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敌道学

作者：衷鑫恣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敌道学史——从北宋到二十世纪》，衷鑫恣著，[台北]万卷楼，2019年1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五月廿四日甲午

          耶稣2019年6月26日

敌道学，“敌”字取敌对、敌视义。所谓敌道学，简单说，恨道学、骂道学者也。千年来，社会上大有对道学存敌视之心、发仇恨之语、行敌对之事者，它们都是敌道学。上至皇帝，下至庶民，文人居中，莫不有之，以丑诋折损道学为能事。本书之目的，即在于证明敌道学自古人多势众。希望藉此告诉世人，在社会学意义上，一直被认为主导近古中国的道学，实为弱势部门。

“道学”何谓？这里非指道家学术或道家学校。它是宋元明清时期的一种儒学，在后人的叙述中，理学、性理学、宋学以及英语中的neo-Confucianism（新孔学）等，都是近义词，常常可以互换。无论“道学”还是“理学”，外延都有些模糊，我们只能尽可能找准其中心。拿当时的学派大小与后世的影响作衡量，道学的中心点毫无疑问都是朱熹（1130-1200），朱学是道学的最内一环；往外扩，有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陆九渊（1139-1193）、王守仁（1472-1529）加入，范围相当于中国哲学史探讨的“宋明理学”，这是道学同心圆的中间一圈。此外，还有最外一圈，就是回到“道学”二字的本义，亦即回到宋人自身的用法，如程颐说“自予兄弟倡明道学”、永嘉王开祖（1049-1053）说“由孟子以来，道学不明”、陆九渊说“程士南最攻道学（鑫恣按，含陆自己）”等等（土田健次郎、朱刚《道学之形成》），指向的是志道之学、求道之学、明道之学，道特指孔孟之道或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有知有行，有修己有治人。此时的道学，一下就把宋以后程朱以外的诸多学派都囊括进来——虽路径各异，目标都在圣人之道。不少学者已认识到，谈宋代儒学史，道学比理学所指更宽，更有利于表示当时学术形态之多样以及儒者重实践的一面，而理学一词过度限于朱子，特别是朱子的形而上学理论。田浩（Hoyt Tillman）先生的《朱熹的思维世界》一书，用余英时先生的话说，就是“一部南宋道学史”（《余英时先生序》），作者利用道学范畴，除了朱熹，还将湖湘学派的胡宏、张栻，浙东学派的吕祖谦、陈亮，江西学派的陆九渊、杨简一并收拢于笔下，而所论涉及他们的哲学思辨、立身以及社会政治活动。明代的儒林亦可作如是观，无论是闽学之后、关学之后还是陆学之后，如罗钦顺、胡居仁、吕柟、湛若水、王守仁等，都是道学，其中又有道学清谈、道学行止。本书之“敌道学”，就是这个道学大圈外之环伺诟骂者。

如黄宗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所示，道学包罗百家。但另一方面也不要忘了《宋史》作者设立《道学传》，只有程朱一派。黄宗羲以此为元人之陋，孔孟之徒只应入《儒林传》，极力反对《明史》再修一部《理学传》（《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此为儒家正论。但不可否认，历史上胜出的是程朱，社会对于道学记住的是程朱，甚至只有朱子。作为对象的道学，终究是辩证的存在，既有一个宽广的外圈，又有程朱作为中心点。相应地，敌道学可以是敌整个道学或任何一位称得上道学的道学家，但主要是敌程朱之学，敌朱子。

敌之为敌，关键是立场不同。立场之殊，出自私利、习性、偏好、信仰、阶级、地域、门户一端的排他性，而非出自义理事实之折中。朱子对这种现象有很好的观察。他解释《孟子》“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之“非”：“必非诋礼义之说为非道，虽言而彼不肯听，是不足与有言也”；“只如今人要骂道学一般……他自恁地非议”（《朱子语类》卷五六）。我们命名的“敌道学”，通俗讲就是朱子口中的“骂道学”。这种人，不管是非，不容商量，只是要骂，本能地反感抗拒道学。宋以前的敌儒仇孔，举其著者，秦始皇、李斯的“焚书坑儒”，基于法家立场，从权力顶端策动，谋求思想市场垄断。魏晋之际的反名教风潮，如《列子•杨朱篇》张湛讥仁义礼教：“以仁义为关键，用礼教为衿带，自枯槁于当年，求馀名于后世者，是不达乎生生之趣也。”求短暂之趣、求个人之乐，不仅否定仁义、礼教的普适价值，甚至不承认其于局部的价值，非敌儒而何？此又基于贵族阶级的享乐立场。

