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学与福州书院考述

作者：方彦寿（福建建阳市黄花山18号朱熹研究中心）

来源：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七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七月初八日丁丑

          耶稣2019年8月8日

一

我国的书院制度滥觞于唐代，确立和发展于宋代。隋唐以前，福建被视为未开化的蛮荒之地，教育事业落后于全国。但在书院的发展上，却与全国各地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宋代，特别是南宋，由于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的崛起，福建书院的发展迅猛，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以“闽学”的特色而独树一帜。而福州的书院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福州最早的书院，是福清陈灿于唐代所创的闻读书院。地点在福清城东福唐里小隐岩，距城约30里，因陈灿于此读书而后其地更名为“闻读山”。[1]据传，南宋时朱熹过此，曾提笔大书“闻读”二字。[2]陈灿，字德宣，曾历官水部郎中，因厌倦仕宦生涯而归隐，读书山中。此书院的具体创建年代，因史籍缺载而难以详考。

长乐林慎思（844—880），字虔中，自号伸蒙子。咸通十年（869年）进士，官校书郎至水部郎中。僖宗时因直谏被贬为万年令。著有《续孟子》2卷、《伸蒙子》3卷。他提倡教化，为政主德刑兼施，持论醇正，为闽中早期儒家学者中的佼佼者。林慎思在长乐城北德成岩建有德成草堂，[3]讲道论学其中。后朱熹至此，有留题曰“德成于慎思”。[4]宋人改名为“德成书院”。[5]

福州属邑古田，则有余仁椿于南唐保大元年（943年）创建的蓝田书院。[6]余仁椿，古田杉洋人，南唐时以员外郎官永贞（今罗源）县令。退休后在杉洋建此书院，“捐田建学，以训乡族”。[7]后人作记云：“三阳余氏，乃青田巨族，人物济济，风俗为尤盛。昔员外公，相地宜创学馆，背乾向巽。萃山川之秀，额以‘蓝田’。二百年间，簪缨间出，子孙显荣，皆由此地始。”[8]

从以上粗略的介绍中可以看出，福州早期的书院，或受隐士文化的影响，为儒者隐居读书之所；或从本家庭的“子孙显荣”这一利益出发而创“学馆”，相当于家塾。其性质，与宋代闽学者创建书院，广招天下门徒，动辄数以百人，既属私家办学，又带有广泛社会性的培育人才的教育机构略有不同。而其相同之处则在于：一是均为私家所创；二是均为传播儒学文化的阵地；三是地点也多设在人迹罕至而又风光优美即所谓“群山之间峰峦叠秀”[9]之处。因此，这些早期书院，可视为福州书院教育制度的萌芽。

二

两宋时期，福州书院比唐、五代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原因与“闽学”的兴起有重要的关系。所谓闽学，指的是以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想体系；又指以朱熹为代表的，包括其弟子以及再传、续传在内的学术派别。本文所说的闽学，主要侧重于后一意义即学派而言。而追溯其源，闽学的早期代表人物则有北宋的侯官人氏陈襄。

陈襄（1017—1080），字述古，号古灵。他是早期福建理学的先驱者，有宋代闽中“理学倡道第一人”之誉。被清人全祖望赞为“其倡道之功，则固安定（胡瑗）、泰山（孙复）之亚，较之程（二程）、张（载），为前矛焉”。[10]陈襄创建了古灵书院，地点在侯官城西南约60里的古灵溪之滨。[11]周围有古灵山，峰名文笔峰，峻特峭拔。关于古灵书院，地方志书多为三言两语，故其重要意义，也一向为学界所忽视。

首先，古灵书院不仅是福州，也是全闽第一所在真正意义上，由福建本土的著名教育家创办的书院。它绝对不是后来的一些方志中所说，仅仅是“宋儒陈襄的读书处”那么简单。据《宋元学案·古灵四先生学案》记载：

闽海古灵先生于安定（胡瑗）辈盖稍后，其孜孜讲道，则与之相埒。安定之门先后至一千七百余弟子，泰山（孙复）弗逮也。而古灵亦过千人。安定之门如孙莘老（觉）、管卧云（师复）辈皆兼师古灵者也。

