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释义：儒学、儒家与儒教的分际

作者：林安梧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表

          原载《当代儒学》第十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初二日

          耶稣2019年7月4日

一、缘起

非常荣幸应邀来参加这次学术会议，幷且感谢世界宗教所郑筱筠副所长的安排，有这样的一次讲座，让我能够将自己微薄的理解，能提出来就教于在座的同道、方家。

在座的朋友对儒学、儒教、儒家都有深入的理解，而且躬行实践，像赵法生教授推行了乡村儒学，基本上回到了以前儒学教化的传统，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整个中国文化儒学要复兴的非常重要的起点。

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在座诸位朋友一起请教相关的议题，题目是“儒教释义：儒学、儒家与儒教的分际”。其实儒学、儒教、儒家也可以说没有分际，他们是相通的。

儒家是各家各派的思想，先秦诸子百家中，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构成九流十家，九流十家是家派思想的研究。一般都说儒、道、佛三教，在西方宗教还没有传到中国来以前，魏晋、唐代时期说成儒、道、佛三教。三教不只是教化的意义，隐含着宗教的意义。

到了近现代，大家对于儒、道、佛，道、佛被承认为宗教，儒到现在还隐隐约约的说成儒只是宗教的精神，没有宗教的形式，或者是宗教性比较弱的宗教，这是时代的刻痕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正视儒教是宗教。

有人说，因为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有着非常强的科学主义的气氛，把宗教等同于迷信，等同于有权力者给老百姓的鸦片，无形中被认定为了挽救儒学，不愿意把儒学划归到宗教范畴。

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糊里胡涂的不知道往哪边走的年代。现在很清楚我们该怎么走，特别是最近一年多来，大家常听到三句话——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这是习近平主席讲的。

其实，在三十年前，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听唐君毅牟宗三两位先生这么讲。我们非常高兴，说明已经到了复古庚化的年代，我们重新追溯自己的本源，重新面对自己好好生长起来。唐君毅先生所说的花果飘零，灵根自植这样的生长非常难。

我听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以后，满心期待着我们中华文明一步一步的发展，对人类文明善尽自己的文化王道主义的责任，济弱扶倾的责任。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文化自信是根本，必须好好从根救起，真正正视一百多年来因为时代的刻痕使得我们理解上错位、偏差的地方，幷做一些调整。

二、儒教是有别于西方一神论的宗教，是一教化意义较强的宗教

儒教是不是宗教？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宗教，他是有别于西方一神论的宗教。我们回到源头去理解，儒作为宗教是教化意义的宗教。教化意义为主导的宗教是非常光明而朗畅的常道，这个常道强调人伦的位序、安排和建立。位序的安排、建立，最终回到整个大自然，它跟自然的常道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回到“儒”这个字，“儒者，柔也，术士之称”。这个“柔”是楺木的楺，它也可说是温柔的柔，但不是柔弱的柔。其实这个柔有调理、櫽栝之意，树在生长过程中调理它怎么生长，顺其树木之性，但是我要恰当的调理让它怎么生长。

这个柔其实有润化、教养之意，幷不是柔弱的。记忆中胡适先生写了一篇《说柔》，我想他理解有问题，他把柔往柔弱那边解释，这是不准确的。儒有润化、教养、教化之意。

孝就是从老从子，省去了中间的匕字，为子女者对于生命根源的尊奉、崇敬。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教化非常强调对于生命根源的返本、开新。孔子讲“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有两个解释，把“亲”字解释为“新”—“因不失其新，亦可宗也”，他跟“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搭配在一起。

总的来说，我们这个民族非常强调追溯根源，而继续延伸。儒家伦理强调的就是“孝、悌、慈”，父慈子孝，“慈”是顺着生命的根源而来的纵贯的延伸；“孝”是顺着生命根源向上纵贯的追溯，“悌”是随顺着根源而来的横面展开。这一纵一横刚好构成十字。很多基督徒听到一定很高兴，其实是会通的，很多听上去不太相干的东西是连在一起的。

昨天韩星教授在会议上提一论文讲《上帝归来》，从古代追溯上帝的语汇，讲到段正元的思想，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个不是基督教神学的见地，其实可以是儒教的神学，其实儒教的神学跟基督教的神学是可以连在一起的，是可以会通的。

