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筵讲义研究综述

作者：王琦（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历史文献研究》总第40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十一日己酉

          耶稣2019年9月9日

内容摘要：经筵讲义作为宋代兴起的一种新经学体例与教学体例，是儒家士大夫诠释儒家经旨并对帝王进行教育的讲稿，是宋代经筵制度定型与学术转型的产物。学界虽然从文献整理、概念与特点界定、文本诠释等角度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整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对经筵讲义的通贯性的文献整理、对经筵讲义发展脉络的梳理，及其与理学、帝王学内在关系等研究，存在着极大的拓展空间。

关键词：经筵讲义、经筵、理学、帝王学、综述

随着宋代文治政策的实施与经筵制度的定型，一种通过“经筵”讲学活动，专门为教导皇帝而创作的讲稿——“经筵讲义”应运而生，成为了士大夫诠释经旨义理，用儒家价值观念影响帝王的道德修养与政治，实现王道理想的重要载体。是宋代学术转型与经筵讲学的产物。

自从宋神宗元丰年间，陆佃“在经筵始进讲义”开始，[①]经筵讲义便作为一种新经学体例与教学体例流传开来。在此之前，经筵官往往是“执卷而口说，未尝有讲义也”。[②]经筵进呈讲义的目的，主要是备帝王经筵听讲前预习或课后温习。[③]宋代名臣硕儒程颐、范祖禹、吕公著、杨时、张栻、朱熹、真德秀、陈傅良、程俱、王十朋、袁甫、徐元杰等均曾创作过经筵讲义，不仅涉及传统的“五经”，而且“四书”经筵讲义也在逐渐呈现。如邢昺为宋真宗讲《中庸》“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大义，[④]范祖禹、吕公著、杨时的《论语》经筵讲义，程俱、陈傅良的《孟子》经筵讲义，朱熹、真德秀的《大学》经筵讲义等。这些经筵讲义的出现，与理学的兴盛、帝王学的兴起基本上是同步的。然而一直以来，学术界对经筵讲义的研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将其与当时的学术思潮联系起来研究，留有较大的拓展空间。现将学界关于经筵讲义的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经筵讲义概念的界定与特点的阐述

关于什么是经筵讲义，台湾的林庆彰教授将其界定为：“学者向皇帝讲内圣外王的讲义或记录”，它既是教育皇帝的教材，也是古代学者发挥经义的记录。[⑤]朱汉民教授则从经学演变、解经体例变迁、经典讲义的形态等角度，将经筵讲义作为“讲义”新经学体例的一种类型，指出给皇帝讲解经义的讲义就是经筵讲义，主要是儒臣用儒家经义对帝王进行道德教育。[⑥]清楚地指明了经筵讲义的特定教育对象，及其以君德养成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为进一步研究经筵讲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中朱汉民教授将经筵讲义的产生与宋代的经学转型联系了起来，认为它的产生与宋代重视经学原典与义理诠经的学术风尚、旨趣密切相关，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视野，可惜其没有进一步追溯经筵讲义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与理学兴起的关系。

关于经筵讲义的特点，林庆彰教授根据其收集的文献资料，从整体上对经筵讲义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具有发挥义理，不主训诂；亲贤臣，远佞人；批评时政、伺机进言的特点。[⑦]台湾学者陈恒嵩对宋儒徐鹿卿的《尚书》经筵讲义进行了研究，从帝王教育与书生教育不同的角度出发，指出了经筵讲义不徒章句训诂，具有发挥经典要义，感格君心，议论朝政，劝诫君王，补益阙失的特点，揭示了《尚书》学对帝王教育的深刻意义。[⑧]其另一篇论文《魏校及其<尚书>经筵讲义析论》，通过讲义内容的分析，认为帝王教育与经生学士教育因目的不同而导致教育方法的不一样。帝王学习的目的在于掌握经典的义理要旨，见诸行事，辨别群臣，慎防欺蒙，敬明乃罚，厚养治臣，并通过明太祖、宪宗、孝宗朝的例子，指出经筵讲义具有联系时政，指陈所见，要论切于治道的特点与作用。[⑨]蒋秋华则从刘克庄《商书讲义》的说解方式、引用的经学依据、与宋代时政关系等角度进行分析，指出经筵讲义是为帝王讲解经籍而作，具有借题发挥、影响时政的实际功能。[⑩]顾宏义教授在其《宋代<四书>文献论考》一书中，认为经筵讲义虽然主要见载于南宋，但在北宋元丰时便出现了讲读官将经筵讲说的讲义进呈天子的事迹，从而与之前制度不同，其文字具有从天子的立场讲说，发挥经义，评议时政的特点。[11]以上学者或对经筵讲义的特点进行整体关照，或通过单篇讲义的分析，从帝王之学与书生之学不同出的角度发，剖析了经筵讲义的特点与功能，为进一步研究经筵讲义，把握其特定的教育对象、范围与特点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经筵讲义的文献整理及其与理学、帝王学等关系研究

