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儒生：明朝政治敌道学的那些事儿

作者：衷鑫恣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敌道学史——从北宋到二十世纪》第二章，衷鑫恣著，〔台北〕万卷楼2019年1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初六日丙午

          耶稣2019年7月8日

明代，众所周知，程朱理学始终为官学，地位无与伦比。但同时，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相对于皇权，地位之卑，政治环境之恶劣，也非比寻常。明太祖本人公开反感朱子学说，连朝鲜君臣都知道。《朝鲜王朝实录•宣祖》“隆庆六年”条记载宣祖和儒臣柳希春的对话：“上曰：‘大明高皇帝，每排诋朱子之，其意如何？’对曰：‘高皇帝有秦皇恶儒之习，兼隋文猜忌之性，其妄诋朱子立言，所谓自圣而谓人莫之若也。”身处域外，说话比较直言不讳。柳希春认为明太祖是秦始皇加隋文帝，容不得别人给自己当老师。《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序曰，明代“科举盛而儒术微”，是对一代学术的精当评价。官学化的道学，在明朝首要的角色，是充当八股时文的素材。

某种意义上，明太祖的思想而非程朱的思想，才是有明一代的政治指导思想。《大明律》继承唐宋律法，大致是士大夫的集体智慧成果，太祖不满意，自创《大诰》四编，法外用刑，重典治国，以敌对思维对待文官集团；命令全国“户户有此一本”、“家藏人诵”。洪武末年又颁布《教民榜文》，其中一条是，城乡为年老或瞽者设专门编制，定时持木铎沿途宣讲“圣谕六言”。《教民榜文》内容上也许是儒家伦理为主，如“圣谕六言”实即朱子漳州《劝喻榜》第一条，然而“语境”全然非儒家：一者以皇权独裁形式发布（朱元璋并未说他在祖述朱熹），一者圣谕直接进基层（利用老人、瞽者），儒者治国中的道德优势以及决策权、解释权一概被剥夺，皇帝手握教化之柄，成为教化之主。

明太祖死后，《大诰》基本废置不用，圣谕六言也渐渐被遗忘，嘉靖年间方又复活。但总体上，明太祖的精神遗产对明朝特别是前叶的影响是全局性的。都说道学之教笼罩中国一千年，然而其提倡的宗族制度直到嘉靖（1522-1566）以后才普及。都说《朱子家礼》为庶民制礼影响大，然而嘉靖十五年，明世宗才正式准许民间自建家庙。关于法家钟爱的皇权专制（或称“秦制”）对儒家钟爱的自治小团体包括宗族的排斥，秦晖先生颇有研究，读者可自行参阅。

纯粹权力有自身的运行逻辑，百家之中法家刑名之术才是专制者自觉不自觉的最爱。如果只看到道学与权力合作的一面，忽略互相反对的一面，很容易得到错误的结论，以为明清两代道学独尊。实则在专制权力面前，礼教是脆弱的，道学家是单薄的，一切儒家说教都可以是具文。专制权力的化身有君主，也有弄权小人，此等小人中最见明朝特点的是宦官。

以下大致依时间顺序，述道学家受难事。

太祖洪武五年（1372），因反感孟子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明太祖把孟子牌位逐出孔庙，有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这时，刑部尚书、浙江象山人钱唐站了出来。据《明史》卷一三九本传，钱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没想到，太祖被钱唐感动，没有怪罪他，孟子也于次年恢复配享。钱唐是明经出身，有一次在朝中讲《尚书》，以师道而非臣道面对明太祖，别人叫他跪，他却坚持站着讲。所幸太祖饶了他。师道正是程朱极为重视的，程颐有句名言，“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他自己就是在做经筵时训斥了哲宗皇帝。

钱唐有意殉道，却不成功。建立在人主个人喜怒之上的侥幸终究靠不住，钱唐命好，不代表他人也能命好，李仕鲁就是一个。洪武十六年（1383），朱学专家、大理寺卿李仕鲁因辟佛忤旨，被太祖命武士当面打死。《明史》卷一三九本传载，太祖践祚后，颇好释道二教，为立职官，高其品秩，尝度僧尼道士至踰数万，李仕鲁疏谏，太祖不听。仕鲁争之力，章数十上，无一能用。遂辞官，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惑乎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以佛道为异端而辟之是道学特别是程朱道学的性格之一，奈何太祖为政治目的崇儒的同时，个人更喜佛道。李仕鲁的结局，对彰显明代政治与儒学关系具有典型意义。

