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江公园茶话会：经学的复兴

作者：陈壁生、刘伟、齐义虎、李秋莎、李晓宇、梁中和、高小强、丁纪、曾海军、陈建美

来源：“钦明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廿九日庚午

          耶稣2019年6月2日

“钦明书院”微信公众号编者按

己亥四月，陈壁生教授、刘伟教授分别来自北京、广州，与四川大学儒家哲学师友连日举行丰富的学术交流活动，讲论至于忘倦。廿二日上午，聚于望江公园，以“经学的复兴”为题，行茶叙之会。到者除壁生、刘伟二教授外，有齐义虎、李秋莎、李晓宇、梁中和、高小强、丁纪、曾海军、陈建美等八人，并旁听者十余人。本篇据当时发言实录成稿，全部内容已经发言者本人审订。刘伟教授偶不暇，谦曰可阙，今谨遵其愿，付之阙如。本公众号将分三次先后推出，非敢自诩意义重大，以纪此日之盛也。

【主持人陈建美】

曾老师布置了主持的任务给我，特别忐忑，因为在座可以称为老师的人中，我是最小的，从任何角度来讲，似乎都没有能力来做主持。但是我也想了一下，正因为我最小，所以我就可以乱说，各位老师也能原谅我，这样也许反而可以激发一些新的东西。

曾老师给咱们这一次的座谈定主题为“经学的复兴”。对于这个话题，在座很多老师都有特别深的心得。我自己认为，经学复兴这个话题，已经不是一个未来式，而是一个现在进行时。包括这几个方面：首先，学术界有非常多的老师，对于经学已经有非常精深的研究；然后，在社会层面，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很多团体或者很多人，都觉得读经是有必要的，并且也已经有很多的实践。我自己做学生的时候也参加过一些，比方说小学里面的国学教育活动、国学的夏令营，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感受。学者也好，社会上的人也好，有这样的自觉，事实上，国家的层面也有一些提倡。诸如此类，那么多的经学正在复兴的现象，我们肯定也会有很多的反思，就是说，不管是在学术层面也好，或者在社会层面也好，到底经学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而目前在做的这一些研究和活动，它们到底是不是都是好的，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参差不齐的地方？是不是有一些可以进行反思的地方？这一些层面的东西，构成非常丰富的一个话题。

今天是一个座谈的形式，我之前跟曾老师商量，我们先请各位老师讲一讲自己的看法、感受或者说经验，我们还是很希望各位老师把自己的一些研究跟思考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等轮流说完了以后，就进入自由发言环节。今天总的时间是两个小时左右，十点开始，到十二点结束。如果讨论激烈，也可以随时进行调整。每位老师不规定具体的时间，大约可以先用五六分钟的样子大概谈一谈，再进行具体的讨论。

下面还是以客为先，请远道而来的陈老师、刘老师先给我们讲一讲。

【陈壁生】

多谢海军兄邀请。今天以“经学的复兴”为题，未免过于宏大，我只就经学研究的状况，同大家谈一谈。

就我的观察，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如果说中国的人文学术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可能就是经学研究重新受到重视。但是，直至现在对经学的理解，基本上是人言人殊，所以，经学研究受到重新重视，只是表达不同学科都在更多地涉及经学的倾向。

以前曾经有朋友问我，经学研究重新受到重视，是不是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的产物，因为这两者在时间上有一致性。但我认为不是，只能说，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跟经学重新被重视，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这个时代背景的基本问题就是怎样更好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事实上，不光是在哲学系，在过去十几年中，历史系和中文系也有大量经学研究。比如历史系有很多人强调经学做为政治文化的知识载体的意义，做为汉代与清代学术史的价值等等。中文系偏向文献的研究，很多都把视野集中在经部文献。在这些研究中，不管是否有经学立场，大体上都会承认理解经学对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二十年来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可以说就是经学研究重新受到重视。同时还必须补充的是，在这种描述中，理学也是经学的一种学术形态。像四库馆臣所说的，孔子以来，学凡六变，归宗于汉宋两家。理学研究逐步摆脱完全知识化的倾向，而有了一种更为传统的立场，我觉得这也是经学复兴的表现。

可以说，宽泛意义上的经学研究，已经开始影响一代人的学术，但所谓经学，本来就有多元的理解，包括了文献、学问、问题、立场等等，但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更加深入地切入到未来的学术研究，则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就是说，经学的意义尚未充分彰显，仍待后来。

【刘伟】

（阙）

【曾海军】

两位老师刚才谈到经学在各个学科当中的情况、经学与中国性的问题，以及经学怎么被激活的问题。刘伟老师更关心经学要容纳更多诸如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这些学科的方法。

我个人比较关心的是，经学有没有可能在我们学科体系当中、尤其在文史哲各个学科之间，能够发挥一种打破这种学科壁垒的作用，让各学科的人有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知道古典学就有这种用心，经学不知道能否期待发挥这种作用。如果我们不满于现在这种学科壁垒，希望各个学科在一个中国文明的意义上形成一些基本的共识，有一些共同关注的论域，那就需要期待经学能起到这种作用。按我们现在学科的理解，按说中国哲学专业应该更关心这个问题，但目前这种状况似乎看不出来。

我想经学应该很直接地关系到中国的问题，我之所以说各个学科之间对经学的研究要有一种跨学科的可能性，是跟各学科对中国问题的思考相关。如果有一个共同的中国问题要思考的话，那经学可能是一种最好的名义，最有可能通过经学来理解中国文明自身。是不是可以说，对经学的关注也意味着对中国文明自身的关注和思考。

刘伟老师说到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的那些方法有一定的意义，这个“一定的意义”谁能不承认呢？肯定也是要面对这些学科，只是说怎么去把握或拿捏这个“一定”，各人就不一样了，是吧？关键还是这个尺度的问题，这个尺度应该如何把握？至少还是得要有一个经学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学科形态的根本所在。有这种自觉意识和把握能力，那么这些学科的方法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怕就怕完全被这些学科形态知识化了，只是多了一种知识形态，或者说研究中国问题多了一种考古学的知识形态、人类学的知识形态等等，这样就违背了经学的初衷。每个人能量大小不一，各人能把握到什么程度也不一样。像刘伟老师这种心怀开阔的人，就可以多多运用，是吧？若有的人容易迷失，也就不一定要用那么多的学科方法。

