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差异、错位与冲突——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再读

作者：范丽珠、陈纳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五月初八日戊寅

          耶稣2019年6月10日

内容提要：谢和耐在《中国与基督教》一书中，运用大量的历史资料揭示明末清初中国文化和基督宗教“首次真正的交流”的意义。谢氏强调的“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两种文化的差异，明显地表现在彼此互动过程中的态度和期待的错位，而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双方交流的方式以及交流在社会文化中产生的结果。今日再读谢氏的著作，重温其理解现状“不能完全回避过去”的论述，对当代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践和研究仍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谢和耐 中国与基督教 中西文化 基督教中国化 传教士

作者：范丽珠，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专家；

陈纳，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1982年，在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入华400周年之际，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举十数年之功写就的《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面世。[1]朗宓榭（Michael Lackner）指出，在谢和耐著作出版之前，基督教传教史几乎完全掌握在传教史学家手里，他们使用的原始资料则是传教士用西文撰写的，但中国人的看法意见并未得到体现。在谢和耐的《中国与基督教》出版后，中国人的看法和意见才在传教史的研究中找到一席之地。同时他的书也催生了一系列有关著作的出版。[2]学界注意到谢和耐鲜明的观点，那就是欧洲人和中国人在世界观方面存在根本性分歧，中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基督教化”。[3]有的学者认为，谢氏过分执着于中国文化与天主教的根本差别，导致没有善用其对天主教了解的明显优势。[4]而有神学背景的人，则对谢氏有关基督教在华发展前景提出如此悲观的看法非常不以为然。

对中国文化与以基督教为代表西方文化接触的研究，谢和耐的确具备超出他人的优势，然而，他还是花了十多年时间为撰写该书做准备。有关明末清初基督教在华历史的资料来源非常复杂，有些文献已经受到关注，而有些则被忽视，特别是出自天主教对手的文字。显然，谢氏不满足于将耶稣会和天主教来华仅仅作为基督教传教历史来处理，因为这两种彼此各异、彼此陌生的文化“首次真正的交流”，在相遇、接触中的各自反应，具有“特殊的意义”。[5]谢氏特别注意到“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两种文化的差异，明显地表现在对待他者的态度，以及在与他者接触过程中彼此期待的错位，而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双方交流的方式以及交流在社会文化中产生的结果。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汉译《中国与基督教》出版之际，谢和耐在序言中再次强调了理解“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的意义，因为要理解现状“不能完全回避过去”，这也是本文通过梳理谢氏在解释中西文化“首次真正的交流”的一些要点的初衷，希望有助于加深对于基督教中国化的认识。

认识基督宗教及其传教士

谢和耐在《中国与基督教》“中译本序”中开章明义：中国社会与希腊-拉丁和基督教的西方，在一切领域中的传统之间的差异，形成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这些传教士不远万里到中土，到底为了什么呢，很多中国人异常困惑。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李贽跟利玛窦有三面之缘，在他眼中利玛窦是一个“极标致人”，不过在其文中毫不掩饰对利氏来华的不解，“承公问及利西泰，西泰大西域人也。到中国十万余里，初航海至南天竺，始知有佛，已走四万余里矣。及抵广州南海，……住南海肇庆几二十载，……但不知到此何为，我已经三度相会，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6]当时几乎所有中国的人都同李贽差不多，完全不明白传教士们不远万里来华的意图和使命，更无从了解基督宗教一神教的特点。谢和耐指出彼时中国人对基督教及其传教方式的一无所知，在其书中毫不隐讳地揭示了基督宗教的基本属性，“一种启示的、专断的和排他性的，以超越了人类理智的奥义为基础的宗教实质。”[7]

谢和耐认为四百多年前“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古国”，明朝末年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其在墨西哥、菲律宾等地的所作所为，之所以表现出迎合的态度并随机应变，因为“传教士们本身在中国并没有实力”。[8]熟悉基督教历史的谢和耐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基督教惯用的传教方式与欧洲人在海上的强力扩张是一致的，欧洲人曾一度想要向中国发动一场从美洲过来的军事远征，并在中国强制推行基督教，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中国离秘鲁海岸太遥远了。谢和耐在分析基督宗教与中华文化相遇时，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西班牙人如何在美洲定居下来的方式，以及历史上那些可怕的宗教仪式，包括对付异教徒、同性恋者和犹太教徒的手段，而那些已经入教的教徒如果仍在秘密进行从前的宗教仪式则被活活烧死。[9]

