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东亚命运共同体

作者：张立文

来源：《学术界》2019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正月廿一日癸巳

          耶稣2019年2月25日

本文作者：张立文教授

摘要

20世纪70、80年代，东亚经济腾飞，中国改革开放，东亚文化共同体意识觉醒，东亚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主编《亚文——东亚文化与21世纪》杂志出版。《亚文》开中、日、韩三国共同主编一个杂志之新风，标志东亚走向21世纪共同东亚共同忧患、主体、危机、反省意识的觉醒，为人类共同体利益作贡献的共同理念的加强。东亚中、日、韩及越南之所以为共同体，体现为共同理念，儒学共鸣；共同文字，汉字共享；共同制度，郡县共建；共聚民心，同舟共济；共生共存，命运共同。在当今全球化的信息智能时代，世界各国、各民族交感联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犹如“太极图”，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中又有阴阳，不分不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20世纪70、80年代，东亚经济腾飞，“四小龙”出现，接踵而来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增长，随之而来的中、日、韩文化交流的频繁开展，东亚文化共同体意识逐渐觉醒。由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东文化大学沟口雄三教授，韩国孔子学会会长、国立汉城大学（现为首尔大学）李楠永教授，中国东方文化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共同主编，李甦平教授为执行主编的《亚文——东亚文化与21世纪》（第一辑）199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主办单位为日本亚文学社、韩国栗谷文化院、中国东方文化书院，充分体现了东亚共同体意识。

一、儒教文化圈的共同体意识

中、日、韩三位主编都发表了《致辞》：沟口雄三教授在《写于〈亚文〉发刊之际》中说：“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不久便带来了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1979年的中美建交，同时也为东亚三国知识分子间的‘真正文化交流’开创了光明的前景。因而，我们现在打算在《亚文》杂志上迈出这一‘真正文化交流’的值得纪念的第一步。那么，什么是‘真正文化交流’呢？第一，东亚三国作为独立国家处于互相尊重的关系；第二，互相承认东亚三国的各自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在价值上是对等的；第三，站在多元化的文化观和历史观的立场上，而不站在本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上；第四，以‘为人类的共同利益作贡献’为共同的理念。”他又阐述说：“我们在维护本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尊严（第一项）的同时，作为知识分子，还要超越‘国家’框架，认识到我们是居住在‘真实’世界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知识分子必须认识到，我们是由于我们是智慧（世界）的居民这一共同性而连结在一起的。而且，我们是‘智慧世界’的居民这一点，正是我们能对第四项所说‘人类的共同利益’加以正确洞察的前提。”

著名汉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沟口雄三教授

沟口雄三教授以中、日、韩东亚三国文化交流会开创光明前景，不能以先进、后进、优劣、本末等看法来分别东亚三国文化，尽管三国由于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存在差分、殊异，但三国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教文化圈内的国家，都具有同样的文化，这种共同性，就是东亚共同体内在文化的根基；要超越国家框架，以人类的共同利益来思量、洞察东亚命运共同体，来加深东亚三国的真正文化交流。

李楠永教授在《东亚文化与21世纪的展望——献给法古与创新相统一的现代化》致辞中说：“儒教的美风良俗，其脉动，其气息，似只有在当今韩国人的生活方式里才能领悟到。今日的韩国虽已没了昔日的乡约，也不用社会规范强使奉行义务，但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人际关系和美风良俗，扎根于现实生活土壤里，依然存活着，成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此“四相”见于宋吕大钧的《吕氏乡约》。他又写道：“像韩、中、日为中心的东亚国家这样，在社会文化各个层面上互有深刻影响，在久远的历史时期里踏实地延续着传统文化的地区实在罕有。我们直面21世纪，在尖端化的情报文化缝隙之间，东亚各国还需把牢紧密的文化纽带关系，在创生东亚传统文化现代化事业中，将我们的智慧共铸一鼎。‘温故’与‘知新’、‘法古’与‘创新’，这两方面的合一现代化，是真正东方世界化，是实现东方文化多姿风采的王道。创生传递和平与自由气息之绚丽的东亚文化，为促进睦邻友好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因此，他认为1988年汉城奥运会所用“太极”会标是典型的传统的现代化，是法古创新的标志，法古是创新的根柢。儒学是修己治人和内圣外王之学，亦是进德修业、崇德广业之学，成为韩、中、日东亚三国共同价值观念。

