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学贵立志

作者：张晚林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十八日戊午

          耶稣2019年7月20日

借山东大学召开“百年儒学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牟宗三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之机会，参观了烟台栖霞牟氏庄园。在庄园的牟宗三纪念馆中，看到了牟宗三先生早年所写的《自立铭》。这篇《自立铭》，似乎并未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中，很多学者表示是第一次看到。虽短小精悍，但读之却令人震拔奋发，不下于其深邃之哲思文章。全文如下：

体念民艰，常感骨肉流离之痛；收敛精神，常发精诚恻怛之仁。敬慎其事，宜思勿忝厥职；勿悖祖训，宜念完成孝思。理以养心，培刚大正直之气；孛以生慧，聚古今成败之识。闲邪存诚，勿落好行小慧言不及义之讥；常有所思，庶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陋。忠于律己，於穆不已，凭实践引发天趣；恕以待人，团聚友朋，以共业引发公心。须信己立立人，必本历史文化；任凭邪说横行，不背民族国家。

牟宗三一九四七年于江南大学书。

这短短不足二百字的“自立铭”之于牟宗三先生一生之作为到底有何影响？乃本文所欲表达分述的。

牟宗三先生乃一纯粹之学人，除了著书立说，别无长物。依他自己的看法，他是时势冷静的旁观者，近代中国之民族苦难，他虽都经历过，但只是随着民族受苦，并未去民族存亡之前线，可以说只有苦劳而没有功劳。但牟宗三先生是不是就在一个在乱中取静，以学问适性自娱，而罔顾民族苦难与危亡的人呢？显然不是。概略地说，牟宗三先生之于国家民族之贡献有二：

其一，以“良知坎陷说”在道统之外，开出学统与政统，进而使中国文化适应现代社会之需要，成为一个三统并建的圆满模型。

其二，对儒学进行“道德的形上学”的诠释，阐发儒学作为一种“宗教动力学”之大义，儒学既是根源的哲学，又是圆满的宗教。儒学完全可以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宗教，且具有世界性。

以上两点作为专门的学术问题，自然不是一下子可以说清楚的。但面对民族危亡及西方文化挑战之时刻，这两点贡献足以再植国人之灵根，赓续文化之慧命，鼓舞民族之士气，其之于国家民族之影响决非短时间内可以论定的。尽管牟宗三先生是一旁观者，一纯粹之学人，然其于国家民族之贡献，孰谓小焉？！

牟宗三先生固天生聪慧，然而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贡献，决非天生聪慧所能造就，当与上述《自立铭》中的志识与情怀关涉甚大。牟宗三先生书《自立铭》以震拔自勉之时，尚不到四十岁，属学问之初创与早年，然其中之志识与情怀终身未变，这种精神在他后来的文章中随处都可以看到。故牟宗三先生之所以能成为现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及中国文化现代化不可绕过之人物，决非才慧偶然促成，其背后莫大之志识愿力，不可掩也。

下面我们再作一点申述，说明学问与立志之间的关系。总括而言，若不能立志，即便是一个真诚的学人，其卷帙汗牛、著述充栋，亦不过适性自娱，其学与民族、时代无关，更与人类智慧无预。这样的学问，已是可有可无。若以学问自饰，以文其好色好货之实，则学问适成社会乱象之根源，必屠之而后快。

那么，什么是立志呢？立志决非是空说几句大话。真正的学问之志，当包括：良知之愤发、生命之悲情、时代之感触、家国之情怀、历史之担当、文化之使命、人类之智慧，最后是宇宙之精神。这是从自家真切的生命感应，笃实的道德践履中得来的，非拉大旗作虎皮之自高也。在学问日益专业化及碎片化的今天，这些志向与情怀，很少有人再提及了，乃至根本茫然而无所感应。但对于传统的中国学人而言，这是必须有的常识。如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以担当文运为其志识。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此以扭转世道为其志识。尔后的中国读书人莫不秉承孔孟这种志识，周濂溪之“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王阳明之“读书学圣贤”乃人生第一等事，即其显证也。当然，最著名的乃是张横渠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志识与情怀，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其实并不究竟学问之新创，而是道统之传承。但道统之传承并不只是经卷之授受与义理之解释，更是志识与情怀之相应与感召，所谓“前圣后圣，若合符节，然非传圣人之道，传其心也”（程门高弟王福清语）。中国传统的学问之所以不如今天的学问那样，是一种专门的知识，而是一种动人的风教与世道人心之维持系统，就在于每个学人之学问都源自其志识与情怀。

学人若没有志识与情怀，则其学问一定没有动力源，进而其学问之于人生社会之价值亦殊少。当今之学术界，学问之所以多沦为写论文，搞项目，乃至剽窃抄袭之陋习屡见不鲜，原因非他，学人缺乏学问本有之志识与情怀也。志识与情怀乃学问之动力源，此动力源一旦开启，则学人自当如孔子所言“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且必如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如今之学人，完全罔顾志识与情怀，故不能开决内在之动力源，是以其为学无“乐”可言。他之所以为学，其动力源来自于外。这外在的动力源，可以上下其讲。上焉者，可能是现实中的问题，其学问唯期解决此一问题。由此，他的学问只不过是一时之经验性的方法，而不能开发人类永恒的智慧。这种所谓学问，其实很难称得上是学问，因为这种学人只是一个实际的事务主义者。下焉者，则仅为稻粱谋之工具，学问之动力沦落至此，焉能不剽窃抄袭，以最少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

现在的大学校园，似乎人人都在做研究，学术呈现一派繁荣之景象，但大部分之研究者，其学术研究之动力来自利益之计较与盘算，而不是内在之志识与情怀。准确地说，现在的学术研究，只是老师业绩考核所用的工具或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与玩扑克定输赢之游戏规则在本质上并无区别，这从每当年终岁末，各人统计自己之学术成果，以定本年度之总体收入，即可略见一斑。这样看来，国家花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但最终只是养了一批论文写手，在那里如同玩扑克一样定输赢，岂不悲乎？稍有良知者，焉能无犯罪之感？或曰：吾非基于利益之计较与盘算，吾之进行学术研究，乃兴趣使然。但须知，即便是兴趣，亦不能及于学问精神之万一。宋人王应麟曰：

圣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学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观弥博，所习弥多，日闻所不闻，日见所不知，然后心开意朗，敬业乐群，忽然不觉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困学纪闻》）

兴趣乃一种审美精神，与学问之担负精神相去甚远，自不能入于学问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岂兴趣所能担负者乎？！

当学术研究成为一种纯粹之审美兴趣的时候，学问虽可有可无，但亦不至于大坏。然当学术研究最终成为一种游戏规则以定输赢的时候，学问岂有不坏之理？于是，管理部门制定了很多规则，企图使学人行走在正途，然“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黄宗羲：《原法》），是以规则愈多而学问愈坏。何以故？志不立，学问不在正途也。清儒李光地说：

常说偈云：“学道必须铁汉，用力心头便判。直证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此彼学所谓“发大愿力”，即吾儒之“立志”也。愿力发得大，即悟亦悟得快，修亦修得到。朱子有云：“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榕村语录》）

志识无有，愿力不发，此学术乱象之根源也。当然，立志识而发愿力，亦未必有如牟宗三先生那样之成就，但至少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何谓真正的读书人？答曰：具历史文化意识、家国天下情怀、道德宗教精神于一身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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