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工夫视域下杜甫晚年的崇佛转向

作者；崔海东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武夷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五月廿五日乙未

          耶稣2019年6月27日

摘要：杜甫一生儒行，但是晚年确又转崇佛教，考其缘由，实因其人生坎坷，困于命运之多骞，同时儒门工夫陵夷，不能提供有效资源以安身立命，故转向佛教。自儒家工夫检讨之，一则鹜外而遗内，有用无体，只将儒家视为一种个人职业与国家制度的安排，全然不关心性修证；二则性情非狂即苦，始终不能自作工夫，以服膺天命。

关键词：杜甫，崇佛，检讨，工夫

杜陵之雄，论者众矣。本文则拟在儒家工夫视域下，考察少陵晚年崇佛之转向。有唐儒者之于佛教，或佞或崇，或友或辟，少陵即为崇佛之代表。故考察其转向，对厘清唐代儒家之发展实有裨益，是以愚不避谫陋，献曝如下，以待方家。

一．青壮儒行

少陵之为儒士，此论万古不磨。清人刘熙载裁定少陵“一生只在儒家界内”[1]，后之学者多宗之，间有以少陵耽佛者亦甚势微。

（一）出处顿挫，不坠青云

少陵从小所受的教育主要是儒家的诗书教育。天宝九载（750），其在长安献《雕赋》，在《进雕赋表》将自己的受教过程说得大体清楚：“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今贾、马之徒，得排金门、上玉堂者甚众矣。”[2]从此文中可以看出，少陵自幼便承家学，至为明白无误。

少陵自幼志向远大，除了欲为良臣，“致君舜尧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之外，甚至曾“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此是自比商周之先祖，开不二伟业者也。又云“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此是欲效孔子再兴周室！此足见少陵自我之认同，全是儒家先圣。而且少陵一生坎坷，然屡挫屡奋，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儒家思想在其一生中无疑占据主要地位。据莫砺锋先生统计，杜诗中共有四十四处用“儒”字[3]。其《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可谓经典之自述。此诗开头两句“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是自己大半生人生感慨之总结。宋范温《潜溪诗眼》谓“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静听而具陈之耳”[4]。

接着少陵回忆自己在开元二十三年（735），以乡贡资格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其时年方二四，已是“观国之光”（参观王都）的国宾了。又叙自己读书勤多，为文神助，杨雄、曹植皆可敌之。当时的文坛名宿李邕主动登门拜访，王翰亦欲卜居为邻。自己颇觉为人中龙凤，立志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要回归唐虞之治。未料人生转折如此，三十年来，流落江湖，四处乞食于人，得些残杯冷炙。然心中认为天命不当如此，实不甘落魄一生，故欲再作登攀，我便如那白鸥，万里波涛，谁人能驯[5]。纵观此诗，尽管落魄，少陵依是百折不悔，初衷毕现。故朱子对汉唐儒批评甚厉，然亦谓“子美却高”[6]

（二）忠君爱民，贯摄一生

少陵“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7]是其真实写照。一则处于庙堂之中，极有责任心，如《春宿左省》诗云：“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坷。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8]唐时门下省居左署，故称“左省”。此是他深宿左省，反复难眠，思量明日上朝之事。又如《晚出左掖》：“昼刻传呼浅，春旗簇仗齐。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楼雪融城湿，宫云去殿低。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9]此是退朝之后，犹夜晚加班工作，其以孔子“必也无讼”为目的，故审查相关谏书，觉无必要上奉且可能扰乱同仁关系者即将之焚毁，使不为乱。我们可以同时的岑参之诗作一对比，岑有《寄左省杜拾遗》诗云：“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晓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10]岑怀隐去之心，故诸事从简，然彼时安史之乱，朝上焉能无事。