李楠永教授认为1988年汉城奥运会所用“太极”会标是典型的传统的现代化，是法古创新的标志，法古是创新的根柢。

张立文在《东亚意识何以可能——〈亚文〉发刊之际的感想》中说：“《亚文》开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主编之新风，她标志着东亚在走向21世纪时‘东亚意识’的真正觉醒。回顾东亚过去，展望东亚未来，我们充满着信心和期望。认清过去，才能有鉴别而创新；立足现代，才能知差距而奋进。在世界多元化意识的冲浪中，东亚学者只有精心地培育、发展‘东亚意识’，才能凸显东亚的理念和价值。”所谓东亚意识，是以东亚文化为核心的意识，它“意蕴着主体意识、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批判意识、反省意识等”。主体意识，即东亚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充分展现在独立和自由意识之中，而摒弃依赖意识；忧患意识，是以人类共同之忧而忧，共同之乐而乐，东亚学人要转变国家的忧患责任意识为人类的忧患责任意识，能否在世界意识中确立、认同东亚意识，仍须吾人努力；危机意识，东亚各国21世纪共同面临五大冲突和危机的严峻挑战，需要和合学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来应对；批判意识和反省意识，自我反省，才能自我批判，“吾日三省吾身”，从实质上说是自我激励意识和自我实现意识，亦是一种摒弃封闭意识和保守意识，而敞开胸怀，开放包容，迎接未来的意识。东亚意识作为和合意识，是东亚的多元意识或多元的东亚意识。

中、日、韩三位主编的致辞，充分体现了东亚共同体意识，基于世界的“地球村意识”与“太空船意识”，特别在当今的信息智慧时代，世界就像一幅“太极图”，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中又有阴阳，犹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都离不了谁，就如“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阳背负着阴，阴拥抱着阳，阴阳融突和合，构成东亚乃至世界共同体蓝图。

《亚文》编辑委员会聘请岛田虔次、张岱年、柳承国、圆了源、戴逸诸教授为顾问。在第一辑：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发表《21世纪与中国文化》，韩国学术院会员、韩国精神文化院前院长、成均馆大学名誉教授柳承国发表《孔子教学思想在21世纪的世界史意义——写在〈亚文〉创刊之际》，文中认为：“由韩、中、日东方学诸教授通力合作的学术论文集《亚文》创刊了。该刊旨在重新认识、重新阐明亚细亚文化与学术思想的精髓，在确认现代文明的先进性所在的同时揭示现代文明的局限所在，以期实现超越，达到东西方先进思想的汇通，为创造21世纪人类新文化作出贡献。《亚文》创刊肇始虽微，但可确信，其意义在于将给人类文明史以极大影响。泉之始流，终成长江大河；火之始燃，将发久远之炬，此乃笔者之所愿。”这一辑还有中国著名学者黄心川、叶朗、方立天、蒙培元、王家骅的文章，日本著名学者渡边浩、池田知久、黑住真的论文，韩国著名学者尹丝淳、安炳周、李承焕、金日坤、柳宅馨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显明表述了“弘扬东亚传统，和合古今文化，沟通各国学术，迎接未来挑战”的宗旨，以便在世界多元冲突融合中，形成东亚共同体组织，宣扬共同体意识，为人类共同利益作出贡献。

二、共同体何以为共同体

所谓共同体是指有共同或相似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宗教的理念，相互尊重、共同担当、平等对待、互学互鉴、开放包容、同心相向的命运联通的总和。东亚中、日、韩及越南等之所以为共同体，体现为共同理念，儒学共鸣；共同文字，汉字共享；共同制度，郡县共建；共聚民心，同舟共济；共生共存，命运共同。

共同理念，儒学共鸣。儒学源远流长，远播海外，成为国际性公共理念。据“《魏略》记载，在卫满朝鲜时代，燕昭王二十九年（前283），朝鲜侯王与燕国已有外交往来，从当时文字的传来可推测汉字中所包含的儒教思想亦已被传入、习传”。秦末天下大乱，燕、齐、赵国人民无法安身，亡往侯准。他们不仅把中国的农耕、工艺、生产技术和商品、货币带到朝鲜，而且把礼乐文化、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带到朝鲜，后卫满朝鲜时，属汉乐浪郡，随汉建制，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在乐浪郡得以传播。