儒、佛差别那么大都可以会通，儒跟基督教差别没那么大，当然可以会通。儒教如果用语汇学、语义学来追溯，儒是强调润化、教养的生命追溯而继续延伸教养的学问。

三、我们应该唤醒汉语语感，回到原先的汉字去理解、深化诠释

我喜欢围绕汉字思考，我强调我们应该回到中国原先汉字去理解、深化他们。如“道德”一定要回到《论语》的“志于道，据于德”，还有《老子》的“道生之，德蓄之”，才能深化地去理解；“明白”一词也是如此，“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常曰明”，就此看来我们讲的“明白”一词，可不那么简单，而是从具体的对象的认知到道体的通明与观照。又像我们常说的“知道”也不只是对“话语”的了解，而是要上达于道。

我们这个民族是时时刻刻要上达于道，而且要回到存在的觉知世界，这是我们民族的特性，是连续的（continuous），不是超绝的(transcendent)风格，而是整个存在的连续体。这个独特性一定要标举出来，因为如果不标举出他的独特性，那对于中国学问的掌握会有问题。包括我们的图像式的文字，我常常说我们图像式的文字是最接近存在本身的。

我们民族的独特性是我们的认识活动使用右脑很多，他是一种直觉的、存在的感悟，不是话语的理性逻辑构造为主导。所以我们的语法是全世界最简单的语法，但是我们的意韵可以把握到全世界最深层的意韵，这是很独特的。

我不是佛教学者，我听过一个朋友也懂梵文，他说德国佛教学家懂汉语，他发现汉文的佛经翻译很独特，意韵非常深厚。巴利文、梵文的佛经翻译出来很简单，但是汉字很深刻。

他认为汉字的佛经有非常不可取代的、非常可贵的东西。最能传递最早梵文、巴利文的东西。因为汉字是图像表意文字，虽然书写有些许变化，但是大家很清楚它是什么图像，图像表意所含藏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

比如《般若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你如果拿巴利文的《般若心经》翻译成中文，就会发现好简单，我们汉译的意韵更深。一方面我们汉字的意韵也深，我常常说我们的汉字是金本位，更为保值。拼音文字比较像美钞，是纸币，纸币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不同。

像我们稍作基础的汉文教育，大概三年下来，基本上很多中国古书就可以读懂。我父亲那代人在台湾日据时代，只跟着民间私塾老师学了三年就可以读古文。

汉字有很独特的优越性，而且两千多年毫无阻隔。我们现代化的教育本身对语文的学习有问题，很可能中文系的学生连一个对子都作不好。有一个朋友说，不仅是中文系的学生，连中文系的教授都作不好对子，这个很严重。

我父亲那一代人，我父亲务农为业，读日本小学毕业的，只读了三年汉语私塾，他还能凑合凑合作出对子，可以写出七字调。说明我们大陆的教育有问题，大陆的古文教育更少，这部分需要调整。

总的来说，我们一百多年来，常常拿着西方的标准看一切，而对西方的了解也有限。在台湾我感觉常常拿着美国的标准做，很多东西做错了。大陆朋友到台湾，常常说台湾是保留中华文化最多的地方，台湾虽然没有文化大革命，但是台湾在现代化发展中，传统文化也逐渐在稀薄中，台湾的正式体制化的教育，基本上中华文化的气氛越来越少了。

而真正在引导台湾有关教育方面还是西化派为多，还好民间传统还保留着，在两方的比较下，台湾文化氛围还比较重，但是总的来讲再往下掉，这是值得留意和观察的地方。

四、儒教肯定是宗教，他有教典、教仪、教规、教主、教团、崇拜对象

我今天谈论这个主题，就是希望大家思考作为宗教的儒教的特质在哪里。我认为他肯定是宗教，因为他有教典、教仪，又有崇拜的对象，也有教主。只是他跟西方的教典不同，西方基督宗教有《旧约》《新约》，我们是“四书、五经”，包括其他衍生出来的很多相关的典籍，这些典籍其实都是从“四书、五经”衍生出来的。

教仪，我们有《礼记》《周礼》《仪礼》，《仪礼》记述了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只是我们忽略掉了，但是有些民间还保留着。就以我生长为例，我们早晨起来梳洗完毕，第一件事情就是焚香。

家里的厅堂就是“教堂”，厅堂供奉着祖先的牌位，因为台湾大部分佛化了，厅堂里，三教不分，除了祖先牌位外，也供奉着观音大士、土地公、土地婆。厅堂就是儒、道、佛的厅堂。

焚香由家里最重要的长辈出面，过年过节家里所有的人都要焚香。大陆很多地方也是这样的，福建、广东都保留着这样的传统。这就是仪式，焚香一定要先祭天，再祭祀神明、神佛，然后祭祀祖先。排序从天地、神佛、祖先，这都是有道理的。过年过节、清明节一定要祭拜。

