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基于当代儒家同仁复兴儒家文化（儒学、儒家、儒教）的实践和思考，通过对儒学的当代使命亦即儒学复兴意义之分析，提出当代儒家的三大时代担当：对治中国的当下难题、长远问题、世界人类现实和未来问题上的文化担当。通过对儒学复兴的初期表征、走向深入的内涵和任务之探析，提出实现儒学复兴这一伟大系统工程的必由之路在于：现代社团建设，现实可行之路为“复兴三步曲”：即儒学社团、儒家社团、儒教社团，三种性质、功能、主体、社会影响大不相同的现代社团在未来30年依次走向复兴大业前沿，交替担负复兴主力军，发挥联结官方与民间、中国与海外的桥梁和纽带，整合各方资源的非政府组织作用，推动儒家文化复兴的主体之转化与壮大：由初级阶段的文化精英，扩大到中级阶段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最终扩大至整个国民。 
 

关键词：儒学使命   儒家担当   复兴三步曲   社团建设

 

价值的部析和体现在学，使命的担当和完成在人。单个人的力量有限，有效集合的组织的有力。价值的实现、使命的完成有赖儒学的复兴。儒学不复兴，儒家文化不能真切地走进现代社会生活，真实地融入历史再创造，价值和使命将沦为清谈与虚无。没有正确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没有切实可行的道路设计和构架，儒学的复兴又会遥遥无期。儒学的现代使命和当代儒家的担当何在？儒学复兴是否已有明确的征兆，儒学复兴的内涵和目标何在？能否为儒学复兴走向儒家文化复兴，推动儒家文化由学术热、理论热、精英热，走向实践热、生活热、大众热，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来？本文愿做尝试。

 

一、儒学的当代使命——儒家的时代担当

 

为了论述的简洁、清楚、有效，首先有必要厘清儒家文化、儒学、儒家、儒教等概念。儒家文化是指儒家人士及其集体所创造、所信仰、所遵奉并赖以塑造自我和安身立命的文化，伴随着中华文明形成而产生、发展，与中华文明的历史一样长，在先秦以前等同于中华文化；春秋至汉初，与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阴阳家文化、纵横家文化、兵家文化等构成中华文化的主体；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则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主脉，与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等一道构成中华文化的主体；在近现代，则同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自由主义、中国的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一并形成中华文化的主体。

儒学是儒家文化在学理上的系统总结和概括，即儒家之学，儒家之学术或学说，或说儒家思想的学术体系，自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演周易，作春秋，宣仁义时方成体系，其后二千多年来逐渐发展完善，并上升为古代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儒教是指儒家之教，儒家文化之教化，包括儒家教育（知识教化）和儒家宗教（道德教化）两方面，几乎与儒家文化有着同样长的悠久历史。儒家是指信仰儒家文化，能够遵守儒家道德伦理规范，依照儒家文化义理生活和立身处事的人，包括精英和平民两大层面，儒家精英是指圣人、贤达、君子，儒家平民则指一般民众。历史上，儒家精英治国平天下，儒家平民修身齐小家，探索、实践、弘扬儒家文化，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中华民族的传承成长、中国的富强文明做出了不可没灭的贡献。历史是面镜子，我们从中可看到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亦可看到儒家文化的未来之路。

儒家文化包涵儒学、儒家、儒教三个主要层面或三大主体，儒学是其魂，儒家是其体，儒教是其行。无魂无以立，无体无以存，无行无以传。儒学、儒家、儒教共同撑起了儒家文化这一曾经辉煌过亦必再度复兴和辉煌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

我在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儒学五期说及其现代价值的展现》中，论述了当代儒学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宗教、自然、国际八个方面的现代价值，这些价值进一步可化约为三大方面：应对中国当下难题、解决中国长远问题、对治世界人类现实和未来问题。有效实现儒学的现代价值，影响当下和未来，造福中国和世界，即是儒学的当代使命所在，亦即当代儒家的历史担当。