敌道学，就其历史内涵而言，就是宋以后对程朱陆王的非议，而宋以前的敌儒仇孔不在其中。然而还有一种超历史的、精神的敌道学。宋明道学不是对先秦儒学的对象式研究，它祖述尧舜，宪章孔孟，志于维护与扩大儒学的价值和声誉。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仇儒敌孔都非道学所能容，都是敌道学；敌儒者、敌孔者，必然敌道学。魏晋人嵇康（224-263）“非汤武而薄周孔”，其《大人先生传》云，“如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如此态度与断言，若朱子复起，必以之为敌。日本人福泽谕吉（1835-1901）在明治维新中撰《文明论概略》，将世界分为三等，轻鄙儒家文化，若朱子知之，必以为敌。只是道学对于敌道学，采取的手段是“不足与言”，也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已经是儒家处异端最绝的方式（在异端是和平的前提下）。精神的敌道学，完全可能未闻道学之名，只要事实上反感、抵制道学主张的那些生命境界和生活方式，便成为敌道学；正如一个不知道学为何物的人，却完全可能行道学的道。在这个意义上，连道学家、道学之徒，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或某些场合也可能是敌道学，只要一念非道心，即是敌道学。这种敌道学非本书所能论，本书要展示的，是宋以后发生在中国的敌道学，都是一些显性的事件，通常目标明确地针对特定道学家或道学信条。

下面有必要对那些“似是而非”的敌道学作若干说明。首先要排除的就是王守仁及其良知学传人对朱子的反对。王子龙场悟道后，抱定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与一众门徒祖述陆象山，公然诘难朱子的读书穷理之教。这对理学圈是个震动。徽州理学家汪循（1510前后）与他数相辩论，批评他“妄诋朱子”。罗钦顺（1465-1547）更是屡致不满：“（朱子）诚明两进……。今之学者概未尝深考其本末，但粗读陆象山遗书数过，辄随声逐响，横加诋詈，徒自见其陋而已矣，于朱子乎何伤？”；“余自入官后，曾见近时十数种书，于宋诸大儒言论有明诋者，有暗诋者，直是可怪”；“自昔有志于道学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时以道学鸣者，则泰然自处于程朱之上矣”（俱《困知记》）。诋詈、明诋暗诋、自处程朱之上，诸如此类，都是典型的敌视和不尊敬姿态；当然，认为王门如此，这是罗钦顺的观感。我们要说的是，在现在看来，王学是道学或曰理学大家庭的重要一员，是对朱学和陆学双重的继承创新，绝无敌道学可言。也许汪循、罗钦顺等理学家性格上偏保守，见王学骤然崛起，王子又一副狂态，导致反应有些过度。实际上，王子虽狂（朱子当年也狂），说过最严重的话不过是不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万谈不上骂詈；至于有些依附者狐假虎威，菲薄程朱，那是另外一回事。罗钦顺与王守仁一直有书信往来辩难，类似当年朱熹与陆九渊、陈亮之间的情况，属道学友之争鸣。回到罗钦顺语录中的批评，他说的是“近时以道学鸣者”。很简单，无论当事人与罗钦顺，都自然地把面前的事视为道学内部的事。学者皆知，王守仁一门原是以理学自立的（用语上，宋代称道学比称理学多，明代称理学比称道学多）。一句话，王子是道学，后之敌王者才是敌道学。

其次是“反理学”概念。敌道学不等于反理学，后者已是学界习用的一个概念，有其特定含义。学界研究的反理学，大体上指儒学内部对程朱陆王的批判，具体说是几大学派或思潮（不排除互有交叉）：（1）南宋功利主义（陈亮、叶适等），反对朱陆的道德主义；（2）晚明以后的主情思潮（冯梦龙、纪昀等），反对程朱的理欲观；（3）明末清初实学思潮（顾炎武、颜元等），反对程朱陆王的清谈静坐；（4）乾嘉考据学派（惠栋、戴震等），反对程朱陆王的义理发挥，反对道统说。不管怎么样，它们是儒学，尽管可能不认可程朱陆王权威，但都认可孔子权威。造词上，“理学”一词突出程朱陆王的特异之处，而“道学”显示他们对孔子的继承，以及与整个儒学命运的休戚与共。因此，与以上反理学不同，敌道学基本要到儒林之外找，可以是缁衣羽流，也可以是文人墨客，还可以是君主、宦官、优伶、农工商，不一而足。

