他诸经皆有大量地借助出土文献，唯独《春秋》相关的出土文献极少，如果《春秋》确实为孔子所作，那么战国汉代的出土材料中为什么没有《春秋》？林鹄老师表示，他认为《公羊》、《谷粱》其实是有系统的理论建构的，但是他认为“三世说”可能出于董仲舒、何休等人的构建，而非《公羊》的本义。而《左传》应当还是以解经为依归的，否则在史事上不会能够完全与《春秋》对应得上。林老师认为，“左氏”应当是一个与孔门、儒家有着紧密关系的人，但还是和儒家的核心理念有一定距离。这体现在《左传》在义理层面与儒家的核心思想有诸多不同之处。例如《春秋》所谈的礼往往是春秋时代现实中的礼，不一定是经学层面的礼。战国时期许多人都读过《春秋》的文本。至于出土文献中《春秋》的匮乏，林老师感到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不过我们必须考虑到出土文献的发现和内容是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的。

孟琢老师

孟琢老师也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公羊》、《谷粱》、《左传》之间的义理矛盾？又应当如何在其中进行取舍？其次，我们要如何处理《左传》中史事和义理之间的关系。孟老师指出，经学的逻辑和史学的逻辑可能有着根本的差异之处。林老师认为，从经学的角度来看，他个人的选择是宗法郑玄，尽可能地去理解郑玄的解释。其次，对于人伦的义理来说，《丧服郑氏学》是典范。

唐文明老师

接下来，唐文明老师进行了评论。他指出林老师的研究从具体的例子来考察人伦问题，除了孝的绝对性之外，还从中着重探讨了《春秋》中的女性问题，如母子、夫妻等等，考察了女性在“礼”中的位置。从林老师的研究来看，女性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男尊女卑。唐老师由此想到，儒家强调亲亲尊尊，其实无论是父母都是兼具亲亲、尊尊。其中区别的在于，儒家更强调母亲的亲的维度，而对父亲强调尊的维度。而唐老师认为孔子相比周礼可能更强调亲亲的面向。他认为林老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对孔子思想的整体看法。另外，他还提问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又应当如何在此基础上安置孔子，使得我们能够避免这些文本内在的矛盾。而林老师回应认为，这些问题其实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他还是认为亲亲、尊尊并举，而不是去刻意突出亲亲的维度。对于公羊家的改文从质说，他还有疑虑。也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最初公羊家所谓文质说，只是针对晚周只注重外在仪节，而抛弃内在情感的末世风俗而论。

陆胤老师

陆胤老师也从林老师的治学方法进行了点评，他高度评价了林老师的文本进路，是系统而扎实的研究方法和态度。

最后，本次沙龙在热烈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