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公共生活何以必要？

作者：朱承（上海大学暨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教授）

来源：《城市与美好生活》，沈湘平、常书红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4月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五月十六日丙戌

          耶稣2019年6月18日

摘要

在现代社会中，要实现优良的私人生活，其前提在于有着优良的公共生活。公共向度之所以成为美好生活的题中必有之义，大致有四个方面的理由与依据：一是人的社会性存在；而是人拥有公共参与的自然权利；三是良好的公共秩序能够保障私人生活的富足与稳定；四是人类情感和意志的满足也具有公共的向度。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从理论上来说，“美好生活”是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永恒话题；从现实上来说，处在不同时代、不同立场、不同文化的人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和体验各有差异。概而言之，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既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又有着具体感受上的特殊性。从普遍性而言，人们都在努力追求和实现“美好生活”；从特殊性而言，每个具体的人都在追求和实现个性色彩的“美好生活”。除了这个层面的普遍和特殊关系以外，个体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还有一种公共性和个体性的关系。在一定的社会中，个体可以依据自己的能力改变自己的私人生活，这是具有个体性的，但是个体只能在既有的公共社会中去发展自己的生活，除了特殊性的私人生活之外，个体还要面对具有公共普遍性意味的公共生活。基于这一个体性与公共性的维度来看，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背景下，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其“美好生活”必然包括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也就是说，美好生活既具有私人性的维度，也具有公共性的维度。

关于“美好生活”这一概念，古往今来，思想家们曾做出无数解释、说明和论证，虽然具体名称上有所差异，但其实质都是一致，表达了人类社会对“美好生活”的终极和根本追求。在传统思想中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中，如中国传统中对于“三代之治”“大同”“仁政”等的追求，其本质就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西方传统中对“理想国”“上帝之城”“天国”等的向往，其本质也是对于“美好生活”追求。尽管如此，但人们从来就没有对“何为美好生活”的答案达成一致。就中国传统而言，儒家认为三代之治就是美好生活，而道家则认为道法自然、小国寡民才是，法家则主张富国强兵才是美好生活；就西方传统而言，柏拉图认为等级分明的社会才是正义的生活，而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社会普遍认为民主、自由、公正、平等和富裕的社会才符合人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则强调“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美好生活，马克思、恩格斯甚至还具体勾画了未来美好生活的具体蓝图，这一蓝图里包括了打猎、交谈等具体生活场景。至于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理想里，所描述的“美好生活”就更为多样。从这些传统的观念来看，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往往都倾向于从公共性的角度进行理解，如“三代之治”“理想国”等，显然就是对于一种理想的公共秩序的向往。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论内涵或者“美好生活”的标准也多有研究。如贺来认为，幸福生活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人真正成为目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重大前提；全面丰富的生命存在方式，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根本保证。[1]陈嘉映认为，良好生活的标准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生计小康，社会宽松，人民有爱心、有教化、有品格、有能力。[2]袁祖社认为，自由且更有尊严的幸福的是美好生活的伦理诉求，而自由、公正、民主、人道可以为美好生活激活生命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等是中国未来美好生活建设的保证。[3]张文喜认为，对恒久和普遍美好生活的追求，必须重新树立人的价值判断的效力，同时批判现代理性主义的极端性，恢复人的自信，强调人的自信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之一。[4]从以上简单的列举中可见，在当代学者的视野里，关于“何为美好生活”以及“什么是美好生活的前提”等问题，认识也不尽一致，但有一点可以看出，现代学者对于美好生活或者幸福生活的理解中，更多的指向公共性价值原则的落实，而非仅是简单的私人生活感受。