公元3世纪以来，先后传入日本、越南。据《日本书纪》载：应神天皇十六年由阿直岐推荐，百济学者王仁应邀携《论语》和《千字文》至日，之后百济又轮换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教授儒家经典。推古天皇时的圣德太子依儒学德目“德、仁、礼、信、义、智”制度冠位十二阶，又制定《十七条宪法》，对日本社会实行改革。

中国与越南山水相连，鸡犬相闻，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在岭南设桂林、南海、象郡，即包括今越南北、中部。秦末，南海郡尉赵佗乘乱取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国。汉高祖和汉文帝先后派遣儒学家陆贾出使南越，赵佗在南越推行儒家伦理道德，扩大儒学的传播和影响。

儒学成为中、日、韩东亚三国和越南共同的理念、共同的儒家伦理道德、共同的价值标准、共同的行为评价，以安定社会秩序。儒学的普遍传播，犹如“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儒学成为东西南北和千百世上下的共同之心、共同之理，她度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成为普遍传授、受容、认同的理念，成为东亚三国和越南共同的主张和声音。这是东亚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共同文字，汉字共享。东亚三国和越南按传统说法，是“汉字文化圈”，即四国在古代都通用汉字。秦末燕、齐、赵国人民不仅把生产科技带入朝鲜半岛，而且把礼乐文化、语言文字带到朝鲜，三国时高句丽在小兽林王二年（372）立太学教育子弟，从中央到地方教授儒学、习汉字。汉字成为其交流必备的工具和记载国家治国理政与百姓记事唯一的文字。

日本古代原无文字，儒学及汉字初传时在宫廷中开办学问所，以学习儒学和汉字。大化革新后天智天皇时设立学校，在中央设大学寮（相当于唐国子监），地方设国学及大学寮别曹和私学，市、县明经道（儒学科），以传授学习儒学经典和汉字，并以九经（《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传》《论语》《孟子》）为教科书，以《孝经》《论语》为必修。大宝元年（701）宫廷和大学寮开始拜奠孔子，后仿唐封孔子为“文宣王”。《大宝律令》的学令规定的教授科目、考试内容都以儒学为主，并习汉字。

天智天皇时设立学校，以传授学习儒学经典和汉字，后仿唐封孔子为“文宣王”。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南越王赵佗在南越推行华夏语言文字、伦理道德。儒学家刘熙、袁徽、虞翻在交州期间教授生徒汉字汉语，传经弘道，振兴儒学，培养人才。魏晋南北朝时期，交州牧、刺史都由中央任命，唐时在交趾设学校，教授文字语言和儒学。黎利在1428年建后黎朝，创办学校，享祀孔子，振兴儒学。随儒学大行，汉字亦大行。这是东亚三国和越南之所以为共同体的载体，无共享文字的百虑而一致，很难构成长期而牢固的共同体机制。这是东亚之所以为共同体的文字活水。