一个有弟子逾千人的著名教育家，他所创建的书院岂能只顾自己“读书”而不讲学？此无论于情于理都说不通。虽然陈襄后在浦城、仙居、河阳、常州、杭州等地为官，均致力于兴学教化，其及门弟子有一部分在这些地方从学，但其在福州的弟子还有张谔、刘淮夫，莆仙有黄颖、傅楫等人可考；其学友则有同乡郑穆、陈烈、周希孟（与陈襄并称“海滨四先生”）和刘彝等。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古灵四先生学案》卷首第一句就说：

安定、泰山并起之时，闽中四先生亦讲学海上。

“海上”是什么地方？难道真的以一叶扁舟漂泊在海上讲学不成？此“海上”不过是从福州濒临东海的地理位置而言，其确切地点，就是陈襄创建的古灵书院！

其次，古灵书院也是福建第一所由著名理学家创建的书院，开了书院这一个教育机构在福建与理学联姻的先河。由于宋代重文轻武，科举是读书人入仕的捷径，在书院的教学中，要把当时与科考没有多少关系的理学列为书院的主要课程是很难的，而陈襄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故黄宗羲对他这样评价：

是时，学者方溺于雕篆之文，相高以词华；所谓知天尽性之说，皆指以为迂阔而士亦莫之讲也。先生独有志于传道，与同里陈烈、郑穆、周希孟者为友，气古行高，以天下之重为己任。闻者始皆笑之，先生不为动，躬行益笃，学者亦稍稍化之，多从之游，而闽海间遂有“四先生”之目……已而四先生之名闻于天下，有从远方来受学者。[12]

“知天尽性之说”即孔孟儒家学说。“知天”为对宇宙天地的探考和觉解，“尽性”是对人生境界即道德修养的提升。作为宋明新儒学在闽中的开拓者，陈襄的学术思想及其讲学的内容，已基本涉及后来被朱熹等闽学者所广泛关注的“理”、“诚”、“性”、“情”、“中”、“道”等理学范畴。这些在当时热衷于科举的福州士人眼中，只不过是“迂阔”之论。而陈襄和他的三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却以大辂先轮的勇气，“躬行益笃”，将理学引入福州的书院，辛勤地耕耘，终于使当时的东南沿海理学荒漠地带出现了第一片绿洲！陈襄之后，一直到北宋后期，才有理学家游酢、杨时等在闽北创建书院，传道讲学。此后随着南宋朱熹学派的兴起，闽中书院如武夷精舍、考亭书院方能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襄所创建的古灵书院，在福建书院史和闽学发展史上均有开拓之功，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陈襄的教育思想也颇具特色。他认为“学校之设，非所以教人为辞章取禄利而已，必将风之以德行道艺之术，使人陶成君子之器，而以兴治美俗也”，[13]提倡学校教育以道德教化为先，使学生成为仁人君子，进而推广到全社会，达到“兴治美俗”的作用。而他所反对的“为辞章取禄利”的思想则开了后来朱熹书院教育反科举的先河。

北宋时期的福州书院，还有地处福清海口镇龙山北麓的龙江书院，始创年代缺考。北宋末宣和六年（1124年），镇官陈麟措资30万重修，“为秀民讲学之地”。[14]

三

南宋时期，是福州书院发展的繁荣时期。其原因，我在《朱子学与闽北书院考述》[15]一文中提出三点。因福州与闽北处于同一行政区域，且同处于南宋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故其原因应是相同的。简言之，一是南宋偏安一隅的局势，使地处东南的福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为福建书院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基础和物质条件。二是官学的腐败和衰落从反面刺激了书院的勃兴。朱熹曾以福州府学为例说：“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比年以来，教养无法，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以故风俗日衰，士气不作，长老忧之，而不能有以救也。”[16]师道不立，官学失教使其日渐衰落，却促成了南宋私学的主要形式——书院的兴盛。三是理学发展到了朱熹的时代，走向了全面鼎盛，相应地，以朱子闽学为教学基本内容的闽中书院也必然要随着闽学的发展而发展。

南宋时期，福州府城及属县所创建的书院达16所（参见《南宋福州书院一览表》）。这个数字，略少于闽北的建宁府（22所），而多于延平府和邵武军（各6所）。[17]

