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仁厚先生学思历程访谈录

作者：蔡仁厚

来源：《鹅湖月刊》第38卷第12期，总号第456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五月初三日癸酉

          耶稣2019年6月5日

作者按：这篇访谈式演讲的讲词，是顺着访谈者拟订的三道九节之书面提问，来进行答问。因为我已高年，又在养病，唯恐言语不周，答问失旨，所以特别把答话写下来，以便顺着稿子讲下去。这样可以避免出错。我常说，我是在时代大风浪中飘落台海，孑然一身，无依无靠。承蒙上苍不弃，使我得以亲近大师，问学求道，而稍有小成。

我素不自谋，只求在儒学复兴的行列中，一心一意，跟上脚步、步，奋力迈进。我自己觉得，六十年来，我确实是抱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与天下贤士（含台、港、大陆、南洋、韩、日，乃至世界各地），异地同心，分工合作。我做到多少，从不计较，但求心安而已。为与各方友朋切磋，即以此稿，送请鹅湖发表，特此说明。

潘院长、邝主任、诸位教授、诸位同学：

承蒙台湾师大国际与侨教学院潘院长的好意，筹划一次访谈式的演讲，并应东海大学哲学系邝主任之约，特意安排在东海哲学系来进行，主要是对我的学思历程，做一次反思与省察。现在我就顺着拟订好的三道提问，分为九个小节，采取“自问自答”的特殊方式，来进行这次访谈式的演讲。

第一道，是关于师生传承关系的提问，其中含有三个小节：

第一小节是问，牟宗三先生和我之间的传承关系，与儒学历史上那一段的师承最为相似？

相儒学历史上的师生传承，先秦是一个阶段，两汉是一个阶段，宋明又是一个阶段。我从牟先生问学，和两汉经学之重家法者不同，对先秦孔门师弟的传承，我有很强的向往，但我不敢上比孔门。所以比较起来，和宋明儒的师生关系较为近似。

宋明儒的核心问题，是针对佛教，要为孔子争道统，要把思想的领导权，从佛教手上拿回来，因而造成六百年的儒学光辉。但满清入主之后，儒家被假借利用。康熙皇帝特别推尊朱子，把朱子在孔庙东西两庑的牌位，提升挤进大成殿与孔门十哲并列。这是君王权力之滥用。应说是不合体统的。

更可恶的乾隆皇帝，他不许儒者“以天下为己任”，说你们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那朕干什么呢？好像有人以天下为己任，就会抢去他皇帝的龙椅似的。真是莫名其妙！据此，我们才说，满清入主，使得儒学也变态而失去慧命，不能放光了。加上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中华民族更完全失去自信，于是马列唯物思想也乘机侵入，终于落到中国大陆整个被赤化了。

在这情形之下的从师问学，请问什么才最重要？当然是文化意识的甦醒和文化生命的复活。离开这个核心主题，任何知识性的学问也将充实不起来。而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学术更将无从说起。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来追随牟先生的。

牟先生说过，他一生特别感念的，亦不过一师一友而已。师是熊十力先生，友是同门友唐君毅先生。这当然是最严格的说法。熊牟的师生关系，我们无须多说。只看《学思年谱》八十五岁下王财贵君所记牟先生在病中一段感念熊先生的话：

“『熊先生一辈子就想找一个人能传他的道。我的聪明智慧不及他甚多。但他知道自己有见识而学力不及。我所知虽只一点点，但要到我这程度也不容易，其他的人更差多了。熊先生知道我可以为他传……』，又哽咽，悲泣，掩面叹息，久之方止。又云：『学问总要用功，既要了解中国，又要了解西洋。要静下心来，一个一个问题去了解，不要讨便宜，不要出花样，不要慌忙。现在有谁肯下功夫呢？』复泣下”。

我们看了这段记语，有何感想？在这里你能发现天地间的师生之道否？我倒很想介绍《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给大家看，将可对你的人生境界抬上一二层。你问我，顺此来反省自己和牟先生之间的师生关系，也能接上师生之道否？我不敢贸然回答。但我自始至终的真诚是纯洁无私的，这一点可告无愧于师友。

当前的文化问题，比宋明儒更复杂、更艰难。而宋明儒的纯生命的学问，比较单纯。陆象山有一句话：“诸方纷纷然论学术时，我只在这里说人品”。人品的完成，是主纲，宋明儒在这方面是有大成就的。而在今天，除了人品问题，还有客观的知识之学，加上西方宗教传入中国而形成“西化”问题。西化不只是自由民主与科学，还有宗教。因而形成现实上亡国亡天下的危机。