【高小强】

今天在这绿树红墙掩映与鸟语花香当中，同各位讨论如此重要的议题，感觉非常荣幸（李晓宇老师：蒙文通先生当年就是在这里上课的）。我们讨论传统经学的复兴与再造问题，其实也就是华夏文明的根底问题，作为最伟大的文明与文化的中国能否再次重新挺立起来的问题。长期以来西人提出并谈论文明冲突论，当下更有人不断地叫嚣文明冲突论，实则是在向异质于西人的文明发出了挑战。可是作为被挑战的一方，清楚自己究竟是谁吗？仅仅国籍意义上的“中国”人，倘若尚未担待起华夏文明的伟大传统，重新挺立起这个伟大的文明，我们又将如何可能应对别人的挑战呢？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对此，恐怕在座诸君皆当责无旁贷。

就我自己而言，进学路径是曲折的，尤其在学问方向上，虽也得到过不少的指点，却或者生性驽钝，始终都没能完全清晰起来。早年极为推崇西学，也曾出入于佛老，同时也一直在阅读《四书章句集注》等经典，思考中国何以为中国，我又何以才为中国人？显然，西学及佛老之学等对此都不能成就，于是我完全回到中国传统学问的研究上。但是，作为学科的、近于西化的中国哲学，亦不能令我满意。而之所以会发生中国哲学等的合法性问题，正是缘于中国哲学等越来越不“中国”而引起的问题。那么，中国哲学以至中国史学、中国文学以至所有中国学问，它们的真实母体又何在呢？成就华夏文明的最终根基，成就中国之为中国的核心内核又是什么呢？我在一点一点地逼近目标，我接触到传统经学，并且逐渐认识到中国文化与文明的根基就在于其经学传统，我投身于经学的研究当中，并且，未来所有的精力都将投入进去。在昨天壁生老师的讲演中，虽有关于现代人类学、社会学等仅仅只言片语，却引起了我的共鸣，这类学问也当然值得研究，但确实不是首位的。首位的就该是老老实实、诚惶诚恐地研读我们的经典以及前人的经学著作，坚守我们的文化文明传统，不到万不得已，在现实中实在不可通行，才可以考虑做出调整。所以每次我和李晓宇老师见面，都会对他说希望他能突破现代历史学的壁垒，重返蒙文通先生以经治史的传统。我非常赞赏壁生老师所介绍的郑玄的工作，经学事实作为原则是无须准于历史事实的。

【丁纪】

我先简略谈两个问题，如果有第二轮发言的机会，再就其中一些方面稍作引发。

第一个问题，是照应今天“经学的复兴”的话题。我过去看过壁生老师所赠大著《经学的瓦解》，那是12年成书、14年出版的吧？然后，之前不久，注意到他在某处做学术报告，不能确定是不是也在谈郑康成，用了“经学的复兴”这个表达。我也不能确定，那是在说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正在经历一次“经学的复兴”，还是在说历史上，比如郑康成的经学，带动起来一次“经学的复兴”。（壁生老师：是在中国政法大学有一个讲座，说到十几年来对中国传统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学的复兴”。）哦，“经学的复兴”，是说对现在情势的判断。然后，今天下午准备到切磋班讲的讲题是曹元弼，使用的是“经学的革命”的提法。“瓦解”、“复兴”、“革命”，这几个关键词，我觉得你用起来的时候是有一揽子的想法，它们前前后后形成了配合的关系。

经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我们各自理解的经学，其范围、内容、性质等等各有不同，但是把它当成是中国本门学问最为根底的和最高理想的部分，这应该是大家的共识。即，它不是一门一类的学问，它是所有学问、至少所有中国学问的那个根底之所在。高老师刚才说，现在有一个最迫切、现实的刺激，就是人家那边在不停地说“文明冲突”，人家发下了战书，这边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该怎么理解呢？打个比方，过去打仗，两军对垒，对方大喝到：“来将通名报姓！”我们这边却只能说：“我不知道我是谁。”这仗还没打就输了，赢了也是输了。这是一件多么狼狈的事情！所以，经学，乃至“经学的复兴”，其重要性无以复加。

但是第一点，这么重要的东西，甚至那些不从事经学，或者说敌视经学的人，他也不会彻底否定它的重要性，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十年之前，在更早的时候，经学居然会被人有意无意地当成不存在，压低它的重要性，或者说，悍然对它实行车裂肢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就是在讲“复兴”之前，有一个更加在先的问题，就是经学的被漠视是如何发生的。当然，经学的被漠视，从一定意义上讲，也不是历史上第一次，比如说，从49年算起的六、七十年，这是一个时间段；再往前，倒推到五四；然后，我们也可以问，清人把经学引向的那个方向，算是把经学的重要性真正彻底地实现出来，造成经学的一个理想状况了吗？我觉得，这一定是可以问的，至少在中前清，经学不被正面重视。所以我觉得，这么重要的东西，却不断地被忽视，这是首先的一个问题要予以考虑。