南宋时期福州书院的数量少于闽北，其原因与书院文化的特性有关。就性质而言，南宋及此前的书院，大多为私学；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书院文化带有浓厚的“山林文化”特色。通常均由较有名望的学者“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18]，“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间旷经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19]。因此，名山大川、风景名胜之处往往也是书院文化教育发达的地区。闽北由于是山区，境内有著名的武夷山而得到许多学者的青睐，而福州作为省会城市，都市文化的特色更为浓厚，以山林文化为特色的书院文化相对较弱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是南宋时期的福州书院多设在周围属县，而府城内仅有于山、乌山偶有创建的内在原因。

南宋福州书院一览表

南宋时期福州的书院与闽学的发展关系密切，创建者或讲学者多为当时知名的理学家。如创建拙斋书院的林之奇，字少颖，侯官人。曾从名儒“大东莱”吕本中学，后本中之侄“小东莱”吕祖谦入闽师从林之奇，就在拙斋书院从学。据《宋元学案·紫微学案》记载，当时林之奇门下弟子达“数百人”。而创栗山草堂的林宪卿，创龙峰书院的刘砥、刘砺兄弟，创云谷书楼和高峰书院的黄榦，创鳌峰精舍的潘柄、杨复、陈宓，创龙门精舍的林学蒙等均为朱熹的高弟。即使创建者姓名缺考的古田的几所书院，也与闽学有密切关系。如螺峰书院，据载有“朱晦翁与黄勉斋讲学于此”[20]。而魁龙书院则与朱熹在古田的弟子林择之、林扩之兄弟有关，朱熹曾在此讲学。[21]创建于北宋的福清龙江书院，到南宋也相继有福清王苹、林亦之、陈藻和莆田林光朝等名儒先后在此讲学。[22]

在南宋福州从事书院教育的闽学者中，应加以特别关注的是黄榦。这不仅因为他是朱熹的高弟和女婿，朱子门人中最有成就的教育家，还因为黄榦在福州从事书院教育的事迹，在相关地方史志中罕见记载，以致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知。

黄榦（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闽县人，从学朱熹前后达25年之久。朱熹的学术成就和他在各地书院的讲学实践密不可分。而黄榦的传道卫统的历史功绩，也与他在各地创建书院、执教讲学生涯息息相关。

安贫乐道，是宋代理学家们所共同遵守的信条。到了黄榦，则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他毕生谨守父兄廉勤之训，坚持“但能守箪瓢，何事不可为”的信念，即使从任汉阳知军、安庆知府等职归来，因家贫无屋可居，借破庙以栖身之时，仍坚持办学，教授生徒。黄榦福州、汉阳、建阳等地创建的书院有6所，并先后在10所书院、6所官办儒学授课。仅在福州，他就创建了云谷书楼和高峰书院，并在栗山草堂、鳌峰精舍、闽县县学，以及于山、乌山等地的民居、寺庙讲过学。栗山草堂在福州怀安县栗山，嘉泰元年（1202年），黄榦应林宪卿之邀，在此讲学，及门弟子有朱熹的孙子朱钜、朱钧，以及栗山林氏的一批子弟。云谷书楼在福州乌山法云寺旁，黄榦建于嘉定十二年（1219年）五月。此前，黄榦从汉阳归，因无屋可居，乃假城南乌山法云寺而居，有联自嘲云：“投老无家依宝刹，为贫窃粟奉琳宫。”门人弟子毕集于此，乃创云谷书楼讲学，并重修《礼书》。高峰书院在怀安长箕山（即今黄榦墓旁），建于嘉定十三年（1220年）。据载，书院建成，“一向深入学者，赍粮从于山间云”。[23]黄榦的弟子，仅在福州及邻府邑的就有200多人，笔者撰有《勉斋门人考》一文（待刊），收录了迄今有姓名事迹的黄榦弟子61人。由此可见，《宋史·黄榦传》载其晚年回到福州讲学，“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并非虚妄之词。可以说，黄榦在福州的书院教学实践，为闽学的传播和弘扬，培养了大批人才。