英宗正统八年（1443），大理寺少卿薛瑄因秉公办案，令大宦官王振从子王山的阴谋不得逞，王振命人诬告薛瑄，瑄下狱论死。牢坐了，但好在最后被同僚救出。《明史》二八二本传说，薛瑄之“学一本程、朱……。尝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薛瑄是朱熹的忠诚信徒。

薛瑄得罪王振，寻根究底，出在不能奉承受宠弄权的宦官。起初，薛瑄因为同乡关系，被王振提携为大理左少卿，旁人劝他去拜谢王振。本传：“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其后议事东阁，公卿见振多趋拜，瑄独屹立。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自是衔瑄。”薛瑄的严正立场，其实是士礼的要求，他不过是遵礼教而已。

如果说人主除了代表人间的至高权力，更代表天爵，那么独擅朝政的阉人因为没有任何形而上的身份或道义的追求，就成了赤裸裸的权力操弄者。薛瑄拜天子，但拒拜王振，小小的细节，却足以象征道学对纯粹权力的轻视，并预示了道学可能面临的危险。明朝士夫因不拜太监而得罪的，不止一例，合而观之，乃见我言之不虚。

（1）宗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预修《孝宗实录》，与同官见太监刘瑾，独长揖不拜，由是忤瑾。书成，出为南京吏部主事。”

（2）何瑭，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

刘瑾窃政，一日赠翰林川扇，有入而拜见者。瑭时官修撰，独长揖。瑾怒，不以赠。受赠者复拜谢，瑭正色曰：“何仆仆也！”瑾大怒，诘其姓名。瑭直应曰：“修撰何瑭。”知必不为瑾所容，乃累疏致仕。

两例俱见《明史》。儒家礼教，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因而君子儒不肯枉尺直寻从而忤逆权贵的形式是多样的。正德时（1506-1521）的江西提学副使蔡清又是一例。《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传：“宁王宸濠骄恣，遇朔望，诸司先朝王，次日谒文庙。清不可，先庙而后王。王生辰，令诸司以朝服贺。清曰‘非礼也’，去蔽膝而入，王积不悦。”宸濠最后能发动政变，与百官在礼制一事上妥协与俯就强权不无关系，所以蔡清这等拒绝变通的顽固分子即使在同僚那里也容易被孤立。

仍然与太监当道有关，武宗正德元年（1506），

武宗初政，奄瑾窃柄。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等以谏忤旨，逮系诏狱。先生（王守仁）抗疏救之……疏入，亦下诏狱，已而廷杖四十，既绝复苏。

据余英时勾稽，正德时刘瑾用事，发明“去衣行杖”之刑，阳明是第一个受此刑的，几乎被打死过去。

以上是嘉靖前的情况。嘉靖初年的大事是大礼议，此事与道学关系甚大。世宗嘉靖皇帝生父是藩王而非先帝，他却坚持要把生父列为皇考。此非礼法，遂起争端。北宋已有濮议之争，皇帝破坏宗法，道学家群起反对。历史重演，张璁、桂萼辈希旨得宠，道学礼法之士则纷纷倒下。

（1）罗钦顺：大礼议起，钦顺请慎大礼以全圣孝，不报。

（2）吕柟（正德三年进士）：大礼议兴，与张、桂忤。

（3）马理（正德九年进士）：嘉靖初，起稽勋员外郎，与郎中余宽等伏阙争大礼。下诏狱，再予杖夺俸。

（4）崔铣（弘治十八年进士）：嘉靖三年集议大礼，久不决。大学士蒋冕、尚书汪俊俱以执议去位，其他摈斥杖戍者相望，而张璁、桂萼等骤贵显用事。铣上疏求去，且劾璁、萼等曰：“臣究观议者，其文则欧阳修之唾余，其情则承望意响，求胜无已。……夫守道为忠，忠则逆旨；希旨为邪，邪则畔道。今忠者日疏，而邪者日富。一邪乱邦，况可使富哉！”帝览之不悦，令铣致仕。

（5）应良（正德六年进士，从学王守仁）：嘉靖初，还任（编修），伏阙争大礼，廷杖。

（6）杨廉：疏论大礼，引程颐、朱熹言为证，且言：“今异议者率祖欧阳修。然修于考之一字，虽欲加之于濮王，未忍绝之于仁宗。今乃欲绝之于孝庙，此又修所不忍言者。”报闻。

