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有道”新诠

作者：吉文桥（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院教授）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05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廿一日辛酉

          耶稣2019年7月23日

摘要

《论语》“就有道而正焉”的“道”，长期以来一直被解释为“道德”之义，若深入研究孔子“道”的蕴含，发现“就有道而正焉”的“道”当指孔子所向往的“文武之道”，即“周道”。孔子整个人生以追求恢复“周道”展开，从政、学习、教学无不以“周道”为价值评判标准。孔子及其弟子也成为“就有道而正”追求“天下有道”的最早实践者。

《论语·学而》篇载孔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何晏集解》曰:“有道者，谓有道德者。正，谓问事是非。”[1]《皇侃义疏》曰:“有道，有道德者也。若前学之言行心有疑昧，则往就有道德之人決正之也。”[2]《韩李笔解》曰:“正谓问道非问事也，上句言事，下句言道，孔不分释之，则事与道混而无别矣。”[3]《邢昺注疏》曰:“有道，谓有道德者，正，谓问其是非。言学业有所未晓，当就有道德之人正定其是之与非。”[4]以上训解一脉相承，解释“道”为“道德”。但是此章涉及到君子的“食、居、事、言、道、学”等诸多方面，细细斟酌，“就有道而正焉”之“道”并非指“道德”，而是另有深意。

一、孔子之“道”的意蕴

《论语》《孔子家语》《礼记》等都涉及孔子之“道”，孔子曾言“吾道”，曾子言“夫子之道”，孟子明言“孔子之道”，由此引出了历代学者对孔子“道”的孜孜探索。准确把握孔子之“道”，对于理解孔子整个思想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论语》首章对于整部《论语》来说，具有“开宗明义”之功能。因而，有学者把孔子对“道”的坚持提升到了更高境界，认为《论语·学而》开篇第一章“学而时习之”，讲的就是孔子对道的坚持。[5]《论语》一书“道”多处出现，含义涉及道路、规矩与处事原则、合理的方法、公正、理想与目标、学术、精神价值与终极信仰等[6]。诸如，《论语·里仁》载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论语·泰伯》载孔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公冶长》载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里仁》载:“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孔子思想上承“三代明王之政”(《礼记·哀公问》)，在“法先王”(《荀子·儒效》)的基础上，秉承“述而不作”原则上形成的。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以“吾从周”自命，对周代盛世怀有特殊的感情。孔子推崇、尊崇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三代之英”(《孔子家语·礼运》)之道。由于夏、殷“文献不足”(《论语·八佾》)，因此，孔子更注重周礼，尤其是文、武、周公之道。《淮南子·要略》言:“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论语·子张》载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子贡认为，孔子所学即“文武之道”。而“文武之道”，即指周朝文王、武王以德治世之道，周之礼乐文章皆是也[7]，也即“周道”。在孔子看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事实上，孔子反对诸侯相互攻伐，赞赏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论语·宪问》)，维护周王室权威，积极重振“周道疲敝”。但当时孔子面对的是“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始终坚守所求之“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史记·孔子世家》)，把“道”与生命联系在一起。诚如康有为先生所言:“孔子圣之时者也。若其广张万法，不持乎一德，不限乎一国，不成乎一世，盖浃乎天人矣!”[8]这说明，孔子之道并不是为某一个政权、某一具体当政者所作的谋划，而是提出的一种关于社会结构及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化形态的理想化的社会模式[9]。“道”也作“导”，核心原意是“导人行走”[10]，孔子之道成为孔子引导社会归正的救世良方，是孔子的一种理想、境界，其意义远远高于生命意义。所以，有学者认为“道”是孔子思想理论主张的最高概括，也是孔子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11]。《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易也。”孔子的“道”就成为以救世为情怀的理想化社会模式，其一切思想都是围绕“有道”展开的。

二、“有道”与“从政”