最早对经筵讲义的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并将之纳入“帝王学”研究视野的是台湾的林庆彰教授。他主编了《中国历代经书帝王学丛书（宋代编）》，首次明确地将经筵讲义视为“经书帝王学”，对宋代经筵进讲的《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孟子》《大学》等文献进行了全面搜集与辑录，为研究宋代帝王学、理学与经筵讲义提供了较丰富的文献资料与研究线索。[12]林庆彰教授该套“经书帝王学丛书”，还收录了台湾王德毅教授的论文《宋代的帝王学》，重点概述了宋代经筵进读的典籍、侍读与侍讲经筵进讲的事迹，指出帝王当以务学为急，尊师重道，从经书中探求经国治民之大道，从史书中明察前代兴亡治乱之故，并认为宋代文治成效与经筵官的讲学活动关系密切。林庆彰教授还指导了钟信昌博士撰写了《宋代<论语>经筵讲义研究》，这是对宋代《论语》经筵讲义授受情况进行整体研究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作者通过对吕公著等九位经筵官进讲内容的梳理，探讨了经筵讲义对帝王教育的功用，指出经筵讲学活动中，经筵官与皇帝互动的关系是宋代儒士参政的最佳定位，[13]看到了经筵讲义与学术、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

中国大陆较早重视经筵讲义，并对其文献进行整理的是顾宏义教授。他在梳理宋代《四书》文献时，发现这时的讲义类著作异军突起，达到了118种，并专列“经筵《四书》讲义”一节，对史籍中所能收集到的宋代经筵讲义的篇目进行了收录，予以了相应的文献考证，认为经筵讲义的大量出现，与理学发展密切相关，[14]为研究宋代《四书》学、理学及其讲义，提供了文献参考与致思方向。马元元在其硕士论文《南宋经筵制度及其历史作用》中，通过史料的梳理，认为经筵讲义起源于北宋，在神宗元丰年间形成了开讲次日进献讲义的惯例，南宋时曾于次日进献讲义，后改为当日进献。[15]吴晓荣通过对两宋经筵与学术的探讨，认为在经筵讲学中经典的选择、解经的方式、经筵官的选任，都与当时的学术发展息息相关。[16]姜鹏通过对北宋经筵与宋学兴起的考察，指出经筵制度的定型，为儒家士大夫通过经典诠释切入政治，提供了制度平台与保障。经筵讲读风格的变化，促进了宋代经学转型与史学义理化，既成就了帝王之学的教学要求，又对道学的诞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7]朱汉民、肖永明教授指出经筵进讲是理学学者向最高统治者传播其思想学说的重要途径，程颐、杨时、胡安国、范冲、尹焞、张栻、朱熹等侍讲经筵，以《四书》为其经筵讲学的重要内容，促进了《四书》学的传播与理学的发展。[18]陈居渊的《清代经筵讲论与学术多变》，从经筵讲论与学术的关系着眼，指出经筵讲论本身具有传统儒学与经学的双重特性，它既是清代礼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清代学术多变的主要动因。[19]以上研究成果或对宋代经筵讲义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整理，或从经筵制度发展演变的角度，敏锐地察觉到经筵讲义与政治、学术之间的联系，为进一步深入探讨经筵讲义的兴起及其与理学、帝王学的内在关系提供了文献依据与研究视角。

