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的诠释及其现代价值

作者：乐爱国

来源：《学术界》2018年12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廿五日丙寅

 耶稣2019年5月29日

摘要：对于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历代的解读，众说纷纭。汉儒认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魏晋南北朝的儒者则把孔子所言与孔子学说之旨区别开来，认为孔子学说之旨在于性与天道，由于其理深微，不可得而闻也。清儒认为，孔子言性与天道在《易传》，又在平日教学中而不言，所以不可得而闻也。与此不同，朱熹强调性与天道“夫子罕言之”，并以此解释“学者有不得闻”，同时又进一步认为，孔子之所以罕言性与天道，不仅是由于性与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而且还在于“圣门教不躐等”，因而涉及如何识得性与天道、如何教人的问题。现代的解读，仍然停留于孔子是否言性与天道的问题上，而牟宗三的解读则与朱熹完全一致，凸显朱熹的解读具有现代学术价值。

《论语·公冶长》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对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汉唐诸儒认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朱熹则解读为：性与天道“夫子罕言之”。现代杨伯峻《论语译注》的解读是：孔子关于天性和天道的言论，我们听不到；而且认为，在《论语》中，孔子讲人性，“只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话”，“孔子不讲天道，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取存而不论的态度”。1钱穆《论语新解》说：“孔子言性，《论语》惟一见。天道犹云天行，孔子有时称之曰命，孔子屡言知天知命，然不深言天与命之相系相合。子贡之叹，乃叹其精义之不可得闻。”2李泽厚《论语今读》对杨伯峻和钱穆的解读有所综合，认为孔子“慎言大题目，少用大字眼”，“强调从近处、从实际、从具体言行入手”，对于性与天道，“不是不讲，而是不直接讲”3。显然，这些解读之间存在着差异。因此，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历代解读作一梳理，无疑有助于理解“性与天道”在儒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一、汉唐诸儒的解读

据《汉书·张禹传》载，张禹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三十余，地震五(十六)，或为诸侯相杀，或夷狄侵中国。灾变之异深远难见，故圣人罕言命，不语怪神。性与天道，自子赣之属不得闻，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4据《后汉书·桓谭传》载，桓谭说：“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5对此，唐李贤注：“《论语》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郑玄注云：‘性，谓人受血气以生，有贤愚吉凶。天道，七政变动之占也。’”6(另据唐写本《论语郑氏注》，郑玄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曰：“性，谓仁(人)受血气以生，贤愚古(吉)凶。天道，谓七政变动之占。”7)显然，在汉儒看来，性与天道各有所指，而且正如孔子“罕言命，不语怪神”，不记述“奇怪虚诞之事”，“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这里把“性与天道”与孔子所罕言的“命”以及所不语的“怪神”“奇怪虚诞之事”相对应，因此，所谓“性与天道，自子赣之属不得闻”，“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实际上是指孔子不言性与天道。

三国时期，对于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解读，开始发生转变。据《三国志·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曰：“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俣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8在荀粲看来，孔子之道在于性与天道，但“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而无法用言语表达。这就把孔子之道与孔子之所言区别开来；换言之，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但孔子之道在于性与天道。

魏何晏《论语集解》注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南北朝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疏曰：“夫子之言，即谓文章之所言也。性，孔子所禀以生者也；天道，谓元亨日新之道也。言孔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见，而六籍所言之旨，不可得而闻也。所以尔者，夫子之性与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致，此处深远，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闻也。”9邢昺《论语注疏》疏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者，天之所命，人所受以生，是性也；自然化育，元亨日新，是天道也。与，及也。子贡言，若夫子言天命之性及元亨日新之道，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言人禀自然之性及天之自然之道，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是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10与汉儒一样，魏晋之后的儒者也认为性与天道各有所指，但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孔子“六经”所言之旨在性与天道，由于其理深微，非凡人所知，故不可得而闻也。

由此可见，对于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解读，汉唐时期主要有两种观点：

其一，为汉儒所提出，认为正如“子不语怪、力、乱、神”，不仅孔子不言性与天道，而且孔子的学说也不言性与天道，因此不可得而闻也。后来唐代颜师古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性命玄遠，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11又说：“《论语》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谓孔子未尝言性命之事及天道。”12所谓“未尝言性命之事及天道”，就是指孔子及其学说都不曾言性与天道。

