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灵溪畔，为“海滨邹鲁”奠基

——理学家陈襄与古灵书院

作者：方彦寿

来源：《福建日报》

时间：西历2018年12月10日

“海滨邹鲁”与“古灵学派”

说到“海滨邹鲁”，马上就会让人想到“海滨四先生”陈襄、郑穆、周希孟和陈烈。这四位都是闽县或侯官人，闽县、侯官，指的都是今天的福州。

要谈“海滨邹鲁”，首先不能不回应网上有人提出的“海滨邹鲁在哪里”这个问题，网上的答案五花八门，有说广东潮州的，有说泉州的，有说莆田的。正确的答案，应该是福州。为什么？明代莆田名士黄仲昭《八闽通志·学校》说：“盖闽人知学虽已久，至（常）衮大兴学校而始盛也。自时厥后，闽之文物骎骎与上国齿，至宋遂有‘海滨邹鲁’之称。”明确告知，到宋代才有“海滨邹鲁”这一美称，其地点则是在“闽”。那么，宋初儒学发展最有影响的地区何在？答案也是，在福州。

清代以前，研究两宋、下迄元代儒学学派发展史最权威的著作是黄宗羲的《宋元学案》，罗列了宋元儒家学派近百家。其中，闽粤两省在宋初时间最早、影响最大的就是有“海滨四先生”之誉的以陈襄为首的“古灵学派”，列在近百家学派的第五家。前四家是胡瑷（陕西）的安定学派、孙复（山东）的泰山学派、戚同文（山东）的高平学派、欧阳修（江西吉州）的庐陵学派。都不在海滨。而四先生倡道闽中的时间，则与他们几乎同时。

《宋元学案》说：“安定、泰山并起之时，闽中四先生亦讲学海上。”从时间和影响上来看，开“海滨邹鲁”之先河的，自然是以有宋代闽中“理学倡道第一人”之誉的陈襄和以他为代表的“海滨四先生”无疑。

古灵书院的重要意义

以陈襄为首的“古灵学派”的历史贡献，首先体现在促进福州理学书院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上。

陈襄(1017年—1080年)，字述古，号古灵。他是早期福建理学的先驱者。陈襄创建的古灵书院，地点在侯官城西南约60里的古灵溪之滨（今福州市南通镇古城村）。周围有古灵山，峰名文笔峰。关于古灵书院，地方志书多为三言两语，它的重要意义，也一向为学界所忽视。

由于宋代重文轻武，科举是读书人入仕的捷径。在书院的教学中，要把当时与科考没有多少关系的理学列为书院的主要课程是很难的，而陈襄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宋史·陈襄传》对以他为首的四先生有如是评价：

时学者沉溺于雕琢之文，所谓知天尽性之说，皆指为迂阔而莫之讲。四人者始相与倡道于海滨，闻者皆笑以惊，守之不为变，卒从而化，谓之“四先生”。

“知天尽性之说”即孔孟的儒家学说。“知天”是对宇宙天地的探考，“尽性”则是通过尽心知性而知天。儒家学说，尤其是宋明理学，探讨的主要理论课题，天人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此即“知天尽性”。作为宋明新儒学在闽中的开拓者，陈襄的学术思想及其讲学的内容，已基本涉及后来被朱熹等闽学者所广泛关注的“理”“诚”“道”“性”“情”等理学范畴。陈襄和他的三位志同道合的友人，以大辂先轮的勇气，将理学引入福州的书院，辛勤地耕耘。

陈襄之后，一直到北宋后期，才有理学家游酢、杨时等在闽北创建书院，传道讲学。此后随着南宋朱熹学派的兴起，闽中书院如武夷精舍、考亭书院方能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襄所创建的古灵书院，在福建书院史和闽学发展史上意义重大。

兴学重教的民本实践

一般来说，历史上的理学家，往往都是教育家，陈襄也不例外。《宋史》说他“莅官所至，必务兴学校”，所以，在他任职过的福建浦城、浙江仙居和杭州、江苏常州等，要编写古代教育史，往往少不了要写到陈襄。

陈襄的教育思想也颇具特色。他提倡学校教育以道德教化为先，使学生成为仁人君子，进而推广到全社会，达到“兴治美俗”的作用。

近现代以来，对理学家的评价，有一个偏见，认为理学家只会空谈心性，不干实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陈襄，就可以列举出许许多多为国为民办实事的例子，被后人誉为是“忠愤激发，忘身许国”（宋陈公辅语）。

陈襄在各地担任地方官时，是以“民间利疾”、兴利除废为要务，兴学校，修水利，重民事，事无巨细，凡事亲力亲为。任河阳知县时，当地农民不懂种水稻，陈襄便划出两百亩地作示范田，并教当地人如何种植水稻。

官常州时，因大运河穿过境内，每年积水不能通畅流入长江，造成常州、苏州长年水患，陈襄发动民众开渠引水，解决了这个难题。

《宋史》还记载说，陈襄“平居存心以讲求民间利病为急。既亡，友人刘寻视其箧，得手书累数十幅，盈纸细书，大抵皆民事也。”是说他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视民间疾苦，去世后，朋友帮他整理行囊，发现他的笔记数十幅，小字细书，所记内容都是有关民生疾苦的事。

陈襄的民本实践，还深刻地影响了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比如，朱熹在任漳州知州时，为了移风易俗，促进当地的民风向善，就曾经专门引用陈襄的《劝谕文》。这是一篇著名的以振兴社会道德教育，美厚社会民风，复兴礼义之俗的政论短文。全篇正文仅94字，提出了：

为吾民者，父义、兄友、弟敬、子孝。夫妇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闾有礼。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无堕农桑，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讼；无以恶凌善，无以富吞贫。行者逊路，耕者逊畔，班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则为礼义之俗矣。

文中提出了正确处理家庭成员和邻里、乡亲的关系，告诫乡民要向善，多做好事，不做坏事，以此来复兴礼义之俗。朱熹对此文极为赞赏，略加改动数字，加上注解，并作跋语，改题为《揭示古灵先生劝谕文》，张榜公示，晓谕民众，希望能“互相劝戒”，“保内如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迹显著”，“当依条旌赏”；其不率教者，当“依法究治”。（《朱文公文集》）除此之外，陈襄的“格君心之非，吾徒事也”这一观点，也深刻地影响了朱熹，成为朱子“正君心，黜邪佞，恤民隐”政治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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