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和利玛窦经过几番周折，最终于1583年9月成功地被获许在广州以西的肇庆定居，故非常注意不要给中国官员以任何驱逐他们的口实。罗明坚在1584年1月25日致耶稣会总会长的一封书简中写道：“在开始阶段，必须非常文质彬彬地与这一民族交往，不能以不谨慎的狂热行事。因为我们冒着丧失自己已取得的成果之危险，我们不知道将来怎样才能重新取得这些成就。”5月30日的另一封书简中，再次强调了“文雅和巧妙”行事的必要，他害怕看到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因为他们粗野的急躁情绪，会面临殃及全部事业的危险。[10]

当然，传教士普遍怀有“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心论”及其强烈的“排他性思维倾向”。面对中华文明的丰富、传统的深厚，耶稣会传教士们一方面从尊重中华文化的角度予以附会，一方面又坚信整部人类的历史都载于《圣经》中，所以他们力求根据犹太-基督教传统来重新诠释中国的历史。然而，一旦中国人皈信入教，教会就对中国皈信者原有的传统不再留情。这种情况在传教过程中非常普遍。那些接受传教并皈信入教的中国人，就需要摒弃自己的传统并重新定义与父母祖先的关系。[11]

利玛窦所属的耶稣会是属于罗马天主教系统，明朝末年进入中国之际恰恰是欧洲新教改革浪潮兴起之时。宗教改革以来形成的基督新教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教会，而罗马天主教教会内部自古以来也有种种不同的教派，大小教派往往各持宗旨和主张。天主教会中的派系多样性和派系之争，在教会走向世界的传教活动中有充分表现，同样地体现在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中。由于不同修会对教义理解和传教方式的差异，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方式也就迥然不同，在华传教的耶稣会与多明我会之间的分歧，就是导致礼仪之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人对外来宗教---基督教的反应

基督教传教士来华是不请自来之客，中国人对千方百计进入中国的这些洋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当然无从知晓。或许就是因为中国朝野上下对基督教的陌生，而彼时耶稣会士对中国人来说还不是一种威胁，而且西方人当时还没有能力征服中国，[12]故而出于好奇和友善，也因着文化自信而礼遇来自异邦的传教士们。

公元635年，景教教士阿罗本（Alopen）抵达长安，唐朝的佛教中心和世界闻名的大都市。唐太宗当时下诏容纳景教。[13]明代万历年间以来，耶稣会士进入中国被当作知识传播者而被接纳的过程，从各种文献看基本上算风平浪静。耶稣会士们认识到必须文质彬彬地“文雅和巧妙”行事，这也使得当时有很多人，包括皇帝和文化水准相当高的、承担着文化传播诠释责任的士人，都更多留于对西洋人的技术和知识的好奇。17世纪的最初几年，对基督教的批评尚很少，许多文人都被那名“西儒”（利玛窦）所征服。[14]几乎所有于17世纪初叶入教的文人，都是被传教士们传授的科学知识吸引到他们一边的。他们与传教士一起，把在耶稣会学院中使用的教科书译成汉文。[15]有一些士人愿意接受西洋知识，甚至愿意接受这些知识背后与传统中国思想相当不同的价值。利玛窦曾说过，他在中国文人中的名望，大部分应归功于他的全舆图及其传授的科学（数学和天文学）知识。[16]

谢和耐指出，传教士们还利用了中国人恢复古代真正教理的向往，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们将以“天学”之名而恢复古学。[17]明朝末年思想界出现了裂变，表现在厌弃王学、返归朱子的动向。“官吏和文士们对于政治风气的堕落和国家的软弱无力感到非常不安”，[18]某些儒家士人似乎从基督教那里得到了对儒家传统革新的启发。谢和耐注意到，万历年进士、浙江按察使陈亮采在基督教和古代儒教间找到某种类似之处；他还从《破邪集》的记载中，摘引了福建的一名入教者的坦白：“中国自仲尼之后，人不能学仲尼。天主入中国，劝人为善，使人人学仲尼耳。”[19]徐光启在他与熊三拔神父合作撰写的《泰西水法》（1612年）的序中写道：“予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20]

经历王朝更迭进入清朝以后，谢和耐发现，传教士们仍在清廷和顺治与康熙皇帝面前得到了支持。在北京的神父们都善于炫耀其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的才能，有时也能在朝廷中谋取官职替皇帝当差。在谢和耐看来，清朝初期的皇帝们善待传教士们，完全是因为其各方面的知识非常有用，而宗教几乎不占据任何位置。[21]谢和耐引用了很多文献来说明中国皇帝对传教士所拥有的知识的倚重，如转引了伯希和（Paul Pelliot）的话:“康熙对传教士神父们表现了好感，因为他希望利用他们的科学知识。”[22]