第二个就是，最近十几年来，按壁生老师刚才描述的情况，从一开始只能检索到三、四本郑康成的相关研究著作，到目前估计超过一百本，热度是在增加，但这种趋势是不是足以用一个“复兴”去概括和描述？这是一个“经学复兴”的正在发生时，是一个即将发生的东西的前兆，还是又一个梦幻泡影，是一个会很快过去的东西，就如“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已经过去了、“儒家是不是宗教”问题的讨论已经过去了一样，等等，眼前这个问题，能有多大持续性？它发生和持续的内在机制、动力又是什么？这是我觉得第二个跟“经学的复兴”话题相关的问题。基本上，壁生老师说到十几年的这个时间段，我个人是处在这个时风之外的，最多就是处在一个非常边缘的位置上。对外面的这种风气，假如说到十年前已对这个风气稍有感触，恐怕也是隔膜极多，疑虑极多。大概是从十年前与壁生结识，12年那次，壁生来做一次最长时间的交流，那次对这边师友，包括给我个人，带来极大的激荡。当时我们这边同学一下子觉得，哦，儒家学问原来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并不是只有这里所显示的那样一种，从此，我们就时时置身于一种经学与理学的夹峙之下了。每次壁生一来，就把他上次所造成的、随着时间慢慢淡去一些的印象，又极大地强化一次。现在，我感觉到再也不能说自己可以置身于这个时流之外了，我们也都成为这个风气中的人。但是，至少态度方面还是会有很多不同。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无论现在我们正经历一次“经学的复兴”，还是它的一个前兆，对于一场真正的“经学的复兴”来说，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假如郑康成那个地方是一次经学复兴，如壁生老师昨天的描述，为了迎接这次复兴，一个后来被郑康成汰弃的十四博士之学的传统，其实相当于用了两百年的时间促成了此次复兴，为它做了铺垫、准备，康成消化、融摄这个传统，虽然最终可能唾弃的为多，但也未必不正从那里面获得一个很大的滋养。昨天壁生又有一个表述，说朱子的经学观，严格分析起来，偏重在古文学方面，当时的表述说，这也不奇怪，因为从康成以下的古文学传统已经延续一千年，朱子固不会把今文、古文之问题当成自己问题的核心地带加以关注，但对他，这也是一个习惯成自然的东西，他对既有的传统有个依托，就像呼吸空气一样，并不需要去自觉到它。将朱子经学观大段定位在古文学方面，我觉得，在做过很多说明之后，我会予以认可。所要做的说明，比如，朱子对《左传》的评价非常低，然后，对于《周礼》的态度，至少没有那么大的推崇，这些恰恰跟郑康成作为一个典型古文家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在这样的核心指标上的不同当然是需要被考虑的，但是，如果不把这些当成条件，比如把这些事看作例外，或者它们别有意味在，那么，在把这些东西说过之后，我会觉得，说朱子学的经学成色大段得益于或取自于古文学，还是可以接受的。由此而言，如果朱子这个地方也掀起一场可以称之为经学复兴的事情，朱子所依赖的传统就有一千年，他是在这一千年的基础上发起了一次“经学的复兴”。如果要有一个经学复兴，按照刚才所做这两个描述，前面必须有一个经学传统的历史积累，无论其好好坏坏，都是不可或缺的，那我们眼下这次，即最近这个十年，之前的六十年、一百年，乃至于连着清代三百年来算的话，经学传统中断太久，则对我们而言，最可能的，到底是该期待一次经学复兴，期待类似于郑康成那种既复兴又守成、既保持又造成一个转向的人，还是期待一个董子那种人，就是壁生称之为“文明开创者”，希望出来一个这样的人，有这个人出来之后，就可以开始为将来一个得以以经学复兴称述的运动做积累，而如果这个人一直不出来，那我们尚且没有重回一个经学大时代的机会，所谓“经学的复兴”要成为一个议题，就更加遥遥无期？

这是我对于“经学的复兴”这个议题，想说的三点。

第二个问题想说的是，还是昨天听了壁生老师讲座之后的一些感受。壁生老师大概还有一个问题意识，就是在经学与理学之间。他有一篇论文叫《理教与经教》，把“学”字换成“教”字，也会有一些用意在里面。而经学与理学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在我这个地方也一直萦绕不去。我之迎向儒家学问，有一个先天劣势，就是以文学入哲学、入儒学、入理学。但是，等到进入儒家学问，到现在都没有改变的一点就是，对我而言，儒家学问，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道德性命之学。如果说，我对儒家有一个总体的、越来越清晰的判断，并因此越来越投入的话，就是因为我越来越感觉它确实就是一个道德性命之学。在这个根本的主旨确定下来之后，比如，像政治的、制度规范的问题，我就会以为，对一个儒者来说，它是一种义务，然后，它也是道德心性自我成就之后的一个检证的、机缘性的机会，反过头来则可以说，政治的、制度规范等等东西，因为它必须服从道德性命这样一种主旨，它的重大性、独立性，就相应地降低了。所以，我虽然会说经学无比重大，但是，我一直都把外间习惯所称的那种经学，称作传记注疏之学，在我这个地方，我不会把它直接当作经学。我会说，“理学即经学”。我一般也不会称“理学”为“宋学”，“宋学”是对着“汉学”之今、古文而言的，这样的三分法，是将其纳入一个典型的“经学”话题里去称述了。当我说“理学”的时候，就是四书五经之学，汉唐之学虽须加正视，它里面并不是绝对没有“理学”，但只有一种最低限度的、最微弱的理学成分。正是在一个“理学即经学”的观念下，我把现在惯常所称的“经学”，一直以为只能以传记注疏之学相称。

就是在这种问题意识之下，我觉得可以跟壁生老师构成很多对话。我昨天留意到，在他整个的讲授里面，有不少将郑康成跟朱子并提、对提的情况，我觉得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话题点。比如，说到康成注经力求简约，他把持住一个分寸，或者在追求一个目标，就是不要让注文超过经文的幅度。朱子也是这样。朱子恰恰也说，不可把注文当成一篇文章来做，不然，解经恰是离经了。再比如，当说到郑康成汰去十四博士之学，用了一个说法，说康成的一个注释原则，就是“回归经文”。朱子恰也会说，“读来读去，只剩得正经几个字”，我觉得，这与康成是一样的。所以，朱子对康成极抱敬意，也就不难理解。