台湾清明节几乎家家户户一定要祭祀，因为工作原因，有种种不方便，但是也会坚持，比如看一个好日子，不一定是清明当天，但一定要祭祀。过年一定要回家，这就是仪式，或者有人常常把仪式当成民俗，其实他不只民俗，即使是民俗也就是宗教的延伸。

儒教当然也有教团，凡是以士君子为理想，以仁义道德作为规条；以士君子立身，就是教团的成员。只是儒教不是收敛性的教团，而是发散性的教团，所以不必登记，不必宣告，华人很自由，而且本身就这样存在。这就是一独特型态的叫这就是一独特型态的教团。

既有教义：孝悌人伦、仁义道德，又有教典：四书、五经，也有教团：士君子，也有崇拜对象：敬天拜祖，儒教他是十足的宗教。而不能说他是宗教性比较弱的宗教，心胸比较宽广，这样说不对。很多东西现在语汇为什么不准确，因为一百多年来的错误理解。

比如上帝这个词，很多人认为是基督教独占性的使用，基督教还没有来之前，我们《诗经》、《尚书》都提到“上帝”。《尚书》里面就提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其实，古代很多典籍里面都有上帝的语汇，它说的是“至高无上，宇宙造化”之源。

“帝”这个词原先的语汇是象花萼之形，象征着花萼的形状，代表着生命之源，引申他作为生命之源，这么一来就失去原先“帝”的意思，于是就加一个草字头，成了“蒂”。像“白”、“伯”，“采”、“采”，“共”、“拱”……等等，这文字学有这样的通例。

经过一百多年来，连“上帝”这语汇都被篡夺了，甚至连“感恩”这个词也被篡夺了。我有一次在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中心演讲，讲到中国儒学，后来有一个硕士生发问，他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讲感恩，基督教讲感恩？

我很惊讶，我们是一个非常感恩的民族，他说基督教有感恩节，有感恩。像这些语汇在整个强势文化侵扰下慢慢被忽略，感恩这个词汇是中国古代常用的，现在讲感谢。闽南话还是讲感恩，而越南话也是感恩，越南其实是原来中华文化教化之地，秦朝的交趾九郡，如果不是法国殖民了他，他还是使用汉字的。

五、努力要改造筷子，做成比较良善的叉子，这是错误的方向

如果不是西方民族主义打过来，韩国也是使用汉文的。近一百多年来，我们整个时代对传统的的认知不够，使得我们连儒教是不是宗教都要争议。连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哲学界也要争议。这是非常无聊的事情。

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共识，中国当然有哲学，只是中国哲学是什么样的哲学，中国宗教是什么样的宗教。宗教跟哲学是属我们人文、历史文化的之所产。他们有他的民族特性、文化产生的特性。要了解他的异同，而不是拿着固有的西方为主的标准来衡量。

我常常用一个比喻，筷子和叉子都是餐具，如果以叉子作标准，筷子是非常差劲的餐具。如果努力要改造筷子，做成比较良善的叉子，这是错误的方向，比较好的方向是你可以使用筷子和叉子。就像穿衣服一样，比较良善的方式就是穿西装和穿中装，也可以穿改变式的中装。我们现在吃西餐一样可以用筷子。比如你去美国，到了他们的餐厅，他们看到我们黄皮肤、黑头发，会主动问我们需不需要筷子。

我在台湾碰到刚好相反的例子，十多年前高柏园院长请我去淡江大学讲座，因为时间比较赶，就去意大利餐厅吃面，我问服务员有没有筷子，服务员就板起脸说我们是意大利餐厅，没有筷子。这个就很有趣，其实筷子是功能，为了方便。它虽然代表一种文化身份，但是其实是可以融通的，他们忘掉了自己的本。我们往往把标准唯一化，因为西方的力量太大。

就中国近代史来说，或许国共这一段不一样，但是读到世界史都一样，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其实很不公平，他是旧大陆，对白人来讲才叫发现新大陆，对整个美洲的土著、玛雅民族来说，应该是旧大陆。

哥伦布因为航行技术不够好，在飓风的吹袭下他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他以为到了印度，把那个地方叫做印度群岛。后来才知道那不是印度，把印度群岛改成了西印度群岛。

