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子骞孝行的文学流传

作者：陈国龙 鄢化志（均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宿州学院基地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五月初八日戊寅

          耶稣2019年6月10日

在传统孝文化中，始见于敦煌遗书，由元代郭居敬编定的“二十四孝”，是极为流行的孝道典型。今天看来，其中涌泉、卧冰、哭竹、尝粪、恣蚊的迷信或自虐，局限都颇明显，郭巨埋儿的愚孝更遭到宋代林同与明人方孝孺、林俊、戴君恩、何塘、李默、李世雄、刁包，清人李光地、袁枚、洪亮吉直至“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质疑抨击。而民间影响最大的闵子骞“芦衣顺母”却受到称许，其“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展示的宽容仁爱，即使以当代价值审视，也不失为充满正能量的传统孝文化精华。

闵子之孝首见于《论语·先进》，“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并无具体事迹。《孟子》《庄子》《荀子》《尸子》《晏子春秋》《孔丛子》《孔子家语》及《亢仓子》等虽论及闵子之孝，亦皆不言芦衣之事。

汉代始有闵孝芦衣之说，见于《韩诗外传》《说苑》和桓帝建和元年山东嘉祥武梁祠石刻文字。王充《论衡·知实》与蔡邕《琴操·崔子渡河操》侧面涉及。但最早叙述闵孝芦衣故事的《韩诗外传》，今本无此条，仅见于朱熹《四书或问》与曾慥《类说》所引《韩诗外传》今本佚文：“子骞早丧母，父娶后妻，生二子。疾恶子骞，以芦花衣之，父察知之，欲逐后母。子骞启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善之而止。母悔改之，后至均平，遂成慈母。”

此事又见向宗鲁《说苑校证·佚文辑补》辑唐《艺文类聚》句段，唯只言“衣单”，不及“芦花”，也无后母悔改情节，“一子寒，三子单”作“一子单，四子寒”。宋《太平御览》三次摘引今佚刘宋师觉授《孝子传》中闵孝故事，内容略同，唯将《外传》的“芦花”作“藁枲”，“三子、四子”，作“二子、三子”。今存武梁祠石刻则是汉代原文：“闵子骞与假母居，爱有偏移，子骞衣寒，御车失棰。”

此闵孝芦衣故事唯一现存的汉代文本虽简短，但已述明“单衣顺母”的情节主体，现代各剧种《鞕打芦花》仍基本如此。

闵孝“芦花”自《韩诗外传》流传两千多年，影响远非“二十四孝”其他事例可比，但主流文化却鲜少提及。从《毛诗·素冠传》引“闵子守丧三年”而不引“芦衣顺母”之孝，到论语“孝哉闵子骞”的历代注家如郑玄、何晏、孔颖达、邢昺、朱熹等，均不言“芦衣”。至清代《花部农谭》作者焦循，才引入其《论语补注》。司马迁《史记》述及《韩诗外传》，而《仲尼弟子列传》不收《外传》的“芦衣顺母”，历代正史也不采用。清《四库简目》说《韩诗外传》《说苑》“姓名时代或有抵牾，多与先秦诸子相出入”（顾炎武《日知录》已言《外传》卷三孟尝君请学于闵子章时代有误）。朴学家则明确质疑。吕留良《四书讲义》云：“俗传闵子故事，不知其有无。其情事语句俱鄙俚，必非春秋时所记！”崔述《洙泗考信余录》更以为是好事者以己意附会：“孔子称闵子之孝，吾知闵子之孝而已；闵子之所以为孝，吾不得而知也！”

历代回避质疑，原因有三：先秦无此记载、情事语句鄙俚、汉文献众说纷纭，如闵子兄弟数量、闵子衣服质地、闵子所驾马车（武梁祠石像）或牛车（乐山汉墓石刻）、闵子因寒失手的棰与靷、闵父觉察过程、后母有无悔改下文等均有龃龉，但也正说明“芦衣”本属《汉志》所云“道听途说之所造”的虚构性传闻。这恰是现代文学中小说的概念。因此《韩诗外传》“芦衣”故事实为闵子之孝文学流传的发端。