民国七十年一月，我在东海大学“中国文化研讨会”上，讲述关于宗教的会通问题，提出会通的六个焦点，引起周联华牧师在《宇宙光》杂志，连续发表六篇文章和我对话。之后，我也在《鹅湖月刊》发表〈再谈关于宗教会通〉作为回应。七十四年，宇宙光出版社，编成《会通与转化》（计三五○页）出版发行。里面加了一篇周牧师写的短文〈必然的和或然的〉，副题是“与新儒家对话的结束篇”。

我对他的结束篇仍有意见，便撰写〈关于必然的与或然的〉在鹅湖发表，后又编入《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文津版页三九三─三九七，可参阅。当时，牟先生从香港来信，说我讲论宗教问题的方式很好，可以表示儒家的立场。

第二小节是问，儒门中亲师取友之道，对儒家文化的形构，有何重要意涵？

刚才说，儒家重人品，所以是身心之学、心性之学。这是要归到主体以成德，是成君子、成圣贤的学问。儒家不只重视立己、成己，还须立人、成物。所以内圣必通外王。因此为学不可孤学寡友，必须亲师取友。亲师以解惑，取友以辅仁。儒家生命的学问必须通出去。它所发挥的最高精神，必是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最后达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生境界。

这不只是“大同”，还要进到“太和”。所以儒家学问当然有宗教性，有宗教精神，因此，儒家又称儒教。儒教可以尽到其他文化系统中宗教所尽的使命，可以安顿华族的生命，成为炎黄子孙安身立命的基盘。在人类各大文化系统中，各大宗教的功能表现，要数儒教最为中正，最为平和，也最合乎理性。

第三小节是问：我和牟先生相处的师生之道，有何特殊性？

我从学于牟先生，不是学校听课，而是校外从游。记得我是民国四十三年冬腊之月，以程兆熊先生之介，前往台北东坡山庄拜谒牟先生。我提了一些问题请教他。回到基隆，连夜写成“牟先生谒见记”。用稿纸抄好，寄请牟先生过目。他回信称我为“仁厚吾兄足下”，吓我一跳。赶快写信表示向学之诚，请他多赐教诲。他回信改称“仁厚贤契”。

我知道他可以接受我了。第二次见面时，他郑重问我是不是程先生的学生？我说不是，他是我江西乡前辈，我和程先生还没见过面呢。又过数月，才称我为“仁厚棣”。从此便参加隔周一次的人文友会聚会，并担任第二年的记录工作。（后来我把五十一次的讲词，辑录为《人文讲习录》，由学生书局出版。）

我叙述这一段经过，是想说明我之从师，是有生命理想之向往的，也可以说是抱着从师求道的心情，而投入牟门的。这样的心情，自始至终，无所改变。回想牟先生的垂教，都是随时随机而发，并无定格。他写了那么多书，当然希望弟子们能仔细阅读，他致望于我们能够步步接得上，不可脱节、滑落。

我在这方面的用心，是沿袭儒家着重“讲习”的老传统。讲习可以用口讲，也可以用笔写。我觉得自己讲习师门之学，正是“讲习意识”的落实。如果我在讲习师门之学这件事上真有若干成绩，也不过是体现儒家原先的轨范而已。

第二道提问，是当代与下一阶段的儒学发展，在现代社会里，是否足以维持创新开展的动能？其条件何在？这个提问也含三个小节。

第一小节，是问现代大学中的师生关系，是否足以提供新儒家开展的条件？

现代的学制，是西式的知识教育。师生关系主要是知识的传授，而实不含人品德性的修养和锻炼。如果还有这方面的功能，也是很微弱的。所以现代大学的师生关系，实不足以提供儒家精神开展的条件。

纵然安排一些儒家伦理、儒家哲学思想的课程，也只能做到知识的传授，其中只有知性的活动，而欠缺德性的激励和培养。因此，儒学的创新开展，不能仅仅靠大学，而必须深入民间社会。这就进入第二小节的论题。

第二小节是问，如何开拓新机？

这可以回溯一下近年来当代新儒家的重要实践。有如：（１）鹅湖社经常举办的文化讲习。（２）隔年举办一次的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已召开九次，分别在台北、香港、山东、武汉举办）。（３）民间儿童（与成年人）的读经。（４）书院讲学与礼仪艺文之研习。此外，还有（５）两岸学者的儒学研究。（６）各地的儒学研讨会。以及（７）各大学纷纷创办儒学高级研究院或儒学研究中心。还有（８）大学生自动自发地创办各种小型周报，讨论儒学，交换心得。