解决当代中国现实难题的文化担当

当前中国仍处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巨大转型期，政治上一统，但经济上特别是工商业界却成 “诸侯争霸”之态势。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多元化、纷争化，使得当代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呈旧制已废，新规未固的“春秋战国”现代放大局面，市场上逞权谋，尚争夺，缺礼仪，失廉耻。商业上的功利主义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投机主义盛行，享乐主义弥漫，腐败屡禁不止，市场假劣为多，社会诚信缺失，国民精神空虚，道德水准滑坡，不和谐音符剧增，不稳定因素激增，表面的经济繁荣之下潜伏着巨大社会危机。加之无空不入的现代媒体和网络推波助澜，以及国际因素的影响，任何一个小事件都有可能酝酿激化扩大成波及一县、一市、一省乃至全国的重大事件。

在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全社会都崇尚“利”，孜孜以求“利”，忽视、淡忘了“仁”、“义”、“礼”、“信”。失去“义”的结果，必是信仰的缺失，价值观的混乱，精神的颓废；失去“礼”的结果，必然是道德的沦丧，人心不古，社风日下；失去“信”的结果，必是必然是唯利是图，欺诈横行，乱象丛生；失去“仁”的结果，必然是亲情冷漠，人情纸薄，难不相助，利而相争，社会失和。经济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旦中国经济在经历长期持续高速发展后而回落下来，出现不景气，失业率上升，就业问题、部分国民吃饭问题突出时，各种矛盾交织，危机加剧，后果难以预料。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真切地讲明，单凭经济，或光靠行政、法制是解决不了根不问题的。革命年代我们依靠的是斗争哲学和文化，改革建设时期我们受益于变革哲学和文化，在今天和谐发展时代，我们则迫切需要和谐哲学和文化作指导。“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以“仁”、“义”、“礼”、“信”价值观为核心的儒家“仁和”思想在当代的重构和发展，是一次伟大实践。

创新和复兴儒学，倡导儒家文化关于“和为贵”、“和而不同”、“致中和”、“天时、地利不如人和”、“家和万事兴”的和谐观，弘扬儒家文化“见得思义”，以“义”制“利”， “克己复礼”、诚信为本、中庸之道、“忠恕”之道等的优秀主张与思想，重修现代中华儒家礼乐教化制度和机制，重构现代儒家伦理规范，重建现代“礼仪之邦”，大兴重“仁”、尚“义”、明“礼”、守“信”的现代君子之风，对于提升国民道德修养，从根本上抑制功利主义过滥，防范和消除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对于调节和融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行业与行业、团体与团体、阶层与阶层等之间的关系，消弭彼此之间的矛盾，消除不和谐之音符，促进社会和谐，化解社会危机，具有巨大的时代意义。此是当代儒家义不容辞的担当。

促进未来中国长治久安的文化担当

中国的长治久安，是中国人民的最大福祉，亦是世界人类的幸事。中国的长治久安，既有赖于现实中共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未来的政治文明、国防力量、经济力量、科技力量等所形成和体现的硬实力，更有赖于民族精神、道德伦理、国民素养、社会风尚等所凝结和体现的文化软实力。文化存，则国存，文化亡，则国亡。如果说，在十年以前还不富裕的中国，这话讲起来尚有很大争议的话，今天这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精英和人民的共识。一个不仅富有、奋进，而且而有道德、有修养的国度，必然内有凝聚力，外有亲和力，内得民众热爱，外受世界尊重，也必会长治久安。

历史上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轰然倒塌，根因在于凝聚和维系其绝大多数成员的共同理想、信仰、精神突然没了。当前中国的一个现实危机是：十三亿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层面出现了巨大真空，各种外来文化乘虚而入，基督教、佛教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迅速发展。这些历经二千多年的优秀宗教文化在中国发展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的主体文化没有发展或发展过慢，而出现宾喧主失因发混乱的局面。中共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是英明之举，更是当务之急。

如果说，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物质文明建设好比是国家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强身工程”的话，那么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国家民主法制建设为重点的政治文明建设则是“健体工程”，以中华文化建设为载体的精神文明建设则是中国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永续的伟大“铸魂工程”，尤如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构建起无形的韧不可断的精神万里长城。