实际上，康熙时期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禁教的情况，然而康熙皇帝还是于三十一年（1692年）颁发了容教令，“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23]在谢和耐看来，该敕令反映了康熙皇帝没有将基督宗教视为煽动叛乱性的宗教，他比较关注的是如何令传教士为他效劳。[24]

传教士和中国士绅之间，因为彼此期待的差异而产生种种误解。谢和耐借用伯希和的话指出:“对于一方来说是重要的事，对于另一方则是无关紧要的琐事。”[25]传教士们倾向于误解中国人的观念，[26]轻易地把大家向他们表示的同情，视为开始受归化的标志；有时混淆了中国人对知识的热衷与对其宗教的兴趣。[27]在谢和耐看来，对传教士颇有好感并也尽力保护他们的康熙皇帝，体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注意同情每个民族或宗教集团的人：满族人、汉族人、蒙古族人、穆斯林、喇嘛教信徒、佛教徒和道教徒。康熙只不过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传教士们而已。[28]法国耶稣会的宋君荣（Antoine Gaubil）在1726年11月6日发自北京的一封书简中指出：“皇帝并不喜欢基督教。他需要我们的耶稣会士神父们在钦天监、与莫斯科人的外交事务、科学仪器和其他来自欧洲的东西方面工作。”[29]

传教士对中国既有传统的态度

传教士们来华并非到达了一片文化处女地，相反，中国人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早已发展出一套完整丰富的文化体系，既有作为正统的儒学和本土的道教，也有已经中国化的佛教信仰和僧伽与寺院制度。谢和耐在描述传教士与中国人之间互动时，注意到传教士们在关注中国上层人士和儒家传统的同时，也对其他文化传统（诸如佛、道）表示了不同的态度和策略。

利玛窦等早期耶稣会士来华之初在佛、儒身份之间的选择，成为一时的佳话。在利玛窦来华后有十余年时间，常着僧袍，以“西来和尚”的身份与人交往，直到1595年改着儒服，转身为“西儒”。显然，打扮成佛教僧人的样子，并非出自对佛教的认同；而改为儒生的妆容，也未必完全出自对儒家的敬意。谢和耐认为，“如果说传教士们没有攻击儒教，那仅仅是一种策略。因为与中国最受尊重的传统正面对抗太冒险了。同时树敌过多也是不谨慎的。”[30]采用谨慎的策略与中国士人乃至朝廷接触，为利玛窦在士绅阶层中获得成功起了很大作用，它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用了如此长久的时间才理解了传教士的真实意图，以及基督教信仰的排他性特点。[31]

谢和耐指出，温和的利玛窦“把佛教及其僧侣视为他的主要敌人时”，恰恰是因为佛教与基督教的伦理相似；[32]佛教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有着广泛的影响，是基督教传播显而易见的障碍，同时佛教没有儒家那样的社会地位。传教士对佛教普遍表现出负面的态度，利玛窦在《天主实义》第2篇中，嘲笑了那些企图让生灵出自无或空之中的佛教观点，他指责佛教的目的仅在于无或空。[33]

在明朝的时候，中国已经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在民间更是难以分辨彼此。于是，传教士们对于有着工具性价值的儒家传统，一方面利用其与基督教伦理相似的部分来诠释“希望的天主观或上帝观”才是“绝对的真信仰”，一方面也难免对儒家传统的微词与批判。在谢和耐看来，实际上不能否认利玛窦在实质问题上全面地攻击了儒教。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说，佛教和道教实际上都是伪宗。然而，如果将善（儒）和恶（佛教和道教）相混合，其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34]谢和耐指出，利玛窦倾向于拯救中国的圣贤们，而孔夫子就是一个值得拯救的圣贤。而居住在澳门的传教士们则无所顾忌，从而大言不惭地宣称，儒教中的所有圣人，如尧、舜、禹、文王和孔子本人都是魔鬼。[35]

中国士人对基督教从同情到敌视

谢和耐毫不隐晦地揭示了这些来华传教士的目的并非是传播科学，[36]而中国文人对传教士的真实意图以及基督教信仰的排他性特点并不了解。[37]17世纪的最初几年，许多文人都被那名“西儒”（利玛窦）所征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对基督教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传教士也不断地显示其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使中国人接受他们的宗教。逐渐地，在中国人对基督教及其传教士的看法就出现了谢和耐所指出的“从同情到敌视”的情形。[38]