还有很多点，想来昨天提到朱子的时候真是不少，像逗趣地说的那个关于《关雎》后妃之德，“朱子让大家勇敢一些，你行的”的例子。然后，在说到朱子注释“克己复礼”的时候说，以“克己”之“己”为私欲、“为仁由己”之“己”是自己，某些读者竟会认为这是朱子前后不一的地方。我恰恰会说，这正是朱子用心深微的地方。粗心的读者只要追求一个表面上的一致，但是，惟有“己”才会生出私欲，惟有“己”才能自我克去私欲，惟有克去私欲方见一个真正的“己”，所以，这如何就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表达呢？真不知道要多么粗疏的一个读者，才会发现这么一个批评点！

还有几点可说，看等一会儿有没有机会再说到这个地方，现在只是点一点。一个是，说到经学不是一个“思想”系统，如果有“思想”，它反而有了一个“子学”的嫌疑。我会非常认可这一点。整个的经学系统，由诗书礼乐为代表的，当然是一个“述而不作”的传统，“述而不作”就是要“去尽思想”，然后经学就成立起来了。但是，历来的经学家，似乎也不能简单据此判断。郑康成固是此种类型，说他没有“思想”，一点点都不是贬义，甚至从他的自觉方面，也许他就在追求“无思想”。因此说，有一种“无思想的经学家”，却是极好的经学家。但也完全可以有一种“有思想的经学家”，作为经学家同样极其出色，而不下于郑康成，比如，董子其实是有“思想”的，朱子也是有“思想”的。那么，他们“思想”的那一方面，是不是就要完全从他们经学的工作上作一种切离，当成另外一种学问，如董子的“子学”部分、朱子的“子学”部分，全然作另行讨论？还有一类经学家，是“挂经学的虎皮，卖‘思想’或者子学的膏药”，比如说康南海，我觉得，基本上，康南海不能算是一个由衷的经学家，他表达自己意愿的冲动实在太过强烈，如此，经学难免被牺牲，而他却并不会特别顾惜。我以为，至少有这三型的经学家，那么，所谓经学和“思想”之间的关系，就不妨再行掂量。

再有就是前面说到的，朱子相当程度上地禀受了古文经学对他的经学观的刻画、塑造。但是，为什么在他这种经学观念之下，如《周礼》，可以那样被看待，如《左传》，可以这样被评价、处置？类似此种话题，使我们关心，在一个古文经学的脉络里，像郑康成这样以《周礼》作为核心来通贯六经的做法，是不是唯一的选择？还是说，其实是因为《周礼》太过可疑，他要费最大的力气去处置它？如果《周礼》就是普通的六经或者七经之一，他要平行处理众经，平观诸经，那么，《周礼》的地位不会那么突出，但是，就因为他太想把《周礼》证成、证立到六经之中去，费力太多，无形之中给人造成一个印象，以为是他格外重视这个东西似的。因此我问，从古文学脉络里面，不同于郑康成的处理方法，不把《周礼》的位置摆放到这样一个地位上的其他可能性，是否还存在？

还有一些点未暇提及，但我先说到这里吧。谢谢。

【梁中和】

我想分两个方面说吧：

第一个方面是，我想以自己有限的视野来回顾一下，在世界图景中，中国这400年来的变化。几年前川大中哲发起召开的通识教育会议时，我就已经开始有自觉的想法，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不只是中国，我们现在所有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其实都受到西方的社会科学的极大影响。社会科学这种理论研究方法论的转型，让整个西方传统学问和中国传统学问共同实现了转型，而不只是中国，因为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它的古代传统其实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就跟我们中国的经学失落一样，他们传统学问也都失落了，包括最明显的就是西方古典学目前这种衰败的状况，所以这是个世界趋势，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中国问题。

我想回顾的是中国哲学的遭遇。最早试图想要把中国哲学纳入到世界思想图景当中的，我个人认为是耶稣会士到中国来传教，也就是明代的中后期，那是最早的尝试，它催生了大量的汉语的译著作品，挪用了很多我们固定的词语，特别是像我们今天用的“上帝”（本自《尚书》）居然被故意用来表达耶教的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但总体来讲，现在平心而论，那次运动是失败的。虽然那次运动是文艺复兴以后非常乐观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影响之下，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上试探性的接纳，但是现在总体评价是失败的，当时的作品淹没无闻，除了史料价值，并无活的精神意义。

第二次的学科挑战，或者说整个思想对撞，我觉得目前看来这种势力是获胜的，就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整个社会科学的繁荣、成形，以及大的进展，整个学术领域产生非常多、非常可观的著作，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民族志、政治学、宗教学等等这些都非常繁荣。那个时候，刚好赶上我们中国进入到了鸦片战争，直到民国这个阶段，民国其实是非常受社会科学影响的，甚至一点都不比今天差，我觉得当时的人们也特别希望用社会科学的东西来重新整理国故，但是民国嘎然而止了。刚好也是20世纪中叶民国结束之后，我们大陆其实进入到一种意识形态主导各类思想的进程。

我们再次出现在世界之中，是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这个时候刚好也是经济发展、政治变动的一个时期，冷战结束，然后全球经济的连接，而这些在我看来是推动了当时全球范围内一种非常乐观的、“普遍”乐观的“普遍主义”，在全球范围之内这种普遍主义占到了上风。

但是这种乐观的普遍主义，到了2001年的911事件以后就出现了严重的倒退，这个倒退从911到现在我们都能看到。我觉得从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契机，这也是我们今天讲的经学复兴的真正背景，也就是保守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回流、普遍主义的“普遍”的失败、文化多样性和合理性需要得到实质性的认同，不管是伊斯兰教的还是欧洲那些古老的文明和宗教的，或者说一些东亚的文化，其实都有类似过程。这个是目前整个经学复兴的一个大的背景。

在全球背景之下，我个人会认为未来其实是“经学复兴”非常好的契机，全球范围内各个文化重新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当那种乐观的普遍主义已经失效、失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重新检省多样性的重要，以及多样性的背后那种不要急于求成地寻找某种全球统一性，不要急于求成付诸于某种绝对主义，或者是人类普遍主义的那些努力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得到尊重，而不是把它简单地看作一种闭关锁国、自我封闭，我觉得在这种保守主义的积淀和成长里头，也可以产生非常有创造性的东西来。