二则流落江湖亦不忘君民。如乾元二年（759）自东都洛阳至华州的路上，他写下了以爱国爱民著称的“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中写下著名的《春望》，其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真是无限河山苍生之意，尽凝十字。故后人都能体会、嘉许此忠君爱国忧民之精神。如《新唐书·杜甫传》称杜甫：“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挠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11]东坡亦云：“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王定国诗集叙》[12]清仇兆鳌亦云：“盖其笃于伦纪，有关君臣父子之经；发乎性情，能合兴观群怨之旨。《前塞》、《后塞》诸曲，痛书烽镝阽危；“三吏”、“三别”数章，惨诉闾阎疾苦。”[13]

（三）承嗣圣门，列诸道统

少陵之为儒士，千秋功过早有定论。在唐时，子美已获高名。后世乃至有以少陵为继斯文、列道统者。如宋龚鼎臣云：“韩文公古诗曰：‘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谓李、杜也。……此皆原孔子天未丧斯文之意。”[14]李觏《上宋舍人书》云：“赖天相唐室，生大贤以维持之。李、杜称兵于前，韩柳主盟于后，诛邪赏正，方内向服。尧舜之道，晦而复得；周孔之教，枯而复荣。”（《直请李先生文集》卷二十七）[15]清吴乔（1611-1695）更向朝廷建议：“（杜诗）不置之《六经》中，何处可置？窃谓朝廷当特设一科，问以杜诗意义，于孔、孟之道有益。从来李、杜并称，至此不能无轩轾。”[16]清黄子云（1691-1754）《野鸿诗的》则云：“孔子兼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成圣者也；杜陵兼《风》、《骚》、汉、魏、六朝而成诗圣者也。”[17]清阎敬铭（1817-1892）《杜解传薪摘抄序》云：“杜子美一代诗宗，其忠君爱国之心，济世经邦之略，一托于诗，又其生平，大德不逾，亦并无小德出入，悟道甚邃，体道甚纯，洵得志则稷契皋夔，不得志亦颜曾冉闵，仅以诗人目之浅矣。”[18]仇兆鳌在奏进《杜诗详注》表中云：“伏以尼山六籍，风雅垂经内之诗；杜曲千篇，咏歌作诗中之史。上承三百遗意，发为万丈光芒。当代词人，于斯为盛；后来作者，未能或先。”[19]

二．晚崇佛教

然少陵晚年又的确转崇佛教，杜诗崇佛者不胜枚举，此不赘引。中唐杨臣源在《赠从弟杨茂卿》诗中即云：“扣寂由来在渊思，搜奇本自通禅智。王维证时符水月，杜甫狂处遗天地。”[20]此将少陵与摩诘居士并列，实有深意。少陵所谓“狂处遗天地”或指《望兜率寺》诗中“不复知天大，空余见佛尊”之类。东坡在《评子美诗》中云：“子美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也。”（《东坡题跋》卷二）[21]此诗外有事即指崇佛也。元代方回深于禅学，其《瀛奎律髓》卷一〇评杜之语有“大抵少陵集，成都时诗胜似关辅时，夔州时诗胜似成都时，而湖南时诗又胜似夔州时。一节高一节，愈老愈剥落也”[22]，庶几以少陵晚年参禅乎？今人则自梁实秋、郭沫若、吕澂等始亦持是说[23]。自此，讨论杜甫之于佛教者层出不穷。愚以为，子美晚年崇佛，此是确论，下面即讨论其转崇佛教之原因。

（一）个人际遇之不幸

一般说来，少陵崇佛，大概有以下三因。一是家庭影响。《新唐书·陆余庆传》谓其祖父杜审言曾交游僧侣[24]，另外少陵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自述其自小由二姑抚养长成，后者事佛甚殷，故少陵当深受影响[25]。二是少陵年青时曾与数位僧侣交往，如长安赞公、金陵旻公等。即便在士子中，少陵亦曾结交多位信佛之人，如李邕、房琯、张垍、严挺之等。以上俱见《杜集》，此不赘述。三是社会动乱所促成，末世无道，世人易入寂灭。其实前两个原因已甚牵强，第三个更不能成立。因为安史乱中，子美尚能“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26]，乱后流离，亦高扬“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27]。愚以为，真正对其晚年转崇佛教产生决定影响的首先即是其个人的坎坷际遇。

