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绂：一意精进 终至大成

作者：马军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廿四日甲子

          耶稣2019年7月26日

汪绂除了精通儒学外，也是新安医学名家，本图是其所辑《医林纂要探源》书影。

一

清婺源人汪绂（1692年—1759年），《清史稿》称其“自六经下，逮乐律、天文、地舆、阵法、术数，无不究畅”，尤以宋代五子（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之学为依归，著作等身，被后世学人广泛认可，尊之为大儒、通儒和醇儒。

成就如此之高，令人如仰泰山北斗。然其起点之低，路径之艰，却令人唏嘘感叹，敬服不已。

史载，汪绂一生没有正式上过一天学，“少禀母教，八岁，四子书、五经悉成诵。自力于学，未尝从师。”由于家贫，无缘学堂，粗通文字的母亲担任了他的启蒙老师，他非常认真，极其勤奋，才八岁就已经将四书五经倒背如流了。

年纪稍长，汪绂用功更笃。他一边砍柴，一边吟诗；一边采药，一边诵文。比他还要高的柴捆似乎要将他压到地里去，可他仿佛在做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情，一路回家，吟诵一路，惹得路上行人纷纷投以好奇的目光，有的甚至讥讽和嘲笑他，而他则是充耳不闻，依然故我。

母亲撒手西去后，他的每个日子都注满了悲凉，茕茕孑立的他睹物思人，天天在痛断肝肠的煎熬中度过。最后，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去景德镇，为人佣工画碗。汪绂虽未专门学过绘画，但他是读书人，腹有诗书气自华，他对艺术的认识、理解、体会、把握要远超一般工匠，再加上他的专心和敬业，很快就在众人中脱颖而出，其所画山水、人物、花鸟等，皆精细微妙，栩栩如生，显示出过人的艺术天赋，大家对其赞不绝口。窑主非常欣赏他，给他的工钱也高，这自然引起同行的钦佩与羡慕，遂邀他吃饭，可是他对吃喝应酬没有兴趣，更不擅长，便以母亲新丧不能喝酒吃肉为由婉拒，只是拼命干活，拼命读书，在他的世界里再没有第三件事。不久，他就成了这里的另类，他的日子也日渐难过。再加上做画工也不是他平生之志，所以，他最终选择了离开。

此后，汪绂漂泊在各地，今天乐平，明天上饶，后天永丰。食则乞讨，宿则荒庙。雪上加霜的是他又得了黄肿病，粗如水桶的两条腿恶臭难闻，路人避之唯恐不及，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捱到明日，“抱病于接竹，绝粮于万年，奔走于上饶，几顿于永丰，当此之时，自以为无复生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这样的绝境中，他每天依然高声吟诵古人的名篇，求索经、史、子、集之义理孜孜不倦如痴如醉，他的守一，他的精诚，他的定力，终于感动上苍，云开雨霁，化险为夷。

艰难困苦，惨不忍睹，倘若觉得苦不堪言，则必会成为一枚被黑暗吞没的苦果。而汪绂则是另外一种，他不以为苦，没有一点自怨自艾，而是“或数日无米，处之怡然”。其妻江氏这样说他：“三十年，未尝见一怒言、一怒色也。”他把书室取名为“松竹草堂”，以松之顶天立地、刚直不屈和竹之坚韧不拔、矢志不渝自励。心无旁骛，一意在灵魂的世界里修炼，哪怕在最为困厄的日子里，也没有停止过一刻的努力。

他用朱熹的格物致知之法，穷追其源，穷究其理，皓首穷经。

二

汪绂治学严谨，精益求精，“毫厘必析，由不欺以至于至诚”。他认为不论学习什么，都不能不抓住它的本质与核心。而这个关键的东西只有在“博”的基础上返“约”才能准确把握，“须从学得多后，乃能拣择出紧要处”。比如周礼，如果单看其字面，也许只能记住它的条文，但若想见其精神，尽览其宏大的气象和法度，必须体会周公之心，才能于字里行间看到其中的大仁与大智。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由孔子修订而成，也是儒家典籍“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之一。它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字都暗含褒贬之意，因而，它真正想表达的原意往往是含在其中的。倘若就事说事，就史论史，那就只能得到表面的东西，而与其内在精神失之交臂。汪绂对此深以为然，他这样感叹道，读《春秋》倘若只读其文，而没有领会其中的理，也不知其背后的深意，那即使读一辈子，甚至能倒背如流，也仍然没有找到登堂入室的门径，即“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

汪绂说，凡是求知，一定要探求其中之理，也就是说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舍末求本，溯委知源，这样做学问没有不成功的，这也是他做学问的真经。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汪绂“二十以后，著书十余万言，旁及百氏九流，三十后尽烧之”。此后，一笔绝不轻落，字字俱是心血，凝神求索，力追前哲。事实证明，他不仅不愚，而且是最为聪明的读书人，真正懂得学问之道了，他之所以敢于扬弃自己的过去，就是因为在他的眼前已经出现了一个令他自信和振奋的崭新世界，正如他自己所言：“学不可不知要”。

这个“要”，他认为就是经学，它才是学问之大端，抓住了它就等于找到了宝藏，他决意心无旁骛、专一不杂，一意地求其本，溯其源了，真者必信，而不为外界所移。妄者必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

他的广汲博取，积苦力学，咬定青山，生死与之，终于收获丰硕的人生果实。据不完全统计（因为遗失在坊间的不少），汪绂一生著有《易经诠义》《尚书诠义》《诗经诠义》《春秋集传》《礼记章句》等36种200余卷，成为双池学派的创始人。特别是其倾注巨大心血的扛鼎之作《理学逢源》，积二十余年之功才得以完成。

三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翰林大学士朱筠来到徽州做主考官，他来此身负两个重要使命：一是为国家选拔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文化俊彦，以储明日栋梁；二是广泛征集辖区内私人著述和藏书，多多益善，以编撰《四库全书》。

朱筠是个非常重视人才的官员，毕生致力于人才的发现与培养，史称“士之贫而稍有才学者，以文为贽，来见先生，先生辄以奇才异能许之，为介绍于先达，称誉不绝口”，“先生提倡风雅，振拔单寒，虽后生小子一善行及诗文之可喜者，为人称道不绝口。饥者食之，寒者衣之，有广厦千间之概，是以天下才人学士从之者如归。”

汪绂的弟子余元遴闻讯甚喜，跋山涉水背着汪绂的著述来到徽州府衙献书。朱筠看后，不禁连连赞叹，汪先生是真正的读书人，其真知灼见和巨大成就跟本朝最为著名的几个儒学大师比毫不逊色，遂力荐他的《理学逢源》《医林纂要》等书入选《四库全书》，并热情洋溢地为汪绂撰写墓表，以表彰其学行。

由是，汪绂之学得以广播天下，传于后世。礼部侍郎督学嵩寿亦由衷地赞叹曰：“是当焚香煮茗读之。”名儒江永曾这样评价汪绂：“志高识远，脱然缰锁之外，殚心不朽之业藏名山。”曾国藩更是叹服之至，把他作为家族子弟的楷模，赞其为清朝二百多年间出现的“有数之一二大儒，朱子后一人无疑”。《清史稿》《徽州府志》《安徽通志》等史志都收录了他的嘉言懿行。作为卓有成就的“先儒”，汪绂先后配享婺源紫阳书院内的朱子庙和乡贤祠。

汪绂终生蛰居山乡，以教书安身，以格物立命，遁迹斗室，潜心学问，这个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求索者，终于化茧成蝶，功成大器。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