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书评所引发的思考——怀念余敦康先生

作者：汪学群［1］

来源：中国思想史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十六日丙辰

          耶稣2019年7月18日

家母在写《中国传统中和思想研究》一书时，余敦康先生［2］就十分关心，不时向我问及，2010年此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我当时并没有告诉先生。第二年也就是2011年3月9日，我打电话给先生，他主动提起家母出版的新书《中国传统中和思想研究》之事，并告诉我自己去书店买了一本，读后认为此书写的非常好，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即中和而不是西方的斗争。他又主动提出要为家母新书写书评，加以表彰，并说老同学应该写，我听后急忙感谢。我说我原来也想为此书续一跋尾，但考虑到我是她儿子，替自己母亲表彰，有些难为情，所以就没有写。没想到您主动提出写书评，是对家母研究的肯定，当然也有老同学的情份。后来我打电话给母亲把先生写书评的事告诉她，她听后很高兴，也很期待。4月24日，先生打来电话，告之给家母写的书评已经完成，说你有空来拿，我答应明天去。第二天我与妻子应约来到先生家，看到他用十六开稿纸书写的书评，一共七页且字迹工整，十分感动，我代家母感谢他。他对我说准备把书评给《光明日报》，你先录入电脑，然后再发给《光明日报》负责国学版的编辑梁枢，原稿由你保存。7月4日，我从网上看到先生写的书评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把这一消息告诉家母，又请弟弟找来报纸给她看，她看后非常高兴。我打电话告之先生，他说已经拿到报纸，我转达家母对他的谢意。先生多次跟我说起为什么给你母亲写书评，在我们围绕着书评的聊天中，他道出了自己的思考，而我拜读书评又何曾不引发出一些思考呢？

家母有关中和思想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距2011年也有20多年，最后成书也是她一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总结。家母写此书的动机，是曾经在反右、“文革”等极“左”的政治运动中，因受迫害而下放劳动，脱离专业教中小学20余年，而在退休后，深感极“左”思想的危害，贻误了青春，因而着力研究和发扬“中和”传统精神。1994年，她70岁那年曾赋诗一首：“七十生涯几蹉跎，沧桑岁月备受磨。深被极端思想害，痴心一片寄中和。”后来想灾难已经过去了，应该向前看，所以把诗的第三句改为“抛却平生忧患事”，集中精力写出传统中和思想这一专题研究。企盼今后当政者都能发扬这一优秀传统精神，乃我们民族之大幸。先生与家父家母岳母有共同的遭遇，他们都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并受到迫害，1957年先生与我岳母在北大哲学系被划成右派，家父在哲学所被划右派，家母也受到牵连。先生当时正在系里念研究生，遭此变故，开始劳动改造，后来下放到湖北，我岳母则调到系资料室，而我的父母下放到东北。他们都经历了政治斗争的年代，深感社会和谐的必要性，我想家母此书以中和为题也写出了先生的心声，这是他为家母写书评的原因之一。

先生说家母这本书写的好。书评高度评价《中国传统中和思想研究》一书的学术价值，肯定中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道统的价值及现实意义。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中和，家母这本书抓住了实质。他谈及某位学者试图建立和合学，以合和代替中和并不可取，这样把中和变成了学，降低了中和作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的地位。他跟我们讲曾当着这位学者的面反对过合和学，后来合和学也没有形成气候。

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次阐发了这一想法。如2011年9月27日，我接他去历史所我们研究室（思想室）演讲，讲的题目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主要举了家母的《中国传统中和思想研究》，以及他在《光明日报》写的书评，肯定“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道统。

