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追记余敦康先生：闲谭中的学问

作者：汪学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二级研究员）

          武才娃（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来源：凤凰网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廿三日癸亥

          耶稣2019年7月25日

余敦康先生（资料图）

2012年8月17日，我们去仰山桥附近的天月园小区拜访余敦康先生。我们二代人闲谈，除了一些私事之外，主要是聊学问。我们看到先生年过八旬，博闻强记，十分健谈，闲谈中不断闪烁着火花，透露出智慧，受此启发，觉得应该把他的谈话进行录音并整理出来。基于此，我们希望以后每月都拜访他一次，请他讲、我们录音并整理，最后形成一本书，可以叫余先生谈传统文化之类的名。他则建议我们三人一起谈，主要围绕着传统文化对话形成对话录，我们也很赞成。不久，我们拜访先生先把每次要谈的内容写在一张纸上向他汇报，他说你们拟定的谈话目录很好，下了功夫，以后就分别来谈。后来先生搬回枫林山庄，离我们太远，我那一段身体不好，加上又要主持一个大项目，就把这事放下了，后来先生中风，就没可能了，现在想起来是件遗憾的事。不过2009年至2012年间我们曾先后十余次拜访先生，下面仅就闲谈归纳为学问的几个方面并以此追记先生，这或许能弥补些我们心里的愧疚吧。

关于儒学。我们问他：您对儒家是士大夫之学有什么看法，先生认为儒学是平民之学，儒家本于家族血亲，由宗族整合全社会，由此形成儒学。儒学被统治者利用是另一回事，其本质上属于平民百姓之学。又问有的学者把宋明理学分成两段，南宋及元蒙是中古哲学的结终，尤其是朱熹集大成，而明代的王阳明则开启近世哲学。先生认为，唐宋革命，以及宋代为近世哲学开端不容否定，中国古代就有唐宋变革之说。主要指唐以后打破魏晋以来门阀贵族势力，开启宋代以来的平民之学。当时白衣举子考试，人人平等，都有机会，以考试而不是以门第选贤，这是以宋代作为近世哲学开端的标志之一。这一点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唱为同调之鸣。

《国际阳明学研究》（资料图）

一次，我们拜访先生，把我们室主编的《国际阳明学研究》第二辑（有他一篇文章）及稿费给他，同时也送了一本己作《明代遗民思想研究》，请他指点。我告诉先生目前主要研究王阳明，先生说回归传统就是回归宋明理学，回归朱熹和王阳明。先生又谈及清华、北大，说在哲学领域，清华派继承西方新经验论和理学，以新理学为特色，北大则继承西方人本主义和心学，以新心学为特色，是两所大学的哲学传统，这是把理学的分野与两所大学哲学系的学风特色联系起来。我们一致认为，当代哲学的建构应以理学和心学为立脚点，尤其是朱熹和王阳明，吸纳西方相关思想，构建当代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色。优秀传统是不能反的，只能继承和发展它，这是中国哲学乃至于文化发展的方向。

先生又谈及儒道二家的特色。他讲儒家文化是开放的，但他个人更喜欢道家，后者崇尚人格的洒脱，追求精神解放，独立自由，这正是他做学生时代提出的口号。先生在人格或心态上认同道家，但在入世方面则关心文化建设，复兴国学，这又是儒家，在他身上体现了儒道结合的特点。另外，又谈及中和，他认为中和才是儒家的根本，和谐是中华文化的特色。

关于国学，先生讲：中国社会科院是不可能办国学院的，领导不支持。方克立先生主张新国学应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有人反对国学（院里组织一次是否办国学的讨论会，请了各所的相关专家，我也名列其中，从开会的人来说大都不赞同国学这个称谓，近代史方面的专家认为国学一词的现代意义源自日本。后来只主办了一个国学论坛）。他则拥护国学，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历史既不是英难创造的，也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是文化创造的，这个表述含盖了前两者，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至少不看成是对立的。先生讲了目前弘扬国学的重要意义。他现在还在北大讲课，弘扬国学。我们聊起他们班同学。我们说您是大家，大家有三，其一是大气象、豁达，其二是学问大、思想深刻，其三是年岁大，你这三条都俱备。他听后哈哈大笑。先生讲起倡导国学主要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核心价值。他多次跟我们讲你所（现在更名为古代史研究所）才是真正研究国学的，虽然不叫国学这个名，但无论是断代史研究室还是专门史研究室都在研究国学，至于国学的称谓、学位的事并不那么重要，要使国学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名片，而不是其他。对于国学的发展，他抱有限的乐观，认为国学不能没有，也不容易热起来，他主张，主流意识形态应该包含国学。