其二，为魏晋南北朝的儒者所提出，认为孔子的学说之旨在性与天道，由于其理深微，不可得而闻也。这种观点除了为北宋邢昺所接受，还有司马光“子罕言命，子贡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是则天道精微，非圣人莫能知。今学者未能通人理之万一，而遽从事于天，是犹未尝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几矣。”13也就是说，孔子之言性与天道，之所以不可得而闻也，是由于“天道精微，非圣人莫能知”。

需要指出的是，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其中“夫子之言”，既可以指孔子教人时所言，也可指孔子的学说之所言。汉儒把二者混为一谈，把孔子教人时所言等同于孔子的学说之所言，完全否定孔子之言性与天道。魏晋南北朝的儒者则把孔子教人时所言与孔子的学说之旨区别开来，肯定孔子的学说之旨在于性与天道，又认为其理深微而不可得而闻也。

唐韩愈、李翱《论语笔解》肯定孔子的学说言性与天道，但是反对以往儒者将性与天道分割开来。韩愈说：“吾谓性与天道一义也。若解二义，则人受以生，何者不可得闻乎哉?”李翱曰：“‘天命之谓性’，是天人相与一也。天亦有性，春仁、夏礼、秋义、冬智，是也。人之率性，五常之道是也。盖门人只知仲尼文章，而少克知仲尼之性与天道合也。非子贡之深藴，其知天人之性乎?”14认为在孔子那里，“性与天道合一义”，“性与天道合”。后来，北宋陈祥道《论语全解》说：“夫子之道，出而致广大则为文章；入而极高明则为性与天道。子贡得其言，故于文章可得而闻；未得其所以言，故于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盖性在我者也，未尝不在天；天道在天者也，未尝不在我。《礼》曰‘天命之谓性’，是在我者未尝不在天也。孟子曰‘圣人之于天道’，是在天者未尝不在我也。”15实际上继承了唐韩愈、李翱关于孔子讲“性与天道合”的思想，而且明确认为孔子之道在于性与天道。

二、性与天道“夫子罕言之”

二程强调“心、性、天，只是一理”，指出：“自理言之谓之天，自禀受言之谓之性，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16对于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解读，则认为是子贡闻孔子言性与天道而发出的赞叹。程颢说：“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盖于是始有所得而叹之。以子贡之才，从夫子如此之久，方叹‘不可得而闻’，亦可谓之钝矣。”17在程颢看来，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是子贡闻孔子言性与天道而发出赞叹。同时，程颢又说：“‘《诗》《书》、执礼皆雅言。’雅素所言也，至于性与天道，则子贡亦不可得而闻，盖要在默而识之也。”18“性与天道，非自得之则不知，故曰‘不可得而闻’。”19也就是说，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并不等于孔子不言。程颐也认为，子贡所言是“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20；还说：“性与天道，此子贡初时未达，此后能达之，故发此叹辞，非谓孔子不言。其意义渊奥如此，人岂易到?”21又说：“唯子贡亲达其理，故能为是叹美之辞，言众人不得闻也。”22明确认为孔子并非不言性与天道。

朱熹《论语集注》继承二程的解读，注曰：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盖圣门教不躐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叹其美也。23

显然，朱熹对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解读，强调性与天道“其实一理”。他还说：“‘性与天道’，性，是就人物上说；天道，是阴阳五行。”“自‘性与天道’言之，则天道者，以天运而言。自‘圣人之于天道’言之，则天道又却以性分而言。”24又说：“譬如一条长连底物事，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者为性。乾之‘元亨利贞’，天道也，人得之，则为仁义礼智之性。”25