以上仅仅是出自《明史•儒林传》的部分，其中稍受优容者只有一个杨廉。崔铣疏中，“守道”（从道）与“希旨”（从君）的判分格外醒目。

治史者皆知，正德、嘉靖以后，明朝政治、社会格局发生巨变，大体上有为之君不再，权奸辈出（刘瑾、严嵩、魏忠贤等），同时社会受到的管控趋弱。王守仁于正德年间在贵州龙场悟道以后，引领儒学弘道事业重点转向民间，本人及门徒讲学遍天下。当其时，又有大儒湛若水与之颉颃。然而道学并未从此无忧。很简单，站在权力的立场，争夺群众同样是冒犯。道学从谋取皇帝支持，转向谋取广大士民支持，这带来了政治敌道学内容的变化。从前主要是对仕宦个人施以纪律处分（如宋代）或刑事处罚（如明前期），现在主要是禁止讲学、毁灭书院，同时个人仍不免被迫害。以下便略述明中叶以降禁学脉络。

世宗嘉靖元年（1522）十月，

给事中章侨、御史梁世骠奏：“三代而下，道学之传，至朱熹大明。近世倡为异论者，以陆九渊为简径，朱熹为支离，宜行严禁。”上曰：“近年士习诡异，文辞艰险，有伤治化，其行督学官榜谕禁之，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不经之书，私自传刻，以误正学。”

二官之奏，是个标志，它属于王学崛起之际，朱子官学的第一次出击。正如宋代朱学也被当做不符孔孟的“邪伪”，现在朱学成为正统，新兴的王学成了“诡异”。学者多知道王学、朱学的继承关系，但擅长指摘的政治斗争是不管这些的。幸本次禁令未见落实。

嘉靖八年（1529）二月，

尚书桂蕚议：“王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先。欲立异以为名，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说。知众论之不与，则著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宜禁其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乃大圣人建极、作民君师之大政也。”旨曰：“其学术令都察院通行禁约，不许踵袭邪说，以坏人心。”

阳明卒于嘉靖七年十一月末，桂蕚乘之，既诬其学说，也诬其功业。阳明生前有爵位，因桂蕚之议，诏“停其世袭，恤典俱不行”。此情此景，令人想起朱子死后被朝廷严密监视的丧礼。比庆元党禁轻者，阳明学说此时尚未得禁。

嘉靖十六年（1537）二月，

御史游居敬论劾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学术偏诐，志行邪伪，乞赐罢黜，仍禁约故兵部尚书王守仁及若水所著书并毁门人所创书院，戒在学生徒，毋远出从游，致妨本业。……上曰：“若水已有旨谕留，书院不奉明旨私自创建，令有司改毁。自今再有私创者，巡按御史参奏。比年阳倡道学、阴怀邪术之人，仍严加禁约，不许循袭致坏士风。”

王守仁与湛若水两派被点名禁毁。当时朝廷大权握于入阁不久的夏言之手，而此前夏言自己就做过经筵官，主讲四书。心学新起，势如燎原，朝中颇感不安。

湛若水与王阳明讲学宗旨相近，规模也很大。何良俊（1506-1573）《四友斋丛说》记载：

我朝薛文清、吴康斋、陈白沙诸人亦皆讲学，然亦只是同志。……何尝招集如许人？唯阳明先生从游者最众。……阳明同时如湛甘泉者，在南太学时讲学，其门生甚多，后为男宗伯（南京吏部尚书），扬州、仪真大盐商亦皆从学。

据学者统计，湛若水从正德五年在北京与王守仁讲学始，至嘉靖十九年致仕，所建书院达36所，其中广东19所、南直隶13所、福建3所、湖广1所，盛时据称有三千门徒。嘉靖十九年，门人在其家乡为之建天关书院，事在书院禁令下达之后。可见，这次学禁效果不佳。

