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贯 “内圣外王之道”：政治与教化之两端——纪念余敦康先生

作者：谢茂松（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

          牟   坚（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人员）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十八日戊午

          耶稣2019年7月20日

澎湃新闻编者按：

余敦康先生，湖北汉阳人，出生于1930年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1978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任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于2019年7月14日早晨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九十岁。

余敦康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对儒、释、道三家均卓有建树，视角独特，思想深刻，特别是在儒学、玄学、易学三个领域，用功最深，建树最多，成果斐然。

代表作有《何晏王弼玄学新探》《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魏晋玄学史》《中国哲学发展史》（合著）《中国哲学论集》《夏商周三代宗教》《春秋思想史论》《易学今昔》《汉宋易学解读》《周易现代解读》《哲学导论讲记》《中国哲学的起源与目标》等。余先生是当今中国哲学研究中最具思想创造力的学者之一，他的易学研究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国内外学者所推重。

关于儒家，余先生在《论儒家伦理思想——兼论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一文中指出：“儒家作为一个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基本特征，不在于哲学理论和政治主张，而在于伦理思想……在历史上呈现为一种辩证的运动过程，它的内部的逻辑结构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关于玄学，他认为，玄学的本质是玄学家在极为严峻凄惨的社会环境下，重新探求天人之际以便解决个体安身立命之道的精神探险。他结合自身人生体验，从得意忘言的角度重新探索魏晋玄学的本质，在此领域开出一片崭新天地。

他的易学则从文化精神演变的高度，从价值与真实的历史连接上，重构了易学思想系统而卓然成家。他还深入探索中国古代宗教，以便为中国哲学寻找早期源头。

他提出诠释学是中国哲学唯一进路的思想，会通中西，跨越古今，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关注中国文化精神的阐发，孜孜探求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余先生多年来传道授业，以身垂范，有许多优秀的学生弟子，在相关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的学生已是专业领域中的翘楚，以下邀请了余先生的几位学生，从不同角度叙述先生的思想风貌，以表达对这位哲人、思想家的景仰与哀思。 

余敦康先生一生学问，一以贯之者为何？盖在于“内圣外王之道”，即政治与教化之两端。从八十年代的《何晏王弼玄学新探》（后扩充为《魏晋玄学史》）到九十年代《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再到晚年的《周易现代解读》以及长文《三代宗教》，无不贯穿始终。

二三十年前宋明理学的研究受港台新儒家影响颇深，单纯强调道德理想主义，而余先生《内圣外王的贯通》一书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理学“内圣”的心性之学之精微是要通向“外王”经世之广大。学界普遍接受这点，还要等到海外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出版引发的一场学术争论之后，余先生可谓孤明先发。儒者在朝美政、在野美俗，政治是儒者的核心关怀，因为政治是处理群的关系，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人脱离了政治就是非人。

中国传统政治的担当者在于儒家士大夫阶层，余先生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是单纯抽象的概念范畴研究，而是以士大夫研究为依托，把握士大夫的价值追求在于由心性而通向政治、由哲学而通向政治，即内圣外王之道。所以余先生在哲学义理之辨析上极尽精微，但必又最终落实于经世之社会政治的现实关怀，这从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宋代易学都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传统士大夫身处政治，永远面临着进退出处的困境，这就有对于作为士大夫精神结构中的儒、道两家的选择问题。如苏东坡、王安石等被贬时对佛、老发生兴趣，道家与儒家成为互补。余先生独到地把握玄学的“有无之辨“背后，深层次的是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二者之间的互动问题，他说儒家的“内圣外王”的说法本身就出自《庄子》。

余先生更是将儒、道以及法家放在礼乐文明的总体脉络来讨论，三家的差别与张力就是面对春秋战国的古今之争，对于周代礼乐文明究竟是取破坏、复古还是继承、损益的态度。由此他对于侯外庐的中国古史研究给予高度评价。余先生在给我们上课时，一再耳提面命的就是把握礼乐文明的张力，即仁与义、亲亲与尊尊的张力关系。

礼之“尊尊”原则落实为儒家士大夫政治，“亲亲”则是社会秩序的安排，记得余先生上课时跟我们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礼教、文化是什么，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社会自组织安排，余先生因此高度评价陈寅恪对于《桃花源记》的研究正是揭示出礼乐文明的社会自组织性的面向。余先生治中国哲学史，却能欣赏史家陈寅恪、侯外庐，也时时跟我们提及考古学家张光直关于中国是世界史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的洞见。余先生关注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文明的说法，这也就有他晚年《三代宗教》之长文，其问题意识是返本开新。犹记在香港科技大学与陈来老师聊天时，他评价老余这篇文章是一气呵成。

对于礼乐文明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强调与体认，离不开他当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农村而与农民深入接触的生命体验，这犹如王阳明被贬龙场，阳明没有被贬，也就没有后世悟道之阳明。右派的经历，表明作为知识分子的余先生如何能忘情于政治呢？这恰恰是其根本问题意识所在，余先生选择学术为志业来更深、更久远地提升我们现代文明的政教。永远记得二十多年前在余先生家里跟着他细读小程子《伊川易传》、朱子《易学启蒙》以及《礼记》之情形。”为往圣继绝学“，余先生之经学，尤其是易学、礼学有以当之。余先生领着我们一卦卦、一爻爻读，让我们把自己摆放进不同的政治情境中如何自处，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参与，但余先生还是学者本色。

余先生有时会感叹自己因为人生前半段时间的耽误而影响自己学问没有大成，但得乎、失乎？在中国这片广大的土地上经受磨难，从而深刻思考、彻悟，对自己的文明有更深的自信，”力行而后知之真“，这不正是一种更大的学问吗？余先生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能完全听懂大家跟他说的话，却不能表达。这对于余先生这样一位特别爱表达的智者，想说而不能说，我不知道是怎样的感受，但我相信他是通脱的，因为他每每会报之以微笑。

涕泪悲泣而撰一联：“出入玄易，醉啸拍案，自然形放，人见其道侠风骨；浸润诗礼，敦笃精思，自律深藏，我识您儒者衷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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