共同制度，郡县共建。中国自秦以来，废封建制，实行郡县制，并把郡县制度推行到朝鲜、越南。朝鲜在后卫满时，建郡县，其典章制度、礼仪形式都依儒学，在三国（高句丽、新罗、百济）的近四百年的儒学与本土俗文化的融突和合为一体。百济温祚王南下马韩建国，他融合北方“经学儒学”与南方“玄学儒学”，以发展儒学，“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国家典章制度，伦理道德教化，一依中华法度。新罗在与中华交往中，其社会典章制度、伦理道德、礼俗生活，都深受儒学影响。公元682年，新罗设立“国学”，以教授儒家经典，几代国王亲临“国学”听讲，唐玄宗曾称其为“君子之国”“有类中华”。并于元圣王四年（788）仿唐科举制度，以儒学为标准选拔人才，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员都由儒者担任，实行文官制度。高丽的儒学分朱子学传入前后两期，前期具有儒、佛、道三教与本土古神道文化融合的特点，后期儒教朱子学以崇儒批佛为特征。太祖王建西京（今平壤）后，首兴学校，以教授儒学经典为根本。光宗时益修文教，中央设“国学”，地方建“乡校”（今韩国仍有乡校300多所，统一由成均馆管理），科举考试分进士科和明经科。成宗于公元992年建立国子监，在“国以民为本”“政在养民”思想指导下，儒学与儒风大盛。肃宗六年（1101）在国子监内建文宣王殿。睿宗九年（1114）亲临国学，献酌于先圣庙，主持讲经，开尊经讲学之风。李成桂建立朝鲜朝，新儒学的朱子学成为其主导意识形态，朱子学被奉为朝野视、听、言、动的圭臬，礼乐文化的终极依据，行为举止的规范所依，公私学校的教育内容，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都依朱子学。便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性理学的朱子学家，李滉与李珥被誉为朱子学双璧。朱子学家争鸣切磋，钩深致远，通过理气四端七情和人性物性同异论辩，朱子学获得创造性发展，构建了有朝鲜民族特色的朝鲜朱子学。

韩国的儒学教育一直延续至今，图为韩国在校学生在私塾学习儒学文化的场景。

日本推古天皇时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以儒家思想的“和为贵”“上下和睦”“以礼为本，上不礼而下不齐”“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信是义本”“使民以时”等为主旨，对日本社会实行改革。依照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及赋课制度废除私田私民，在公田上建立以天皇为最高权威的统一中央集权制国家，这种新体制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制订了《近江令》《大宝律令》《养老律令》，奉行忠、孝、信等道德规范。12世纪末日本进入武士掌握中央政权，他们利用、吸收儒学中的忠、勇、信、义、礼、廉等伦理道德观念作武士道的重要理念。在中日禅僧频繁交流中，把理学的张载、二程、朱熹著作带到日本，在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中，同时教授禅学和儒学，形成独特禅儒合一的文化。室町时代，儒学由“五山”走向世间，构筑博士公卿学派，用朱子新注教授儒学。德川家康在平定战乱后，认为朱子学比禅学更符合巩固统一、严守尊卑的时代需要，朱子学在德川氏的尊崇下，具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林罗山师从日本朱子学的开创者藤原惺窝，历任德川四代将军文教官员，协助制定法律制度，起草外交文书，建造私塾，迎来日本朱子学鼎盛期，出现了许多地域性的朱子学派及不同学派。中江藤树开创日本阳明学派，认为良知工夫是尽孝道，对祖先、天地、太虚神道尽孝德，通过慎独、致知，提升道德修养。另有古学派和折中学派。德川幕府在1868年被推翻后，儒学朱子学丧失了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越南在东汉初，交趾太守杨光、九真太守任延，实行“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依照儒家伦理道德，制定礼仪制度，改造社会风气、生产方式，促进社会进步。李公蕴于1010年建立李朝，李朝诸帝渐重儒学，推行儒学典章制度，治国理政。圣宗神武二年（1070）在京都升龙（今河内）首建文庙，祀周公、孔子，配祀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仁宗太宁四年（1075）学唐科举制度，开科取士，诏选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次年设国子监。广祐二年（1086）成立翰林院，培养选拔人才。陈朝于1225年建立，在儒学指导下，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国子监、国学院、太学及书院、府学。陈太宗元丰三年（1253）设国学院，祀周公、孔子、孟子及七十二贤人。培养儒生，经科举考试，授予官职。黎利在1428年建立后黎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学校，以朱熹等注释的“四书五经”为教材，科举考试第一场经义一道，“四书”各一道，每三年各地举行乡试，京师会试。黎圣宗设五经博士，亲自会试举人。其治国理政、典章制度均以儒学为指导。

图为圣宗神武二年在京都升龙（今河内）建立的文庙，祀周公、孔子，配祀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可见儒家思想对越南的影响深远。

东亚三国及越南学习中国的儒学及治国理政各种典章制度，通过学习儒家，从中央到地方的郡县，共建国子监、翰林院、国学院、太学、府学、县学，学习儒家“四书五经”，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官吏，实行文官制度（中、朝、越），而显东亚共建制度的合理性、优越性、进步性。这是东亚共同体之所以构建的制度保障。