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政治追求、“吾日三省吾身”、“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精英（内圣）修为之道，是新时期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加强自身修养，永葆先进性，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执政基础，提高执政能力，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为政智慧和有效思想武器。儒学的“仁政”和“礼治”观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现代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进程，从制度和体制上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根本保障。儒学主张爱国、大一统及“和而不同”的思想，既是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文化基石，还是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团结和凝聚世界华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进的智慧源泉和文化纽带。

创新和复兴儒学，建设当代儒学，对于弘扬中华文化，培固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培育和振奋民族精神，解决国民文化认同和信仰危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创新和复兴儒学，无疑是中华文化建设这一伟大铸魂工程的骨干工程，也是是当代儒家艰巨的历史担当。

重建世界人类和谐新秩的文化担当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流；今日人类，文明与进步是主题。但是，政治强权主义、军事霸权主义、经济巧取豪夺行为随时存在，文明引发不和谐、冲突和混乱随处发生，战争的阴影驱之不散。工业化进程加快，高科技飞速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资源和生态问题成倍增长，大气水质污染、资源枯绝、河水断流、许多物种面临灭绝、核弹可让地球毁灭多次……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人类的长存和繁荣面临严峻挑战。

美国前总统里根讲：“孔子学说世代相传，提示全界人类丰富的做人处世原则。”世界诺贝尔获得者在巴黎集会上讲，“人类要想在二十一世纪生活得更好，应回头二千五百年，从孔子的思想汲取智慧。”儒家文化的最大优点，在于她的秩序性、包容性与和谐性，人类历史上许多战争都是由排他性强的宗教或文化冲突引发，而讲求中庸和“忠恕”之道的儒家文化很少引发战争。儒学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也是于国与国之间和谐友好相处的黄金律、智慧规。儒学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为公” 的天下观，主张“协和万邦”、“和为贵”、“与邻为善”的邦和观，均有益于人类的和平相处与世界的和谐相安。

儒家文化历来讲求“天人合一”，重视生态。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有超前的环保和生态安全意识，能做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二千多年前的儒门先贤早已认识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儒家“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治学方向和奋斗目标，体现了强烈的自然与人文终极关怀。

儒家“天地与吾同体，万物与吾同气”、“民胞物与”、“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之“万物一体之仁”的主张体现了极高智慧和博大情怀。

因此，推动儒学在世界的创新和复兴，积极在全球弘扬儒家文化关于“包容”、“和谐”、“天人合一”、“天下主义”的观念、思想与伦理，重建“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仁行天下，和谐共荣”的国际文化经济政治新格局、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和谐世界；对于有效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消减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保护人类家园地球，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实现人类族群繁荣永续，建设和谐地球、和谐宇宙，不仅有着巨大的现实价值，而且亦将意义深远。

重建“万邦协和”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与“天人和谐”的人类与宇宙自然界的新秩序，是人类得以繁荣永续的根本保证。儒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当代儒家未来在担当重建世界人类新秩重任上既义不容辞，亦会从容有力。

总之，无论中国、华人，还是世界、人类，无时无刻不面对着两大困扰：一是不和谐，二是不安全。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已凝结为能够超越时空、具有普世价值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之理与“中庸”之道。这个“理”与“道”在重构现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伦理规范和新秩，消除两大困扰，对治中国的当下难题、中国的长远问题，应对世界人类现实和未来问题上皆具有重大的意义。

而实现这些文化担当，则有赖于儒学的复兴，儒家的崛起。

 

二、儒学的伟大复兴——儒家的崛起

 

好东西，人总是需要和离不开的。如上所述，儒家文化对现实中国和未来中国具有极大的现代价值，故儒家文化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衰落，被打到、批判和否定之后，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终于又时来运转，逐渐出现重新被肯认的迹象，在本世纪初迎来形势日益看好的复兴之春。

儒家文化复兴的初期表征——儒学受重视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儒学复苏和曲折发展，至本世纪初，儒学复兴已渐成气侯，呈官方与民间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新文化运动”破土前的勃勃生机，略摘举以下现象供察析：