所以接下来这段时期，我觉得未来20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新常态，美国的战略性打压，我们未来20年的青年其实是比较辛苦的，非常辛苦，我们这些人倒是还好，因为黄金时代已经差不多过去了，所以冲击会小一些，就是养老状态，但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必须要经受住这种在战略的挤压之下，还要重新挺立起来的过程，所以他们这一代会背负非常大的使命，但是他们也遇到最好的契机，刚好人家逼你，你必须要说你是谁。不光是说一个文化整体，即便是个人也需要自我认同和统一性表达，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会上普遍蔓延着一种的焦虑，其实是个人分裂：个人价值的分裂，个人人格的不统一，借助各种各样的欲望，宣泄或者说沉迷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这种个人焦虑和文化上个体自我统一性的要求加在一起，我会觉得是未来经学复兴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个人觉得未来怎么做呢？（但是我说这话有点大言不惭，我其实没有资格说，因为专家是壁生老师，已经倾其半生在做，而我完全没有做任何贡献，我就开始指点未来。）我个人会觉得学科建制这些我倒不担心，因为我期望的是或者我认为最终会胜利的一种模式是：自下而上的模式，绝对不是自上而下的模式。不管官方怎么设定学科，谁是一级学科，谁是二级学科，或者说是大家学者怎么讨论一个学科建制，我们拉一些学者来搞一个西南学派，搞一个什么闽南学派、岭南学派，这种我觉得是没有太多意义，因为情势就是，只要时间过去了，你看这批人走了，那些东西（成果）就没有影响了，它留不下任何真东西。

我相信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就是说现在首先是有批读书人的，我看到中国年轻人当中是有相当数量的，具有开放心态和知识能力的读书人，那么怎么把这些读“书”人变成读“经”人，这是第一步。首先要让他们发现经典的魅力，而且让他们发现经典在人格养成当中，在人格统一当中，在文化的自我认同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非常实际的作用，比方说各个经教的问题，各个经能够涵养出一种人格来，能够涵养出一种气质来，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能够有一大批人，慢慢地因为读书爱上了读经，由读经慢慢发现人格养成的优势、好处，那么整个经学复兴的底子就打起来了。

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尽头，读“经”人不应该是尽头，我们不应该最终认为说我是个读经人，好像有种终极的荣耀或者说骄傲，读经人还要更进一步成为君子。如果你不成为君子，你只是一个读经人会让人觉得你“心智”不是特别充沛的样子，就经典的内在要求，不是培养一批读这个书的，或者解释那些书的。而且那些文本是确定的，你再怎么校刊一定程度上还是确定的，不是要培养那些人，所以说还是应该进一步慢慢地让大家有一种君子人格的理想的实际感受，如果这些人越来越多，那么就都好说。

如果说我们自上而下的，就特别容易把经学当成一个稻粱谋的东西，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就弄一批人做学科建制，比方说人家搞《儒藏》，或者搞什么《续道藏》，那么我们将来也要经学什么藏之类的，这样可以拉到大项目，可以当到首席专家终身不退休，学术界从业者从中分配利益。这些都没有意义，学生现在其实很反感这些东西，学生也不是瞎的，他看到现在学术体制当中老师每天都在报账、申请项目、发论文，他不愿意来了。我们哲学系之前培养出很优秀的学生，硕士毕业去读其他专业的博士，天天给老师写文案、写项目申请书，写完了申请书中标以后，自己再来做课题，最后所有署名都是老师的名字，他心说，“我何苦呢？我做这个文案在社会上类似文案给我一两万块钱一个，而这个老师只给我两三千块钱生活补贴，那我不如到社会上做，而且还没有师生关系中的那种尴尬。”因为师生关系当中还是有一种温情在，但是既要保证温情，实际上又是老板和职员的关系，就很尴尬。

所以优秀的学生不会在这个体制之下进入，那么进来的都是哪些人呢？都是那些会钻营的、得便利的写手，就是很快地完成、很快地针对那些东西来完成任务的那批人会来。我们现在的学术激励机制：要项目、发文章，非升即走，就会把那些人更多的吸引进来，而真正想要在里头涵养和沉淀的人就会越来越少，这是特别可惜的。所以我觉得靠学科，靠哲学学科也好，文学学科也好，历史学科也好，都靠不住，还是要一个整个全社会范围内的、大家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大家有共同想要解决问题的意愿，同时也有解决问题的思路，由广泛的一批读书人，有思考能力的人共同努力来完成，而不是多发文章、多申请项目。所以这个是我认为中长期范围内，可能大家更多需要做的就是教育工作，然后就是老老实实读书的工作，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未来也有一种不确定性，在我现在看来，这个未来可能很近了，就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对人类个体文化习得方面非常大的摧残，因为它替代了很多人的思考，同时也把人狭隘化，也会让人返回到一种简单的功能性的存在状态。而且可能年轻人也会在其中觉得非常的舒适，而这是我认为未来可能会比较辛苦，因为在那个时候，人就不需要自我统一了。人可能是自我统一在一种职能性上，我可以很骄傲的说，我是一个程序员，我是一个什么职业的人，然后就结束了。他好像没有智能的要求一种统一性，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老一辈的习惯以往人类文明的这批人类会慢慢消失，这个是比较可惜的一个事情，看起来大家好像都在往这个方向冲，现在还没有想到能够阻止这种力量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人类理智的极大化的一种扩张，它很被信赖，它有相当的能力，再加上资本裹挟的话，即资本运作逻辑再参与其中的话，就会非常难以遏制这种势头，这个是对未来的一些担忧。

但是总体而言，目前这20年到50年，我认为经学可能会有一个大的发展。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不光是经学的，包括其他的那些信仰体系或者思想体系也会迎来一个新的机遇期，这个机遇期如果把握好了，有可能还真的能出一批人，真的出一批有人格涵养的，同时也熟悉经典的人，这些可能是未来，所以我是还是抱持比较审慎的乐观。