共聚民心，同舟共济。古人讲：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国唐朝社会繁荣，政治先进，制度严密，文化灿烂，思想开放，经济发展，成为各民族、各国互学互鉴的榜样，民心相向的所在，同舟共济的目标。新罗始终与唐王朝保持友好关系，对唐王朝倾心敬慕，曾不断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大批赴唐，他们专心致志熟稔精通儒学经典。留学生参加唐朝科举考试，贡科及第者58人。有的直接在唐朝做官，有的回新罗后教授儒学或在新罗做官，推动儒学在各个领域的实践和发展。儒学之所以成为朝鲜李朝所尊崇的学说和思维理论，是因为符合其社会发展的需要。高丽朝曾以佛教为国教，编《高丽藏》。性理学者批判佛教废除伦常，费财损国，标榜程朱道学，履行儒教忠孝。朝鲜李朝建立后，郑道传及其门人权近等弘扬儒学的纲常伦理、忠孝节义，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等思想，适应了李朝要求国家统一、社会有序、伦常有范、礼乐有规的需要，亦是民心所向，反映人民的愿望。

日本之所以受容、繁衍、发展儒学，不仅是日本人民人心的所向，而且与日本原有的生存环境、文化语境及发展需要相关。儒学大一统思想，倡导大义名分、维护社会尊卑等级、协调家族人际关系等，符合岛国逐渐统一的政治需要；日本民族以崇神敬祖为主旨的神道，与儒学的“神道设教”、“慎终追远”、天神祖宗崇拜相会通；儒学的“王士王民”、德治仁政适合日本社会改革的理论需要。因而很快为日本朝野所认同和实施。特别是朱子学和阳明学传入日本后，作为“第一程朱学者”的一条兼良著有《四书童子训》，是日本最早的《四书集注讲义》。萨南学派创始人桂庵玄树吸收歧阳方秀和训方法，改进了“四书和训”，汉籍训读法使一般人大致了解文本意思，也使“四书”得以普及，民众更易于受程朱思想的启迪。在时代变迁中，形成了既同又异的诸多朱子学派，互相争鸣互补，互相冲突融合，使朱子学得到多姿多彩的大发展，受到各阶层人民的尊崇。阳明学也与日本禅僧和人民心心相印。五山禅僧了庵桂悟于永正八年，即明正德六年（1511）奉将军足利义澄之命出使明朝，并曾会晤王阳明，是与阳明学接触之始。中江藤树是阳明学派的开创者，倡导“天地万物皆在我心之孝德之中”“良知具于方寸”，方寸即心，心之良知可以明明德。良知工夫是要尽孝道，对祖先、天地、太虚神道尽孝德，良知是共聚民心，此心不是血肉之心，而是度越个体、实体之心的共聚民心的整体之心、本体之心。

越南在交趾太守士燮治理时，提倡“士王习鲁国之风流，学问博洽，谦虚下士，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转化其风俗习惯，使人心归向诗书礼乐文明。唐朝实行科举制度，为越南有识之士所向往、尊崇。越南人姜公辅、姜公复、廖有方参加唐朝科举，登进士第，并在唐担任官职，以至宰相。唐朝的开放包容，吸引了各民族、各国优秀人才，为唐的繁荣发展营造了优良的氛围，亦为各民族、各国民心所向慕。黎玄宗1663年即位，即申明教化四十七条：“为臣尽忠，为子止孝，兄弟相和睦，夫妻相爱敬，朋友止信以辅仁；父母修身以教子，师生以道相待，家长以礼立教，子弟恪敬父兄，妇人无违夫子。”君臣、夫子、兄弟、夫妻、朋友五伦的道德规范，除忠孝为单向君父外，其他三伦都是双向的、互相的，并将父母、师生、长幼、子弟、妇人的道德职责、义务加以规范，以使人心共聚，行归道德，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同舟共济，团结发展，这是东亚共同体之所以构建的民心根柢。