湛若水也为世宗本人所不喜，嘉靖初年的大礼议已站在反对皇帝的一方，嘉靖九年议郊祀礼又与皇帝意见相左，嘉靖十五年献书《二礼经传测》，皇帝罢而不读。嘉靖三十九年（1560），湛若水去世，世宗仍叱其学为伪学。《世宗实录》载，嘉靖四十年（1561），湛若水曾孙奏请赠官若水。吏部奏言：“若水学行醇正，士望所归，宜允其请。”世宗怒曰：“若水伪学乱正，昔为礼部参劾，此奏乃为之浮词夸誉，其以状对。”事后还惩罚了吏部尚书等几个人。看得出来，世宗之恨既有湛若水讲学的关系，又有他在职务上从道不从君的关系。

嘉靖十七年（1538）五月，吏部尚书许讃接过上年游居敬的论调，以书院耗财扰民为由，申毁天下书院，言：“南畿已经游居敬奏毁，人心称快，而诸路未及，宜尽查革仍有建立者，许抚按官据实参劾。”世宗命内外严禁令，尽毁之。十一月，有诏，禁止非诋朱熹，曰：

祖宗设科取士，以（四书）集注为主。比年奸伪之徒，鼓其邪说，以惑士心。此后仍有诡道戾理，非诋朱熹者，科道官指名弹纠。

如许讃所奏，一年前的效果限于南京一隅，这次是一心要扩大战果的。值得一提的是，禁止非诋朱熹并非嘉靖创举，成祖永乐九年（1411）已有榜文，严禁词曲杂剧亵渎帝王圣贤：“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非常严厉。这里对圣贤的维护，少不了是统治的需要，但客观地说，也是政治护道学的一面。作为道学的新发展，阳明学纵然与朱子学多所不同，但绝非敌对关系，阳明后学有人囿于门户之见，肆意诋毁朱熹，就大大犯了统治者的忌讳，势必扩大打击范围，殃及正常的学术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学内部之眼中有梁木者，是货真价实的敌道学。

嘉靖二十年（1541），皇宫“九庙灾，给事戚贤等因灾陈言，且荐郎中王畿当亟用。上曰：‘畿伪学小人，乃擅荐植党，命谪之外。’”黄宗羲说法略异：

时相夏贵溪（即夏言）恶（王畿）。三殿灾，吏部给事中戚贤上疏，言先生学有渊源，可备顾问。贵溪草制：“伪学小人，党同妄荐。”

揆诸世宗、夏言的前后所为，以心学为伪学，以阳明高徒王畿为小人，二人是有共识的。

嘉靖中前期陆陆续续的毁校禁学行为，首先是正统意识形态，即官学化的程朱理学，对道学新发展的不安表现。嘉靖后期，世宗沉迷仙道，权奸严嵩专做“青词宰相”，最高权力层更无理由褒崇道学。整体上，嘉靖一朝以王守仁为领袖的讲学活动蓬勃发展，“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然而，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庙堂与江湖之别，阳明学的蓬勃发展是其未被遏制的民间发展，而官办教育系统内不免仍无地位。大约在嘉靖后期，时为博士的贡受轩，向布衣道学韩贞报告太学的情况：“仆率诸生专以文字为道务，而道学为时所忌，绝口不敢一谈，竟如之何？”国子监不讲道学，说得很清楚。这里的道学特指阳明述作的道学。阳明心学光明正大地跨入庙堂，还是在徐阶扳倒严嵩任首辅之后，这也是阳明学最风光的一段时期，其高潮是徐阶在京城召集的灵济宫讲学，由浙东学派的王畿（龙溪）与泰州学派的罗汝芳（退溪）主讲席（时号“二溪”）。但好景不长，徐阶于嘉庆四十一年取代严嵩，做到隆庆初年便下了台。

穆宗隆庆四年（1570）三月，

礼科给事中胡槚言：“督学宪臣聚徒讲学，本为儒者之事，乃其徒遂缘是而诡辞饰貌以猎进，至有一语相合以为曾唯而优之廪饩，一见如愚以为颜子而贡之大廷者，徒以长竞进之风，而其中实无所得也。”部覆：“请如槚言，戒谕督学宪臣，务敦崇实行，毋倡为浮说，以滋奸伪。”从之。

胡槚所言，反映讲学之盛，已在政界渗透，朝廷用人开始受其影响，于是高层干预也随之而来。这次反“浮说”其实是阁臣高拱的决定，反映阳明道学由政治弘道转向社会弘道的路线之后，随着门下讲学活动声势日益壮大，终究还是被拉回了政治领域的斗争。高拱这次没有采取大动作，但暴风骤雨是迟早的事。