【李晓宇】

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一起探讨问题了，我对哲学已经越来越生疏，所以可能大家谈的一些话题，我都没法进行对话。学历史的人喜欢讲故事，我就讲三个故事，用它们来取象明理、以小见大。

第一个故事，是接着中和刚才的问题讲的。最近看了一部电视剧，讲的是2019年以后的世界，里边涉及很多我们即将直面的严峻问题。虽然历史是研究过去的，但是未来终究有一天也会成为历史。面对什么问题呢？大的政治事件不说了，尽管这些大的政治事件，实际上也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但是，我关注的是一些具体的个人生活的问题，一些我们过去觉得天经地义的伦常关系，在将来可能连它赖以存在的基础都不会存在了。我举个例子，也涉及到刚才碳基、硅基的问题。有一个小孩子，她不想再拥有自己的身体，她想将自己的大脑信息变成数据，上传到网络云端里，作为一个虚拟的云存在，在网络空间里永生。这很像《老子》说的：“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但老子绝对想不到他的话是以这样的虚拟网络的形式实现的。还有一个男子，他没有任何亲人，独自和一个机器人生活。这个机器人就像他的家人一样，包括每天吃饭、睡觉、交谈，都是和这个机器人共同完成的。这些原本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事情，不久可能就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家常便饭的生活现象。古人说周公制礼作乐，“事为之制，曲为之防”，但是现在很多超出圣贤想像的伦理问题，正在逐渐变成现实，真可谓“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廿四史所未及防之事变”。那么，回到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经学的复兴，这种“经学的复兴”到底是面向郑玄的，或者是面向汉唐以来的经学，还是面向未来的？

我刚才在想，“经学复兴”这个说法其实在逻辑上是不通的。“经”是什么？赵岐《孟子注》曰：“经，常也。”“常”实际上是个避讳字，因为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本来应该是“经，恒也”。“恒”是什么意思？“恒”就是不管在任何时代，都永远不会过时的，永恒不变的东西。既然如此，“经学”还需要复兴吗？如果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就不应该有衰落、瓦解、革命、复兴这些起伏变化；如果有这些起伏变化，就说明它不是永恒的“经”。

第二个故事。二十多年前，我还在读本科的时候，大概在1997或者1998年，我修高老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高老师将他的讲义借给我复印了一份，我至今还珍藏着。当年我做学生的时候，得到这本讲义简直如获至宝，觉得在那一学期，这是最大的收获。当然，后来才知道，高老师的讲义是根据萨拜因(Sabine)的《政治学说史》写的。当时国内做西方政治思想，很难接触到第一手的材料，只能参考这种现成的教材，这也是情有可愿的。但高老师也不是照本宣科，讲义旁边有很多小注，那些小注我都认真看过，是高老师自己的真知灼见。当时我还在读本科，觉得这份讲义太珍贵了，所以至今都还保存着，尽管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文献材料了，远远超过当年的学术条件。但当时我确实觉得高老师是系上研究西方思想文化非常深入的一位老师，非常崇拜他。后来读研，又选修了高老师讲康德、休谟的课程，都是很纯粹的西学。再后来，我就到历史系读博去了，那个时候应该是2004年至2006年之间，反正有好几年没有和哲学系师生来往，主要是忙博士毕业的事去了。突然有一天，不知道听谁说的，高老师变了，变成皈依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了。因为正好那段时间，还得知另外几位熟识的师长，人生观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们过去都是比较激进的反传统的人，也突然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变成了传统文化的同情者，甚至是文化保守主义者。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在学生时代对我影响很大的师长，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都发生了类似的思想转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做历史的人对这种问题特别敏感，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如果要做一个历史研究的选题，从这些人物个体的变化入手，以小见大，往往能看出一代风气的转变。这就是前人治史讲究的“观风察势”，到底在这段时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影响了这批学者思想的转变？对于传统文化也好，对于经学也好，他们的兴趣和认同，从何而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从激进到保守的嬗变？我相信，决不仅仅是某个突发的偶然事件，或个人生活的特殊经历导致了这一变化，肯定还有很多时代背景的原因。就像前人说的：“一切事皆有风气，一事有一事之风，或为一朝之风，或为一代之风，大则古今之变，小则仪物之象，大包小，小见大，有主有从，或重或轻，要在通观。”所以，如果真的要研究经学复兴的话题，我首选高老师为研究对象，把他在《西方政治思想史》讲义上的批注和他后来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进行对比研究，看到底哪些具体思想发生了变化？记得高老师前两年曾跟我谈起他修家谱的事情，可能很多文化意识的觉醒，与我们自身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而这些生活方式又与时代风气紧密关联。

第三个故事。1904年，清廷颁布了第一个在全国施行的近代学制——癸卯学制。蒙文通先生曾经指出：“自清末改制以来，昔学校之经学一科遂分裂而入于数科，以《易》入哲学，《诗》入文学，《尚书》、《春秋》、《礼》入史学，原末宏伟独特之经学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衡量中国学术，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之故也。”今天我们开会的望江公园就是当年蒙文通先生喜欢带学生来上课的地方，所以我就想起了蒙文通先生对癸卯学制的这段评价。蒙先生的评价很深刻，他一直对经学怀有很深的感情，后来由经入史，是在现代学术体制下迫不得已的选择，事实上他一直保持着“经史”的治学路径。蒙先生认为改变学制以后，中国的学科体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本来经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活生生的东西。改学制以后，经学时代就终结了，学术一下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格局。众所周知，王国维是癸卯学制的积极参与者，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者。对王国维的学问，我们有时也称为经史之学，但他和蒙文通的经史之学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们二人的经史之学到底有什么根本的不同？高老师曾经给我布置过一个任务，让我探究经史、文史之别，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不仅经史、文史有别，即使是“经史”这个领域内部本身也有差别。蒙文通和王国维治的就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经史之学。王国维的论著有大量的经学内容在里面，但是他是把经学拿来当材料用，经学材料背后有一套他得自西学的方法论。蒙文通先生就不一样，以前我认为蒙文通先生由经入史，是用治经的方法来治史。最近我才意识到，可能以前的观点还不够完善。蒙先生由经入史，或者说他的经史之学，最根本的是他始终有一个关于经学的问题意识，或者说治学是以经学为目的的，他始终是围绕一些经学的问题去展开研究的。比如说井田制的问题，他就是要解决《周官》的真伪问题。所以，他的很多著作表面上看是历史，实际上谈的都是经学问题。蒙文通和王国维在经史上的差异，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刚才壁生兄讲到，现在很多人都在做经学，看起来比以前繁荣了不少。但是现在的经学到底是王国维式的经学，还是蒙文通式的经学？这是值得我们仔细辨析的。孔子讲“仁者安仁，知者利人”。同样的道理，今天在中文系做经学的人，或者在历史系做经学的人，他们大多是利用经学的材料来为本学科服务的，这不是真正的经学，这是利用经学，以经学为工具。那些以经学为问题、为目的的研究，现在到底有多少呢？如果认为利用经学的材料来搞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了，就是经学复兴的话，那么这种“经学复兴”可能跟我们真正期待的经学复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好吧，耽误了大家太多的时间，就讲到这里。