比如kangaroo，白人到了澳洲看到一个从来没看到过的动物，他们不知道叫什么，用英文用那些澳洲土著，澳洲土著听不懂英文，就用澳洲土著语问你在说什么，澳洲土著语的你在说什么就是kangaroo，后来袋鼠的名字就变成了kangaroo。你说澳洲的袋鼠，岂不是蒙下了不白之冤。

六、一神论重在话语的论定，儒教则重在生命的生息感通

我举这些例子就是想告诉大家，现在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有些是没有意义的。比如儒教是不是宗教，为什么儒教不是宗教，只不过他不是西方意义的宗教，他是觉性的宗教，不是信靠的宗教；“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反思、反省力特强的“觉性的宗教”，“明心见性”的宗教，“尽心知性”的宗教，不是向上帝祈祷，上帝进到你身体来做工的宗教。我们是“存心养性以事天”，“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的宗教。

我们不是以话语为中心的宗教，不是从超越、绝对的他者怎么启示，怎么说下来的宗教。不是上帝说有光就有光，于是分成白昼和黑夜。而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西方是主客对立思考很强，上帝是绝对的、超绝的他者。

我们则从人去讲，“朝闻道，夕死可矣”。天，天不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是一个气的感通传统，而不是话语的论定传统，他不是话语中心论的传统，他是气韵生动、生生不息的传统。

话语中心论者是一个强控制系统，我们的宗教是弱控制系统。弱控制系统的宗教，其教化义较强，内在的觉醒较强；强控制系统以话语为中心，他的戒律及律法，绝对他者是唯一的。我们强调总体的根源，而不是绝对的他者。

“一神论”和“非一神论”差太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文字的表意系统和西方语言控制系统不同，西方有语言才有文字，我们也是有语言和文字，我们文字和语言基本上是可以分开的。文字是图像，更接近于存在本身，我们民族更注重于互动、感通、交感。话语只是借喻，话语只是一时之权，我们知道他不能直接等同于存在。

我们不是一个如同古希腊以来，从巴曼尼德到柏拉图的“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原则”，不是通过思想去订定存在。而是把价值与存在连在一起，他是“价值与存在的和合性”为主导。他不是“言以代知，知以代思，思以代在”的传统，他们把话语、认知、思考存在拉在一起。

我们是“言外有知，知外有思，思外有在”；存在大于思考，思考大于认知，认知大于话语。我们认为话语没那么重要，法律是话语构成的规条，没那么重要；我们认为道理比法律重要。一个人犯了法如果他有道理，我们还是很尊重他。一个人什么都按照法律，但是是违反道理，我们鄙视他，这是我们的传统。

包括我们面对红绿灯的方式，台湾人跟大陆人一致，不是那么守交通规则。但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实，虽然台湾人不是很守交通规则，但是台湾的交通肇事率比德国低，德国的交通肇事比较高，德国很守原则，因为我们是以生命安全为原则，不是以交通规则为原则。三更半夜穿过十字路口的时候不是只看红绿灯而已，还要兼看有没有行人。

我们不是以话语为中心，不是以诫命为中心，不是以规矩为中心，我们以气的感通为要领，我们强调儒教“默契道妙”，“下学而上达，践仁以知天”。不是你去守着那个戒律，我们这个民族最为强调的不是法则，而是律动。“道”究极来说，不是客观的法则，客观的法则是道所延伸出来，道讲的是整个存在的根源律动。

七、儒教是“觉性的宗教”，强调的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传统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是从生这个地方讲。我们的宗教也是从生这个地方讲。我们的宗教是通生死幽灵，我们通此岸跟彼岸，幷不是我们只重此岸。这个差别很大，有人说我们儒教只有此岸世界没有彼岸世界，不是这样，他是通此岸跟彼岸的。

彼岸在哪里？我们的祖先就在彼岸，你的祖先跟你连在一起，“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祭天地、祭先祖，祭君师，祭礼就是让你此生此世的生命关联着圣贤、关联着祖先、关连着天地。你的生命不是此生此世这一段而已。

既然不是这一段就不只是此岸了，他是连续的，所以我们非常注重时间性，我们通过时间性来强调超越性，超越性跟时间性连在一起，这是一个连续体的概念，不是超绝的他者，他是连续体的总体根源，这是很大的不同。这部分很需要我们深层的理解。

比较外在地来说，这跟我们农耕、聚村而居、聚族而居有很密切的关系。西方的宗教，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与其为游牧民族有很大关系。游牧民族在大地上游动，游动必须强控制的系统，比较用强力的威权，顶到最绝对的唯一的他者，才有办法把整个游牧民族收拢在一起。