少陵承祖业父荫，三十五岁到长安谋求仕进之前，衣食无虞，故可畅游吴越，放荡齐赵，正如《壮游》所云：“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靑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28]然而父逝之后，子美即断掉经济来源，蛰伏长安十年，多是靠消耗祖业以及四处寄食过活。正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所云：“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29]甚至发生了向从孙蹭饭被厌烦之尴尬，《示从孙济》云：“……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30]《投简成、华两县诸子》更云：“……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秽，青门瓜地新冻裂。……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31]可见当时之悲惨。

少陵自同谷入蜀后“漂泊西南”之十年（760-770），又多是寄人篱下，如至成都乃是为了依附严武，严死，至夔州乃是为了依柏茂琳。初至成都，寄居浣花寺内，连饭都吃不上，“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百忧集行》）[32]。便写信请老友高适救济：“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33]待高适米来，方可揭锅：“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34]又云：“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35]若没有友人救济，则子美一家之生活便无着落。晚唐冯贽《云仙杂记》卷一《浣花旅地志》云：“杜甫寓蜀，每蚕熟，即与儿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悯，惠我一丝两丝。”[36]冯氏距少陵为时不远，其记当可信。呜呼！少陵穷困竟至如此！

（二）汉唐儒家心性工夫的陵夷。

少陵崇佛的第二个原因便是儒家工夫之断灭。儒家所谓工夫，是针对心性情欲作自我调节、控制与优化的理性的道德实践。其在先秦“有其实而无其名”，简言之，可分下学而上达、上达而存养、存养而践履（再度下学）三大环节。唐代儒学有三种典型，一为注疏，是所谓学问；二为出处，是所谓职业；三为经济，是所谓制度。其最大垢病在于全然不关心性本体与修身工夫，完全偏在发用一路，是为有用而无体，大悖孔门体用一贯之规模。儒门修证工夫黯淡造成三大弊病，一则心性工夫皆失，故多德行之窳；二则不能服膺天命，故罹出处之悲；三则不能解决终极关怀，故囚生死之狱。

少陵将儒家视为一种个人职业与国家制度的安排，又困于命运之多骞，此时儒门却不能提供有效资源以安身立命，在此精神低谷中，无法安顿灵魂，忧患无可挥拂，其人生即由此转向佛教，即可理解。子美后半生几乎都在到处流亡、寄人篱下、乞食苟活中度过。这种人生际遇对他的磨折相当大，他无孔门服膺天命之观照，亦不能如孟子分得清求之在外与求之在内者（即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故始终无法排遣此悲苦，愈积愈厚，逐至不可收拾，转崇旧闻之佛教，特别是专信净土，欲投西方，以求一乐国来解脱，此一思想发展途径亦甚清晰矣。

三．崇佛之检讨

下面我们即以儒家义理来平心静气地考察一下少陵的解决困境的方案——转崇佛教以求解脱——的问题所在。

（一）鹜外而遗内

其一，有用而无体。少陵大体偏在外王一路，只强调忠君爱民以及出仕为官。晚唐人孟棨即曾评论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37]然子美对于当时乱局亦无良筹，对于此政治制度之原理之反思、调整之方案更未著一笔，完全停留于对现象的描写。《新唐书·杜甫传》也说他“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38]故他的忠君爱民虽合乎旧之所谓忠义，然毕竟距孔门原旨亦远矣。事实上少陵人生悲欢之根柢正在于其不能服膺天命。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一个人生平所能达到的高度与宽度，是受着时代的诸多局限的，此是求之在外者，吾人所能为的，只是修德进业，以俟时而已。