教育界：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在校园内树立起了孔子像，成立了“孔子研究院”和“国学院”，聘请第三代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为该校名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国务院宗教局叶小文局长亲自出席了挂牌仪式。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国际儒商学院”、安徽大学成立“儒学研究中心”、山东师大成立“儒教研究所”，各高等院校紧随其后或纷纷成立儒学研究机构，或加强原来的儒学研究部门。

党政界：十六大通过的党章修改中，对党的性质做了与时俱进的定位，增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十七大报告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突出强调了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做出了重要部署。党的执政理念由儒家文化思想烙印很强的“以德治国”发展到“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提出和实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增强忧患意识，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激发民族生命力，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创造力”，“发挥重要节庆和习俗的积极作用”，“完善中华民族始祖的祭典活动”。在小学、中学、高等学校、社会教育中，重视和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的《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发表的重要演讲中，均长篇宣讲中华文化的优势。山东省的祭孔活动由民间转为官方，并且年年提升规格：2004年由曲阜市主办，2005年由济宁市主办，2006年由山东省及国家有关部委主办。香港祭孔大典在2007年的主办方中出现代了山东省委宣传部。各地祭孔活动纷纷恢复。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徐嘉璐在任期间发表《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大视野看儒学复兴》，这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官方人士公开谈儒学复兴。

更值关注的是去年文化部和山东省政府主办了“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中央党校哲学部与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高层论坛”，表明党与政府对儒学的支持和期待。2008年11月21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刊载了《现代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文中讲，“实事求是地说，在儒学的现代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主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儒家思想传统体系结构的现代形式，与前现代儒学是融通的，是割裂不开的”。可见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理论探讨上的开放、大胆，以及势不可挡的一种新趋向。

民间：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华孔子学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以及各地孔子学会、儒学会、儒家诸子学会举办的学术活动明显增多。各种孔子和儒学研究机构、社团、网站、书院、私塾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山西、贵州、浙江三省成立了省级儒学会，与原来的山东、广西、广东儒学会形成六大省级儒学会互动发展态势，一些市县儒学会，如曲阜儒学联合会、温州市儒学会、荷泽市儒学会等也已相继成立。民间人士发表宣言、联名倡议、上书立法机关、从事学术研究、召开学术会议、祭孔、推广汉服、修复文庙、兴办书院、组织讲学等民间复兴儒学活动呈现兴旺之势。中华文化经典诵读教育活动，由九十年代初的少数人行为，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群众热情参与，近千万儿童受教的巨大社会教育工程，成效显著，部分学校已纳入正规教学。百家讲坛收视率不断提高，国学讲师“明星”频出，国学书籍畅销，于丹与《论语心得》在大陆和海外走红，并掀起《论语》热等。

海外：孔子学院的建设速度迅猛，自2004年11月起已在海外建起300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孔子学院虽以推广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华文化为主要任务，但以孔子命名，推动儒家文化弘扬的意味和作用自不可估。据有关孔子学院的海外工作人员讲，许多人学习汉语是冲着想深入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文化而来的。可见儒学在海外受欢迎程度，亦可预见儒学在海外复兴、产生影响的前景不可限量。

整体而言，截止今天，无论教育界、学术界，还是官司、民间，儒学复兴工作主体上还多限于学术活动、理论工作层面，且以学者、专家推动为主。

儒家文化复兴走向深入的重要标志——儒家的崛起

儒家文化以强健的生命力，在经历了原始儒学期、原典儒学期、汉唐经学期、四朝（宋元明清）理学期四大发展时期后，又梅开五度，自1919年开始进入第五期即当代儒学发展时期。如果说1919至1949年的三十年为儒学的自我解构与自新期，1949至1979年的三十年为儒学的沉潜与立新期（大陆沉潜，港台立新），1979至2009年的三十年为当代儒学的复苏和开新期，那么，2009至2039年的未来三十年，则可称作当代儒学的复兴和作为期。

