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来信

韩星教授：我是羊城晚报社记者杨辉。最近有网贴表示您反对曲阜孔庙3公里外修建耶教教堂，不知情况是否属实？如果属实，您是研究先秦至汉朝思想，探讨过儒家思想源流。《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一书也明确了秦汉时期，法家的底子，儒道不过为我所用的政治家心态。儒家思想并非中国文化的源头和底色。其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地位，无须拔高。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汉武帝掌权以及帝国的扩张，才使得乡野的儒家部分步入政治家朝堂。实际上还是被掌权者利用。请您谈谈您为什么反对在曲阜孔庙门口建立耶教会所？也请谈谈组织这样一次反对建耶教堂的过程？盼复羊城晚报社杨辉

韩星回电

杨记者：您好！谢谢您的书面采访。首先，就您给我的邮件中的一些观点略作订正。您说我的“《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一书也明确了秦汉时期，法家的底子，儒道不过为我所用的政治家心态。儒家思想并非中国文化的源头和底色。其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地位，无须拔高。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汉武帝掌权以及帝国的扩张，才使得乡野的儒家部分步入政治家朝堂。实际上还是被掌权者利用”。这里基本上是我在本书中表达的，但也显然加上了您自己的理解，所以理解多少有些偏颇。我在书中特别提到秦汉政治文化整合使儒家、法家思想的精神都有所遗失，这是因为先秦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秦汉以后大一统政治体制的确立使这种自由有了限制，学术思想不能不发生变化。汉代儒家与先秦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就是针对现实，注重实践，有意识地进行思想的整合。在汉代儒者的努力下儒学从在野走上了政治舞台，这是其贡献；但同时遗失了儒家的许多真精神，这就是后来为什么造成人们把儒家误解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帮凶等的根源。汉代儒家的问题是儒家思想落实到政治实践中必然产生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儒家具有超越政治，超越时代的普世价值和理想追求。按照儒家自己的看法，儒家的理想秦汉以后由于诸多原因没有能够实现，或者说在实践的过程中不能不与政治妥协，所以在现时代乃至今后仍然有更新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永恒价值。

问：请您谈谈您为什么反对在曲阜孔庙门口建立耶教会所？

答：我为什么反对在曲阜孔庙门口建立耶教教堂？首先，我声明，从观念上，我是认同儒家“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赞同儒教与世界上一切宗教，儒家文化与不同文明进行友好对话，通过对话寻求共识，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从学术上说，我也赞同儒家与世界上不同的思想文化进行交流与融通，我自己也在身体力行地这样做着。比如，我于2009年6月参加在甘肃兰州兰州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研讨会，发表论文《儒家“三祭”的人文精神及与基督教的会通》，提出儒家与基督教的人文精神应该是二者会通的基本途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在明末清初奠基的汉学与神学共治的传统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今天应该以儒为主，在历史上已经成功地整合了道教、佛教，形成的以儒为主，道佛辅翼的文化结构的基础上，继续整合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重构新的国民信仰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我现在正在指导我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得到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道风奖学金的资助毕业论文题目就是《明末儒家基督徒会通儒耶的人文精神——以徐光启为个案》，将在对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明末儒家基督徒对儒耶文明（着重人文精神）会通作具体分析的过程中，揭示各自思想核心中的优长及其间的差异，从而探寻东西文化彼此尊重、吸取、互释与融通的原因和机制，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寻求合理的路径。

但是，在现实当中我越来越感受到基督教强大的攻势，甚至咄咄逼人，不能不使我警觉，并产生一种忧患意识。比如，我在我们学校的校园里散步时碰到过有大学生向传教（基督教），很清纯的一个女孩子，却呈现的痴迷的神态；我在公交车上碰到有老太太拿着《圣经》给散发，说某月某日在什么地方有教徒聚会，有什么什么好处；我在八百里秦川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积淀最深厚的汉唐故地，我看到了高速公路两边一座又一座高大的洋教堂衬托着低矮的房屋、灰色的村庄；在我老家村子里，除了几个上大学的，其他的年轻人基本上都信了洋教，因为他们从小就被家长带到教堂去做祈祷，还有很多人从小就在教堂受洗，……