在先生看来，世界文明不是像亨廷顿所说的“冲突”，而是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他在讲演时首先提到2010年由联合国发起，中国承办的世界文明对话在华举行，被称为“尼山论坛”。著名外交官吴建民先生说：“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深入地思想，在‘尼山论坛’的背景下，我们中华文化是什么，能不能比较简单地讲清楚？恕我直言，我们现在对外讲的东西，条条多例子少，讲不明白。我们存在一个构建主流文化的问题，主流文化是需要几代人下工夫去做的，主流文化没建立起来，中国不可能长治久安。”中国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吴建民说我不知道，中国文化是什么，中国人说不清楚也听不明白，这些话对先生震动很大。对于“世界文明对话”我始终找不到“来自中国的声音”，各派之间始终各持己见，感到十分的困惑。他说：“尽管我现在也讲国学，但如果有人问我‘国学好不好？’我却不能做肯定答覆。中国文化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百年来一直困惑著我们。如果说其他国家也存在文化的‘我们是谁’的问题，但中国尤为严重。为什么？因为很多国家的人虽然说不清自己的文化，但却没有骂自己的文化的，我们却在指摘自己的文化。”这是很少有的，也是他困惑的原因。

先生接着讲道：“但后来，我的同班同学程静宇写了一本书《中国传统中和思想研究》，回答了吴建民的问题。”这主要是指书中认为“中和”就是中和之道，“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中国的道统。这本五十多万字的著作回答了我的困惑，五千年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不是封建主义，而是‘中和’思想”，当然这本书至少得值大家讨论的。又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专制还是和谐？“以前我和程静宁（汪学群老师的母亲）讨论过中和问题，后来为她的新书《中国传统中和思想研究》写了一篇文章予以介绍。”第一，本书把“中和”分为十个方面。政治的、伦理的——乃至文学的、艺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以中和思想贯穿，这是有充分论证的。第二，本书从历史上纵观，中和思想由尧舜直贯明清。什么叫“中和”呢？它的内涵很丰富，简单讲就是在对立中寻找综合平衡点。这是中国独有的，不同于西方的单面主义。《中庸》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讲中和是一种战略思想，致中和，使中和思想扩展开来就可以天位物育。中和思想后来归结为和谐，北京的故宫有中和、太和、保和三大殿，“中和思想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国家民族核心的决策依据。”这里面有因果律，中国五千年文明，如果致中和，推行这一核心价值观就会实现治世。“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如果能致中和，就是发而皆中，天下太平。李约瑟认为，中国思想的妙处就在于“和”，好像一个调节器使一切趋向平衡。汤恩比对比中西文化后也说，西方文化是爆炸型的，中国文化则是平衡型的、收敛的。［3］先生在演讲中肯定家母此书的基调，既回答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核心的问题，又消除了他的困惑，这样的评价力透纸背，是非常深刻有见地的。

其实先生早就关心过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核心的问题。他在2010年曾写过一篇《国学热感言》，后来把这二页纸的感言送给我。大意是说近年来国学热的兴起和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宏观历史背景密切联结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并没有出现国学热，兴起的是以电视剧“河殇”为代表的站在西化的立场批判国学的思朝。进入九十年代，这股西化思潮受到抑制，国学在学院派的范围内似乎显露出一点热的迹象，但是很快又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认为国学封建复古，不应该提倡。到了20世纪，特别是2004年，官方正式提出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一些文化精英也在这一年发了“甲申文化宣言”，把开展国学研究以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提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这才澄清了一些思想障碍，为国学热的兴起揭开了序幕。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建国以来的60年或者五四以来的90年中，国学热是直到2004年即甲申年才算是真正的兴起，至今仅仅延续了六个年头。