为改变混乱不堪的社会现实，孔子对从政也有了迫切的愿望，希望自己能入仕，实践自己的“道”。《孔子家语·大婚解》载孔子曰:“人道，政为大。”《孔子家语·哀公问政》载孔子曰:“为政在于得人。”孔子希望通过从政，改变“周室衰微”的局面，重振“周礼”，寻求理想的治世之道。孔子曾表露出“苟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的远大政治理想。在鲁国的从政经历，也证实了孔子卓越的政治才能。《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孔子的政治才能，也受到各国诸侯敬重。齐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子”；卫灵公给孔子“粟六万”；楚昭王曾欲“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抱着自己的政治思想仕鲁，适齐，赴楚，居卫，以至周游列国，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当时不是一国之无道，也不是一君之无道，而是“天下无道久矣”，结局注定是当权者“不能宗”。在齐国，晏婴以“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来排斥孔子，以致景公“不问其礼”；有齐大夫想加害孔子，迫使孔子离境，齐景公最终以“弗能用”待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在卫国，“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史记·孔子世家》)；在宋国，“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论语·述而》)。《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政治实践:“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高尚的政治目标与“无道”的政治现实不相兼容，最终还是没有施展政治主张的机会，结果只能落得个“无所遇”“道难行”的结局。

“无道”的不堪，让孔子更加渴望“有道”。孔子明白要实现“天下有道”，必须培养“志道”“弘道”的君子从政，承担“道”的使命。在《论语》中常见这样的记载:“子张学干禄”(《论语·为政》)，“子张问政”(《论语·颜渊》)，“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曰》)，“子路问政”(《论语·子路》)，“子路问事君”(《论语·宪问》)，“子贡问政”(《论语·颜渊》)，“子夏为莒父宰，问政”(《论语·子路》)，“仲弓为季氏宰，问政”(《论语·子路》)，“颜渊问为邦”(《论语·卫灵公》)，等等。在孔子的影响下，这些弟子都表现出了对政治的关心和从政的愿望。但是复杂的社会，弟子们对于孔子“道”的领悟参差不齐，如:子贡认为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卫灵公》)，孔子是“多学而识之者”(《论语·卫灵公》)；冉求是“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论语·雍也》)；子路面对“公孙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欲往”及“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史记·孔子世家》)的举动，深感困惑。当弟子言行背弃“有道”时，孔子则予以痛斥，更是隐藏着他对“有道”的坚定追求，如，当“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时，孔子要求弟子“鸣鼓而攻之”(《论语·先进》)。

面对弟子对“有道”层次不同的理解，孔子坚守“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抉择，把“天下有道”的实现寄托在著书立说上。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说:“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12]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当“吾道不行”时，孔子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之于《诗》，“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这样，孔子把自己的政治见解寄托在学术中，期望在后世被实现。显而易见，孔子是为政治理想而著述，孔子似乎在著书立说中又可以表达自己的“天下有道”的见解。

所以，从政是孔子“有道”的外在展开，教学是孔子对“有道”的积蓄，著述是孔子对“有道”的期望。在当时，孔子用多种路径追求“天下有道”，直到晚年，孔子还为不能实现“天下有道”而遗憾，担心“病没世而名不称”，无以“自见于后世”，发出了“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的叹息(《史记·孔子世家》)。

三、“有道”与“好学”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王官失守，诸侯僭越。《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孔子尊崇“三王”，更提出尊崇“周政”，积极留意三代典章制度，适周“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孔子家语·观周》)，问礼于老子，感慨:“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孔子家语·观周》)“吾从周”(《论语·八佾》)抉择的背后，更反映出孔子思想与“周道”一脉贯通，希望为政者遵循文武、周公治国之道，移风易俗，拯救天下“无道”的乱世。

孔子童年就得益于鲁国浓郁礼乐文化的熏陶，“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成年后，更是积极研习“方策”典籍，汲取文武之道思想精华。好学成为孔子知识渊博的原因，更是孔子开阔视野的前题。《论语·学而》篇主要讲学习问题，列为开篇首章，大有深意。这表明，“为学”是孔子人生的核心价值之一[13]。孔子一生都致力于不懈学习，达到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的极高境界。在《论语》中，反映孔子刻苦好学的记载比比皆是，如:《论语·卫灵公》载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泰伯》载孔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述而》载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论语·子罕》载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论语·公冶长》载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述而》载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公治长》载孔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述而》载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雍也》载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好学”成为孔子一种终身学习精神，是“被孔子看得比忠信更为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质。”[14]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学而》)，是为了探寻文武之道，追求“有道”，孔子好学本质上则是一种积极践行“道”的精神。孔子不仅自己好学，更要求弟子好学，希望弟子在学习中追求“有道”，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当弟子学习偏离“有道”时，孔子给予严厉的批评，如当“宰予昼寝”，孔子斥之:“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当樊迟请学稼，孔子即批评其为“小人哉”(《论语·子路》)。也就是说，孔子与弟子“好学”本身就是对“道”的认知与实践，这是长期的自主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体会，学习的目的源于对“文武之道”的追求。所以，孔子主张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谋道”，即在学习过程中对功名利禄与物质享受不在意，以实现“有道”与否作为人生是否完满的标准。