不可否认的是，以上各派反理学，（1）一旦不知所止，是会滑向敌道学的；（2）客观上为敌道学提供了思想资源（哪怕是被断章取义）和舆论背景（比如被刻意曲解）。可见，反理学仍然值得注意。也许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具体辨别反理学与敌道学。此事颇复杂，具体到一个人：或者（1），前后不一（且都是真心的），故难以简单陈述为“他反道学（或反理学）”，而只能说，他某言或某行反；或者（2），表里不一，说玩笑话、冲动话、违心的应景话等，五花八门，更不可一概而论。特别的，第二点需要考虑传播后果，若后果恶劣，那也必须说，他对敌道学负有责任。举个例子，颜元本来只是一个可商榷的反理学人物（详见本书第三章），但当他说道“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朱熹“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可谓迷魂第一、洪涛水母”，此等偏激而痛快之语，或是颜氏的某种无知或一时迎合造成，却很容易被他人利用，为圣门受辱埋下伏笔。在深层次，此时此地说此话的、如鲁迅般好做极端语的颜元，不符道学中庸之旨，径称之为敌道学也无妨。

五四新文化运动敌儒仇孔（敌道学），从本国历史勾稽一切有利元素，其中宋元明清部分连接起来，基本上就是一部反理学史。最热衷于此的莫过胡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通过《戴东原的哲学》（1925）、《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1928）、《颜李学派的程廷祚》（1935）等著作，构建了清代反理学的一个传承谱系（顾炎武—颜元—李塨—程廷祚—戴震—吴敬梓），且重点把戴震树为标杆，戴氏“以理杀人”一句被特意诠释为近代知识分子（包括胡适自己）反礼教的有力先声。尽管从学术上看，该谱系破绽百出（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学术、思想与心态（修订版）》之《程廷祚与程云庄——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个研究》），但不妨碍它被广泛接受。整个二十世纪，“反理学”概念陆续有人用。侯外庐等人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1950年代）、《宋明理学史》（1984）、姜广辉的论文《试论理学与反理学的界限》（1982）进一步断言了理学与反理学之间贯穿始终的“斗争”。反理学阵营中，除李贽、戴震这样的典型外，陈亮、叶适、王廷相、王夫之等人都赫然在列。无论前后的意识形态如何变化，这些作者与胡适一脉相承的是，都认定反理学一方代表了进步。较近的书作则有台湾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2012），引入了日本、韩国反理学的内容。这些反理学史（杨著除外），基本是五四以来“启蒙”视野下制造的“启蒙前史”。且不说它们夸张曲解、削足适履（硬套进化论、阶级论等），便假使客观，也只是选择性地揭示了问题的一面，而有意避开了其他面向（终为不客观）。如胡适的戴震“以理杀人”论如何言之凿凿，它也不等于戴震生命中的其他时刻都与朱子过不去，与儒学过不去（详见本书第三章）。

进一步地，“反理学”一词不是不可扩大到儒家之外，如禅家对理学工夫的质疑、明清天主教士以原始儒学质疑理学等。这种情况下，本书命名的“敌道学”如何区别于反理学？此时重点在“敌”字。迄今为止的全部反理学研究，基本都是谈理学的学术对立面，反理学与理学构成一种理性对话关系（或曰知识人之间的建设性批评）；换言之，反理学始终是一个学术史概念。以此之故，我们选用“敌”字，以彰显我们要说的反道学来自政治、社会、个体生活中的不满；换言之，敌道学是一个关乎政治史、社会史、生活史的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市井口中“道学先生”、“卫道士”这些词所蕴含的讽刺劲，才是敌道学。

最后，正面介绍宋以后敌道学的基本内容。就其本质而言，敌道学不是理智的产物，它或以情感情绪为驱动，或以权力意志为驱动，或干脆是群众性反智或敌视精英的结果。此三者，大致对应于道学的三种实际劲敌：一为纯文学，一为独裁政治，一为反智的下层民众及其代言人。这一划分，在历史上一一皆有验证，是我们对过往经验的总结（详见后续篇章），但同时也可由推理得到。何以见得？道学爱“讲道理”，故不为纯文学所喜；道学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爱“管事”，故不为独裁者所喜；明清以后道学与统治阶级联结，故不为生活不如意的群众所喜。这三类敌道学泾渭分明。只是落实到一人一事，未必单属某类。如某些俗文学，以作者言是第一类，以读者言是第三类，其作品即为混合态；其甚者如文革末期流行的小人书《孔老二罪恶的一生》，更是政治敌道学、群众敌道学、文学敌道学三者的混合体。复杂性总是有的，而本书既名为史，非个案分析，为叙述方便，一个对象一般只出现在三种类别之一中。

此外，不能排除尚有其他性质的敌道学。比较重要的，宗教敌道学是一定存在的，它是有史以来的佛教、道教乃至耶教、伊斯兰教（回教）等，出于排他性的信仰或排他性的教团、教徒利益，对道学发动的攻击。如沙门慧远贬儒教、道教：“儒道九流，皆糠粃耳”（《高僧传•释慧远传》）；又如历朝皇室因崇佛修仙之故而抑制士夫、冷落名教，也在此例。只是宗教敌道学一题值得单独处理，并且三教冲突、儒耶礼仪之争等长期是研究热点，所以本书不拟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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