在朱熹看来，对于性与天道，孔子不是不言，而是“罕言之”；子贡“始得闻之”，而赞叹其美。至于孔子为什么罕言性与天道，朱熹明确认为“圣人未尝不言性命，但其旨渊奥，学者非自得之，则虽闻而不喻也”，又说：“然考之《论语》之书，则圣人之言性命者盖鲜焉，故门人又记之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窃恐子贡之本意，亦不过于如此也。”26也就是说，性与天道“其旨渊奥”，学者要识得性与天道，应当“自得”。所谓“自得”，朱熹注《孟子》“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曰：“言君子务于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识心通，自然而得之于己也。”27也就是说，要识得性与天道，必须“默识心通”。为此，朱熹还说：“观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自是有说时节，但亦罕言之。……若实能‘默而识之’，则于‘《诗》《书》、执礼’上，自见得性与天道。若不实能默识得，虽圣人便说出，也晓不得。”28

与此同时，朱熹又批评所谓孔子未尝言性与天道的观点。针对范祖禹以为“圣人教人，各因其材，性与天道，实未尝以语子贡”，朱熹认为，这是“不察乎罕言之旨”，是错误的。他还说：“抑如子贡者，夫子尝告以‘一以贯之’矣，又告以‘天何言哉’矣，又告之以‘知我其天’矣，则固不可谓未尝以告之。”29对于杨时、谢良佐以为“性命之微，圣人未尝言，而每着见于文章之中，要在学者默识而自得之”，朱熹认为，这也是错误的。他还说：“使圣人果绝口而未尝言也，则学者何以知夫性与天道之目，而求所以自得之?若其晓然号于众曰：‘吾有所谓性与天道者，在乎不言之中，而欲学者之自得。’则其言之已甚，而又骎骎乎佛、老之意矣，安得谓之未尝言而不可闻哉!”30

因此，朱熹强调孔子言性与天道。据《朱子语类》载：

问：“子贡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后来闻孔子说邪?曰：“是后来闻孔子说。”曰：“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发见处?”曰：“固亦是发见处。然他当初只是理会文章，后来是闻孔子说性与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然孔子这般也罕说。如‘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系《易》方说此，岂不是言性与天道。又如‘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岂不言性与天道。”31

朱熹认为，子贡当初只是理会文章，后来闻得孔子说性与天道，并非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但是，孔子言性与天道，只是“罕说”，更多的是体现在《易传》中。又据《朱子语类》载：

器之问：“性与天道，子贡始得闻而叹美之。旧时说，性与天道，便在这文章里，文章处即是天道。”曰：“此学禅者之说。若如此，孟子也不用说性善。《易》中也不须说‘阴阳不测之谓神’。这道理也着知。子贡当初未知得，到这里方始得闻耳。”32

在朱熹看来，孔子言性与天道，虽然体现在文章里，但不能由此认为“文章处即是天道”，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子贡当初并未从理会文章中知得性与天道，而是在理会文章后才闻得孔子言性与天道。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讲性与天道“夫子罕言之”，强调孔子言“性与天道”，批评所谓孔子未尝言性与天道的观点，因而完全不同于汉唐诸儒所谓孔子不言“性与天道”的说法；同时，朱熹又认为性与天道“其旨渊奥”，因而“夫子罕言之”，又包含了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儒者认为“性与天道”为孔子“六经”之要旨，其深微而不可得而闻的说法。而且，朱熹还赞同门人所谓：“性与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盖性者是人所受于天，有许多道理，为心之体者也。天道者，谓自然之本体所以流行而付与万物，人物得之以为性者也。圣人不以骤语学者，故学者不得而闻。”33认为性与天道“夫子罕言之”，不仅是由于性与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而且还在于“圣人不以骤语学者”。

三、“圣门教不躐等”

朱熹认为，性与天道“夫子罕言之”，以致于子贡闻得孔子言性与天道时，而赞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其原因在于性与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圣人不以骤语学者”，这就是《论语集注》所谓“圣门教不躐等”。朱熹还说：“子贡性与天道之叹，见得圣门之教不躐等。又见其言及此，实有不可以耳闻而得之者。”34