中国士人慢慢地意识到，基督教是一套意欲取代儒家正统的价值观念。谢和耐引用了《四库全书》编撰者为李之藻所编《天主初函》写的提要，指出天主教对中国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即欲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39]于是，传教士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些文人开始把基督教视为威胁正统的邪教。福建巡海道施邦曜于1637年发布的一道告示中写道：利玛窦“巧词深辨，足新好异之听闻，细小伎能，又足动小民之嗜好。于是穷乡僻壤建祠设馆。青衿儒士，投诚礼拜，坚信其是而不可移易。”[40]

谢和耐了解，中国历代统治者和正统知识分子始终警惕可能出现的有颠覆性的宗教教派运动，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规模起义有些就是受到宗教性救世运动的鼓动。[41]传教士对佛教界的不恭，导致高僧以及受佛教影响的士人产生极大不满。于是，传教士们非常愤怒地发现自己神圣的宗教被视为像白莲教那样的邪教。[42]谢和耐在书中引述了这样的事件，因为曾德昭（Alvaro Semedo）和王丰肃（Alfonso Vagnoni）神父在南京建立了天主教会，并且还自作主张建了教堂，从而引发了在1617年前后由官方主导的最早的反对传教士的行动，[43]在天主教历史上称作“南京教难”。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侍郎沈?1?3于1616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连续上了三道奏折，提出南京出现了一个不合法的教会，王丰肃神父没有获得允许而在洪武墓之西盖无梁殿，“悬设胡像”并狂诱愚民从教。沈?1?3无疑是最早把基督教各修会与中国邪教派别的会道门等同起来的中国士人之一，指出“远夷犯禁入境，暗设邪教，以大西与大明相抗”，煽惑群众，一如白莲教、无为教等。[44]在谢和耐看来，利玛窦身故以后，很多传教士将其主要精力转移到在民间组织基督教堂区，这就很容易使那种将其等同于邪教的看法越发广泛了。[45]

中国士绅们发现，传教士带来的这套新颖的教义和信仰对中国既有的秩序和价值观构成了威胁。他们对基督教的指责之一就是煽动平民僭越皇帝的祭天特权，[46]谢和耐引用了清朝初年激烈反对传教士的代表人物杨光先对基督教的看法，“不尊天地，以其无头、腹、手、足踏践污秽而贱之也；不尊君，以其为役使者之子而轻之也；不尊亲，以耶稣之无父也。天、地、君、亲尚如此，又何有于师哉？”[47]

基督教不接受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中所通行的混合信仰，传教士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皈信者的文化认同。谢和耐指出，对于基督徒来说，除了对天主、圣母及其圣徒的崇拜之外，任何其他宗教崇拜都是邪恶的。其教义要求摧毁所有泛神论的器物和符号。因此，任何向往受洗的人都必须首先摒弃其家宅中可以使人联想到“迷信”的东西：老释经书、占卜著作、神祇的供像和画像。[48]而教士们要求中国皈信者与儒家、道教和佛教的过去一刀两断，甚至要求烧毁佛像和牌位的做法，这实在令人不快。[49]谢和耐由此指出，中国士人对传教士们的仇视，也由于观察到某些入教者的虔诚而进一步加强了：这些人如同神经错乱者一般，竟敢冒犯国家的权力。[50]

传教的后果造成了皈信入教者首先不听从父母的话了，他们甚至也不服从官府，而仅仅听信于传教士及其天主。[51]天主教在家族内部造成了异教徒和入教者之间的分裂，伤害了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孝道”。谢和耐引用了崇祯十一年的一份官方告示中的说法：天主教与其信徒们的言行与儒教背道而驰，因为其煽动人“亲死不事哭泣之哀，亲葬不修追六之节”。[52]

谢和耐引用了大量反基督教的文献史料，指出士绅对基督宗教态度从同情到敌视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导致“礼仪之争”、特别是基督宗教在华被禁的直接和关键因素，而来自于天主教本身特别是梵蒂冈对耶稣会灵活宣教策略的反对、以及强调其自身在教义解释方面的绝对权威才是引发“礼仪之争”关键的因素。

小结

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一书的要点并非注重基督教在华传教成败的情况，而是希望通过关注传教士来华引发的中国文化和基督教传统之间的接触与碰撞，来揭示彼此的分歧差异和错位的期待（mis-expectations）。该书大量引述对基督教传入持反对态度人士的观点，并非仅从欧洲传教士的角度出发，可见谢和耐竭力保持一种文化理解的态度。当然，作者在该书中强调的观点---因为文化差异，基督教在中国第一次接触的结果是失败的---也受到多方的质疑和批评。[53]