四、“有道”与“君子”

周室衰微，大道不行，诸侯暴肆，国乱不止。孔子忧先王之道不能广传于世，面对政治上的“不容”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论语·八佾》)的社会现实，难以施展抱负。所以，孔子生活的中心在于追求天下“有道”。《论语》中“有道”出现14次，“无道”出现12次，如，“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於刑戮”(《论语·公冶长》)，“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论语·颜渊》)，“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无道”的现实让孔子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成为孔子“君子”教育的内在持久动力，在整部《论语》中论及君子之处竟90余次之多。孔子教育的目标就是希望弟子成为“君子儒”而非“小人儒”(《论语·雍也》)，而“儒”之本义，就是以“仁”“义”“忠”“信”“孝”“悌”等思想教人，讲究礼乐，崇尚礼仪[15]。《中庸》言:“修道之谓教。”孔子认为，要循道而行，就需要修道之“教”。孔子不仅自己好学以“谋道”，也教育弟子好学以成“君子”，培养君子成为行“道”的主体，即“君子学以致道”(《论语·子张》)，拥有治理“千乘之国”“千室之邑”(论语·公冶长)“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论语·子路》)的能力。即孔子欲让弟子致力于恢复文武之道，匡正社会的无道现实。因而，“道”之于君子是一种胜于物质需求的精神追求，是人生的原则和理想，也是生命意义之所在。孔子创办私学，目的就是要把普通的“士”培养成这样的“君子”[16]。《论语》中的“君子”，其定位是“政治精英+道德楷模”，其影响在于“民众表率+社会典范”[17]。(《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仪》)载孔子对于君子的定义:“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咎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无伐善之色而思虑通明而辞不专。”杨朝明先生认为，“孔子一生谦恭，不以‘圣人’‘贤人’自居，但始终以‘君子’自期。”[18]在《论语·子张》“君子之道，孰先传焉”章解释时，杨朝明先生认为“君子之道”就是“先王之道”[19]。简言之，在孔子看来，君子是“文武之政”的继承者，“君子之道”就应该遵从先王之道，勇于担当社会责任。

孔子人生非时，政治主张不能为时代所用，但是孔子殷切希望自己的“道”能广行于世。所以，孔子期望弟子成为君子，秉承自己的思想，行为要符合“周道”的要求，获得从政的机会，追求“有道”理想的实现。君子为政，表率作用十分关键，即“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要求君子不仅能“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更要“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孔子担心“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无以“自见于后世”(《史记·孔子世家》)。所以，孔子心目中君子的任务是让天下有道，孔子希望弟子通过自己的学习，内外兼修，达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的境地，从而由君子来承担社会“有道”大任。

五、“有道”以“正”展开

春秋时期，社会混乱，人心坠落，先王之道特别是文武之道不行。孔子以“待贾者”(《论语·子罕》)自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其学说包含“礼”“乐”“政”“行”等众多重要范畴，而“正”是评价其是否符合“周道”的标准，用“正”规范“道”的走向。《尔雅·释诂》曰:“道，直也。”由“直”出发，引申出“道”的另一本意“正”。《说文解字系传》言“‘道’之‘直道’义，乃是与僻道、邪道、权道等相对立，故又可称‘正道’”。所以，“正”在孔子“道”的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论语》《礼记》及《孔子家语》中，“正”多次出现，涉及诸如正行、正身、正礼、正乐、正名、正政等范畴[20]。