孔子“点赞”闵子，其孝行当不止“芦衣谏父”一事。见于秦汉古籍的尚有《公羊传·宣公元年》的“要绖而服事”、《毛诗·素冠传》及刘向《说苑》的“三年丧毕操琴”、《亢仓子》的“问孔子孝与道”等，但影响甚微，唯“芦衣顺母”以多种文体踵事增华流传至今。其原因除了儒孝传统与王朝倡导，更应在于“芦衣”故事的文学性。如同唱空城计的诸葛亮比《三国志》的本人更为世所知那样，闵孝通过“鞭打芦花”普遍流传，实得力于文学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容易被人理解、接受的一种形态”（张岱年语）。

魏晋至隋近四百年间，“芦衣”故事在文字上一直以历代书目所载的各种《孝子传》流传。是以闵子之孝在先秦仅以抽象道德流传于诸子，汉魏六朝才以具体事件流传于士林。

唐代“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在各方面都呈辉煌。宋代主流是精微细腻的士大夫文化，但市民文化勃兴也使局面一新，闵子孝行的传播由此出现一系列新变。首先是语言趋俗。胡适曾说初唐白话诗源于佛经翻译，诗僧王梵志见于敦煌遗书的俗语诗达三百余首。如“欲得儿孙孝，无过教及身”等，已开劝孝俗诗先河。中唐《女孝经》《女论语》文字亦趋浅俗，敦煌抄本《二十四孝押座文》与《孝子传·闵子骞》的语言则近于宋元戏剧的曲词与宾白。其次是语体趋整。先秦汉魏六朝述及闵子，率用散文。至唐宋不仅有元稹“昔公孝父母，行与曾闵俦”、宋欧阳澈“闵子家风惟啜水”等韵句，且有源乾曜奉命作《闵子骞赞》、苏辙《次韵徐正权谢示闵子庙记及惠纸》、林同《闵子骞》、金朋说《闵子骞》等闵子专题诗作。七言长诗《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虽未现闵子之名，但“柔和谏要慈亲会”等句显然是对闵子谏父的阐释。在各类蒙书、家训中亦多见三、四、五、六、七言成段或整篇韵文。虽诗味不多，但以朗朗上口的韵句传播闵孝事迹，效果自非散文可比。再次是空间扩展。以前闵子之孝主要流传于宫廷官署和文士学林，唐宋则随宗教宣传和蒙书普及而流行于道场、学堂、书会、勾栏乃至西域边陲敦煌。唐李瀚《蒙求》的“王裒柏惨、闵子衣单”和朱熹《小学》、吕祖谦《少仪外传》等蒙书，更使“芦衣顺母”流传于城乡书塾及千家万户。

闵子之孝在隋唐前的受众基本是宫廷君臣士林学者，唐宋则遽然拓展至宗教信徒、市井细民、蒙童及家庭成员，勾栏瓦舍的宣讲更潜蕴着元明清戏剧的受众。

元明清戏曲小说繁盛，诗歌诵读和戏剧演出使闵孝故事在社会底层更为普及。郭居敬、王克孝的《二十四孝图诗》以启蒙读物流传于城乡书塾，也广为社会所知。这固然因其适应专制时代教育需要而为统治者倡行，而此书编写形式的文学性与民众传统伦理心理的契合，似乎尤为关键。如闵孝事迹先以五十余字讲述故事，再以五言绝句“闵氏有贤郎”檃栝情节，语言俚俗，朗朗上口，再辅以谏父留母插图，直观可感。如此方便受众，故能广受儿童与成人喜爱。唐宋闵孝诗寥寥可数，入明数量激增，仅万历张云汉《闵子世谱·艺文》就收录诗词近百首，当与“图诗”流行相关。传为闵子故乡的江西临川、抚州，山东历城、曲阜、鱼台、沂水、费县，安徽宿县、萧县、灵璧等地的明清志书中，均有数量可观的闵孝诗作。虽多敷衍纲常，艺术性不高，但和蒙书韵文一样，对闵子孝行的流传，均有推波助澜之功。