共生共存，命运共同。中、日、韩东亚三国与越南，或山水相连，或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患难相济，灾害相救，危机相解，和乐同享。中国历代古圣贤遵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的古训精神，不仅为东亚及越南提供无数公共产品和无私的支援、援助，而且为东亚各国培养各方面人才，使东亚各国得到更快发展。若无中国无私帮助，古代东亚各民族、各国决不可能迅速进步发展。中国古人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坚决实行睦邻友好，共生共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并育不相害，万物才能和谐发育生长；并行不悖，思想学说才能在百家争鸣中喷出新思想的火花。东亚三国和越南的命运，犹如山水相连一样，是紧密连系在一起的，也与山连山、水连水一样，是不可分离的。特别在当前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信息智能时代，即使是山不连、水不连的国家、民族也已紧紧联系在一起，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代，谁都离不开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何况是山水相连的民族和国家，更是打不断、砸不烂地千丝万缕地连在一起。因此，人们在思考化解冲突危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不得不从共生共存、命运共同出发，营造共同公共产品和共同利益，放弃民族国家个体私利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为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共同利益谋福祉，为全人类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同奋斗，这是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共同目标。

三、共同体的基本精神价值

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文字活水、制度保障、民心根柢、共同目标，紧密而牢固地把东亚三国和越南联系在一起。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均互尊互重、互学互鉴、互立互达、互育互位，不分不离，融突和合，平等相待。虽在近代中、韩、越都遭到外来势力的侵略，但在整个历史洪流中是短暂的。当今，东亚三国和越南在全球化中命运相连，又构成命运共同体。

东亚文化共同体的理论思维精神的源头活水是儒学，儒学是东亚各国礼乐文明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依，行为方式的善恶评价，构成东亚各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精神价值。儒学虽资始资生于中国，但她具有普适的价值，特别是东亚各国，在地理环境的自然生态，社会环境的人文生态，国家治理的政经生态，风俗习惯的民俗生态，儒学是化解各生态冲突危机、改善各生态环境的异化、创新各生态环境体系的指导原则，她是东亚各国人民的共同历史选择。

东亚各民族国家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各民族文化生态的实际及民族利益受容、吸收、发展儒学，并在与各国、各民族传统文化、观念、风俗、伦理融突和合中，对儒学作了创新性诠释，再度构建了儒学。各国、各民族的儒学都具有不同的特色，可谓“理一分殊”，理一的儒学在与各国实际的传统文化的结合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其国家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伦理道德、行为方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之中，成为其民族的气质、心理、品格、情操和神韵，指导着人们的出处行止、喜怒哀乐、性情中和、动静神态的表现。于是儒学逐渐适应了受容国的现实需要，成为与受容国不可分离的理论思维、原理原则，并成为所在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构成儒学东亚共同体。

历史的演变进入了近现代，儒学的宗祖国遭受帝国列强的侵略，先进的中国人为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向船坚炮利的西方学习。以西方的真理为真理，批判两千年来的儒学是封建的、落后的、保守的，以西方是现代的、进步的、科学的。在向西方“德、赛”二先生学习中，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儒学的礼教被认为是“吃人”的，并将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咎于儒学。日本在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后，儒学也丧失了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明治维新掀起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主张“脱亚入欧”，儒学被边缘化。朝鲜李朝在外国侵略者不断入侵下，订立了各种不平等条约。1910年朝鲜被日本占领，李朝灭亡。虽期间朱子学者投身抗日救国斗争，但儒学在朝鲜总体上走向衰落。越南在阮朝中期后，法国入侵越南。1884年法国逼迫越南订立《顺化条约》，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为消除越南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儒学文化，打压儒学，废除科举和祀孔活动，用拉丁化文字代替汉字和越南文，儒学衰落。东亚中、日、韩和越南儒学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的命运共同体遭到严重的摧残，从这也可见东亚命运是相似相连的。

在当前全球化的信息智能时代，全球各国、各民族在融突交感联通、智能相应的网络之中，你我彼此谁都离不开谁，分都分不开。犹如庄子所说：“阴阳相照相益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阴阳相互照应、涵盖、治理，四时互相迭代、产生，犹如安危相易，祸福相生，聚散相成。阴背负着阳，阳拥抱着阴，阴阳二气和谐、和合。若不和谐、和合，就损坏互相之间的联通关系，就会发生动乱、战争、恐怖活动，谁都不能独善其身、利益独占。人类唯有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指导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引领下，才能换来幸福、美好的明天。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