其二，有外而无内。少陵亦颇能将一颗生天生地之仁心向外推扩。此如南宋黄彻云：“《孟子》七篇，论君与民者居半，其余欲得君，盖以安民也。观杜陵‘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寄柏学士》云‘几时高议排君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广大，异夫求穴之蝼蚁辈，真得孟子所存矣。东坡问少陵何如人？或言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愚谓少陵似孟子，盖原其心也。”[39]清吴兴柞亦云：“千载杜公，邀乎诗圣，古今骚人拟学而卒未能学，屡注而卒未能注，所以者何？杜公忠诚恻怛，格物穷理，为儒者之粹美，特以遭时不偶，守死善道，不免假六义以立言，申忠孝于天下耳。……杜公者，圣贤而豪杰者也。尝试读其《蚕谷行》、《茅屋叹》，非禹稷饥溺之心乎?……《悲青坂》、《达行在》，属国苏武之节也。……《石壕村》、《无家别》召公、旬区伯之仁也。……早朝而玉藻明堂有其志，北征而吉月朝服有其恭；儒者如此可不谓有唐一代之完人乎！其他敦节义，重彝伦，声声吐肝膈，言言泣鬼神，虽藉草吟花之余，偶尔游戏，无不披露。然则杜诗非诗也，盖五经之遗文耳。”（《杜诗论文序》）[40]但是少陵的问题在于，不知“自天子到至庶人，皆是以修身为本”（《大学》），个体的修身是在他这个世界能将精神的楼台堆得有多高的基础，如果没有此基础，七宝楼台，无风亦自倒。一个人连自己都救不了，如何救万世。连自己都控制、调整不了，如何去服务一个社群。少陵总忙着将自己的仁心外射，对自己却无一点德行、意志的操控，注定他鹜外而遗内，最后只能留些悲吟，其他的治国平天下，则一事无成。

（二）性情之狂与苦

故愚以为，少陵欠缺向内工夫，即所谓反躬性体、上达道体者，虽然他的心体始终是醒的。因为没有反躬自省，所以子美性情有两大缺陷：一曰狂。其《狂夫》诗自云：“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41]少陵性情之疏狂，同僚任华在《寄杜拾遗》中即云：“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42]北宋王谠《唐语林》卷二载少陵自云“使昭明再生，吾当出刘、曹、二谢上”[43]，惟闻“当仁不让于师”，未闻斤斤于文章之排名，可知其修养之差，直似一狂少年耳。其所前往依附的严武亦颇同感。如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二《酒失》载：“杜工部在蜀，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子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于是少解。”[44]《旧唐书·杜甫传》云：“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45]《新唐书·杜甫传》则云：“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46]少陵之狂后人亦能感知，如韩愈《感春四首》云：“近怜少陵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47]北宋释惠洪《次韵谒子美祠堂》亦云：“酒狂夸严武，登高叫虞舜。”[48]

二曰苦。少陵一生为诗耽搁，自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北庭贻宗学士道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后人亦谓“子美博闻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王琪《杜工部集后记》）[49]然此追求惊人的背后，是苦的代价。李白有《戏赠杜甫》之诗：“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50]宋人江端礼言：“人之为文，须无穷愁态乃善。如杜甫则多穷愁，贾岛则尤甚，李白又近于放言。此皆贫贱之所忌。故退之欲人辍一饭之费以活己，又感鸟而作赋，甚不可也。若孟子：人不知，亦嚣嚣。直能受贫贱而不枉道矣。”[51]儒家是要涵养天机，控制自己的情绪，若此情有恰当的表达而为诗歌，亦从不反对，但儒家绝对不同意为诗而诗者，此即为故意放纵乃至试验自己情感的放纵程度，此距中和“发而皆中节”亦远矣。辛苦觅诗炼字，纯粹是文人之举，而未得儒门之要。况如子美，大至平天下，小至得一苗，事事、时时、处处均以诗来记录之，又要锤炼，一生做了那么多诗，活得年岁又短，可知一生之中，光写诗就得耗费多少时间、精力，故可以说，子美被诗所异化。

