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 ： 《孔子为何离开卫国  》

作者：周景耀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中国艺术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初三日癸卯

          耶稣2019年7月5日

电影《孔子》中卫灵公与孔子对谈

孔子周游列国，多次到卫国，在卫居住的时间也最长，卫国曾有意用他，孔子却无意接受，以至决然离去，这是为什么呢？个中原委，或可从卫灵公与孔子的一次对话中一探究竟。

公元前493年前后，孔子至卫，当时卫国国君是卫灵公。此人可谓一代枭雄，执政期间内平叛乱，外会盟于诸侯，格外重视能护佑其国稳固强大的军事，也希望孔子能在这方面施展其才能，就此，他们有过一段对话：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他学过礼乐俎豆之事，军旅之事却没有学过。这里“陈”同“阵”，指作战队伍的阵法。春秋之际，诸侯热衷于制作阵法，如郑国有鱼丽之阵，鲁国有支离之阵，楚有荆户之阵，由此可以想见，彼时诸侯对军旅之事和称霸之事的热衷，卫灵公也不例外。“俎豆”是古代祭祀、宴飨时盛食物用的两种礼器，它们一般用于诸侯觐见天子的朝聘之礼，孔子借之以示礼仪之事。问答结束后的第二天，孔子就离开了卫国。为什么一次简单的问答竟导致孔子离卫呢？对于军事，孔子肯定精通，但为什么孔子说他只知俎豆之事？

事实上，孔子对卫灵公与卫国的态度颇为复杂，他对卫灵公是有一些期待的，《论语》专设《卫灵公》一章，可见孔子对其人之态度。在《孔子家语》中哀公问孔子“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答道，未曾见过最贤良的君主，如果有的话，卫灵公算是一个吧。哀公不解，都说他家庭内有淫乱的行为，怎么算得上是贤君呢？孔子说卫灵公贤良与否是由他在朝堂做的事情来判定的，不是以家庭中的行为作为判断依据的。可见，孔子对卫灵公的评价具有多面性，未全盘否定他。孔子认为，卫灵公之所以具有贤良之君的一面，是他在朝堂上能任用贤能。据说，一次史狗为了实践自己的理想意欲离开卫国，卫灵公为了挽留他，就宿于城郊三天，不近琴瑟，一定要史狗回心转意他才重回朝堂。因卫灵公对人才的重视，故卫国无游放之士，孔子据此将卫灵公列为贤君。这一点也可以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王子季札访卫的感受得到验证，公子季札与蘧伯玉、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人接触后，发出一句感慨：“卫多君子，未有患也。”这说明卫在当时诸侯国中比较突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批贤能之士得到任用。

孔子初到卫国的时候，也有类似于季札的印象。他向冉有感叹卫国人口众多，这说明卫国社会安定，国民能保证温饱。孔子告诉冉有，人口多了，就要设法让他们富有，富有之后应加以教化。由这一点，可以想象到孔子希望在卫国做什么工作了，那就是从事礼乐教化的工作。因为卫国不像其他国家，它具有发展礼乐教化的基础与可能性，各方面的条件基本具备，而教化问题也是使卫国更上一个台阶的关键。但是，卫灵公好像对此不太上心，这或许也是孔子评价他是无道之君的根本原因。

孔子居卫后，卫灵公展现了一位求贤若渴的君主形象，他给孔子的俸禄与孔子在鲁国时的俸禄相同，但孔子却未得重用，受小人离间，以致最终离开。当然，无论各国处境如何，但凡任用他，孔子都会实施他庶之、富之、教之的理想，所以他会很自信地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但是孔子的理想和卫灵公的追求不在一个轨道上，二人的价值观存在着差异，但他们都希望对方按照自己的政治哲学行动。这是一种视差之见，彼此的“道”不同，一个关心俎豆之事，希望做教化方面的工作；一个关心军旅战伐之事，希望发展军事。“道不同，不相为谋”，从长远来看，即便他们二人可以合作，但难以长久。我们知道孔子不是不懂、不重视军事，但在他看来立国之本是王道，军事当为其统领，不能本末倒置，置于王道之上，否则征伐之事将不断上演，所以郑玄说：“军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也就是说，教化未施而先军事，其结果让人担忧，因未教化者掌控军事，其危害将更大。因此，即便卫灵公给了孔子很高的俸禄，但并没有正确理解孔子的良苦用心，因而不能如其所愿任用他，也就不能将孔子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去，才不得其用。我们知道，孔子所处的时代，以周天子为代表的政治秩序日渐孱弱，各诸侯国蠢蠢欲动，一个礼崩乐坏、群龙无首的时代开启了。与此相配的思想大势已发生转移，强调实用、强力、竞争的功利主义思想成为主潮，此乃时势使然。正如南宋大儒张栻所言：“自春秋之时言之，诸国以强弱为胜负，军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国之所以为国者，以夫天叙天秩者实维持之也。”是故，孔子的王道理想、礼乐教化的大计，虽是立国之天命所系与国家存亡之根本所在，但这已不是当时各诸侯国关心的问题，这或许是各诸侯国在时势面前的不得已。因此，卫灵公不能如其所愿的任用孔子，其他诸侯国同样如此，其所思所行与时代“背驰”而行，周游列国注定无功而返，只能借作《春秋》以书愤，却无力挽回世界的颓败局面。

由孔子之言行可知，在不以礼乐教化为重点，或者说不以王道作为立国之本的意义上，他将卫灵公定义为“无道”之君。虽然他能任用贤才，保证卫国一时不亡，但他未能“胜残去杀”，且好德不如好色，无论对内还是对外，这都是一种没有仁道的体现，非治国之本。如此则兴百姓苦，亡百姓亦苦。卫灵公把孔子看低了，孔子不是贪图权位之人，权位是实现理想的途径，而非根本目的，以谋食逐利的世俗价值观待之，显然不能理解孔子借“俎豆之事”所表征的“谋道”的深远意义。孔子也知道，如果他接受了卫灵公出于霸道目的的任用，其结果无异于助纣为虐。诚如明代大儒刘宗周所论：“道不行矣，不去何为？圣人处此，直脱然无丝毫计较。才计较，便不成行。”

如果上述解说算是一种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再看司马迁对卫灵公与孔子告别场景的描述，就显得意味深长，《史记·孔子世家》曰：“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类似的场景，在历史中一直存在，孔子远行的背影，落寞、孤独、悲壮，甚至凄凉，那是一个以“有道”诀别“无道”的背影，它倒映在史书中的意义，就在于绝不苟且，历史因此才有了光亮与重量，值得一再打量与思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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