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对佛学的批判
作者:赵文宇(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初四甲辰
耶稣2019年7月6日
王阳明常被时人诟病为禅,皆因心学的主要命题与佛教经典的提法有颇多相似之处。例如,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理”。《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空论》:“心是道,心是理。则是心外无理,理外无心。”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指出“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六祖坛经》:“念念若行,是为真性。”王阳明也常常使用佛学术语,如“正眼法藏”“话头”“种性”“著相”等。以上并非是认定王阳明入禅的确凿证据,但至少说明他受佛学尤其是禅宗影响颇深。
王阳明自谓醉心于佛老三十年,并曾一度萌生了离尘出世的念头,只是心中常存一念孝亲,所以犹豫不决。后来终于顿悟:“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王阳明年谱》)“种性”是佛教唯识学用语,耿宁指出“种性”为“在第八识(最深的心识,‘种子识’)中原初存在的(‘天生的’)向善之秉性(‘种子’)”(《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王阳明领悟到,人的爱亲之心萌发于孩提时期,是天赋予人的本性。人若舍弃了孝,等于丧失了人性。佛道所谓得道成仙的高妙境界缺乏人性的根基,绝非他所追求的圣人境界。
王阳明从此与佛学分道扬镳,并对佛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
王阳明批评佛家看似不“著相”,实则“著相”。“著相”是佛学术语,“相”指事物在人脑中形成的意识或概念,包括声、色、欲相等。佛家持“万法皆空”的本体观,认为世间诸相皆是虚妄,世俗之人却执着于虚妄之“相”,所以有“著相”之病。只有破执、扫相,才能见得如来。佛家认为君臣、父子、夫妇等人伦是对人造成负累的“相”,讲究人伦是“著相”。为了不“著相”,他们选择了逃避人伦。王阳明说:“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传习录》)王阳明认为,人伦是天命,伦理是天理,逃避人伦就是违背天命、“著”于私欲。佛家的做法正是“著相”。儒家看似“著相”,实则不“著相”。儒家认可父子、君臣、夫妇等人伦,以仁、义、别等伦理来处理人伦关系。顺应伦理就是顺应天理,就是不“著相”。王阳明对《金刚经》中“情顺万事而无情”“无所往而生其心”进行了解释,以之为不“著相”的境界。他认为,圣人的良知没有私欲的遮蔽,物来顺应,生出万事万物之理,此为“情顺万物”“生其心”。但万事万物对良知本体没有丝毫“染着”,良知依然皦如明镜,此为“无情”“无所往”。显然,王阳明对“著相”的解释与佛家迥然不同,“著相”指的是违背天理、“著”于私欲,不“著相”指无私欲遮蔽良知的圣人境界。
王阳明批评佛家“将迎意必”“自私自利”。佛家追求绝对的“虚”“无”“静”。“虚”“无”“静”是本体的应有之义,但本体不是绝对的“虚”“无”“静”。良知本自“生生”,佛家却追求“不生”。佛家的做法属于“将迎意必”,将外在物附着于本体之上,造成对本体的障碍。“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欲求宁静,欲念无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宁静。”(《传习录》)佛家的目的是摆脱负累、脱离苦海,这归根结底是自私自利的体现。他曾多次批评佛家的自私自利:“而禅之学起于自私自利,而未免于自私自利内外之分。”(《重修山阴县学记》)“又问:释氏于世间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无私心,但外弃人伦,却似未当理?曰:亦只是一统事,都只是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传习录》)良知是圆满无缺的至善本体,天地万物均是良知的发用,无须外求。儒学蕴含着万物一体的公共精神,将天地万物视为息息相关的整体,认为“成物”方能真正“成己”。“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起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传习录》)“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重修山阴县学记》)
王阳明批评佛学不可以治理天下。治理天下须安顿好天下的人伦事物,佛家执着于无善无恶的虚空本体,不关注人伦事物,把心理活动视为幻相。作为良知发用的心理活动是实理,佛家以实理为幻象,流入虚寂之域。“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传习录》)“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传习录》)王阳明认为,儒家可以治理天下。儒学认为本体和事物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关系,既关注无善无恶的本体,也不离具体事物。顺理而为是王道的最高准则。唯有顺理而为,方能“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圣人是儒家治理天下理想的主体,是理想人格的化身,是心中纯是天理而没有私欲的人。圣人治理天下顺天理而为,不为私欲所动,自然符合王道最高准则,能够辅助天地使其运转达至完满境界。
综上,王阳明批评佛家违背天理、戕害人性,“将迎意必”,自私自利,看似不“著相”,实则“著相”,不可以治理天下。虽然王阳明与禅宗有很深的渊源,但他以儒学作为评判佛学的尺度,对佛学有较大的偏见。佛学并非真的违背天理和人性,只是违背儒家的天理和人性。佛家自渡渡人,并非自私自利,只是途径与儒家不同。可以说王阳明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评判佛学,故不忘在批评佛学时肯定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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