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曲阜建教堂之争,首要检讨规划合理性(陈明 陈壁生 李公明)

栏目:曲阜建耶教堂暨十学者《意见书》
发布时间:2011-01-01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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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孔子故里、儒家文化发源地山东曲阜将建设一座名为圣三一的基督教堂,据称这座哥特式的教堂将高达40余米,可容纳3000多人,距离空孔庙只有3公里。这个消息引发了不少儒家学者、社团、网站忧虑,2010年12月22日,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安梧、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明等十位学者联署发起公开信,呼吁政府尊重中华文化圣地,立即停建该教堂。

   ■主持人 新快报记者 苏少鑫

  特邀嘉宾

  李公明

  著名文化批评家

  目前对曲阜建大教堂方案的反对呼声几乎都是从宗教与文化问题角度发出,我认为首先应该重视和反对的是它在历史文化名城建设规划上的明显不合理性,首先应该追究的是当地规划与审批部门的失职问题。

  陈明

  首都师大教授,著名儒学学者

  作为“意见书”联署人,我反对或不赞成的主要是以这么一种方式(没有履行某种程序如听证会)、这么一种理由(“文明对话”)在离三孔这么近的地方建这么大、这么一种风格的教堂。换言之,我反对的不是基督教,也不是建教堂,而是这个事件中方方面面的“有欠礼貌”和“多少颟顸”。

  陈壁生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在对待宗教问题上,如果政府的眼光更长远一些,应该更多地为民间祠堂等宗族组织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为民间各种民俗、信仰活动提供宽松的环境,同时,通过改革,让社区、农村各种文化、社会组织活跃起来,让每个人都有尊严地生活。 

首要追究的是规划审批部门失职问题

  新快报:有论者认为,曲阜建教堂只要合乎法律,反对者的意见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

  陈壁生: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不违背法律的事情,可以争取通过讨论、对话解决。但是,法律只提供一个言行的框架和平台,而不能成为准则。不违背法律,也有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

  在这次曲阜建教堂事件中,教堂修建的各种法律程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真正的问题是这一举动对一部分中国人的情感造成的伤害。

  在凤凰网所举行的民意调查中,反对曲阜建教堂的人数占据了压倒性的比例。我想这是很能体现大多数老百姓的态度的。

  中国这么大,信仰也越来越多元化,但是,我认为,应该坚决主张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互相尊重。此次争议涉及的不是宗教宽容、信仰自由的问题,而是一种宗教对另一种同类文明是否尊重的问题。

  陈明:是的,合符法律的事件只说明它是合法的,但并不能说就不能反对,或者说反对的理由就一定不成立,例如,商业上就有“恶意收购”概念,从手段上看,它并不违法,有问题的是“恶意”。至于是否有力,那要综合具体情况以及其他因素来看。

  互相尊重对方的文化情感和心理感受,或者应该是全球化背景下多元社会和谐共生所要求的基本原则。虽然它具有一定模糊性,但是“其言难知,其实易行”,只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就不难作出判断。就在山东,很多的宗教磨擦都是由这一原则没有得到充分尊重而产生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这反而意味着对有关部门更高的责任心与管理能力的要求,而绝不意味着就可以听之任之不作为。

  李公明:我倒认为,恐怕还不能简单地说在法律上没问题,因为这件事首先是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建设规划上暴露出重大的问题——以曲阜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象征性城市和大教堂目前这样的位置、体量等因素来看,我认为绝不应该通过这一建设规划。

  如果说早已通过了建设规划,因此可以说目前的方案在法律上是没问题的,那么这一规划的合法性必定要重新接受质疑。比如说是否经过全国的历史文物保护专家的论证,是否与当地社会的各界人士进行过充分协商,这些都是这样重大的文化建筑项目必须经过的程序。

  目前对这个方案的反对呼声几乎都是从宗教与文化问题角度发出,我认为首先应该重视和反对的是它在历史文化名城建设规划上的明显不合理性,首先应该追究的是当地规划与审批部门的失职问题。

规划合法性与思想文化竞争不应混淆

  新快报:有意见认为,建那样一个教堂,事实上正是为了满足一部分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的信仰自由需要,而也有反驳认为,反对建那样的教堂,并不是剥夺那部分基督教信仰的中国人的信仰自由,而是让他们在尊重儒家圣地的前提下,重新选择地方和方式建教堂。那么,这样的争议是否可以看成是信仰自由与文明间互相尊重之间的内在紧张的凸显?该如何去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陈壁生:这种争论跟信仰自由没什么关系,涉及的只是不同的文明之间是否能互相尊重。就像一个儒教徒也不会想到耶路撒冷去建一座超级大型的孔庙——如果他真的这么做,那背后肯定是有一个无比强大的军团。

  孔庙不是麦当劳,教堂也不是肯德基,可以互相尊重没必要搞小动作。文明融和、文化和合的前提是尊重,而不是争夺。特别可笑的是,有人也强调孔庙前要“平等”的建教堂,否则就是不尊重基督教,这等于喧宾夺主之后,还要求主“尊重”宾继续“喧”下去。