我们不是，我们在土地上生长，我们基本上不是话语论定、戒律为优先的传统，不是唯一的、绝对的、超绝的一神论的传统。我们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传统，是一个“气的感通”的传统。

我们的哲学也是，我们的形而上学也从“生”说起，“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都是从“生”来讲。西方哲学从话语所论定的存在的对象物，作为物去说，最后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归结到最高的共相去说。我们不是，我们完全从不分的整体去说，从一气之所化那里来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要是落在人来讲，讲一体之仁，人跟人，人跟物，人跟万有一切有其存在的道德真实感。这样就很容易了解了，这是宗教跟哲学密切结合在一起，宗教学、哲学上很多东西理解不同。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如果从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理解他是不准确的。要是我们借这个机会理解“形而上者谓之道”，是不是扩大了我们对形而上学的意呢，这当然是可以的。

八、回溯到汉字本身来思考，经由文化对比，拓深语意，开启崭新的创造

我们宗教不是西方一神论的宗教，那我们是不是扩大了宗教的意呢。就像洋人没有看过我们黄种人的时候，误认为人都长得一样，这里是有共通性的。我们宗教、哲学一样有共通性，形而上者谓之道，形是一个是具体而落实的意思，具体而落实上溯其源叫道，具体而落实下委其形，落实具体下，落实具体了那就是器。不是有形之上，有形之下，这个话不通，上下代表一个方向。

回到宗教去说，我们就可以回到religion去理解它，也有礼拜神明之意。宗教，“宗”是“尊祖庙”之意，“教”是“养子使作孝”之意。宗教两个字用来翻译religion不能尽其意，却能够扩大其意涵。用这两个字去理解神，神对我们来讲当然不是超越的、绝对的、唯一的人格神的意义，可以化作各种神明去说，那都是象征意义的，这样连接在一块有很多东西就比较好理解了。

包括“哲学”这个词用来翻译philosophy是等价吗？当然不是等价。”哲”是智慧之彰显，这与philosophy是“爱智”有所不同，但是用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哲学这个字眼也变宽了。

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会有很多语汇的意义变得更宽了，变宽以后我们就有机会了，思考问题不一样了。“知识”这两个字我们不会想到knowledge，我们会想到“知”与“识”，“识”为“了别”，

“知”为“定止”，把“知”与“识”加在一起就不一样了。知识强调的是从对象的认知，到主体的确定，这与knowledge意涵宽得多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明、知、识、执》，“执”是“陷溺于欲”，“识”是“了别于物”，“知”是“定止于心”，“明”是“通达于道”，显然地，我们的知识论与工夫论是连接在一起的。记得两年前，余纪元教授也留意到这问题，他注意到中国哲学工夫论的问题，我说这个没有错，这可以有“明、知、识、执”四个层次。

我们不是没有知识论，我们知识论的重点不在于主体认识客体的问题，主体跟客体是合二为一的，分别的过程里面会是执，会是识，会是知，会是明呢？因为你的心性修养工夫不同、实践的工夫不同，你的道法程度会不同。

知识不是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来看都一样的东西，不一样，他会不一样。因为你的“明、知、识、执”四个层面的不同，是陷溺于欲，还是了别于物、定止于心，最后明通于道。这很有意思，这样汉语活络过来可以思考，扩大可以讨论的知识论领域和工夫论领域。

如果我们汉语的语感没有了，汉字的语意没有释放，我们原先的东西没有了，我们拿着别人的东西，这个不准确，那个也不准确，当然不准确了，这是很明白的事情。好不容易一百多年来有机会重新思考这些问题。

九、儒教、儒学必然涉及于公共领域，我们要突破“儒学游魂说”，好好生根

回到儒教来说，儒教是教，儒教跟儒学是一体的，不能分的。但是做学问强调其学问的部分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说只做学问不求道，不能说我的学问跟道无关。有些前辈先生受西方教育多了以后，强调学问的客观性，觉得学问一心向道就会陷入主观，就会麻烦，这个不对。

钱穆先生是大历史学家，也是中国义理深刻的研究者，你问他作学问的目的是不是不要契及于道，你问牟宗三、唐君毅先生，他们的义理思想是不要契及于道。当然是。你问余英时先生，他会告诉你那不是。我听他讲了好几次，他的书中也提到，他认为新儒家要契及于道，这样便会失去客观性，他强调有一种纯客观学问。