“躐等”一词，《礼记》已经言及。《礼记·学记》讲“教之大伦”时说：“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伦也。”对于其中“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唐孔颖达说：“教学之法，若有疑滞未晓，必须问师，则幼者但听长者解说，不得辄问，推长者谘问。幼者但听之耳。‘学不躐等也’者，学，教也；躐，踰越也。言教此学者，令其谦退不敢踰越等差。若其幼者辄问，不推长者，则与长者抗行，常有骄矜。今唯使听而不问，故云学不躐等也。”35可见，“躐等”意在“踰越等差”，《礼记》强调“学不躐等”，讲的是教学不可“踰越等差”，应当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二程强调“学不躐等”，说：“圣人之教，常俯而就之，……非独使资质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气高迈者亦不敢躐等而进也。”36程颐强调《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必须循序渐进，而不可躐等，说：“未致知，便欲诚意，是躐等也。学者固当勉强，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37与二程同时的范祖禹也讲“学不躐等”。他说：“先王之教，学不躐等，幼者有为幼之事，长者有为长之道。童子而欲为成人，是学未至而谓之至，行未成而谓之成，……岂不夭其天性哉!”38晁说之撰《儒言》，其中有《躐等》一节，说：“学不躐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视，九年乃大成。今童子嬉戏未除，而为易高谈天人之际，老不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谋，乃谓三代可立致，而平视尧舜，其躐等多矣。以故民风日浇，而盗贼兴，未易图其救之之术也。”39

二程门人也多讲“学不躐等”。吕大临《论语解》说：“吾无隐乎尔，与人为善也。学不躐等。非隐也，未可也。竭两端于鄙夫，非躐等也，言近而指远也。以微罪去，非隐情也，众人自有所不识。性与天道，非不言也，弟子亦自有所不闻。”40对于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杨时说：“孔子之学《易》，宜不待五十，言此者，欲学者当其可而不躐等也。”41对于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尹焞说：“孔子生而知之者，而言十五至于七十，成德之序如此，其亦勉进学者不躐等之意。”42

朱熹《论语集注》不仅认为孔子罕言性与天道，是出于“教不躐等”，而且还针对《论语》孔子所言“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说：

教人者，当随其高下而告语之，则其言易入而无躐等之弊也。张敬夫曰：“圣人之道，精粗虽无二致，但其施教，则必因其材而笃焉。盖中人以下之质，骤而语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将妄意躐等，而有不切于身之弊，亦终于下而已矣。”43

这也是讲“教不躐等”。针对《论语》孔子告子路所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朱熹说：“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晓子路，然学不躐等，于此亦可见矣。”44《论语集注》则说：“非诚敬足以事人，则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则必不能反终而知所以死。盖幽明始终，初无二理，但学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45这里讲的是“学不躐等”。

按照朱熹的说法，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并非孔子不言性与天道，而是由于“夫子罕言之”；孔子之所以罕言之，是由于性与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圣门教不躐等”。至于为什么要“教不躐等”，据《朱子语类》载：

寓问：“《集注》说，性以人之所受而言，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不知性与天道，亦只是说五常，人所固有者，何故不可得闻?莫只是圣人怕人躐等否?”曰：“这般道理，自是未消得理会。且就它威仪、文辞处学去。这处熟，性天道自可晓。”又问：“子贡既得闻之后，叹其不可得闻，何也?”曰：“子贡亦用功至此，方始得闻。若未行得浅近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么!教圣人只管说这般话，亦无意思。天地造化阴阳五行之运，若只管说，要如何?圣人于《易》，方略说到这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只看这处，便见得圣人罕曾说及此。”46

在朱熹看来，“圣门教不躐等”就是要学者“且就它威仪、文辞处学去”，“这处熟，性天道自可晓”，否则，“若未行得浅近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么”，而且，就算是闻得孔子教人识性与天道，也未必能明白其意思，所以孔子只是在《易传》中才说到性与天道。

显然，朱熹对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解读，不是仅仅停留于孔子是否说过“性与天道”、“性与天道”是否为孔子“六经”之要旨这样的问题上，而是通过强调孔子言“性与天道”，进一步讨论如何识得性与天道，孔子如何教人。尤其是，朱熹不仅认为性与天道“夫子罕言之”，而且讲“圣人于《易》，方略说到这处”，把孔子言“性与天道”与《易传》结合起来，对于后世影响很大。