(一)入仕求“正”的实践。

《论语·颜渊》载孔子曰:“政者，正也。”《孔子家语·大婚解》载孔子曰:“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孔子发表政见，规劝为政者归“正”。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礼记·大学》)孔子呼吁为政者“正名”。子路问为政“子将奚先?”孔子同样强调为政必先“正名”，并且告诫为政者如果“名不正”，最终会导致“民无所措手足”的局面(《论语·子路》)。在遇到不“正”之事时，孔子坚决予以抵制。如孔子拒绝不正之战，《史记·孔子世家》载:“卫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史记·孔子世家》载:“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论语·季氏》载:“季氏将伐颛臾。”孔子认为是子路与冉有“之过”，感叹:“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蔷之内也。”又如孔子拒绝不正之言，《韩诗外传》记载:“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吾闻君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季孙悟，告宰通曰:‘自今以往，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故孔子正假马之言，而君臣之义定矣。”[21]再如孔子期望正名分，《论语·子路》载:“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二)复礼乐求“正”的实践。

何晏“子之武城”章“君子学道”句集解引孔安国曰:“道，谓礼乐也。”[22]表明“道”的主要内容就是先王“礼乐”等思想。孔子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学术精神，为求“天下有道”，始终不离正“礼乐”。孔子希望用先王之“礼乐”来规范社会，使社会“有道”。

一是反对违制，遵守“周礼”。当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就发出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论语·八佾》)的愤慨。对“三家者以《雍》彻”及“季氏旅于泰山”之类的僭礼违制行为，也是深深叹息。即使是自己的弟子，有不合礼的言行，孔子也进行批评教育。如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坚决反对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孔子认为，礼万不可违背，更是不可废弃的。《论语·八佾》篇记载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的违礼行为，孔子批评其不知礼，认为“管仲之器小哉!”

二是抵制“淫”乐，维护“正音”。孔子明确反对“郑卫之音”，将其作为雅乐的对立面提出来，定为“淫”，并且明确指出自己“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提出“放郑声，远佞人”的主张(《论语·卫灵公》)。孔子要求从各个方面对“乐”进行约束，使之符合周礼制度。对于“复乐求正”，孔子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理论层面，而是身体力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正乐的措施，如定公十年春，齐鲁君主夹谷相会，孔子斥齐“四方之乐”为“夷狄之乐”，诛“优倡侏儒”(《史记·孔子世家》)。当颜渊问为邦时，孔子就要求“乐则《韶》《舞》”，提出“放郑声”，认为“郑声淫”(《论语·卫灵公》)。所以，孔子“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在孔子看来，“郑卫之乐”是对感官耳目之欲的满足，是对人情放任不约束的迎合，这对于为政为邦的作用是非常消极的。“子在齐闻《韶》”章，依黄侃《论语集解义疏》观点，实际表达了孔子对“天下无道”的感伤，突显出孔子“在齐闻《韶》”的政治意味[23]。所以，孔子主要是从政治教化的角度去讲“乐”。孔子周游列国时，所到之处也都要适时演习礼仪，弦歌讲颂。在《论语》中多处表现了孔子的乐教思想，如子路问“成人”，孔子的答复是:“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论语·宪问》)。颜渊问“为邦”，孔子回答说:“行夏之时，乘殷之格，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天下无道，时运不济，价值观混乱的时代现实，孔子用“正”的标准思考社会治乱问题，对天下不合礼、不合乐、名不正等违背“周道”的现象致力纠正。所以，“正”是孔子评价社会上的“礼”“乐”“政”“行”等是否符合“先王之道”的标准，是孔子之“道”最核心的内容[24]。

六、“就有道而正焉”解读

“就有道而正焉”的主语“君子”是孔子所期望的“道”的承担者。“就有道而正焉”之“有道”训为“有道德者”不合孔子原意，也与孔子践行的“道”相异。所以，康有为先生注曰:“有道，谓有道术。正，谓问其是非。”[25]“学”在《论语》首章指“学说或学说成就”之意[26]，而孔子所期望的“道”也指正确的思想主张、学说[27]。

此章实际上反映出孔子追求“有道”、拒绝“无道”的背景，希望弟子成为君子，居、行、言要符合“道”的要求，才是真正好的“学问”。具体而言可分为三个层次:“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反映出孔子“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的生活宗旨。“敏于事而慎于言”与“纳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意义相近，指少说话，多做事，勉励行道。“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反映孔子希望纠正天下“不正”行为，用“大道”医治礼坏乐崩的乱世，这样才是“道”的真谛所在。“就有道而正焉”的“道”指孔子所向往“周道”，特别是文武、周公之道，表达出孔子在行道过程中贯穿“正”的原则，冀以实现天下“有道”的尝试。此章大意为:君子，吃饭不要求饱足，居住不要求舒适；但是对于事情要谨慎分辨，说话谨慎(行事、说话要合道)，这样就可以接近“周道”而纠正社会上不合“周道”的行为，这是行道的基本标准。