这些都代表当代新儒家的影响，已经潜移默运地显示出遍地开花的样态了。（潜移默化，化是成果。今改为潜移默运，运是过程，表示正在持续努力。）当然，儒家的复兴还有一段长路和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一代代人的心智砥砺和慧命相续。现时流行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同理，天下也不会有徒劳无功的努力。理想认同了，方向确定了，自然就可以走上宽平的坦途。（这一点，必须确信，不必犹疑。）

第三小节，是要我面对现有的情势，指出最应切实努力的方向，或者在各种努力均已着手之时，大家所应有的信念。

我想，前半句所谓努力的方向，以及后半句所应秉持的信念，都应该回到文化的大架构上来看。至于临时发生的各种各类大大小小的问题，只要随时加以检讨改进即可。（不可被那些短暂的现象所眩惑。）

关于文化复兴或儒学创新的大方向、大架构，我认为还是牟先生的“三统并建”最关紧要。“道统”属于终极关怀，是全民安身立命的根基。这不是一时之事，必须全民族共同努力，来维护它、光大它。“政统”的继续，含政道的建立和治道的运作，而落实于民主建国的大业。

这是任何民族都应该充分践行的。绝不容许跨越过去。而“学统”的开出，实即科学发展的问题，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灵表现形态的问题。由于中国文化的生命，是以德性为主，而未能开出科学知识的传统。

但以往没有，今后可以有。此中并无相逆之冲突，只是相顺之发展。今后必须由德性开显知性，（是即牟先生所提出的“良知自我之坎陷”，这步坎陷正是为了开显知性以发展科学。）如此，便可完成中华文化之圆满。

上段的意思，是指出儒学或中华文化的前途问题，只有牟先生提出的“三统并建”，才是全方位的省察和整体性的考虑。它既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也同时是我们信念落实的所在。而且和其他人士的各种不同的主张，皆可融通和合，并没有实质上的牴触。（我有〈新儒三统的实践问题〉一文，编入《新儒家与新世纪》。学生书局出版，可参阅。）

第三道提问，是有关我的著作。著述显示一个人的学思历程。这才是今天访谈的重点所在。也含有三个小节：

第一小节，是问我一生的著作，可否分阶段标举自认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其中有无转折或用心方向之不同？

我在时代大风浪中飘落台海，孑然一身，何依何存？除了奔赴一个文化理想，我感到已经天涯路断了！何处是安身立命之地呢？这时候，香港的《人生杂志》和《民主评论》，对我而言，无异是逆转超生的灵药。

其中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徐复观先生，他们的文章都曾给我真切的点拨，和充沛的泉源之指引。尤其从师之初，我在《人生杂志》发表的十多篇文章，后来辑印成小册，所取的书名，是《家国时代与历史文化》（唐先生题签，牟老师赐序）。

这个书名，正透露出我那个时候全幅的心思。后来有机会到中学教书，又到大学兼课，才开始从事学术著作。首先是写《孔门弟子志行考述》，这是我发愤而作的一本小书，一直是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的好读物。而另一本同时完成的《论语人物论》，则置之高阁三（san)十(shi)年(nian)后，才以原稿送由商务出版。

在我正式应聘到大学哲学系教书之后，因为要照顾课程编写讲义，这些讲义又先后扩充成书，那就是《王阳明哲学》《宋明理学北宋篇》《墨家哲学》；而《宋明理学南宋篇》《孔孟荀哲学》与《中国哲学史大纲》，则要到我由文化大学转东海大学哲学系之后，才完稿出版。

这几本书，在我的学术著作中是有代表性的。而另外三本论集，《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儒学的常与变》，虽然是论文类编，但那些通论或专题的论文，都是我投入当代儒学复兴的长远途程中，持续作出的一些成绩，其中也不乏自得之见。其价值未必次于学术专著。

再接下去，我仍不断写文并经常出席国内外的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而先后辑成《中国哲学的反省与新生》《孔子的生命境界：儒学的反思与开展》《哲学史与儒学论评：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以及《新儒家与新世纪》等先后出版。还有一本意外撰成的《王学流衍》专论江右王门各家的思想，由北京人民出版社以简体字印行。

另外北京大学彭国翔教授从我七本书中选了十九篇论文合编成《儒学传统与时代》，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印行简体字本。而吉林出版集团，则从二○○九年七月起，先后发行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宋明理学北宋篇》《宋明理学南宋篇》以及《孔子的生命境界》四册简体字本。

另外，一部重要而却迟迟未曾着手的《中国哲学史》，则直到我八十岁才以上下册的形式完稿出版（都八八○页）。这部书第二年便第二刷，表示读者先生还能接受它。

我自己也觉得此书是依循当代新儒家的学术方向，而写成的著作。可惜我以老病之身，未能写得更详尽。虽然我自己很喜欢这部书，但终究留下一分遗憾，我深感愧对师尊。

至于我的学行著述，有无转折，有无用心方向之不同？我反省之后，还是认为自己始终如一，是一条贯的，并无转折，也无用心方向之不同。我想，这是因为我的文化思考、学术著作与学术活动，都比较是全面性的。本无偏倚而重在贯通。因此无须转折，也不会出现前后不同。