【齐义虎】

由于我是最后一个发言，有些话大家前面很多已经说到了，所以我讲的可能会有些重复。到底什么才算是经学？这个问题还有争论。像刚才壁生讲的，中文系、历史系也都有在做相关的研究，但是像文献学其实应该属于小学，考据、文献、版本这些在传统学术分类里都是属于小学的，而经学乃是大学，小学不是经学，只是经学的辅助学科，这是第一个分野。第二个分野，史学也不是经学。像周予同先生所说：经学已经死了，但是经学史是可以开始的。很明显，在他那里是经学跟经学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经学史虽然有经学两个字，但它本质上还是史学，它其实是属于学术史的一个分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经学和史学也不能划等号。

既然小学和史学都不是经学，那么经学是什么呢？我觉得如果从中国传统学问的形态来看经学，它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问，而应该是一个生命的学问。这个生命，既包括个体的，也包括群体的。个体的生命学问就是内圣之学，群体的生命学问就是外王之学，后者涉及到整个社会的秩序安顿、教化养成等问题。所以今天在经学复兴的过程当中，首先应该明确一种态度：我们是希望做一个冷眼旁观的历史记录者，还是一个参与其中的一个信仰践行者？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抉择，这个抉择背后恰好体现了我们到底是经学的立场还是经学史的立场。如果你选择做旁观者，甘当历史的记录者，你可能更多进行的是经学史的书写与研究，这也是当下学术界大多数儒学研究的常态。但如果你要进入经学的话，那学术之研究就不能是外在对象性的，而是要跟你自己的生命状态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复兴经学，重要是可能不是学术化的书写，而是要知行合一的去做。

刚才大家谈了很多我们现在学科分化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即便把文史哲重新合一也无补于事。根本还在于，经学复兴必须要超越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生活的学院化的学术体制，而不能把经学变成现代学术体制的一个部门，使之成为一个被现代学术体制圈养起来的高度专业化和小众化的知识分类。真正的经学应该是经天纬地的、经世济民的，应该是跟我们的实际生活有密切关联的一种真实的活的学问，而不是死的知识体系和概念游戏。

基于此，今天的经学复兴要避免繁琐化、纯学术化，有两个前车之鉴。一个是汉代的章句之学，它完全把经学变成了一个知识的牢笼，解经的文字太多，皓首不足以穷经。比如前面壁生讲郑玄，为什么汉末郑注能够流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注释非常简洁。刚才丁老师也讲了，朱子注《四书》也是这种方式。任何对经典的注释不能反过来淹没经典。注释经典的目的是让人能更好的理解经典，进入经典。如果一本五万字的经书，你最后却用五百万字来注解，最后不是把经典说清楚了，反而把经典给淹没了，这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另一个殷鉴不远，就是清代的考据之学。我们现在看清人的那些注疏，也是长篇大论。比如下午壁生要讲的曹元弼，上次听黄铭说曹元弼的注疏方式就很啰嗦。在我们今天这个已经习惯快速阅读的时代，长篇大论的信息轰炸，支离破碎的繁琐考据，可能不仅不会让使经学复兴，反而把经学变成层层包裹的木乃伊，使其最内核的经义被阻断隔离开来。这就会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周易》有言：“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所以我们今天谈经学复兴，解经的方式必须要简明、简易，就像郑玄、朱子当年注经那样，使学习者可以更容易地进入，而不能重蹈繁琐化的覆辙，变成知识分子的自娱自乐。

刚才晓宇老师好像不太同意经学复兴这个说法，认为如果是常道就不存在复兴的问题，对此我有点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我们也讲复性，但天命之谓性，性也是我们固有的呀，为何就可以讲复性呢？是因为我们的性被遮蔽了。那么经学也可能被遮蔽呀，所以我们要复兴它，尽管它是常道。不过我也觉得复兴这个词不太好，我觉得可以换掉一个字，叫复活比较好。（众人笑……要复活，就不仅仅是经学的瓦解，那就表明经学已经死了……）我觉得经学就是已经死了。这就好比文庙，虽然典章制度、器物建筑都还在，但久不行祭祀典礼，就等于死了。刚才高老师也讲到，我们最后都要面临中国的问题。中和老师讲到经学复兴的国际化背景。丁老师说得很好，人家打上阵来了，让你通名报姓，你却说我不知道我是谁，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今天虽然我们都会说自己是中国人，但这个中国的概念已经非常的薄弱了。我们是中国人仅仅说明我们是中国籍的人，或者是个地理上的中国人，但很多人其实早已不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国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经学是死了，因为它对于现实中的14亿中国人的影响已经几乎看不到了，顶多在一些习俗中还保留了一点，但也往往是有其形式而无其内涵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复兴经学，其面临的问题不是要应对外来入侵的威胁，而是中国自身文明性的复活问题。中国这个称谓就其本义而言，不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也不只是个法律上的国籍概念，首先是个文明的概念。中国是天下之中，谨守中庸、中正、中和之道。相对于四方的蛮夷，中国就是文明的高地。在轴心时代之后，中国的这种文明性或曰其内在精神就是由经学给它提供的。陈少明老师有一个词叫“经典世界”，这个“经典世界”就是一个文明性的展现。