四、清儒的解读

清儒肯定孔子之言“性与天道”，并且与《易传》联系在一起。戴震说：“读《易》，乃知言性与天道在是。”47也就是说，孔子所言“性与天道”包含在《易传》之中。

钱大昕对孔子之言“性与天道”的解读，着重于性与天道的关系。他说：“经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祸福言。……郑康成注《论语》云‘天道，七政变通之占’，与《易》《春秋》义正同。孟子云‘圣人之于天道也’，亦谓吉凶阴阳之道，圣人有不知，故曰‘命也’。否则，性与天道又何别焉?一说性与天道，犹言性与天合也。《后汉书·冯异传》：‘臣伏自思惟，以诏勅战攻，每辄如意；时以私心断决，未尝不有悔。国家独见之明，久而益远，乃知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管辂别传》：‘苟非性与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晋书·纪瞻传》：‘陛下性与天道，犹复役机神于史籍。’(《唐书》孙伏伽、长孙无忌传，俱有性与天道之语)此亦汉儒相承之说，而何平叔俱不取。”48在钱大昕看来，汉儒既有讲性与天道有别，也讲性与天道合，后者为何晏《论语集解》所不取。

宋翔凤《论语说义》对孔子之言“性与天道”多有研究。他说：“《诗》《书》《礼》《乐》者，夫子之文章也；《易》者，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也。……《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故本隐以之显，《春秋》纪人事以成天道，故推见至隐，天人之际，通之以性。故曰‘性与天道’，所谓‘与’者，天人相与也。人皆有天命之性，不能率性则离道，圣人能率性则合道。道者，天道。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性与天道之学也。”49宋翔凤认为，孔子在《易传》中言“性与天道”，而且孔子所言“性与天道”是就性与天道合而言。他还说：“圣人言性合乎天道，‘与’犹言‘合’也。后言‘利与命与仁’，亦是合义。”50

对此，刘宝楠《论语正义》案：“以‘与’为‘合’，此汉儒误解，不可援以为训。”51还说：“性与天道，其理精微，中人以下，不可语上，故不可得闻。其后子思作《中庸》，以性为天命，以天道为至诚。孟子私淑诸人，谓人性皆善，谓尽心则能知性，知性则能知天，皆夫子性与天道之言，得闻所未闻者也。”52

显然，清儒大都认为孔子言性与天道，其分歧在于孔子所言“性与天道”是否就性与天道合而言。至于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则如刘宝楠所说，是由于“性与天道，其理精微，中人以下，不可语上”。刘宝楠还说：“夫子四教，首在于文，颜子亦言‘夫子博我以文’，此群弟子所以得闻也。《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盖《易》藏太史氏，学者不可得见，故韩宣子适鲁，观书太史氏，始见《周易》。孔子五十学《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传是学。然则子贡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易》是也。”53认为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是由于他未闻孔子《易》学。

除此之外，清儒又强调孔子在《易传》中言“性与天道”，而在平时教学时则有所不言。程廷祚《论语说》说：“性与天道，事物之大原，夫子于大《易》《中庸》言之盖亦详矣，而设教之日，则有所不言者，以性与天道即事物以为体，骤而语之，必有遗其当务者矣。……孔门高弟，莫如颜渊，而夫子之答问仁，则曰‘克己复礼’。颜子于博文约礼之后既竭吾才，而亦未闻夫子语之以性与天道也。然则圣人未尝以是为教，亦明甚矣。”54章学诚则说：“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盖夫子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未尝表而着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曰‘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也。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不明着此性与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55后来的戴望说：“性者，人所分于阴阳五行，有仁义礼知之等；天道，天所行盈虚消息之道。‘与’犹‘合’也。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于《易》《春秋》。然不以设教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故‘不可得而闻也已矣’。”56认为孔子在《易传》中言“性与天道”，但在平日教学中则不言，所以“不可得而闻也”。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肯定孔子言“性与天道”。

五、余论

应当说，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指的是子贡未闻孔子言性与天道。但是，子贡未闻孔子言性与天道，不等于孔子不言性与天道；而且，孔子是否言性与天道，是一回事；孔子的学说是否在于性与天道，又是一回事。