在这六个年头中，国学确实是热了起来，成绩不小，但是也有显著的不足。最大的不足在于缺少正本清源、返本开新的研究，为当代中国构建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主流文化，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先生引用上面提及吴建民先生的那段话，认为如果国学热在世界文明对话的大背景下不能清楚明白地回答“我们中华文化是什么”的问题，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主流文化的认同，只是停留在整理国故的层次，既不关注现实，也不着眼于未来，这就失去了根本，热不了多久，很快就会衰歇的。这次先生借家母的书评强调中和思想回答了“我们中华文化是什么”的问题，这是把国学的研究引向深入，与作为中华文化价值核心的中和思想联系在一起，也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民族精神的凝聚结合在一起，从而突出彰显了国学研究的价值认同、价值关怀。这种对国学热的反思为其今后的发展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2011年10月27日，我和妻子去看先生，谈及当前文化建设问题。他再次表达十分推崇家母的中和观点即和谐，认为这是当代文化建设的方向，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核心所在，他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本质的不同，在于中国和谐而西方斗争。尤其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人整人，相互斗争造成社会动乱，不符合中国文化的精神。冯友兰先生晚年生病住在友谊医院，离先生家不远，他经常去探望。一次他问冯先生，您1949年以前有“贞元六书”之作是哲学，而后来三十年写哲学史，为什么不研究哲学，冯先生说环境不允许、不敢，不过还是要写的，写完自己的观点就准备跳进棺材，可见冯先生直到晚年还是心有余悸的，这是经历了包括文革在内一系列政治运动留下的后遗症。我告诉先生说这几年准备研究王阳明乃至于朱熹，因为阳明学和朱子学是中国古代思想走向世界的最主要品牌，他不表示反对，但认为我的易学研究（指我曾出版过《王夫之易学》、《清初易学》、《清代中期易学》）不能丢，要构建新易学，主要挖掘其中的和谐思想以为当代所用。他的这一想法与家母“中和”思想的研究不谋而和，均在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核心。

先生说令慈治学功底好，但又十分低调，从来不表现、张扬自己，这一点不像有些人喜欢张扬，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刷存在感。他还强调：书评题目加上令慈的名字就是要大加表彰，她一辈子研究学术，默默耕耘，不求名利，更应加以表彰。这里指的是民国时期家母在上新式小学，受新式教育之前，曾经在外公开办的私塾里读过四年书，这四年的私塾教育主要是读四书五经，以及唐诗宋词，许多名篇都能背诵，为她以后在传统学术思想的学习与研究中打下坚实的基础。大学最后一年选专业，她选择中国哲学史专业，师从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石峻等先生。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中关村成立，由潘梓年先生任所长，中国哲学史研究组也同时成立，家母刚毕业就被分配到中国哲学史研究组。当时的中科院本来想调冯友兰先生主持中国哲学史研究组工作，因北大不放，只能请他兼任组长。冯先生对母亲讲：你刚来先给梁启超的胞弟梁启雄先生当助手吧，跟他学古文字学，家母协助梁先生出版了《荀子简释》(1955年古籍出版社)、《韩非子浅解》(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不久家母就参加了冯先生主持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编辑工作，此书聘请了哲学史、思想史、文献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著名专家，所内有容肇祖、梁启雄、刘及辰、王明、吴则虞、王维庭、王维诚、王范之先生，以及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陈克明、程静宇、钟肇鹏、乌恩溥等。所外有谭戒甫、顾颉刚、瞿蜕园、孙人和、冯友兰、王献唐、马宗霍、高亨、侯外庐、张恒寿、张岱年、郭化若、任继愈等先生。家母时任研究组学术秘书，负责各种联络，包括打电话、写信、会议记录等，起上下联通的作用。根据《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原则，除了选择中哲史上有代表性的原文之外，还要把它们翻译成白话文，因家母早年读过私塾,受过很好的古文字训练,后来又受新式教，在沟通文言文与白话文上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梁启雄、容肇祖、王维城、王维庭等先生说古代翻译的标准以程静宇为准,他们希望通过家母的通读,然后使原文通俗化。家母对北大及哲学所这段经历很少提及，觉得耽误这么多年，在专业上没有取得什么成绩，愧对老师们的希望与培养，她曾和先生提及此事。［4］另外，家母退休后深居简出，跟学术界没有什么来往，除了见老师、与老同学聚会之外，大都在家随性写些诗文，弄些花草，修身养性而已。先生既知晓又理解，所以才说出上述的话，借写书评似乎是在学术上替老同学“出头”。

先生还建议我多买些书、载有书评的报纸，分送给曾经担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的郭齐勇（我称齐勇兄）及武汉大学哲学系同仁，让他们知道程静宇退休这么多年依然在从事学术研究。他还笑着说，我是主动买你母亲的书，又主动给她写书评，这就是老同学吗。我说家母自觉水平不够，书写的不好，您已成大家，不好意思找您写，所以您写了之后，她感到意外，也很感激，他说这是老同学的友情。