资料图

先生谈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问题，主题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我们主要围绕着什么是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一个核心价值观，如果有，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意义等问题展开讨论。（这方面的内容见我的小文《一篇书评所引发的思考》）他热爱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就是中和而不是斗争。建国六十年，前三十年是斗争，后三十年是中和、和谐。他讲《周易》是把其中的和谐思想提升为当代的指导思想，弘扬传统文化，倡导和谐是他目前要做的。他虽然因年事已高写不了著作，但通过讲课、聊天、短文等表达自己的想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2015年先生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我曾去看他，他见到我很高兴。我向他汇报所里要我参与“中华思想通史”项目，被聘为首席研究员并主持明代卷，此卷包括正文一百万字、资料三百万的编纂。他说这是件好事，对我说，就学术而言，主要是这部书以五种意识形态划分为主（马克思也有三种意识形态划分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未能充分反映中国思想的特色，但这是院统一的思想，又不好反对，只好遵从。先生告诉我中央编译出版社要出他的论文集，名字要突显中国哲学的起源、中国哲学的本质，这两句话反映他对中国哲学特色的理解，也就是试图通过与希腊、印度哲学比较，突出中国哲学的特色，反对一般化的或某种理论预设来解读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关于自身的身体状况，他说的并不多，其兴奋点仍在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上。护工看我们聊天十分尽兴，给我们照相，先生脑子清醒，还那样健谈，超越生死，乐观的对待一切，令人钦佩。

我们谈及海外汉学，先生认为，海外汉学家并不了解中国文化，有些说的文不对题。如新儒学的内在超越与西方康德哲学、宗教无关。20世纪的哲学不能回避“中西马”的问题，尤其是中西文化问题，如西方社会史的兴起影响了中国思想史研究，思想史从社会区域史进入，研究不是精英的思想而是史实或事实，因为这样才是客观的反映历史，但这些历史又都是人书写的，在书写中难免参杂主观因素，因此没有纯粹客观的历史。

先生的中青年阶段正值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这是我国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经历多年的磨难，不可能不做些反思，尤其从学术角度对那时的哲学进行了反思。他说北京大学哲学系原来叫哲学门，民国时期培养了很多哲学家。老师辈大都是从英美等国留学回来的，既有实用主义，又有新实在论，还有属于维也纳学派的如洪谦、熊伟，等等。但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他们都集中在北大，用教条式的马列主义改造他们，经过二十多年的政治运动，我国不但没有培养出一个有思想的哲学家，反而把那些原有的专家大师们一个个地被扼杀了。而50年代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中本来有点独立思想的人材却被打成右派，很多人成为废品。可见那时就是需要老实听话的驯服工具，而不要有独立思考的人。他认为，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中国自身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传统中有自己深厚的人文精神、优秀的文化底蕴，只有把这些优秀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中国人足可以雄踞于世界民族之林。

与先生聊天时，我们建议他写回忆录，他说写个人回忆录意思不大，应写反思这一段历史，主要是哲学发展，与其说个人历史记录，不如哲学反思，更要反省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先生告诉我们他最近看一本有关苏联回归传统即俄罗斯传统方面的书，书中的大意为苏联七十年文化脱离原有传统，后来又归回传统，即以东正教与西方文化结合的价值观时代。这使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研究苏联哲学的情况。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就发生变化，其文化回归传统，苏联七十年的文化在俄国历史上是歧出，背离自己的传统，贻害无穷，最后随着苏联的瓦解，文化重回传统，这些年来俄罗斯文化开始复兴，回归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上的“白银时代”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中国也如此，以前批判传统，八十年代以来弘扬传统，回归传统是必然。以上我们的谈话是从文化意义立论的，是站在学术思想角度强调传统的重要性。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