对我们而言，谢和耐在书中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值得关注的，即“中国”与“基督教”是两个相互并不对称匹配的主体，基督教是由数量不大的传教士为代表进入中华大地，其所面对的中国则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众生活等多方面成熟有序的整体。

今天，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存在已经是不争的社会事实，然而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之间的张力并没有因此而减弱。那种试图以简单的方式实现“基督教征服中国”和“中华归主”的想法理应成为基督教反省的过去。[54]“基督教中国化”—使基督教真正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才是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必由之路。[55]谢和耐在《中国与基督教》一书中对基督宗教和中国文化相碰撞过程中显示出来的彼此特质的研究分析，依然有相当的价值，值得我们借鉴。

注释：

[1]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史料来源”，第001页。（以下简称“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

[2]朗宓榭（Michael Lackner），“谢和耐：揭示中西方精神首次碰撞的内幕”，《文汇报》2014年12月12日。

[3]秦家懿、孔汉斯著，吴华译，《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年，第207页。

[4]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互动：一种思想史的视角》，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10页。

[5]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中译本序。

[6]李贽，《续焚书》卷一，《与友人书》，张建业编，《李贽全集》第三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09页。

[7]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9页。

[8]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001页。

[9]参见钱林森，“关于中西方文化的第一次实质性接触——访谢和耐教授”，《国际汉学》，2005年第01期，第76-77页。

[10]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001页，引用《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第2卷，第420-422页。

[11]参见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111页。

[12]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城、郭小凌译，《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61页。

[13]秦家懿、孔汉斯著，吴华译，《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北京：三联出版社1990年，第209页。

[14]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10页。

[15]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8页。

[16]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7页。

[17]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23页。

[18]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9页。

[19]福建巡海道施邦曜“福建巡海道告示”（崇祯十年十一月初一日，1637年12月16日），载徐昌治编《破邪集》卷2。艾儒略神父在福州被其崇拜者称为“西来孔子”。谢和耐，第22页。

[20]谢和耐，第49页，（徐宗译书，第308页。）

[21]参见，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118-9页。

[22]伯希和，《法国和中国关系的起源，安菲特立特号船首航中国》，第80页，巴黎格特纳出版社1930年，第22页，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118页。

[23]《抄写得西洋堂内康熙三十一年碑文》，转引自冯尔康，“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期。

[24]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12页；冯尔康，“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优遇传教士·浙江禁教·容教令出台——从中国天主教史角度看康熙帝政治”，《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25]伯希和，《法国和中国关系的起源，安菲特立特号船首航中国》，第80页，巴黎格特纳出版社1930年，第22页，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118页。.

[26]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史料来源，第005页。

[27]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120页。

[28]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119页

[29]宋君荣：《1722-1759年北京书简集》，由勒内·西蒙刊布，1970年日内瓦德罗兹书店版，第128页。谢和耐，第118页。

[30]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37页。

[31]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2页。

[32]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126页。

[33]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157页。

[34]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50页，引《天主实义》，第599-602页。

[35]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157页。

[36]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10页。

[37]参见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7页。

[38]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28页。

[39]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43页,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34，《天主初函》提要。

[40]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32页，引福建巡海道施邦曜“福建巡海道告示”（崇祯十年十一月初一日，1637年12月16日），载徐昌治编《破邪集》卷2。

[41]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95页。

[42]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97页。

[43]参见，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96页。

[44]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97页。见沈?1?3，《南宫署牍》，徐昌治编，《破邪集》卷1。

[45]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97页。

[46]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90页。

[47]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166-7页，引杨光先《辟邪论中》，《不得已》卷上，《不得已（附二种）》。

[48]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160页。

[49]参见秦家懿、孔汉斯著，吴华译，《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北京：三联出版社1990年，第214页。

[50]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107页。

[51]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101页。

[52]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第166页，引福建巡海道施邦曜“福建巡海道告示”（崇祯十年十一月初一日，1637年12月16日），载徐昌治编《破邪集》卷2。。

[53]该书的德文书名为《基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第一次接触及其失败》，参见孔汉斯。

[54]卓新平，“探索基督教‘中国化’之路”，《中国民族报》，http://www.gsszjswj.gov.cn/WebSiteForms/DetailForm.aspx?Id=e2d41598d990409db32c648bcb6bdd7c

[55]张志刚，“‘基督教中国化’三思”，《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5期，第7-12页。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