由此狂和苦，愚所以判少陵无反躬性体之工夫。至于上达道体处，少陵亦或有之，如“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52]。然此只是外在之超越，即只在外在地见此自然，而非内在地由反躬而上达得者。

由少陵此两大特点，亦注定其不能服膺天命，解决不了终极之困惑，后来转崇释迦以求解脱即不出情理之外。此内省工夫之缺失，不独为子美之孤案，而几乎是唐代儒士之共业。

注释：

[1][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7页。

[2]《全唐文》卷三五九，中华书局，1983年，第3650页。

[3]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4]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范温诗话》，凤凰出版社，1998年，第1250页。

[5]《全唐诗》卷二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09页。

[6]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326页。

[7]《全唐诗》卷二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12页。

[8]《全唐诗》卷二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47页。

[9]《全唐诗》卷二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47页。

[10]《全唐诗》卷二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70页。

[11]《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738页。

[12]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苏轼诗话》，凤凰出版社，1998年，第707页。

[13]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2351页。

[14]华文轩：《杜甫资料汇编》上编《唐宋之部》，中华书局，1964年，第75页。

[15]华文轩：《杜甫资料汇编》上编《唐宋之部》，中华书局，1964年，第77页。

[16]吴乔：《围炉诗话》卷四，《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84页。

[17]《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48、862页。

[18]赵星海：《杜解传薪摘抄》卷首，清同治四年刻本。

[19]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2351页。

[20]《全唐诗》卷三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19页。

[21]华文轩：《杜甫资料汇编》上编《唐宋之部》，中华书局，1964年，第103页。

[22][元]方回著，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卷一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25页。

[23]梁实秋：《杜甫与佛》，《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605-609页；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吕澂：《杜甫的佛教信仰》，《哲学研究》1978年6期。

[24]《新唐书·陆余庆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239页。

[25]《全唐文》卷三六〇，中华书局，1983年，第3660页。

[26]《全唐诗》卷二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14页。

[27]《全唐诗》卷二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41页。

[28]《全唐诗》卷二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35页。

[29]《全唐诗》卷二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09页。

[30]《全唐诗》卷二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11页。

[31]《全唐诗》卷二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22页。

[32]《全唐诗》卷二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11页。

[33]《全唐诗》卷二二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54页。

[34]《全唐诗》卷二二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54页。

[35]《全唐诗》卷二二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52页。

[36]华文轩：《杜甫资料汇编》上编《唐宋之部》，中华书局，1964年，第52页。

[37]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15页。

[38]《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738页。

[39]黄彻：《<上巩下石>溪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5-6页。

[40]吴见思：《杜诗论文》卷首，清康熙十一年常州岱渊堂刻本。

[41]《全唐诗》卷二二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51页。

[42]《全唐诗》卷二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51页。

[43]《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二册《唐语林》，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74页。

[44]华文轩：《杜甫资料汇编》上编《唐宋之部》，中华书局，1964年，第46页。

[45]《旧唐书·杜甫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054页。

[46]《新唐书·杜甫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738页。

[47]华文轩：《杜甫资料汇编》上编《唐宋之部》，中华书局，1964年，第11页。

[48]华文轩：《杜甫资料汇编》上编《唐宋之部》，中华书局，1964年，第184页。

[49]华文轩：《杜甫资料汇编》上编《唐宋之部》，中华书局，1964年，第74页。

[50]华文轩：《杜甫资料汇编》上编《唐宋之部》，中华书局，1964年，第2页。

[51]华文轩：《杜甫资料汇编》上编《唐宋之部》，中华书局，1964年，第88页。

[52]《全唐诗》卷二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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