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暴君和革命

【余东海】暴君和革命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廿七日丁卯

耶稣2019年7月29日

桀纣和嬴政都是著名暴君，但性质大不同。桀纣之暴是个体性的，没有相应的极权文化背景和制度基础。君王之暴固然会败坏礼制，却也受到制度一定程度的制约和各级官员不同程度的抵制。嬴政之暴则是道德性、文化性和制度性的统一，由邪说恶制暴君组合而成的极权暴政，罪恶全方位，灾害无止境。

桀纣之暴，虽然败坏官德危害民生，但程度有限，体制内健康力量改良或革命的代价也有限。嬴政之暴，则意味着全方位深层次的政治奴役、社会苦难和道德败坏。这种极权暴政之下，体制内匮乏健康力量，几乎没有改良的可能。而自下而上的自发性革命或造反，代价特别高昂。

暴政未必极权，如桀纣隋炀，文化制度皆非极权主义；极权必然暴政，如暴秦，无论是孝公、始皇还是二世，都是暴政。或谓：“极权主义是近現代政治学词汇，中国文明史上，在西馬入侵之前并沒有极权主义”云，这是概念狭隘。秦法家君本位的君主制、洪杨帮政教合一的教主制，就是古典极权主义。

隋炀与桀纣同为个体之暴，但隋炀之暴造成的人民苦难和社会恶果大于桀纣。要因有三：一制度上，郡县制与家天下结合，更方便暴君为非作歹，可以将君主之恶造成的社会危害成倍扩大；二文化上，隋文尊儒不真，隋朝儒化有限；三道德上，隋炀比桀纣更坏，弑父篡位，淫母杀兄，极端丧心病狂。

对于桀纣，革命只是革暴君之命；对于暴秦，革命对象除了暴君暴政，更有极权主义邪说和恶制。面对桀纣，汤武革命一举成功，代价轻小；面对暴秦，从陈吴到刘项，血战不断，代价重大。刘邦的革命和成功仍是半吊子的，远远没有完成文化和制度层面的革命。

革命有真伪之别，必须明辨之。例如，马式革命，以资产阶级为对象，为了革命，不择手段，所谓革命，纯属造反。孙氏革命，以满族政权为对象，手段也大有问题，革命品质不高。唯儒家支持的汤武革命，强调顺天应人，针对暴君暴政，指导思想和手段目的都高度正确正义。这才是高品质的革命，真正的革命。

同时，儒家支持革命，对于革命的态度又极其慎重，并非“君不君”就起而革命的。殷纣暴虐天下知闻，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然臣事于殷。武王即位第二年举行了著名的“孟津观兵”：“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殷本纪》）何其慎重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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