神宗万历七年（1579）正月，张居正柄国日久，权力稳固，下令毁天下讲学书院。命令得到了严厉贯彻，这就是暴风骤雨了，是明朝儒术的大灾难。它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先后毁应天等府书院六十四处。当时的学者傅应桢说道：

夫（张居正）毁书院者，焚坑之遗烈、窜伪学之故智也。舍千百世所共尊尚者，乃甘心于李斯、蔡京之所为，得免车裂，幸矣。

张居正禁毁书院，可与李斯焚书坑儒、蔡京禁元祐学术、韩侂胄窜“伪学”相提并论。

何心隐，王门泰州学派传人，以布衣讲学，很有号召力。据邹元标《梁夫山传》，何心隐之死与张居正禁学密切相关：

（何心隐）居燕畿讲学，因与司业江陵张公（鑫恣按，即张居正）屡讲不合，遂构衅端。比江陵柄政，即首斥讲学，毁天下明贤书院，大索公，凡讲学受祸者不啻千计。

何心隐被捕恰在万历七年三月。当时受祸者“不啻千计”，意味着很多人像何心隐一样受害。

众所周知，张居正为政雷厉风行，用申韩之术。在高拱那里露出端倪，张居正这里大肆实施，并得到天启中东林党禁呼应的，是与嘉靖中的敌道学不同的新情况。王学朱学的异同甚至已不被当做说辞，专制者只是赤裸裸展示对自由讲学的厌恶，以及对讲学的社会政治影响的忌惮。明末清初的唐甄指出：“聚众讲学，其始虽无党心，其渐必成党势。”朱元璋以降，决不许士人像宋儒一般在朝廷结成新旧党或以道学互相标榜之类，士人遂被驱往江湖，不料却于江湖成党势，动摇当道。上引胡槚所奏讲学通过各种渠道渗透朝廷用人、左右朝野舆论，是民间讲学终成党势的一种表现；讲学单纯在群众中吸引信徒，如民间宗教的形式，越聚越多，势能与官方分庭抗礼，譬如泰州学派颜钧的讲学，“失志不逞之徒相与鼓吹羽翼，聚散闪倏，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是讲学成党的另一种表现。经过嘉靖、隆庆两朝的发展，两种情况都出现了，是故强人张居正秉政，辄予迅速扑灭。世传何心隐死于儒家名教，不知刽子手杀人自可以名教为饰。黄宗羲《明儒学案》载，何心隐能力出众，曾用计把宰相严嵩拉下马，张居正心知肚明，当权后也不免有些忐忑。何心隐死于湖北狱中前曾说：“杀我者张居正也。”故何心隐之死，毋宁说是因为张居正害怕他于自己的权柄不利。能力出众的张居正与文盲魏忠贤辈固然是两种人，惟在独占并维护权力一点上无丝毫区别。

学者指出，张居正早年也参与讲学，然而万历五年（1577）夺情一事，道学颇责备之，自此与讲学者决裂。当夺情之际，张居正、万历皇帝以忠道立论，道学家以孝道抗论，但道学家缺乏权力优势，一波敌道学行动已不可避免。江右道学邹元标是最早的受害者之一。万历五年邹元标中进士，十月张居正夺情，即上疏谓张“道（导）之功利”、“忘亲不孝”，结果被杖八十，戍贵州都匀卫。这次横祸，邹元标被打瘸腿，六年后才被召回朝廷，比王守仁还惨。不久又因忤旨被贬，居家讲学数十年。对张居正夺情持异议而比邹元标稍早被杖的还有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夺情风波过后，毁学之令顺风而至，是欲斩草而除根。张居正说过，讲学的“同志”，不过是“聚党贾誉，行径捷举，所称道德之说，虚而无当”，其徒侣众盛，“大者摇撼朝廷……小者匿蔽丑秽”。大禁之前的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已明确禁止新创书院。

以下便到东林讲学之禁，首恶为太监魏忠贤。当时天启皇帝之昏庸与魏忠贤之专擅，此处不必赘述。熹宗天启二年（1622），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左都副御史冯从吾主盟的首善书院在京开讲，高攀龙、刘宗周等也参与其中。不久即有疏攻诋，熹宗安抚邹、冯，但二人仍于年底求去，书院也因此辍讲。五年（1625）正月，李鲁生指责书院“假道学不如真节义”，撤去匾额。七月，倪文焕再攻首善书院，称其“聚不三不四之人，说不痛不痒之话，作不深不浅之揖，啖不冷不热之饼”，催请禁毁。于是毁首善书院，“弃先师木主于路左”。八月，御史张讷上书论东林书院，请毁天下书院，诋邹元标、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俱削籍。天启四年叶向高去相后，魏忠贤便大权独揽，李鲁生、倪文焕、张讷等，莫非阉人之党。