在教学实践中，黄榦除了将朱熹考亭书院成功的教学经验如崇祀学派先贤、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知志行结合等方法引入福州书院外，还着重强调学者要以立志为先，认为“学道如登山”，不可“半途而遂废”，教导弟子应“循序而渐进，自强而不息”。[24]

四

从南宋开始，福州书院逐渐脱离私家办学的轨道，走向官学化的历史进程。宝祐二年（1254年），福建提刑王泌在西湖创建三山书院，此为福州官办书院之始。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为纪念名儒黄榦，在于山其讲学旧址上新建的勉斋书院，由官府出资，拨学田150亩以供赡养，任命儒士张理为山长。[25]此为福州书院由官府任命学官的较早记载。

明代，福州新建书院19所，其中仅明初永乐年间，相传为福州三才子林岊等所建的观澜书院系私学外，[26]其余18所全部由各级地方官如巡抚、提学、知府、知县等所建，[27]且创建时间多集中在明中叶。明前期福州书院沉寂的原因，一是官府只重视官办学校的建设而不重视书院建设，二是规定非学校出身不能参加科举应试，使书院的生源得不到保证。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学派兴起，讲学之风重开。其“良知即天理”的心学思想对闽学者而言，是一种挑战；而对书院建设来说，则是一种机遇。明代福州18所书院中，大部分都建于正德、嘉靖间，其主因就在于此。但从根本上说，书院的活力在于自由讲学，开展学术研究，以及不同学派的学术论辩，而官办书院则大多沿袭官办儒学僵化陈旧的管理模式，大多有书院之名而无书院之实，最终与官办儒学一样，沦为科举的附庸。这种情况，到了清代才有所改变。

清代，福州新建书院36所，比闽北延平、邵武、建宁三府新创书院的总和还多出3所。[28]这说明，清代的福州已经后来居上，成为全省书院文化发展的中心。其原因，仍与书院官学化趋向密切相关。宋代的书院多为私学，创建者往往多把书院建在山野林壑，使书院带有一种浓厚的山林文化教育的色彩。但这仅仅是一种习惯，并没有什么强制性的理由。随着书院官学化的加速，后来这些书院的创建者多为地方行政长官，他们为了便于从政和兼顾讲学，当然不可能也不愿意去服从过去的所谓习惯。因此，在车马喧嚣的市井之中也就有了众多的官办书院。

清代福州最有名的当属四大书院，即鳌峰书院、凤池书院（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汪志伊等建）、正谊书院（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建）和致用书院（同治十二年，1873年，王闿运建）。四大书院创建时间先后不一，其共同特点均为名臣倡建、官方出资，属于全省性的高等学府。其中最具闽学特色的是鳌峰书院。

鳌峰书院始创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创建者为仪封（今河南兰考）人氏张伯行。张伯行（1652—1725），字孝先，号敬庵。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四十六至四十八年（1707—1709）任福建巡抚。他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和出版家，所创鳌峰书院以复兴闽学和振兴书院教育为宗旨。仿效朱熹考亭书院崇先贤之例，在书院内辟五子祠，奉祀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二程、张载，以明学统；以朱熹《四书集注》、《近思录》等理学著作为教材；编《学规类编》二十七卷，将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列在首卷，作为书院的学规。藏书和刻书是宋、元以来福建书院的传统，但清以前的福州书院却很少有这方面的记载。而鳌峰书院则有“建藏书楼，先后积数万卷”，[29]以四部分类法收藏，编《鳌峰书院藏书目录》四卷。张伯行还在鳌峰书院刊刻出版了大量的闽学文献。他曾到宋以来的刻书中心建阳，寻访宋元闽学诸子的著作，“购求宋儒遗书，手为评释、授梓”。[30]由他主持编纂的《正谊堂全书》达63种437卷，另有续编5种46卷。其中所收多为朱熹、杨时、罗从彦、李侗、黄榦、真德秀、熊禾、吴海、陈真晟等闽学先贤的著作。张伯行自己编撰的《濂洛关闽书》、《学规类编》等13种亦收录其中。以篇幅而论，在历代福建书院刻本中，《正谊堂全书》堪称此中之冠，是一部集大成的闽学文献丛书。