  陈明:只要在前面一点上有共识,这一点上也就不会有什么冲突。那个地方原就有一个福音堂,恢复自有其道理。作为“意见书”联署人,我反对或不赞成的主要是以这么一种方式(没有履行某种程序如听证会)、这么一种理由(“文明对话”)在离三孔这么近的地方建这么大、这么一种风格的教堂。换言之,我反对的不是基督教,也不是建教堂,而是这个事件中方方面面的“有欠礼貌”和“多少颟顸”。

  李公明:在这个案例中首先涉及的是对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环境保护问题,曲阜城的历史文化价值首先是属于中国文化、全体中国人的,大教堂的修建首先是对保护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不尊重,这是我坚决反对这个教堂方案的基本理由。

  在这个案例中假如只是以“尊重儒家圣地”作为反对的理由,会有从根本上使这件事情变为文化与宗教的地位之争的嫌疑。以信仰自由和各种文化思想体系间的尊重的角度来分析修建教堂背后的紧张关系,固然是有必要的和合理的,但是我认为这与反对修建方案的根本理由并不在同一层面上。在这个案例中,最重要是区分建筑规划的合法性与思想文化竞争之内在紧张关系这两个层面,不应随意混淆。

没有文化焦虑中国难成真正世界强国

  新快报:有论者认为,此次反对显示了儒家文化的不自信,如果儒家文化经不起如此竞争,理当被淘汰。而事实上,我们也从儒学学者的联署公开信中看到了他们深切的文化忧虑。对这个问题,该怎么看?

  陈明:任何有文化使命感的人,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文化命运和影响力都多少会怀有一种责任感,孔子自然是以斯文自任,亨廷顿又何尝不是?他提出“文明冲突论”,实际是担心他所谓“美国性”的丧失。

  我未必赞成他的观点,但理解他的情怀,崇敬他的人格。你这里说的所谓“论者”我不知道是谁,我可以肯定既不会是真正的儒者,也不会是真正的基督徒。有一篇文章说“没有某种程度的文化焦虑,没有文化建设上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不可能开启重建和复兴中华文化的进程,也不可能把中国建设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我很赞成。

  至于指责儒家文化的自信心或竞争力,首先我要承认,近百年来儒家文化内部没有提出很好的论述根据变化了的时代作出调整回应,需要自我反省。但是,也必须指出,它所要竞争的对象,无论是基督教或别的什么,都是拥有各种有利位势的,或具有“合法法律身份”、拥有各种力量支撑,或占有各种资源成为意识形态。这次“意见书”的一个重点——它比反对建这个教堂更重要十倍百倍,呼吁承认儒教的合法宗教身份,正是要争取与佛道耶回平等的法律身份或地位,成为“宗教超市”中的一员,供人选择。有没有竞争力,到那时候再作结论不迟。

  陈壁生:我不知道“论者”是出于什么理由说出这样的话,但据我所知,儒家经典里面宣扬的理想,一向是协和万邦,而不是开门揖盗。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对外来宗教的态度,一向宽容、平和、理性、冷静。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扩张性,是毋庸多言的,例如清朝时期的禁止中国人祭祖。但只要是老百姓自愿认同,都属信仰自由之列。

  我觉得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基督教这种特性要保持充分的警惕,因为这么做,一不小心就会逼出一个儒教来。李公明:在滔滔天下物欲横流、权贵相庆的情势中,所有真正怀抱文化价值理想的人士无不具有深深的文化忧虑。慨然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守护人与开新者自任的儒学学者表现出更为深切的文化忧虑,这是很自然、也很正常的。

  问题是,这种忧虑应该是指向文化价值理想与制度建设及伦理重建的现实之间的冲突,而不应该指向多种文化价值体系之间的自由竞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于在关于此事的议论中某些儒学学者似乎表现出偏重于儒耶之争的情绪略感不安。值得忧虑的是,在这次签名反对的声音中有个别是非理性的、盲目仇外的,应该引起儒学思想界的关注和警惕。

应给民间信仰活动提供自由发展空间

  新快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保留一个儒学文化圈,在这个范围内以展示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令人遗憾的是,在儒家文化推广方面,我们目前还看不到有合理的规章和具体法律依据。

  陈明:我目前在台湾,这边的儒教文化就是以主流文化的形式存在着,是社会和谐和生命意义基础和资源。你说的“保留地”是不是印第安文化保护圈之类的东西?你说的法律是不是美国人搞的这一套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两个字:荒唐!

  陈壁生:儒学不需要什么保护区之类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祖先的生活不是“太阳城”,也不是“乌托邦”。

  在当代中国,在对待宗教问题上,如果政府的眼光更长远一些,应该更多地为民间祠堂等宗族组织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为民间各种民俗、信仰活动提供宽松的环境,同时,通过改革,让社区、农村各种文化、社会组织活跃起来,让每个人都有尊严地生活。

  李公明:儒学思想文化圈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和思想文化传播层面的存在与发展,对于继承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开拓当代人的思想文化境界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

但是,是否一定要在“外王”的层面上展开、是否一定要在制度安排中扮演“国教”的角色,是要慎思与慎行的。我认为,在当代中华文化的发展景观中,任何独于一尊文化体系的诉求都是偏颇的、也是有失儒学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的。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39346&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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