纵观先生的书评，不仅是对家母小书的肯定，同时也借此谈及自己对中和等问题的看法，其实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看法与家母是一致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都经历了政治斗争的年代。另外，先生也受亨廷顿等人文明冲突论的刺激，多次跟我说起亨氏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该书以冷战为界认为，之前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是意识形态，之后的世界冲突则源自文化方面的差异，包括宗教信仰、民族种族、思想价值，等等，主宰世界的将是所谓的“文明的冲突”。这显然既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中和思想背道而驰。他晚年致力于《周易》研究，常说中国的智慧在《周易》，《周易》的智慧在和谐［5］，和谐即中和，他借诠释《周易》把中和思想提到战略、决策层面，并看成是中国人的智慧，可谓高屋建瓴。总之，中和或和谐是他们多灾多难一代人的共同期盼与追求。

下面将原文奉上，谨以此纪念。

附录：

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道统

——程静宇著《中国传统中和思想》述评

本书对传统的中和思想的专题研究，大致是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展开的，横向方面分别从哲学、天人、中医、伦理、政治、美学、民族、宗教、学术思想九个方面进行探讨，而纵向方面，则是以先秦、汉、唐、宋、明、清、近代的历史人物为重点，来说明中和思想。由此表明中和思想不仅体现在各个知识领域，而且是自古至今一以贯之的道统。通过这种全面的研究，作者怀着充分的自信，明确指出，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贯彻始终，其实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它的核心思想、价值理念、精神实质、主要特征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自五四以来，曾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争论不休，迄无定论。有的立足于批判，认为是封建礼教，专制王权，宗法等级，伦理纲常。有的立足于继承，认为是天人合一，人文主义，忧患意识，乐感文化。这些不同的看法全都以偏概全，失之于片面，比如中国的专制王权确实长期存在，但专制王权只是属于治统而非道统，治统应该接受道统的制约。再比如天人合一、人文主义确实是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但是过于抽象，暧昧不清，不能用来概括整个中国文化，至于忧患意识、乐感文化，这两个词矛盾冲突，更是谈不上概括了。在这些众多的看法中，比较起来，我觉得，唯有程静宇的看法最为贴切合理，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赞同。因为这种概括不仅符合历史的实际，而且可以提升为一种文化的自觉，转化为一种精神的动力，规划现在，创造未来。

作者首先从哲学上论证中和的思想特征，归纳起来有以下三方面，即它是对立面统一与平衡，事物多样性统一与融合，也是万物生长发展的源泉。中和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上古尧、舜时代，人们就十分重视运用中道原则精神。相传尧让位给舜时，就提出“允执厥中”，要求舜在处理政务时，要牢记执行中道原则。后来舜让位给禹时，也同样要禹执行中道原则。到了春秋末年，孔子及其孙子思，继续发扬中道思想。子思写出专著《中庸》一书，将中道思想提到宇宙观的高度。《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就是推广、实行、达到，“致中和”就是推行或实现中和之道，去处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以求得化解矛盾，消除冲突，实现协调发展。中和也叫做太和。《周易》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太和即最高的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保合太和”，即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加以保合之功，不断地进行调控使之长久保持，来造就一种符合人所期望的万物繁庶、天下太平的良好局面。

关于中与和的关系，作者指出，中是体，是和的前提，和是中的结果，是用，中与和可以说是体用关系或因果关系。有体必有用，有因必有果，为了实现和谐的目标，必须坚持中道的原则，只有中，才有和，不中则不和，可以说，历代社会的治乱兴废，均逃不出执政者的得中与失中的因果规律。根据这种为大量的历史事实所证明的因果规律，作者对中国古代王朝的治乱兴衰进行研究，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就其成功的方面而言，比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清代的康乾之治时期的统治者，为了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多从政治、经济、道德、文化、教育等方面，按照中道原则精神，以宽缓政策调节社会中贫富、贵贱之间的等级差距，使之保持在社会生活中的相对平衡，从而维系了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和发展。当然，失败的教训也不少，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经历过多次的动乱与危机，偏离了历史的天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社会自身机体内部，似乎有一个自动调控机制，每当社会危机出现动乱之后，都是由它自身调控、整合，逐渐慢慢地又重新回复到平衡稳定状态。而且每一次新的平衡的实现，其内部机体变得更加健壮，更加充满活力。而这个调节机制就是中和。