如前所述，虽然人们可能对“何为美好生活”的认知有所不同，但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生活”区分公共生活和个体生活，因此，“美好生活”也就自然具有公共维度与个体维度。换言之，所有时代的“美好生活”，大致上都有两重维度，一是个体生活，二是公共生活。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说，“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必定是看见了善的理念的。”[5]现代美国学者舒德森在《美国公共生活史》中也说道，“一个好的社会应该维护其成员的人格和平等，同时也应让全体大众过上令人满意的私人生活。”[6]可见，将生活区分为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两大部分，这种二分论断大概能代表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换言之，人的美好生活意味着：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平等自由的相处，在私人生活中感受富足与惬意。从个体生活角度来看，是个人精神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如个人生活中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居住条件、环境等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个体能够学有所教、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个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尊严感不断增强，个人在此基础上得到了更加全面自由的发展。从公共生活角度来看，是社会公平正义、大同团结，民族、国家欣欣向荣、繁荣稳定，富强、民主、平等、文明、自由、公正、和谐、法治等公共性价值能得以实现，政府切实为人民谋福利，政府获得人民支持，社会生活有秩序、有活力、有效率，人与人在公共交往中“互以对方为重”，和善亲爱。简言之，人们在个体生活物质充足、精神健康，而且在公共生活中享受自由和尊严、平等与和谐。当然，这种划分不是截然的，个体的物质精神生活实际上也同社会公共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从现代个体生活角度来看，日常生活主要包括教育、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环境、子女成长等各个方面。如所周知，这些个体生活的内容同时也是国家民生政策的主要着力点，需要国家提供良好的公共政策才能为上述内容提供保证，国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这些民生政策的背后，透射着国家、政府的执政理念，更反映着社会上具有公共性意味的道德风尚、价值追求。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里，如果要追求个体生活的美好，应该有将公共之善放在首位的政治共同体存在，而且社会上有着良好的道德风尚、价值导向。由此，在现代社会中，要实现优良的私人生活，其前提在于有着优良的公共生活。

优良的公共生活能展现人的社会属性之本质，就现代社会而言，优良公共生活的基本表现在于，社会崇尚正义，个体在公共生活中能保证自由意志得到实现，人们能够平等的参与公共事务，公共资源能够得到公正的分配，在法治的原则下社会秩序和谐稳定。优良的公共生活是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必然内容，从理论上来讲，公共向度之所以成为美好生活的题中必有之义，建设美好生活必须要考虑生活的公共向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理由和依据：

一是人的社会性存在。共同存在、公共生活，在社会合作、交往中发展自身，这是人存在于世界的基本状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人在世界上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与他人的分工、协作、交换的社会关系。就此而言，个人的存在是具有公共性意义的。荀子说：“人，力不如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在人的发展史上，人的社会性存在、人的公共性生存，使得人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既然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那么社会性的公共生活就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公共性的实现也就成为了人性的满足。要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有必要把人放在社会关系、公共生活中来思考，并实现人与人共同拥有的理想公共生活与社会关系。

二是人拥有公共参与的自然权利。人们生活在世界上，拥有参与世界的自然权利。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面经营自己的个体生活，一面要参与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公共生活。自由的个体需要另外一个自由个体进行生产生活交往，在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公共生活。反过来，没有公共生活的存在，“自由”“平等”这些价值将因失去同类参照而失去存在的意义。按照洛克对“自然权利”的理解，“人们……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的关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8]人的自然权利中包含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交往形成了公共生活，在公共生活中，人们具有平等、自由的权利，这就自然引出人们以自由、平等的身份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在公共生活中，人们参与公共空间、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公共决策，这是人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自然权利。在私人空间中，人主宰自己的生活；在公共空间中，人们参与到那些能够影响自身的公共生活，如公开的表达自己的意见、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充分的享有公共利益等。人们在生活中实现公共参与的自然权利，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实现，也是人实现“美好生活”的内容之一。