鳌峰书院的首任山长蔡壁，是漳浦籍的一位名儒，为弘扬闽学而不遗余力，教导诸生循循善诱。后任历届山长诸如蔡世远（壁子）、陈正朔、林枝春、朱仕琇、孟超然、陈寿祺、张甄陶、郑光策、林春溥、郭柏荫等也多为硕学之士。先生为百里挑一，学生也是择优录取。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世宗下谕令督抚在各省“省城设立书院，各赐帑千两为营建之费”。其中福建唯一得此殊荣的书院就是鳌峰书院。[31]谕文还规定：

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现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32]

由于鳌峰书院的生源乃全省各地择优录取，故其学生也多为品学兼优之士，后来还出了童能灵、雷鋐、陈庚焕、林则徐、梁章钜、陈化成等这样一批杰出的人物。

清世宗的谕文，使鳌峰书院在福建官学中的地位得以迅速提高，并实际上成了当时省内的最高学府。当时与福州鳌峰书院同时得到“赐帑千两”的书院在外省还有22所。[33]而与建阳考亭书院一样久负盛名的湖南岳麓、庐山白鹿洞等书院，由于地处偏远，均不在其列。

由此可知，在书院由私学向官学转化的同时，以山林文化为特色的书院文化，其重心也在向都市文化转移。鳌峰书院的崛起，及其在全省最高学府地位的确立，既是福建书院文化的重心向都市转移得以确立的标志，也是历代闽学重镇均在闽北，至清初终于向省会福州转移的标志。

乾嘉时期，自诩为“汉学”的考据学派兴起，其领军人物阮元标榜“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充之”。[34]福州则有其门人陈寿祺与之相呼应。陈寿祺本主宋学，因受恩师阮元的影响而转向汉学。乾嘉学派虽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但对崇奉朱子闽学的福州书院冲击并不大。一直到清末废科举，福州的书院方被新式学堂所取代。

注释：

[1]明·何乔远《闽书》卷三二《建置志》、卷七九《英旧志》、卷六《方域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清·饶安鼎等修《福清县志》卷二《地舆志》，福清方志委1989年铅印本。

[3]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四，《地理志·山川》，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1988年版。

[4]明·何乔远《闽书》卷三二，《建置志》。

[5]参拙著《朱熹书院与门人考》第17页“蓝田书院”，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

[6]《闽书》卷七六，《英旧志》。

[7]宋·郭能《余氏重修蓝田书院》，古田《余氏总谱志》卷上，1993年铅印本。

[8]《八闽通志》卷四，《地理志·山川》描绘林慎思德成草堂用语。

[9]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古灵四先生学案》，中国书店《海王村古籍丛刊》本。

[10]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四四，《学校志》。

[11]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四四，《学校志》。

[12]《宋元学案·古灵四先生学案》。

[13]《杭州劝学文》，《古灵集》卷一九，四库全书本。

[14]清·饶鼎安等修《福清县志》卷五，《学校志·书院》。

[15]《朱子研究》2002年第1期。

[16]朱熹《福州州学经史阁记》，《朱文公文集》卷八○，四部丛刊本。

[17]参拙文《朱子学与闽北书院考述》，《朱子研究》2002年第1期。

[18]朱熹《石鼓书院记》，《朱文公文集》卷七九。

[19]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李梦阳《白鹿洞书院志》卷六，中华书局1995年版《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本。

[20]乾隆《古田县志》卷四，《学校志》，古田方志办1987年点校本。

[21]林其将《魁龙书院》，《朱子研究》1995年3、4期。

[22]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四四，《学校志》。

[23]《勉斋年谱》，《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附卷，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24]《陈师复仰止堂记》，《勉斋集》卷一八。

[25]元·贡师泰《勉斋书院记》，载弘治《八闽通志》卷八二。

[26]此书院不见于史志记载，仅见于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史辞典》97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7]统计数字以民国《福建通志学校志》为主，参考福州各属县地方志。

[28]参见拙文《朱子学与闽北书院考述》。

[29]民国《福建通志名宦传》卷二六。

[30]民国《福建通志名宦传》卷二六。

[31]民国《福建通志·学校志》卷一。

[32]《清朝文献通考》卷七○，《学校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33]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第78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4]清·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研经室集》一集卷二，中华书局1993年版。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