为什么农村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政治体制的滞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精神信仰无法有效地说明现实；新的经济力量的生成，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精神受到了冷落；新的社会矛盾的出现，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风气的变化，思想及价值观念的裂变：这一切使人们的灵魂落入迷茫并在痛苦中挣扎和呼唤，引发了广泛的信仰危机和精神困惑。不说别的，就是被作为精神纯洁之地的大学，曾几何时也成为思想迷茫，学术浮躁，精神危机的地方。当今中国人精神信仰问题已经到了非常危机的状况，目前中国的精神病人有一亿多。一些专家警告说,精神危机或许要比经济危机更加可怕。而目前的中国农村恰恰是精神危机的重灾区。今天的农村人们精神空虚，无所寄托，打牌赌博，滋生各种犯罪；伦理道德滑坡，特别是不讲孝道，年轻人虐待老人的事屡见不鲜；家庭关系、邻里关系、村民与村官等各种关系紧张，社会矛盾不断恶化，甚至引发许多不稳定的事件；农村教育滑坡，有的青少年因贫困失学，有的初中毕业以后考不上高中就回到农村，无所事事，甚或受到社会上各种污染（如影视、网络等），成为重要的不稳定根源之一。佛教在线北京讯 在2009年1月16日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心理危机干预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国的老年人自杀问题十分严重，部分地区甚至有渐成常态之势。据华中科技大学的有关研究表明，位于江汉平原的湖北省京山县，原本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如今却是部分乡村老年人的自杀率高达千分之一以上。有的村庄因自杀而死的老年人高达十分之三四。

而洋教堂正是钻了中国人信仰真空的空子，以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展开了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占领”。 据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的统计，天主教在祖国大陆平均每三天建两间教堂，基督教在祖国大陆有一万五千间教堂、三万五千个传教点，洋教教徒已有一亿多人。中大陆现在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天主堂、基督堂，为什么非要在曲阜，建立起这样一个容纳3000人的耶教堂？为什么在中国的圣地建设耶教堂才能够体现我们文化的包容?近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信基督教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中国人自古生命信仰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主，道佛为辅的模式来解决，而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式微，基督教乘虚而入填补了中国人很大的信仰空间，中国人自己传统的信仰空间正在受到排挤而日愈缩小，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整个中国人的严重关切与思考。可以想见，如果几亿中国人的都信了天主、耶稣基督，不再讲传统礼仪，不讲人伦道德，不讲孝悌之道，我们还是中国人吗？中国还会是中国吗？

特别应该引起关注的是许多洋教是非法的地下传播，所谓的“旷野传教”——没有教堂、没有正规的组织，是人对人的、小组织、不断分蘖的、网络式的传播。有的甚至成为地下邪教，如当今在中国农村传播非常厉害的“东方闪电”是20世纪90年代初从邪教组织“呼喊派”分化演变而来。教主赵维山自封“能力主”，歪解《圣经》中“闪电从东方发出，人子降临也要这样”等语句，编造“全能神是唯一真神，以东方女性的形象再次道成肉身显现”等邪说，打着基督教的名义，认为河南的一个女神是“道成肉身”的最后一位“基督”，要在中国“做王掌权”。其教义宣扬现在是全能神的时代，一切要听从其旨意，才能避免灾难。以农村为主要活动地域，以农民和信教群众为主要对象，秘密传播， 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河南由南向北传播，先后传到延安、榆林、内蒙古、山西一带，继续向新疆、宁夏、甘肃等地大肆渗透。在传播过程中帮派之间为了争夺教徒和信众采取了许多非法手段，诸如造谣污蔑、诱奸妇女、离散家庭、秘密绑架、甚至杀害，等等。

十七大报告就关系到中华民族整体复兴在文化方面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提法，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加强文化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的文化需求。构建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只有通过弘扬中华文化才能完成的，不可能通过外来宗教来完成。而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以孔子为象征，以儒家为主体，居中制衡，佛道辅翼，安身立命，治国理民的独特结构。在我看来，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理应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象征。儒学在我国历史上曾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曾经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轴心。因此，我的观点是：以孔子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以儒学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轴心，以儒学传统作为基础性的资源，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重建中华精神文明，重整道德标准，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增强民族的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曲阜是儒家文明的圣地，“三孔”是中国文化命脉的象征和与道统传承之所在，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心理情感与精神寄托之所系，并为东亚各国政要与民众文化朝圣之所宗。现在在“三孔”之地建造耶教大教堂，无疑唐突中华文化圣地，伤害儒家文化信众情感，有违海内外炎黄子孙心愿，不合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初衷。

问：也请谈谈组织这样一次反对建耶教堂的过程？

答：几位学者看到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９日《对话世界文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观讨论》(记者刘宝森　马扬　王悦欣　贺占军)以后先后通过电子邮电联系，达成基本共识，最后由某学者起草，经过电邮的反复征询意见，各在自愿的发表了自己意见的基础上同意目前这个“意见书”。当然在具体内容的细节和措辞上可能有些学者还有保留，但是在强烈反对在曲阜建基督教堂是高度一致的，态度坚决的，没有异议的。

韩星
2010年12月24日

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12312&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