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将在距孔庙3公里的地方建造一座高达40多米的基督教堂，而孔庙不过20来米高。此事引起一批儒者和研究儒家的学者的忧心，他们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孰料，此信引起很大争议。在某知名论坛上，对这封信、对此信署名者、对儒家冷嘲热讽者居绝大多数。黎明先生也发表文章称，这些学者与曲阜无关，因而根本无权阻挠曲阜建造教堂；对于儒家的“独尊”，他更是保持高度警惕。

　　我哑然失笑。这位先生好像活在一百年前。仔细想来，他和那些对儒家冷嘲热讽的人士的思想结构，也正保持在近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代。那个时代，有一些对西方一知半解的大学教师，把中国没有顺利地完成民主宪政制度构造的责任归咎于儒家。于是，他们轻松地发动了一场对沉默的传统的华丽战争。

　　这些教授们声称自己热爱自由，但他们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充满了暴力。他们不允许人们过自己习惯的生活，不允许信仰自己习惯的神灵，不允许人们书写自己习惯的文字，以及读自己习惯的书——— 某位先生似乎要求人们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如愿了。他们成了新文化的领袖，而儒家则被成功地贴上愚昧、落后、反动的标签。今天那些痛骂十学者意见书的论坛活跃人士，特别向往民国思想学术的繁荣，并将这归之于新文化运动。然而，那些被归在新文化成就名下的诸多人物，其实是半旧半新之人。而完整地生活在全新的文化之中的一代又一代，包括笔者本人，则根本丧失了文化上的创造力。这一残酷的事实，揭示了新文化与旧文化之复杂关系。

　　这一点暂且按下不说。单说儒家思想、学术传统和信念、价值系统与社会结构，在新文化运动中被系统抹黑之后，后来又被踏上很多社会、政治之脚，而被判处死刑。在这之后，所有自以为深沉地进行文化反思、进而抨击儒家的人，不过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回避繁难的使命而已。

　　但是，中国就是盛产这样的文化伪英雄。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英雄们把自己遭受政治之祸的愤恨，发泄到已成枯木的儒家身上。号称热爱自由的论坛活跃人士，今天不过又做了一遍同样的事情。他们念叨着一百年前那批教授们的担心，好像这一百年间，中国什么也没有发生。但在其他场合，他们对过去一百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痛心疾首。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巨大的自相矛盾。

　　确实，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强烈冲击，儒家已经形同枯木。当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文化自身生命力的顽强，并且受外部影响，包括海峡两岸交流的影响，儒家开始再度苏醒，大有枯木抽芽的迹象，具体表现如国学热、儒家复兴、儒教概念之提出等等。

　　尽管如此，今日之儒家也不过绽出了几棵嫩芽，最多抽出了几条细枝而已。这个国度并没有多少真正信奉儒家信念、价值的人，台面上那些与儒相关之人，多非为儒之士，而是靠儒吃饭之士。媒体关于曲阜兴建教堂的报道中，提到在曲阜举办的“尼山论坛”。该论坛倡导“不同文明的对话”，今年的主题是儒耶对话，也即儒家与基督教的对话。奇怪的是，国内公认的儒者却并未被邀请参加这个论坛，参加者不过是一些儒家研究者。这样的对话，是平等的对话么？

　　平等至关重要。黎明大约也是根据信仰、思想自由、平等的原则，抨击十学者意见书的。只是，这样的抨击实在不着边际。似乎从来没有人平心静气地探讨“独尊儒术”究竟是什么含义，而一个基本历史事实要求人们进行这种探讨：在所谓的独尊儒术时代，中国民众的主流信仰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民间信仰乃至基督教也相当盛行。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治国智慧，惜乎被现代人盲目的激情遮蔽了。

　　至于今天，享有独尊地位的绝不是儒家。儒家处在绝对的弱势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甚至在漫长的百年之中，儒家也绝无独尊的可能。就在几天前，这个国家城市里几乎所有年轻人，和赶时髦的中年人，兴奋地过着“圣诞节”。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最聪明的年青人或者读工科，或者拼命读着英语，准备去哈佛、牛津研究柏拉图或者罗尔斯。

    担心一条初生的嫩枝会遮住太阳，对满天的乌云却视而不见，这样的视力，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好。在当下语境中，追求信仰、思想的自由、平等，就当站在儒家一边，因为，在信仰、思想、学术的竞争场域中，儒家遭受了不公平对待，因为儒家的力量过于弱小。英国贤哲柏克曾说过：自由是存在于不同势力对垒的夹缝中。倘若一支势力打垮了其他的势力，自由也没有了安身之处。因此热爱自由之士，就当有危者必持之，有颠者必扶之。
    
    (作者系北京学者) 
     
    来源：2010-12-28 南方都市报 “知道分子之秋风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