人所处的境遇不同，思考方式也会有不同。比如余英时先生的儒学游魂说，若你没到海外，你就没有办法体会。我可以体会到余先生的儒学游魂说的起因，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曾到普林斯顿拜访过余先生，余先生的研究室很宽阔，他坐拥书城，博学多闻，十分难得。

但我幷没看到孔子像。我以为他认取的是学术，是西方所谓客观的学术，幷不是道。这与钱穆先生是不相同的。我自己的研究室是供孔子像的，我回到家乡每天都得敬天祀祖。我总觉得儒学就在生活世界里面，就在公共领域里面。

现在很多人总觉得儒学是私领域的事情，公共领域让位于给西方，这个说法不准确。道德这两个字，道原先讲的是大家行的路，德这个字本身也带有公共性，德原先指的是“十目所视”，大家眼睛都看着你，众人耳目昭昭，这是公共领域的所行所事。

如国大家都不管你，就无所谓德了，鲁宾逊一个人漂流到荒岛上就没有道德问题了，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脑袋里面有别人，就会出现道德问题。道德不能够没有别人，道德与别人，与所谓的他者，密切相关。

说儒学只能在私领域讲不能在公共领域讲，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千万不能说是见仁见智，见仁见智的意思是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错者见之呢？当然谓之错？儒学是不离公共领域的。社会转型了，儒学也在变，不能说儒学只是私领域的。儒教在现在的公民社会又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应该这么问。问题不能问错了，问题问错了，答案就是错的，所以问题要问对。

什么叫问题问对了，有一次跟朋友谈论这个问题，举例来说，妈妈问对了孩子就会走对，问错了就会很难收拾。小孩都不喜欢理发，妈妈不能问小孩要不要理发，小孩一定会回答不要。妈妈怎么问呢？妈妈应该带小孩去理发店问小孩，你今天要理发了，你是让张阿姨理，还是让李阿姨理，小孩的回答就会不同。

现在问儒教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不对。儒教作为一个宗教它应该是什么宗教，中国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它是什么样的哲学，中国人作为一个人跟西方人不同，这个人有什么不同？不是问我们中国人是人吗？不能这么问。

我们现在常错问问题，而且这情况太严重。像中国文化能否开出现代化，这个问题就问得不对，应该是在现代化的学习过程里我们中国文化要扮演什么角色，现代化是学习的过程。这个问题一问错，就开始争吵了，就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十、儒教强调人的生命像是乐章一样，强调人格的自我完善的教养历程

我基本上认为儒教是教，儒学是学，跟其他思想放在一起是家派是儒家，他是多元中的一元，是诸多宗教的一个宗教，诸多学问中的一个学问，不能够独尊，你可以尊崇他、重视他，但是你不能说那样所有的唯一的，我觉得应该给出更宽广的选择权，这是很客气、谦退的说。这也是很有自信的说，他们选择他做主导，因为他是最中正、平常的一个宗教。

这就是人，人就是有血缘、有种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伦的常道，他是所有人类里面最适合人的，而且人本身就是这个样子。我今天早上看一个节目《等着你》，是帮助寻人的节目，多半都是寻亲人，这个节目很感人，这是很真实的常道。

儒家就是人伦的常道，道家就是自然的常道，儒道同源互补，佛教是非常道。佛教到中国来以后，把儒和道的人伦常道和自然常道收摄了，收摄以后，它以大乘菩萨道构成一个非常丰富的宗教，要不然他没有办法这样发展。

在台湾更明白，台湾的人间佛教，儒道要做的，佛教都做了，就像台湾的便利商店。台湾的便利商店真的便利，可以缴税、邮寄东西，几乎什么都有，佛教就像便利超商。佛教吸纳了很多儒教的功能，而且做得很好，进一步发展了。

儒教既有敬天法祖，又有读四书五经、人伦孝悌、仁义道德为主，以士君子立身，他的教主是周公、孔子、孟子，相继不绝，他是多元教主。凡是与圣道有功，真正能够传承的都是很重要的。周公、孔子是最伟大的老师，他不是西方意义的教主，他是老师。

儒学显然是不离教化的学问，也是不离宗教的学问。儒学的“学”字，学者，觉也、效也，从效法学习到内在心灵的觉醒，“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个话从这里说才通。

学生跟我说：“老师，每次考试，学而时习之不亦苦哉。”因为经由教养学习而进到觉醒，内在深层生命根源的觉醒。还有“不亦乐乎”的“乐”，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存在道德真实感通，悦乐说的是道喜充满，就像佛教的法喜充满一样。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跟人之间的共学适道，一起学习，那种生命的存在的道德真实感的互动、感通。这是极可贵而纯粹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他强调“君子”这个概念不仅仅是社会阶层的概念而已，君子是德行的位阶概念。