天启五年（1625）十一月，阉党崔呈秀向魏忠贤授东林党人姓名，献《天鉴》《同志》《点将录》诸书，其中《点将录》仿《水浒传》一百八将名目编列东林党人。三书“皆以邹元标、顾宪成、叶向高、赵南星、刘一燝等为魁，尽罗入不附忠贤者，号曰‘东林党人’”，“清流之祸，于斯烈矣”。阉党大肆搜捕杀害所谓的东林党人，东林书院也于天启六年（1626）年全部拆毁。邹元标卒于此前的天启四年（1624），幸得善终。其不幸者，高攀龙投水自杀，冯从吾不胜毁学弃先师像之痛，“二百日夜不就寝”，吐血而亡。凡此，颇类现代反右运动中士类凋零的景象。

以上事件中，曾因反对张居正夺情被打断腿的邹元标总是名列榜首。此人属于江右王门，不属于东林书院，但偏偏名列“东林三君”（与顾宪成、赵南星）。这个细节印证，东林党禁延续了张居正禁学的性质，与道学整体有关，与朱王异同无关；是政治事件，不是学术事件。学术史上被认为崇朱抑王的“东林”学派，在这里只是便于政治打击的一顶帽子。如果问张居正、魏忠贤两阶段的前后之别，那就是东林的讲学，议政增多，当道者受到的刺激更激烈，加上阉人的无底线，反制必然更急剧，并随意扩大到一切不附己之人。黄宗羲《明儒学案》说道，顾宪成以东林书院为中心，四处会讲，“会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亦冀执政者而药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又说：“论者以东林为清议所宗，祸之招也。”正是这么回事。一句话，天启间血洗天下正士，就是大字不识的魏忠贤赤裸裸地排除异己的行为。

毅宗崇祯皇帝上台，铲除阉党，勤政克己，颇欲有所作为。但就是这样一位皇帝，某些时候还是做了敌道学者，其中一件便起因于求治心切，要大臣“夺情”。崇祯十一年（1638），毅宗为阁臣杨嗣昌夺情，少詹事、经筵官黄道周力攻其非，帝责道周朋比，行僻言伪如少正卯。道周反复激辩而不让，帝怒甚。有旨降黄道周江西布政司都事。十三年（1640），解学龙荐举黄道周，极称其忠孝，有曰道周“为我明道学宗主，可任辅导（即丞相）”。上大怒，并逮学龙、道周，道周以“伪学欺世”治罪。本应大辟，后改午门外杖四十，充军。先是，黄道周已有一次以直谏故削籍为民，先后讲学于余杭大涤山、漳州紫阳书院。按黄道周道学沉浮之迹，大似朱熹，连“伪学”罪名也一模一样。明亡，道周殉节。

早前的崇祯二年（1629），刘宗周拜顺天府尹，上疏责皇帝用刑名之术，并以仁义之说进，结果皇帝说他“迂阔”。在政治敌道学上，“迂阔”是比“虚伪”轻的詈词了。满洲入寇，朝廷增兵增饷，宗周上疏非之，大抵要皇帝以民生为重，再次被批评“迂阔”。入对文华殿，皇帝问及兵事，宗周只是要他效法尧舜，治内以御外，与朱子上宋孝宗的《戊申封事》一样的逻辑，诚正修齐然后才有治平。皇帝转头对首辅温体仁说：“迂哉！刘某之言也。”尽管明毅宗一而再再而三地贬损刘宗周，但毕竟有心求治，所以还是把这位大儒留在了朝中。然而等到宗周以刚正之论直刺首辅，暗示温氏乃小人，是制造东林党案的阉宦的同路人，说“小人与中官气谊一类”时，他真正触怒了权力，被革职为民了。后被皇帝起用，终于又在论救同僚，坚持一个类似于司法独立的问题时，因直接威胁到皇帝本人原有的自由裁量权，激怒皇帝而被革职。明亡，宗周殉节。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