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信仰与文化传承——对文庙从祀的思考

作者：房伟（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孔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七月十五日甲申

          耶稣2019年8月15日

孔庙大成殿的东、西两侧，有两排房屋，绿瓦长廊，红柱隔扇，习惯上称为“两庑”。走进两庑，一个个木制的牌位整齐地摆在神龛之中，神龛前的方桌上摆放着祭祀用的礼器。与孔庙中的其他殿堂相比，这里简陋了很多，空间上也显得极为拥挤。这里虽然比不上大成殿的富丽堂皇，但更让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魂牵梦绕。在儒生看来，人死后只有被供奉在这里，才意味着真正进入了史册。明朝大儒王守仁从祀文庙之事，朝廷中激辩了数十年。反对者认为，朝廷已册封阳明先生为“新建伯”，不需要再将他纳入孔庙从祀；但赞成者却认为，伯爵之名只是一个朝代的荣耀，而从祀文庙却是“万代之典”。直到清朝灭亡前，一位自号“梦醒子”的文人甚至还说道：“人至末世而莫能分食一块冷肉于孔庙，则为虚生。”从祀文庙的象征意义实在是深入人心。

上述文化心理的产生，来源于文庙从祀制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效果。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平天下之术，可明纲常，正彝伦，“有孔子之道则纲常正而伦理明，万物各得其所矣。”（《御制重修孔子庙碑》）通过推行孔子儒家学说来达到社会的安定有序，成为历代政权的共同选择。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褒崇孔子，广设文庙，通过文庙祭祀来表示重视和推崇孔子及孔子之道成为最物化和最直接的方式。然而，如果文庙祭祀仅仅为孔子本人而设，其影响终究不过是家族祭祀而已。此时，文庙从祀制度的重要性便可显现出来。通过引入从祀制度，以孔门弟子和历代贤儒奉祀孔子，为社会各阶层树立了现实可及的榜样，促使士人耳濡目染成圣希贤的荣耀，教化之功显而易见。

不可否认，文庙从祀制度的设立，暗含着朝廷借此来引导儒生的言论，间接地制约儒家思想的发展方向的意图。但在文庙从祀制度的变迁史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儒学本身学术和信仰的变化。唐贞观年间，颜回、子夏以外的众多孔门弟子被挡在文庙大门之外，而左丘明、公羊高、何休、马融等二十人却得以从祀文庙。细察其由，不难发现这些入祀者大都“偏善一经”，对儒家经典的保存与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子夏就传《诗》有功。这些“传经之儒”享受到从祀孔子的荣耀，反映出时人对汉代经学的尊崇。元丰七年（1084年），孟子、荀况、扬雄、韩愈从祀文庙，出现了“传道之儒”。元丰从祀所反映的时代学风，我们可以在曾巩与友人的书信中找到答案，曾巩曰：“仲尼既没，析辨诡词，骊驾塞路，观圣人之道者，宜莫如于孟、荀、扬、韩四君子之书也。”也就是说，孟、荀、扬、韩四人接续了儒家道统，有传道之功。此后，孟子和子思先后升为配享，四配最终形成，这无疑是理学占据主导地位的直接体现。清代从祀制度中还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范畴——“行道之儒”。清代已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末期，各种矛盾交织，特别是清代下半叶，内忧外患，国势危急。人们越发看重儒者的治世之业，企望治世名臣来力挽狂澜。这一心态在孔庙从祀制度中得到表现，李纲、方孝孺、顾炎武等忠臣义士获登孔庭即是明证。文庙从祀制度与儒学自身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关系，不啻为一部鲜活的官修儒学史。

从本质上讲，文庙从祀制度的变迁展现了儒家道统的衍续。明儒王世贞说：“文庙之有从祀者，谓能佐其师，衍斯世之道统也。”先儒之言可谓精到！接续道统的责任感，融入在对从祀文庙的追求中，形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特有的精神信仰模式。这种信仰不是为了追求彼岸世界的幸福，而是以一种“斯文在兹”的自觉担当意识，投入到对文化传承之中。从祀孔庙的精神追求，展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不朽观念，即强调个体生命对现实社会及历史的作用和影响。以木石砖瓦形式存在的祠庙屹立在人间，历经数百年的沧桑而完好无损，这昭示了生命之外的另一种存在，它比肉身更长久，比人的存在更具超常的力量。

通过两千年的历史积淀，文庙从祀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一方面，给古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人生现实与终极的目标，树立了精神的家园，起到了准宗教的作用，不容忽视。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士人和文人的信仰，文庙祭祀并没有演变为真正制度化的宗教。儒教一说，其中更多的是教化的意蕴。这体现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不似西方文明那样具有深沉的宗教意识，但却极富于理性精神。因此，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可以成为我们探究中国文化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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