此一期中，当代儒学发展将出现一个的质的飞跃：由学术形态转为文化形态，从理论走向现实生活而有作为。从儒学理论热、学术热、精英热，走向儒家文化实践热、生活热、大众热，才是儒学的真正复兴，换言之是儒学复兴的重要标志。复兴是一个带有极端性质的词，意示着一个弱势的东西走向强势的过程。儒家文化复兴注定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形态，是一个短时的快速集聚社会资源和扩大社会影响的过程。其主要任务有以下四个方面：

学理、制度的重建。学理的重建，是指以儒家哲学和儒家伦理学为核心，以儒家政治学、儒家经济学、儒家管理学、儒家教育学、儒家宗教学、儒家生态学、儒家国际学等为主体的儒家当代学术体系的系统构建。这一重建是儒学核心价值、基本思想、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及世界社会生活实际相结合，源自于新实践并能走入新实践的新理念的产生过程。制度的重建，是指儒家文化与现实生活对接、影响和指导现实社会生活的方式、机制、安排。如：现代儒家市场伦理、现代儒家政治伦理、现代儒家公民伦理、现代儒家教育制度、现代儒家礼乐制度等的重建。此为儒学复兴工作的核心任务，其他以下三大任务均为此任务服务。

道场、阵地的建设。由于儒家文化实质上是生活化的，与人们的学习、生活、工作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儒家道场无所不在，如：家里是讲孝行孝、讲仁行仁的地方，办公室是讲义行义、讲敬行敬、讲信行信的地方，学校是讲礼学礼、讲智学智的地方……这里的场地建设专指儒学复兴工作人员活动的道场和阵地：道场即儒家全职人员工作的地方，如文庙、书院、儒家文化社团办公楼及办公场所等；阵地即儒家专职、兼职人员、义工宣讲儒学、传播儒家文化的场所，如学校教室、城市讲堂、农村祠堂、企业礼堂等。

儒产、资金的积累。无恒产，则无恒心；无恒心，则无恒业。钱袋子养好文化。此任务是基础性工程。前三大任务的完成均离不开此工程的坚实、有效支撑。儒家社团资产和资金的来源：一是历史上儒家原有资产如文庙、书院建筑与学田祭田、儒家历代先贤祠庙、故居、坟茔等房产地产等的法律形式收复以及现代化开发、管理收益；二是接受国家土地、办公设施等实物等馈赠及定期财政拨款支持；三、社会捐资及场地、设施等实物捐赠；四、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缴纳的会费；五、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收益等。

组织、人员的培育。儒学的复兴，组织建设是保障，人员培养是关键。推动儒家文化复兴的组织，是指已有的、正在成长的和未来将遍布世界各地、中国各省、市、县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现代儒学社团、儒家社团、儒教社团。担负儒家文化复兴的人员，即当代儒家，则包括从事儒学研究、儒学宣讲、儒教传道、社团及所属机构、组织、实体等的运作、经营和管理等的各类全职（终身为职）、专职（一定时期聘任）、兼职（义务工作者）人员。

无恒业，则难有恒心。无恒心，则难有恒业。无恒业，则事业难成。没在一大批有奉献精神乃至献身精神、开创精神、高素质的全职儒家，则儒家文化复兴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且儒家文化复兴遥遥无期。

以上四者齐备，儒家才可真正崛起、挺立。而唯有儒家的真正挺立，才能实现儒家的担当，完成儒学的使命。

 

三、儒学复兴之路——儒家现代社团的建设

 

当代儒学在未来三十年的复兴过程，也可以讲就是儒家人士崛起、挺立、担当和作为的过程。单个人的力量和影响是有限的，而人的有效组合和集成协作则会效率倍增，产生无限的力量和作用。根据历史的经验、现实的选择和未来的思考，我认为：

现代社团建设是儒家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

历史的经验启迪。儒学发展历史上经历了四次大的成功复兴：春秋时期的孔子兴儒、汉武时期的董子兴儒、南宋时期的朱子兴儒、明朝中期的阳明兴儒。每次儒学复兴，实质上都是一次儒家思想理论的划时代的伟大创新、发展和建构，均绝非一个圣贤个人所为，都是一个伟大集体的广阔实践智慧结晶。无论孔子、董仲舒，还是朱熹、王阳明，他们绝非势单力薄的一介学者，都是构建了一个很大的、很出色的团队，团结、吸纳和凝聚了当时尽可能多的各界社会精英，在广泛的教学、生活、参政等社会实践中，集思广义，由“小我”成“大我”，提炼、升华、凝结了一个时代的智慧，而出色完成儒学创新与复兴的。过去虽没有我们今天现代法理上的社会团体概念，但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悉心察看，四位儒学先圣构建了当时最出色的学术和社会活动社团，亦毫不逊色于当今中国的任何一个现代学术团体。