为了强调中国文化中的自我调控作用，作者特别引用了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的一段话来说明。李约瑟在其《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一书的结论中说：“无疑问的事实是中国社会有一种自发的内部安定作用，而欧洲社会有一种在其内部装置了不安定的特征。中国文化之善能自我调节，甚似一种有生命的机体，随环境的变化而能维系均衡，并与一温度平衡器相类似。主宰控制学的概念，实可以应用此种迭遇风霜而不凋谢的文明”。这大概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平衡思想，使中国社会内部在各种事情的处理上，少偏激，不走极端，而是善于调节适中，平衡有序，使我们的民族之花，迭遇风霜而永不凋谢。纵观人类文明史，世界几大文明古国都先后衰落了，唯独我们中国，经历了五千年跌宕起伏，却始终雄踞于世界的东方，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可以说中和思想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活水源头。

由于中国文化受得中与失中的因果规律的支配，十分重视对治乱兴衰的研究，以史为鉴，所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变易革新思想，而且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不断熔铸新的理论形态。在学术思想的发展上，按照中和的原则，体现了一种兼容并包、会通整合的精神，一方面对内，容纳了本土文化的道、墨、阴阳、名、法等诸多学派中的优秀思想成果，另一方面，又对外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其他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有选择地加以吸收，使我国文化实际上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干，同时融合了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成为多元文化的复合体，内涵十分丰富。

由此可见，中和精神是深深地扎根于我国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这是就历史的情况而言的。就当代的社会而言，中和精神仍然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关于这种现实意义，作者指出，可以分析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及其致中和的方法与措施，同时中和之道也是当今化解国与国之间矛盾冲突，促进国际合作与世界和平的有效方法，因此，传统的中和精神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正可以在当今改革开放年代大放异彩。

本书洋洋五十万言，论述全面，思想深刻，是一部研究中和专题的力作。在自序中，作者语重心长地交代说：“笔者研究中和专题的动机，是曾经在反右、文革等极‘左’的政治运动中，因受迫害而被撤销党员预备期，下放劳动脱离专业教中小学达20年之久，而在退休后，深感极‘左’思想的迫害，因而着力研究和发扬中和传统精神。”“笔者企盼在当今纷纭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运用和发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想，反对极端偏激，凡事以公正协商的原则来处理，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共生、共存、共荣和谐美好的生存空间”。这种对既往沉痛经历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企盼是十分感人的。(以上录自作者手写的原文稿。2011年7月4日《光明日报》刊载时有删改，特此说明。)

注释：

［1］汪学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二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2］余敦康先生是我父母、岳母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同班同学，我和妻子私下里一直叫他余叔叔。在这里为了行文正规，我还是称他为先生。2009年，他老人家八十寿辰我与妻子曾撰写《余先生与我们两代人的交往》（载陈明主编：《余敦康先生八十寿辰纪念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文祝贺。2019年7月14日惊闻余叔叔仙逝，我们第一时间通过私人微信与马阿姨、余楠联系，并撰写“自由思想追魏晋，彰显先哲；独立精神求真理，垂范后学”挽联致哀。这里谨以此文再次表达我们的深切怀念。

［3］引文均见余敦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余姚市人民政府编：《国际阳明学研究》第贰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379页。

［4］1980年家母从东北南下武汉任教途径北京，去北大燕南园探望冯先生时说丢了这么多年的专业，愧对老师的培养，冯先生勉励道：你的基础很好，很快就会恢复专业的。母亲退休后又应任继愈先生的邀请参与《大藏经》编辑工作，加上中和研究这本书，也算是做了些成绩吧。

［5］参见《余先生与我们两代人的交往》一文第三部分有关易学研究的评价。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