德行是人格的自我完善，不再是社会上的认定。你在哪一个单位做事，那是凭你的能力，跟你的机遇、能力有关系。但是职务有高低，人格有品级，人格的品级是自我完善的过程。

所以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对整个人的生命的发展非常了解，生命就像一手乐章一样，“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生命有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他的重点就不在于外在怎么看待他，别人怎么看待他，君子了不起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内在自我人格的完善过程，而这样的人格自我完善的过程所构成的，就是社会最重要的中坚，是社会教化的风范，社会多元的辐射核心，这个非常重要。

十一、儒教的六艺之教就是性情之教、生命之教，多元而一统，富包容性

君子之道非常重要，君子之道非常强，可以造就非常高的GDP。经济不能只讲利益，经济最重要的是信。君子最重要的就是“言忠信”，没有“言忠信”就不能创造经济实际利益，如果有“言忠信”经济效益很高。韩国《大长今》电视剧为韩国赚了大把美金，《大长今》要表达的就是君子之道，韩国几个比较传统的影片都是表现这种精神，这是咱们中国最重要的精神，儒家强调的忠信很重要。

儒教是教，不折不扣，是没有争议的，他确是一个宗教，只是这样的一个宗教是有别于西方一神论的宗教，他是觉性的宗教、可大可久的宗教。这个宗教当然具有教化意义。但是记住所有的教化意义在中国来讲都是内透到我们生命的源头，上透到宇宙造化根源。

所以儒学是不能离开天道论说，儒教当然一定有天道，而且可能化为各种地方民俗特色。比如：闽南正月初九拜天宫，台湾也是。现在拜天公最正式、最彻底的地方是马来西亚。

有一次刚好农历正月初九去了马来西亚槟城，那里家家设坛祭祀天宫，非常热闹，非常庄严，这就是我们的传统，这就是我们的宗教。我们宗教看似散乱，其实他是多元而一统，他一点都不散乱，他有内在的核心点，这样一种伸展。

我们回头慢慢发现不管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之教，还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经”传统，我们发现这样的宗教传统，强调的是有所宗，有所教。上尊天道、祖先，下教我们自己，以及万民百姓，这是一体的，连在一起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是性情之教，温柔敦厚，诗教也；“书”是疏通致远之教；絜静精微是“易”之教；恭俭庄敬是“礼”之教；广博易良是“乐”之教；属辞比事是“春秋”之教。

你可以发现他从内在的性情出发，到法则、规范、分寸的把握，直到和合同一。回溯到中国古代政治教化，教人们如何安身立命。易经是参赞宇宙教化之源，春秋是孔子借着鲁国的历史点化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隐含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王道思想。“王”这个字本身就是贯通天地的，最上一横是天，最下一横是地，中间是人。从人来说是由下往上贯通，从道、从天上说是从上往下，天人合一的格局。

十二、儒教要赶快生根，回到常道去生根，应该恢复三祭之礼

谈儒学不能外于宗教，谈儒教也不能外于儒学，而都在我们生活世界，都在我们历史文化传统中。所以司马迁说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历史学家最后要通历史之道。

你可以发现纪传体的史书很有意思，《伯夷列传》，太史公为什么把他放在第一，他是纯粹的人格典型。世家则以《泰伯世家》列为第一，这意义深远得很。当

然本纪以《五帝本纪》为首，这意义何在，也是值得注意的。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历史系可能不一定读《史记》，教育系也不一定读《论语》，政治系多半也不读《资治通鉴》，这是很荒谬的。

我们真的应该呼吁，不管国学这门学科有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其实应该要呼吁教育系本科生、硕士生至少要熟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政治系至少要熟悉《资治通鉴》，历史系至少要熟悉《史记》《汉书》，这些都是应该要做到的。

现在我们的教育往往“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还是美国的月亮圆，这个很奇怪，从欧洲人来讲美国文明那还是远远不及的，我们许多人却太过崇仰美国，这是不对的。

我们幷不是文化封闭主义者，我们要多元融通，但是我们要立定自己的脚跟，要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儒教是宗教，所以儒教要赶快生根，回到他原来的常道去生根，应该恢复三祭之礼，祭天地、祭先祖、祭圣贤。