三是良好的公共秩序能保障私人生活的富足与稳定。无数个个体的私人生活构成了全社会的公共生活，公共生活如果处在混乱的状态，很难保证个体私人生活的美好。美好生活需要良好的社会公共环境，正如陈嘉映教授所言“在极端的环境里，良好生活这个概念会失效”[9]，个人所处的公共环境良好与否，是其是否能够建设个体美好生活的前提。在中国人对大同的想象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在这段对于“美好生活”设计的经典表述中，天下为公是大同社会的前提，坚持公平正义的公共原则，才能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礼记·礼运》）。可见，在儒家的设想中，公共性原则的实现是个体良好生活得以实现的前提。良好的公共秩序建基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能保证社会正常有序的发展，从而能长久的保持个人生活的富足与稳定，个人生活的福利有赖于共同体所提供的良好生活秩序。罗尔斯认为，“所谓秩序良好的社会就是由公共的正义观念加以有效调节的社会。”[10]公共生活的最基本原则在于公平正义，因此在美好生活的建设中，现代文明视阈下的公平、正义及其与之相关的民主、法治建设就显得特别重要，公共生活中的民主法治建设体现了正义的原则。由公平正义原则主导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安全等多个维度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公共生活秩序，为个体美好生活提供了前提、条件、保障等。正因如此，个体的美好生活必须依赖建基于公平正义原则的优良公共生活。

四是人在公共生活中实现情感与意志的满足。人生而具有情感、意志，有些情感是私人空间中实现的，如亲情、爱情等，还有一些情感则是在公共生活中才能产生，如社会认同、热爱民族与国家等。人们在公共交往、交流中释放情感、意志，在人与人的往来中满足情感与意志。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正是在这种人际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认同得以产生，故而愉悦情绪得到了实现，“朋”的到来，将人拉入到公共生活中，激发了人们在群体中获得认同的愉悦，这是自己独处所不能体验到的情绪。以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为例，仁义礼智信等伦理原则，体现了人们的道德情感与道德意志，而这些都在人们发生交往的公共生活中才能生发出意义，也才能真正的展现出来，没有公共生活，仁义礼智信等价值原则就丧失了产生的社会环境土壤，从而就丧失其存在的必要性。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有爱与归属的情感需要，这种情感除了在私人生活中能得到满足之外，在公共生活中也能有着不同程度的满足，如将自己置于某个共同体所产生的认同感、归属感等，爱家乡、爱民族、爱国家等等情感只有在公共生活中才能得到实现。由此也可以看出，人的情感、意志的激发与实现也离不开公共生活。在长期的文明与文化发展中，人们形成了社会性情感，如对家乡、故土、学校、团队、族群、国家的热爱，对特定文化、风俗、礼仪、节庆、传统的认同，等等，这些情感都是个体私人生活无法完全实现的，必须放在公共生活中来予以抒发、满足。

概括而言，美好生活既包括个人生活也包括公共生活，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仅是个人生理欲望的满足，同时也是对良好公共生活的诉求。“美好生活”不是仅仅极大的满足人们的生理性需求，还应该包含着人的尊严、价值、理想、情操的实现；“美好生活”不仅是个人的自由发展，也是社会的大同团结。从本质属性、自然权利、秩序保障、情感满足等几个方面来看，人的社会性存在、所拥有的公共参与之自然权利、所依赖的良好公共秩序以及人们情感意志的公共指向等因素，导致“美好生活”应该涵摄公共性的维度，美好的公共生活和美好的私人生活一样，必然是“美好生活”建设主要努力方向。

注释

[1]贺来：“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何以可能？”《哲学研究》，2011年第7期。

[2]陈嘉映：《价值的理由》，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3]袁祖社：“‘权利公平’的实践逻辑与公民幸福的价值期待——‘美好生活’时代之共同体的伦理文化吁求”，《西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4]张文喜：“现代性批判：一种从政治哲学立场出发的考察——对恒久和普遍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学术月刊》2008年第12期。

[5]（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76页。

[6]（美）迈克尔·舒德森：《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郑一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8页。

[7]（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8]（英）洛克：《政府论》（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6页。

[9]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12页。

[10]（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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