现实的明智选择。现代国家的社会分工过于明细，对儒学的复兴有好处，也有制约，国家的科研、教育机构虽供养有专门儒学研究人员，但由于职业所限，他们担负不了儒学复兴的创新发展研究重任。因为儒学是生命之学、生活之学、立身处事之学，除了历史上在政治、教育上的成功应用外，今天将会在更宽广的领域展现。须依靠具有广泛联接力的现代儒家社会团体去组织方方面面的人员去合力完成时代的伟大创新、发展与复兴任务。

未来的长远思考。历史上四次儒学复兴的“团队”组建与维系，很大程度上依凭的是开创者的人格力量、学养魅力，缺少现代法人机制的保护，因而最终不能走出人存社存、人去社亡，人在学兴、人去学衰的历史怪圈。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现代社团在国家社会活动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伴着中国法制的建设步伐，现代社团会逐步走向正轨。外取西方成功的现代社团法人运作机制之优长，内运中华儒学之智慧精髓，建设更富生机活力、更具包容性、能够更好传承的现代儒学社团、儒家社团、儒教社团，则必是儒学复兴之幸，亦必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世界人类之幸。

根据现代市场经济中的“饭店扎堆效应”，即一个地方只有一家饭店生意不好做，而数家饭店开在一起，则会生意都好。当今，中国的儒学社团太少，而形不成儒学复兴中的“饭店扎堆效应”与相互有序竞争、相互促进发展的良好态势。因此，除了国家大力支持、民间有识之士大力兴办新儒家社团外，现有的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及各省儒学会、孔子学会等还应大力发展各种分支机构。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战略合作，竞相促进的格局一旦形成，则儒学复兴的局面则会大大改观。

儒家文化复兴三步曲：儒学—>儒家—>儒教

儒家文化复兴要走过三个阶段，即儒学社团“唱主角”的初级阶段、儒家社团“唱主角”的中级阶段、儒教社团“唱主角”的高级阶段。三个阶段中，分别由儒学社团、儒家社团、儒教社团担负组织运作主体，三种性质、功能、主体、社会影响大不相同的儒家现代社团在未来30年依次走向复兴大业前沿，交替担负复兴主力军，发挥联结官方与民间、中国与海外的桥梁和纽带，整合各方资源的非政府组织作用，促进形成中国和世界范围的儒学、儒家、儒教联合起来共兴儒家文化之浩荡大势。

在初级阶段，儒学社团即学术性、文化性的社会团体担当儒学复兴工作重任。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华儒学会、中华孔子学会与各国、各省市儒学会、孔子学会团结和组织儒家学者、专家、知识精英，一方面致力于儒学基础性的研究和儒学现代化、当代化的应用性研究工作，并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儒家文化讲座、儒学知识和礼仪培训、先师先贤先儒纪念活动等，利用现代媒体宣讲、造势，弘扬儒家价值、理念；另一方面按照儒家的伦理要求，自觉先行，率先垂范，言行一致，树立当代儒家道德之楷，积极推动经典诵读教育、儒学普及工作，并争取社会舆论导向，引导和带动大众传承儒家伦理道德从自发变为自觉。