儒教要在法律上有明白的位置，应该把儒教列入五大宗教之一。基督教、天主教，系出同源，只是新教旧教区别而已，应该将这两个教连在一起构成基督宗教，而让出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应该放在最前面，儒、道、佛、耶、回，这样就清楚了，没有争议了。如果连这都还要争议，中华文明的复兴就会缓慢些。

三祭之礼，简单设一牌位：“天、地、君、亲、师”，也可以是“天、地、亲、君、师”。“君”因为有两千年的帝制色彩，有人以为应该把君拿掉，那也可以，这就成了“天、地、圣、亲、师”。

其实，“君”这个字很广的，“君者，能群者也”，这说的是“君”就是能够领导一个群体，或者直接说，“君”就是“领导”，君臣关系就是领导跟部属的关系“君臣”这组范畴被运用的很广，我们身体一样有君臣关系，你去看中医，中医告诉你什么药为君，什么药为臣。连参禅打坐也会告诉你，什么是君，什么臣。像这些语汇不要自己用很西方化的观点误认为这是什么。要深入到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才能真正恰当的理解。

再者，就“中国”这名称，也有许多议论，西方人认为中国非常自大，自认为自己是居于世界之中，是世界的中心。这理解是错误的。我们根本没有西方意义的中心概念，我们是天下的概念。

“中”其实就是“内”的意思。中国者，国内也。“国”原先指的是“城”，中国指的是城内，扩而大之，就是域内，就是四海之内。以前日本与韩国早先用汉字的时候，他们也将他们称为中国，指的就是他们的四海之内。

中国这个语汇不是近现代西方意义的中心概念，西方许多洋汉学家看不懂，他们认为中是中心主义意义下的中。其实不是，《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像这样来理解“中”是恰当的。

十三、结语：瓦解帝制儒学，扎根生活儒学，发扬批判儒学，建立公民儒学

严重的是，我们总是跟着人家的误解在误解，又跟着人家的误解问该当如何，这是非常糟糕的状况。20多年前，我刚到台湾清华大学任教的时候，台湾有个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我们当时跟他们共享一台复印机，我去影印一个东西，刚好看到著名社会人类学的华人学者留下了影印的废纸，他对比中国宗教跟西方宗教有什么不同，中国宗教是功利的，西方宗教是神圣的。

我一看头就昏了，请问西方在贩卖赎罪券的时候他是神圣的，还是功利的？他是宗教堕落以后就变成功利的，宗教往上提就是神圣的，你怎么可以拿我们不好的跟西方好的作对比呢？

这样不公平的对比，国内大有其人，包括哲学论法也是这样，譬如我的老朋友邓晓芒教授，有一次我们在中西论坛上，他说中国意志是无自由的意志，中国的自由是无意志的自由。我就说你这个了解是某一个向度的某一个层面，你如果回到《孟子》去看，中国文化传统中所说的意志是有自由的意志，自由是有意志的自由。

你应该问如果从儒学、孟子学角度去看，他是既有自由的意志，又是有意志的自由，为何在中国两千年帝王专制以后变成了无意志的自由、无自由的意志，这样问才有意义。虽然我跟他的意见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包括金观涛先生，他提出的中国超稳定结构的诸多著作中有关意识形态部分的讨论就有问题，他就是把两千年帝王专制下的儒学当作儒学本身了。你可以说儒学在两千年来深深染上了君主专制、父权高压、男性中心，这是“三纲”恶质化的后果。

但是他不是儒学本身，你只要好好读过“四书”就知道不是这样。我曾试着要去说服他，但是很难说服他，因为他的想法固定就是这样。我跟他说你前面加个话就可以，说那是“帝制式的儒学”，不就行了吗？儒学除了帝制式的儒学以外，批判性的儒学、生活化的儒学，那才是儒学重要的部分。

“帝制式儒学”可以随着政体的变化去变化，随着社会的变迁变化。我这几年提倡公民儒学，在公民社会意义下的儒学，也可以是民主宪政下的儒学，当然会有不同，会有差异。无疑的，我们该当瓦解两千年来的帝制式儒学，扎根于生活化的儒学，发扬批判性的儒学，在民主宪政下建立公民社会的儒学。

儒教是个教，儒学是个学，儒家当然是诸子百家的一家，我们期待有更多元的互通、融通式的发展，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立稳脚跟，我们的文化本身的主体性必须要稳住，这也是我的一点心得，谢谢大家。

注：本文乃林安梧教授于2014年12月15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50周年所庆系列，邀请所做之讲演，本文依录音整理，幷经林教授修订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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