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作者简介:田飞龙,男,西元一九八三年生,江苏涟水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著有《中国宪制转型的政治宪法原理》《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合著)《香港政改观察》《抗命歧途:香港修例与两制激变》,译有《联邦制导论》《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合译)《分裂的法院》《宪法为何重要》《卢梭立宪学文选》(编译)等法政作品。 |
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需要法治的支撑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国新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七月十五日甲申
耶稣2019年8月15日
CGTN记者提问(焦非摄)
CGTN记者:
我有个问题请问各位专家学者,我们都知道,目前有言论指,香港对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有着独一无二的意义,那么目前示威者似乎有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来逼中央就范的想法,请问各位专家学者对此怎么看?谢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张馨摄)
田飞龙:
我们知道,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当中有个说法,叫做“纽伦港”,就是纽约、伦敦、香港,大家打开24小时的全球时区,这三个地方正好是三分天下,它们是全球金融市场秩序的时空和秩序连续性的关键节点。
伦敦和纽约2011年左右相继发生过大规模骚乱,这两场骚乱里,我们也可以研究和观察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及警察是怎么样应对金融中心发生的骚乱和暴力活动的,香港警察也应该从中有所学习,并且用类似的标准去处理和稳定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些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第二点,我想指出的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获得,是与我们回归时所设定的“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紧密相关的,如果没有这个制度安排,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仅难以得到维持,更难以得到巩固和加强。
如果我们不是很健忘的话,可以回顾一下,1997年香港回归到现在是22年,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实受到了不同力量或者不同形式的干扰和冲击,有些是基于经济目的,比如说国际游资大资本做空,有些是基于政治目的,利用金融中心进行政治要挟。
可以举四个例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2014年非法“占中”运动、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很显然,1997和2008是偏向于全球游动资本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冲击,它是为了金融套利。2014年非法“占中”和2019年的“反修例”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历次香港金融体系遭遇到的重大冲击,我们看中国中央政府是怎么做的。1997年我们的经济非常困难,外汇储备也不多,但是在香港这个金融市场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倾其所有、不遗余力地支持香港救市,这在回归之初,使得中国政府、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与香港的金融监管机构、香港社会之间结成了紧密的金融安全的命运共同体。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同样波及香港,如果没有内地经济的坚挺和稳定,我相信香港各个阶层和香港社会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因为背靠内地的市场和国家的支持,香港安然度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2014、2019年的政治目的就非常明显了,以“一国两制”所保障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来反向要挟或者威胁“一国两制”,这是个很滑稽的逻辑。他们追求的实际上是跟自己利益相违反的、不正常的、不理性的逻辑。
无论是香港的反对派、街头的黑衣人和外部的干预势力,他们都没有很好地衡量到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不仅仅是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金融基础设施。
这个金融中心地位是每一个对贸易自由、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和平发展负责任的人,都应该有意识地去共同维护的。因为这个基础设施不仅对中国是重要的,对全世界也是重要的,这个金融中心如果受到冲击的话,我相信受损害的不仅仅是香港、中国,也包括欧美,尤其对美国的股市、美国的金融安全会造成很大的损害。
目前有数据和迹象表明,香港金融中心受到持续暴力活动的冲击,已经在反向波及美国股市和美国的金融安全,这方面,我相信美国的决策层也会做出客观的评价和应对。所以,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任何一方是可以置身事外的,必须是共同面对。
在香港的话,大家可以凝聚一个共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需要香港法治的支撑。因此,我觉得香港社会各界应该很快会从这场运动当中清醒过来,凝聚成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法治共识,用法治牢牢支撑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是我的回应。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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