三．经筵讲义的文本诠释与其它相关研究

专题对经筵讲义的文本内容与诠释方式进行研究的，主要有郝桂敏、娄璐琦、陈小亮、张实龙等学者。他们以宋代袁燮的《絜斋毛诗经筵讲义》为研究对象，侧重于文本阐释特点、形成原因、思想内容、受众意识等角度的探讨。如张实龙认为袁燮解经时注重受众意识，采用了三段式的结构给帝王讲解《诗经》，简洁明了，启发人主。[20]陈小亮指出袁燮运用心学方法解经,注重践履功夫和经世致用，着力启沃君心。[21]娄璐琦认为袁燮以心学阐发圣贤之义、君王之德、治国之道，体现出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和勇于承担的士大夫精神。[22]郝桂敏指出袁燮的讲义之所以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特点，原因就在于他从政治伦理方向，将陆氏心学运用于社会。[23]陈良中对史浩本经筵讲义而写成的《尚书讲义》思想进行了研究，他确信孔子修订《书序》的说法，采取“春秋笔法”解经，并以《大学》与《中庸》与之相应和，建构政治思想与道统论，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与时代色彩。[24]廖峰撰写的《顾鼎臣<中庸>首章经筵解读》，运用训诂学与诠释学的理论，指出顾鼎臣的《中庸首章讲义》采取字词训诂、大意疏通与义理阐发相结合的方式，为明世宗讲读经典，进行劝诫，体现了经典的传统阐释与时代性诠释的视域融合。这些经筵讲义主要以《诗经》《尚书》和《中庸》的经筵讲义为主，涉及到的经典范围虽然不是很广泛，但却从不同的角度为后续研究经筵讲义提供了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此外，朱汉民教授与洪银香博士撰写的《宋儒的义理解经与书院讲义》，根据讲学场所的不同，将讲义分为经筵讲义、官学讲义与书院讲义，并着重分析了宋代书院讲义，认为书院讲义具有阐发义理、关切为己与内在体认的特点，体现了不同学派的学术旨趣与为学之方。[25]陈重的《简论陈襄<中庸讲义>的思想内涵》，将陈襄视为道学发轫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揭示其在宋初道学话语系统之建构初期所起的作用。[26]范丽琴对宋代龚原的《周易新讲义》进行了研究，在考证其成书、流传、版本的基础上，探讨了龚原释《易》的方法及思想特色。[27]郭超的《袁甫<蒙斋中庸讲义>研究》，指出袁甫对《中庸》的解读具有浓厚的陆九渊心学特点。杨玉芬与程仁桃撰写的《程端礼与<江东书院讲义>》，总结了朱熹教学和读书的方法，分析了其思想内容在传统文化教育中的意义。[28]唐明贵《从<松阳讲义>看陆陇其的<论语>学特点》通过对文本章句的释读,揭示了陆氏“尊朱黜王”、“崇实黜虚”的思想。[29]台湾的刘欣韦对清代吕留良的《四书讲义》进行了研究，力图以“治道合一”的危机为切入点，重新开发吕留良思想在清初的地位与作用。[30]这些书院讲义或官学讲义虽是针对普通读书人而作，但在研究方法与思想上均为经筵讲义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经筵讲义，或对其进行了文献梳理，或对其定义与特点、思想内容与阐述方式等进行探讨，或关注到了经筵讲义与学术思潮的某种联系，但是整体而言，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至今为止，对经筵讲义进行专题研究的博士论文仅有1篇，期刊论文9篇，专著0部，因而存在着较大的研究空间。

1.经筵讲义的文献收集与整理有待深入拓展。虽然台湾的林庆彰教授与大陆的顾宏义教授对经筵讲义的文献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但都限于宋代，没有对其进行通贯性的梳理。经筵讲义产生于北宋，全盛于南宋，[31]元、明、清时依然是帝王教育的重要体例，有着丰富的文献资料，需要进一步挖掘与整理，以便更好地窥见其全貌，研究其发展流变，探讨其对当今教育的意义和作用。

2.经筵讲义兴起与发展的脉络有待进一步厘清。虽然有一些学者从宋代经筵制度发展与定型的角度，认识到经筵讲读活动，为儒家士大夫利用经典诠释的优先权切入政治提供了平台与保障，[32]为经筵讲义的产生呈现了一个制度背景。但是任何一种体例或思潮的产生，是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经筵讲义的产生除了制度因素外，是否还有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学术等方面的原因？其兴起与发展的逻辑线索是什么？有待进一步探讨。