在中级阶段，以儒家社会精英组成的儒家社团担当儒家文化复兴工作重任。儒学、儒官、儒商三儒联动，共兴儒家文化，即同情、崇尚、热爱、信仰儒家文化的知识精英、经济精英、政治精英三大群体联合起来，积极利用各自能够调动和使用的社会资源推动世界儒家联合会和中国儒家协会的建设，并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兴办儒家协会，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人间沙漠中，遍植儒家文化绿洲。遍布在中国各省、市、县及世界各地的儒家社团及儒学社团，则好比是一个个绿洲。这些儒家社团通过所管理的文庙、书院、讲堂等，所经营的慈善、福利、教育、培训、宣传机构等，和所举办的祭孔、纪念先贤先儒、成童礼、成人礼、婚丧礼、单位重大活动典礼、传统节日礼等礼乐教化活动，以春风化雨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推广儒家伦理规范和优秀价值理念，引导世俗人伦，为儒家文化迈向高级阶段进行奠基。

在高级阶段，以中国特色的儒教即儒家宗教社团（关于儒教近二十年来研究成果颇丰，兹不多述）为主，在现代政教分离制度下，与儒学社团、儒家社团分工协作担当儒家文化复兴工作重任。在中国儒教协会和全国各地、各级儒教组织的积极创建和运作下，先呈精英与民众互动兴儒之势，然后不分身份、地位、年龄，不分职业、民族、地域限制，儒家文化逐步以礼乐教化、道德敦化、伦理规范形式全面进入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进而通过信众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的职位身份对世俗生活发生影响，促进国家和谐建设。与此同时，在世界儒教联合会和各国儒教协会的创建和运作下，在世界儒家联合会和各国儒家协会、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各国儒学会推动、支持下，儒家文化在世界公民生活中的影响逐步扩大，促进世界和谐建设。西方现代宗教制度多实行政教分离，但是细察，政治与宗教表面分，而实质是分不开的，从总统到平民，法官到讼诉者，议员到大众等，无不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因此，在现代政教分离制度下，儒学儒教化，不仅不会削弱儒家文化的影响，反而有利于增强儒家文化对中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产生广泛而有效的影响，更好更大地造福世界和人类。

需要指出的是，初、中、高级并不是讲儒学、儒家、儒教三种社团组织有低级、高级之分，而是讲三种组织在中国大陆的运作难度、参加人员、社会影响是大不相同的。儒学会作为学术团体，以少数专家、学者参加为主，好运作，在国内已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而且有国际儒学联合会这样的国际性组织。儒家协会、儒教协会建设在国内则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一方面国内现无有关的立法，另一方面儒家组织的领袖（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儒教组织的领袖（优秀的宗教家）的培养和成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由于有些国家和地区已有孔教组织存在，如香港的孔子教学院，印尼的孔教会等，许多国家比较容易注册成立儒家社团、儒教组织，在世界范围内三个不同阶段中，三种组织是可以并存的，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国外的成功示范，有可能促使国内加快儒家、儒教组织建设。

通过培育和建设儒学、儒家、儒教现代社团组织，以现代社团组织推动儒家文化复兴的主体之转化与壮大：由初级阶段的文化精英圈，扩大到中级阶段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圈，再扩大到整个国民大圈。这是一条现实可操作、切实可行之路。许多有识之识已为之艰难探索了近二十年，并且积累一定经验和力量。延着这条路前行，儒学复兴的时代伟业会稳妥而光明。

 

结束语

由于儒学所肩负的伟大崇高历史使命，因此儒学复兴必将是本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壮美的事业。由此而断言，儒学复兴有着不可阻挡之势，必会成浩荡风行之状。

由于儒学复兴不仅关乎整个中国、中华民族的兴荣，亦关乎整个世界和全人类的福祉，因而儒学复兴又是一项伟大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起步、渐次铺开、扎实推进的漫长过程，所有投身于其中者要有足够的眼光、耐心和奉献精神。

对我们个体生命来讲，30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站在国家、民族、人类的发展历史上看，则是极其短暂的。因此，当代儒家有不把难题留给后人的责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去奋力推进复兴大业。

 

（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参考文献：

《中国儒学年鉴》（2001年至2008年），山东《中国儒学年鉴》社。

《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中国古代哲学史论》，李振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6月。

《中国儒教史话》，加润国，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

《儒学发展五期说及其现代价值的展现》，柳河东，2008年9月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

《大儒说儒》胡适、钱穆、牟宗三等著，2008年8月汕头大学出版社。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