纵观孔子的学习、教学、从政经历，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基本上是围绕“周政”，力图使为政者效法文武治国之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反映出孔子对“周道”的孜孜追求，孔子“复礼”“从周”的背后，其终极所求是“天下有道”，即以“周道”来调节人际关系，实现社会和谐。“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礼记·中庸》)“文、武之道，未坠于地”(《论语·子张》)为孔子系统总结、继承并发展周代礼乐文化提供了可能，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孔子与弟子们向“道”游说，构成了“就有道而正”的最早的实践者。

自汉代以来，后世儒家通过经典诠释构建理论，释放思想力量，凸显价值取向，为社会服务。儒学成为“人学”，关注现实世界，关注“人间秩序”。当今社会处于高速发展期，要发掘孔子儒学的精义，发挥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对于社会的作用，摒弃过分追捧权力、财富的行为，最为紧要的就是要进一步“就有道而正焉”。《孔子家语·王言解》载孔子曰:“虽有国之良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因而，“就有道而正焉”是孔子对人生价值的贞定和人生意义追求，具有重要时代意义与理论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如何有效汲取古代政治文明的营养，向世界发出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的“中国声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孔子的“就有道而正”的精神告诉世人，应该克制好恶之欲，和物质生活相比，更看重精神追求与社会责任的承担。《论语·子路》载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希望从政者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超越世俗功利羁绊，深入自己的细微之处，克服不正之风。《论语·宪问》载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明确批评显扬所学、卖弄于人等不正当的学风，劝导人们保持正当、向上的学习动机。“学以致其道”就是要依“道”行事，追求真理、弘扬真理的价值取向，胸怀天下，为社会国家尽己之力。“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全面决战小康社会，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要求每个人立足自己的工作岗位，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注重实干。时刻警醒自我，对照中央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就有道而正焉”，即要“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28]。不论从事何种工作，都要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最高的“道”出发，树立正确的坚定的理想信念，自觉把理想信念与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坚定自己的修为，不轻易改变自己的志向，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坚守“大道”的过程中去完善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

注释

1、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2、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3、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4、邢昺:《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下)，中华书局影印1979年版，第2458页。

5、李启谦:《关于“学而时习之”章的解释及其所反映的孔子精神》，《孔子研究》1996年第4期。

6、颜秉罡:《孔子“道”的形上学意义及精神价值》，《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7、黄怀信:《论语新校释》，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1页。

8、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6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9、刘振东:《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的社会原则和社会理想—论孔子之“道”的性质、意义和影响》，《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

10、方朝军:《“道”本义考》，《孔子研究》2018年第2期。

11、刘振东:《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的社会原则和社会理想—论孔子之“道”的性质、意义和影响》，《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

12、(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8页。

13、孙桂平:《孔子的学术思想综述》，《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4、陈来:《论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理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15、黄怀信:《“儒”本义及儒学特质》，张秋升、王洪军主编:《中国儒学史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20页。

16、范卫红:《从“士君子之道”看孔子的思想体系》，《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3期。

17、黎红雷:《孔子“君子学”的三种境界—〈论语〉首章集译》，《孔子研究》2014年第3期。

18、杨朝明:《论语诠解》，山东友谊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19、杨朝明:《论语诠解》，山东友谊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页。

20、周宝银、黄怀信:《从“一以贯之”到“天下有道”》，《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21、[汉]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0页。

22、何晏注，邢昺疏，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卷十七》，《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23、梁宗华、孙忠厚:《〈论语〉“子在齐闻〈韶〉”章的诠释史考察》，《孔子研究》2018年第3期。

24、周宝银、黄怀信:《从“一以贯之”到“天下有道”》，《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25、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页。

26、李启谦:《关于“学而时习之”章的解释及其所反映的孔子精神》，《孔子研究》1996年第4期。

27、黄怀信:《论语新校释》，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28、习近平:《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新华每日电讯》2016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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