第二小节是问，在儒学重要的问题上，我和师长辈牟、唐、徐三先生有何不同？和同一辈的杜维明、刘述先二位，是否有较大的学术异见？

这个问题，很难细谈，只能稍说大概：牟先生是我的老师，唐、徐二先生也是我的师长辈，而且时有亲炙，得到很大的鼓励和很多的启发。如果他们所讲，和我所知有不同，我会想一想何以有此差异，但现在我记不得曾有什么重要的不同了。

至于杜维明、刘述先两位，乃是我同辈的朋友。杜维明是徐先生和牟先生在东海大学的学生，后来也常问学于唐先生。刘述先是方东美先生在TAI大的学生，而他先君静窗先生是牟先生的朋友，也曾问学于熊先生。

述先兄来台之后，常亲近牟先生，任教东海时，更是常受薰炙。所以牟先生曾说：“刘述先是方先生的学生，但也是我半个弟子。”我和杜、刘二位，相识甚早。他们皆先后留学美国，又在美国大学任教。他们向西方介绍牟、唐、徐三先生的著作，又吸取西方的优长，弘扬当代新儒家的思想方向，以及深入大陆开会或访问论学，皆贡献卓著。

在这些地方，我用心的重点或者和他们有些差异，但在文化理想上应该是有志一同的。我个人为学的态度，比较著重其同，而不太在意彼此的差异。因为彼此在大端上既无冲突，那些次要的细节上之差异，可以说是必然会有的。实在无庸计较。

在大方向、大架构中异地同心，分工合作，自然各显所长，合成共识，就可以创造出交光相映的由“大同”升进到“太和”的新文化模式。（和而不同，虽不同而能和，便庶几可称太和矣。）

不但两岸和同，而且与东亚韩、日、南洋以及欧美各地，也可相通，而化异质为一体。如此一来，全世界的文化系统，也可以有交光相映的一天。这岂不是一个美善并臻的良好结局。

以上是我的想法，也是我一向所持的基本态度。更是我自始至终不变的向往。为学与做人，既可以同中见异，也可以异中求同。相互的了解和承认，实在太重要了。与其壁垒分明，不如彼此融通。

自古以来，宗教信仰之坚执，和永不回头的国土主权之争斗，由此而来的祸害，在今天依然触目惊心，难道不值得深深思省，以期触类旁通，天下和协？

同理，师友论学，本来就有异同，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也是一个很好的现前暂取的态度。（至于正邪对错的追究，自有客观真理作权衡，并不妨碍彼此的真诚相与、融通合作。）

第三小节是问，在为学创作中，疑难、诘辩、批判、怀疑的意义。

关于学术异同的辨识，总不免会出现“疑难”，针对疑难自会引生“诘辩”，然后便本乎理性，从事反思省察，而做出“批判”。这是正常的理序和事序。至于“怀疑”则与“笃信”相对。分别而言，怀疑比较是知识之学所必须的。这一点，西方较能表现。

而生命的学问则重视对道、对真理的笃信实践。古人有言：“颜子默识，曾子笃信，皆能传道。”所以通常都说孔子之道，是颜、曾传承下来。而回也早逝，故孔子之道，实由曾子通过子思、孟子，再到宋明儒者而传衍下来。

总之，在为学过程中，不免千差万别。化异为同之后，仍会同中生异。这个轮转，又可能会衍生正面和反面的论点，于是又起异同之争。一路下来，或历练成材，或遭时代淘汰，皆属常见之事，不必惊怪。只须笃志实行，皆可各有所成，各有贡献。人生艰难之处，不在客观的情势，而在自己的志气。

我已八十四岁，不再有大的研究计划了。只能量力而为，以求心安。在我的晚年，能够与各方贤彦、新锐，一同为儒学之复兴贡献心力，私心甚慰。今天就讲到这里，其不充尽之处，且看来日之机缘。祝福大家，谢谢。

附识

八年前，我接受韩国学者金基柱博士之访问，他提出十一个问题，我皆一一作答。（见拙撰《新儒家与新世纪》，学生书局版，页三九九─四○七。）该访问记，可与本访谈录相互补充．尚请参阅。

又，四年前，我撰写〈我与牟老师──半世纪“自我进益”之回思〉一文，乃我“八十初度之自述”，为纪念牟师诞生百周年而作。发表于《鹅湖月刊》四○三、四○四期，亦可参阅。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