汉儒以子贡未闻孔子言性与天道，而认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魏晋南北朝的儒者则把孔子所言与孔子学说之旨区别开来，认为孔子学说之旨在于性与天道，由于其理深微，不可得而闻也。清儒认为，孔子言性与天道在《易传》，又在平日教学中而不言，所以不可得而闻也，无疑是将汉唐诸儒的解读推进了一步。

与此不同，朱熹强调性与天道“夫子罕言之”，并不是不言，并以此解释“学者有不得闻”，同时又进一步认为，孔子之所以罕言性与天道，不仅是由于性与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而且还在于“圣门教不躐等”，因而涉及如何识得性与天道、如何教人的问题。

现代对于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解读，依然停留于孔子是否言性与天道的问题上。杨伯峻《论语译注》认为“孔子不讲天道，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如同汉儒，以子贡未闻孔子言性与天道，而认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钱穆《论语新解》认为“孔子屡言知天知命，然不深言天与命之相系相合”，承认孔子言性与天道。李泽厚《论语今读》认为孔子对于性与天道，“不是不讲，而是不直接讲”。这样的解读，无论相较于朱熹解读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还是相较于清儒解读所做的清晰分疏，都尚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

与此不同，对于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解读，牟宗三说：“‘不可得而闻’，向来有相异的两种解说，第一种是说孔子认为性与天道过分玄妙深奥，索性根本不谈它们。另一种说法认为孔子不是不讲性与天道，只因性与天道不易为青年学生所领悟，所以很少提及。我们可以推想，子贡说‘不可得而闻’那话时，年龄一定不小了，最低限度他可略懂性与天道的道理。如此，他所说的‘不可得而闻’，其实是对孔子的赞叹，这赞叹又表示子贡对性与天道有若干程度的解悟。也许，孔子的确很少谈论性与天道，从《论语》看来是如此；然而，孔子五十而读《易》，至‘韦编三绝’，而且又曾赞《易》，显然他对《易经》下了一番功夫。《易经》的中心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孔子对性与天道，确曾下了一番研究的心血。说孔子对于性与天道根本不谈，或根本无领悟，那是不对的。不过他不愿客观地空谈，而却开辟了仁、智、圣的领域。只要践仁成圣，即可契悟天道。”57显然，牟宗三的解读不是停留于孔子是否言性与天道的问题上，而是进一步讨论如何识得性与天道、如何教人的问题，这与朱熹的解读完全一致，凸显朱熹的解读具有现代学术价值。

注释

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6-47页。

2、钱穆：《论语新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22页。

3、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4-95页。

4、[汉]班固：《汉书》(10)，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351、3195、3351页。

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4)，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59-960、960页。

6、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43页。

7、[晋]陈寿：《三国志》(2)，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9页。

8、[魏]何晏、[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0页。

9、[魏]何晏、[宋]邢昺：《论语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4页。

10、[宋]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十七《原命》，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33页。

11、[唐]韩愈、李翱：《论语笔解》，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7页。

12、[宋]陈祥道：《论语全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6页。

13、[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6-297、136、132、187页。

14、[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二，《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61、353、381页。

15、[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经说》卷六，《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39页。

1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9、297、89、126页。

17、[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25、725、726、726、726、724、725页。

18、[宋]朱熹：《四书或问》，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05、705、705-706页。

19、[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87页。

20、[汉]郑玄、[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22页。

21、[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粹言》，《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29页。

22、[宋]朱熹：《论孟精义》，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14、263、72页。

23、[宋]晁说之：《晁氏儒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

24、[宋]吕大临：《论语解》，《蓝田吕氏遗著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35页。

25、[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一)，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079页。

26、[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页。

27、[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九《答问六·论语》，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09-110页。

28、[清]宋翔凤：《论语说义》，《续修四库全书》第1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29、[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86、186、187、184页。

30、[清]程廷祚：《论语说》，《续修四库全书》第15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66页。

31、[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40页。

32、[清]戴望：《戴氏注论语》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5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

33、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