今天讲文化复兴的一个大背景就是我们摆脱了近代以来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毛泽东曾说，近代中国不断向西方寻求真理。因为那时候的中国人认定西方才是文明的高地，我们则是半野蛮的文明洼地，所以只能向人家学习。但是经过几十年的现代化建设，我们逐渐深入堂奥，进入西方现代性的内部，这时候才发现，西方现代性本身并不是真正的文明，在其文明的外壳之下其实包裹的一种深藏的野蛮性。这个时候我们才有了文明回归与文化复兴的诉求，回归我们的经典，对我们自身的文明重新加以认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自我的重新中国化。经学的复活就是要重新造就一个文明意义上的中国。这不是made in China，也不是made by China，而是要make China，把中国重新铸造出来。再造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纯粹书斋里的学问，不是一个学院化的知识体系，不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隔离得很远的一个东西，它一定是和我们整个的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所以，经学的复活主要是我们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的重建，从经学的形态上要避免小学化、史学化、知识化、学院化的倾向，因为这样会使我们陷溺在知识的海洋当中迷失方向。就像庄子讲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经典的注释方式要由繁反约，这样才能轻装上阵，具备化育的活力，才能应对碳基人还是硅基人这种现实生活的问题。

经学之所以有复兴的必要，就因为我们有当下的种种生活问题需要去应对。经学是医治西方现代性问题的一个药方，这个药方到底管不管用，能不能拯救我们，现在还不敢打保票，需要在实践中去检验，因为经学毕竟不是大力丸。经学的复活是使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重新展现出来，而不仅仅是变成儒藏、变成论文、变成课题、变成用文字编织的海市蜃楼。既然要整体性地反思西方的现代性，那就不能够掉入到它给我们设置的框架中去，而恰恰需要从这样一个框架中跳出来。现代学科分化的学术体制正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是其豢养知识分子的知识工厂，是其储存知识木乃伊的博物馆。就像刚才晓宇老师讲的癸卯学制，虽然它里面保留了经学这个学科，但毕竟它整体上已经是一个现代的西方学制，所以当你被人家吸纳进去的时候，其结果就是慢慢的自我消解。今天的经学复活必须要去面对真切的问题，经学要具备和时代相呼应的能力。这种当下性与实践性的品格决定了，经学就不可能是一种单纯的文本研究，而是能够立足于当下生活问题的重新阐释，与当下人群的生命体验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只有这样的经学才是值得复活的。

【李秋莎】

秋莎比在座的诸位老师可能要小上一些，大概对于近些年的传统文化复兴，可以谈点儿个人感受，由此来说秋莎对经学复兴的看法。秋莎觉得，近几年，尤其是年轻人，对于越来越严重的激矫浮滥，有了反思和对抗，如汉服运动、礼仪活动，乃至于古风歌曲、古言小说的兴起。但秋莎可能比较悲观，还是只能算这个热潮流中的冷眼者。怎么说呢？秋莎觉得，目前的状况，未必是在各方努力下，传统得以复归；更像是“硕果不食”，是秉彝无法磨灭的被动“反抗”。它“亦可以见人心之所同”，同于秩序、同于牢靠、同于文雅……并且要求着落于现实，对抗目前的激矫、浮泛与虚无。这是传统文化复兴、经学复兴的恒久根基。如果再轻易耗损了这些元气，恐怕未必是剥极而复。在这种情况下，学者，无论是身在历史系、中文系还是哲学系，无论自身职分是什么，应该切身地去做什么呢？这是秋莎所特别想求教于各位老师的。

【陈建美】

其实，对“经学的复兴”这个话题，可能各位老师都有非常复杂的看法，今天的时间真是远远不够的。各位老师的发言，一个是说经学复兴的背景；一个是说，目前，如果经学正在复兴的这样一个判断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已经有哪些成果？不管是学科的成果也好，或者说是思考、或者说是生活实践的成果也好，目前有哪些成果？第三个，我想，对各位来说，可能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关注的，就是对于未来，所谓的经学复兴，能给我们指出的未来的方向是什么？我们正在忧虑的有哪些？我们以后要注意的有哪些？

从背景的角度来讲，高老师提到一个文明的冲突这样一个背景，梁老师从整一个的学术也好，从整个社会、整个国际的这样一个文化发展历程去回溯，包括刚刚义虎老师也讲到了，作为面临危机的一种应对也好。

目前的成果，最显见的，还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各位老师都提到了，成果一定不仅仅是一个应对考核的、或者说功利化的这样一个结果，而是一方面有确实的学术积累，另一方面是有扎实的文本细读、好好读书，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所产生的成果。还有，就像刚刚秋莎老师提到、令我感受比较深的，包括晓宇老师也提到，为什么那么多老师转向经学的研究？这肯定是跟个人的生命体会相关的。这样一种体会，我想，不仅仅是个人的，也有时代的因素。各位老师也提到一个价值分裂、个人统一性无法成立的问题。秋莎老师说，这其实根本而言还是一个尽分的问题。这样一种思路，我个人也非常认同。学者首先当然一定是好好读书，好好做研究；其次，既称学者，是要有些时代担当的，他不是跟时代问题相隔膜的那样一种人。

对于未来方向的指引的话，总体而言，我感觉老师们还是一个，以梁老师的话来说，“谨慎的乐观主义”。老师们对于现有的成果也好，未来的时代或者说学术的发展也好，都有一些忧虑。在这些忧虑的基础上，各位老师也有一定的展望，相信在一个经学的文明积累之上，我们还是有可能探出一条道路的。

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当然，这个话题远远未结束，未来也期待可以有更尽兴的交流。好，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