3.经筵讲义与理学、帝王学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梳理。虽然有学者意识到经筵讲义的兴起与理学思潮的兴盛、帝王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但是对于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未进行深入探讨，未能分析宋代儒家士大夫是如何通过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建构帝王学；也未能挖掘“四书”经筵讲义与理学新经典体系形成之间的内在逻辑，厘清理学官学化、社会化的途径。现今学界对经筵讲义文本尽管有一定的研究，但主要局限在《诗经》《尚书》《中庸》等范围，未能涵盖四书五经等典籍，更未能将其放入时代学术思潮与政治变化的背景下进行整体性的关照。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究，无疑会极大地丰富与拓展宋代儒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16BZX05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琦，女，湖南邵阳人，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儒家哲学、经筵讲义等研究,在《北京大学学报》《中国哲学史》《社会科学》《光明日报》等期刊与报纸发表论文30多篇，出版专著2部，国家社科基金《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项目主持人，参与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儒学通志》，负责宋元纪年卷撰写。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规划项目：“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16BZX0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宋]王应麟：《经说》，《困学纪闻》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97页。

[②][宋]王应麟：《经说》，《困学纪闻》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97页。

[③]顾宏义：《宋代<四书>文献论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7-118页。

[④]范祖禹《帝学》记载：“帝（真宗）晏饯侍讲学士邢昺于龙图阁，上挂《礼记·中庸篇》图，昺指‘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之语，因讲述大义，序修身尊贤之理，皆有伦贯。坐者从听，帝甚嘉纳之。”见：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2页。

[⑤]林庆彰：《导言》，《中国历代经书帝王学丛书（宋代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2年，第1-11页。

[⑥]朱汉民教授根据讲学的场所对象不同，将讲义分为三类：一是给皇帝讲经的讲义，通常称“经筵义”；

二是国子监、州县等各级官学的讲义；三是书院讲义。见朱汉民、洪银香：《宋儒的义理解经与书院讲

义》，《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4期。

[⑦]林庆彰：《导言》，《中国历代经书帝王学丛书（宋代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2年，第7-10页。

[⑧]陈恒嵩：《徐鹿卿及其<尚书>经筵讲义研究》，《嘉大中文学报》，2009年第2期。

[⑨]陈恒嵩：《魏校及其<尚书>经筵讲义析论》，《东吴中文学报》，2011年第5期。

[⑩]蒋秋华：《刘克庄<商书讲义>析论》，《台大中文学报》，2009年第2期。

[11]顾宏义：《宋代<四书>文献论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7-123页。

[12]顾宏义：《宋代<四书>文献论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17-126

[13]钟信昌：《宋代<论语>经筵讲义研究》，台北市立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14]顾宏义：《宋代<四书>文献论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7-126页。

[15]马元元：《南宋经筵制度及其历史作用》，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6]吴晓荣：《两宋经筵与学术》，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17]姜鹏：《北宋经筵与宋学兴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姜鹏：《经筵讲读与史学义理化》，《复旦学报》，2009年第3期；姜鹏：《经筵讲学对北宋经学的影响》，《史林》，2013年第5期。

[18]朱汉民、肖永明：《宋代<四书>学与理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9]陈居渊：《清代的经筵讲论与学术多变》，《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3期。

[20]张实龙：《论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的受众意识》，《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21]陈小亮：《袁燮<毛诗经筵讲义>心学思想浅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22]娄璐琦：《论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的阐释特点》，《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4期。

[23]郝桂敏：《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的特点及成因》，《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

[24]陈良中：《史浩<尚书讲义>思想研究》，《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3辑。

[25]朱汉民、洪银香：《宋儒义理解经与书院讲义》，《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4期。

[26]陈重：《简论陈襄的<中庸讲义>的思想内涵》，《浙江学刊》，2013年第2期。

[27]范丽琴：《龚原<周易新讲义>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28]杨玉芬、程仁桃：《程端礼与<江东书院讲义>》，《殷都学刊》，2003年第3期。

[29]郭超：《袁甫<蒙斋中庸讲义>研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30]刘欣韦：《治道合一的危机：吕留良<四书讲义>对清初儒学的冲击》，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13年。

[31]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94，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235页。

[32]姜鹏：《北宋经筵与宋学兴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2页。

责任编辑：近复