《二十四孝图诗》将闵孝事迹从蒙学推广到社会，以高明《闵子骞单衣记》为首的元明清闵孝剧作，则以声容并茂的情境摹拟，把观众带入谏父留母现场，亲身感受孝亲挚情，故而备受青睐。读诗文须识字，看演出则不论文士白丁，只要不聩不盲，都可观剧入心，更利于闵子孝行的流传。徐渭所言宋元旧篇《单衣记》已佚，但从作者在其《琵琶记》中宣称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亦枉然”，可知《单衣记》当为《琵琶记》姊妹篇，如周贻白先生说：“仅观名目，可知其亦为‘教忠教孝’而作。”此后明嘉靖万历间有张凤翼《芦衣记》传奇、汪湛溪《孝义记》、沈璟《十孝记·芦衣御车》，清郑光祖《一斑录》所述《芦花记》、唐英《芦花絮》杂剧、小说《歧路灯》所言《芦花记》、存于《双红堂文库》的《汇剧堂钞本·芦花记全串贯》等。虽然除唐英《芦花絮》《芦花记全串贯》今存，沈璟《芦衣御车》存数曲，其余均佚，但从相关记述可知，始见于《韩诗外传》的“闵子芦衣”短章，经戏剧家博采杂收，已敷衍出篇幅冗长、角色繁杂、情节曲折的社会生活画卷。如《曲海总目提要》所述，《芦花记》在“父察单衣逐母为闵谏而留”主线之外，人物增添闵子妻、弟与弟媳、外公外婆、佣工赵彪、盗贼刘展雄、颜路等角色，情节更增加后母加害子骞、子骞兄弟义感盗贼、刘展雄率众降鲁、颜路闵父结为兄弟之类悠谬荒唐情节，已与闵孝本题渐行渐远，但仍可见俗文学的关注用心，客观推进了闵子孝行的传播。

乾隆间出现花部说，芦花题材被京剧和各种地方戏、民间小戏、曲艺说唱搬演，并以圣谕宣讲背景下出现的说唱小说《宣讲集要》《孝逆报》等流行于民间，使市井与乡村文学进一步融汇。《鞕打芦花》成为京剧旦角黄（桂秋）派代表剧目。豫剧、蒲剧、晋剧、绍剧、梆子戏、花鼓戏、道情戏、泗州戏、山东茂腔、木偶与皮影戏等都有此剧目，曲艺如皖北大鼓、豫东清音、青海越弦、东北二人转、南方木鱼、单弦瞽唱、河州调、五更调等都有同名唱段，也是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的保留节目。传为闵子故乡的宿州，至今仍在上演国家非遗剧种坠子戏的2016年新编剧本《少年闵子骞》。

文学流传的闵孝，比经典和官方流传更入人心，甚至有人因文学而关注经典。如《一斑录·优伶激劝》记《芦花记》演出云：“观剧者亦发天良，多引‘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共相赞叹！”连质疑芦衣真实性的吕留良也认可其教化功能，认为“足发人伦情理之变。世间后母之不慈者固多，然极恶不可感化者亦无几，只是为子者未必能尽其道耳！”可见芦衣顺母虽系文学演绎，严谨学者确乎不可以此论闵子之孝，但对千千万万普通家庭而言，闵子骞的孝悌、宽厚、屈己利人、顾全大局品性，实与现代“诚信、友善”价值观相通。闵子孝行的内涵与文学传播功能，对当今的家庭家风建设，仍有现实意义。闵子孝行的文学流传对当今文学创作与研究，也不失为有益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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